(2)联络中法学者，在中国创设学问机关、介绍中国学生来法留学、组织留法工人教育、在法国创设中文学校或讲习班，并组织法国人到中国去游学；
随着大批华工涌向法国，国内不少青年也纷纷要求赴法留学，留法勤工俭学会渐渐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迫切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办理诸如安排住宿、介绍学校、联系做工等事宜；同时，由于这些工作要经常与法方打交道，又很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协助，而十多万华工来法，法国政府也不能等闲视之，要积极帮助安置妥当才对法国社会有利，加上华工们的劳动为法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法方渴望能有这样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法。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中法双方经过协商，筹组了华法教育会。1916年3月29日在巴黎自由教育会所召开了发起会，推举了干事，通过了会章。6月22日，召开了华法教育会成立大会，大会根据对等原则推举欧乐(法)、蔡元培为会长；穆岱(法)、汪精卫为副会长；辈纳(法)、法露(法)、李石曾、李圣章为书记；宜士(法)、吴玉章为会计，确定会所设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具体开展三项工作：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李大钊这样宣称“今以俄人庄严灿烂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这批知识界精英把目光敏锐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情况下，北洋军阀政府视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并严加封锁，因此，直接到俄国去是不可能的，到靠近俄国的法国则成了革命青年向往的目标。吴玉章在1920年3月5日送别四川赴法勤工俭学生会上说：“俄国革命党人无不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可见赴法不仅仅是学习科学文化，也为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经验。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偕25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北京。这批青年在蔡元培等人帮助下被编入长辛店、保定、天津三处留法预备班学习。这25位青年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在校开始了上午做工、下午学习的勤工俭学生活。毛泽东还四处奔走，为即将赴法的会员解决旅费，并根据华法教育会的要求，亲自制定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计划，又提议派人先去法国联系和准备。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大力支持推动下，这批湖南青年于1919年下半年陆续赴法。到留法勤工俭学全盛期，湖南青年赴法人数达300多人，占留法人数的1/5，成为一支主力军，其中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罗学瓒、向警予、徐特立、蔡畅、李富春、何长工、萧三等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1920年末，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也到了法国，在这前后，一批向往追求马克思主义、走苏俄道路的革命青年，如四川的赵世炎、陈毅、邓小平、聂荣臻，贵州的王若飞，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江西的熊雄等，均先后来到法国，投入到勤工俭学行列之中。据1921年12月8日和15日的《时报》报道，到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的人数为1600多人，其中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广东251人，福建89人，浙江85人，河北147人，江西28人，河南20人，江苏69人，安徽40人，湖北40人，山西28人，陕西九人，贵州九人，广西七人，云南六人，辽宁五人，山东15人，还有不明省份者100多人。留法学生中，以普通中学生最多，达470多人，其次是各种法文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有300多人，此外是师范生、大学生、小学生、农工商、路矿、医学等职业专门学校毕业生，也有留日归国生。这些人中，有的当时在国内是中小学教职员、记者、商人、军官、医生、工厂实习技师等。从年龄上看，最多的是21岁至25岁的青年，其次是16岁至20岁的青年，年纪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到法国上中学勤工俭学时已54岁，徐特立、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等已40多岁。徐特立当时在湖南已是有声望的教育家，被几所学校争着聘请去担任教职，同时还兼任湖南孤儿院院长，经济收入很可观。像他这样的人物，对于勤工俭学运动，赞助赞助就是有力的支持了，但他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赴法勤工俭学，拿他的话来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来了。到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来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他的行动确实震动了社会。留法生中，最小的是王树棠，仅十岁，何长工、唐灵运、熊信吾等也是十多岁，此外还有蔡畅、向缚，加入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正因为这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成了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的盛举，被称赞为“远征探险队”。
(3)发展中法两国经济关系，促进华工教育组织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这是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走向高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编辑出版中、法文报刊书籍以传播法国新教育；
留法勤工俭学高潮的出现，与当时爆发的政治运动和青年学生对新思潮的追求也有密切的关系。当留法勤工俭学酝酿和发展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了，中国国内则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大潮下，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工团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都涌进中国，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和影响，其中工读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对勤工俭学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1918年11月，作为留法勤工俭学倡导者之一的蔡元培在天安门前发表了“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他希望青年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袴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一言以蔽之，就是“劳工神圣”。在五四运动前后，“救国”、“改革”、“劳工神圣”这些呼声日益高涨，诚如《民国日报》所言：“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浪声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泛劳动主义的“人人皆应劳动”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为思想基础，揉进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实业救国论，形成一种工读思潮。这种思潮具体提出了用工与读结合、学问与生计合一的办法来消灭劳力与劳心的差别，进而改造社会。工读思潮很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席卷开来，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在1919年5月成立了工学会，实行工学主义，除了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外，课余则从事劳动，如进行照相、刻字、打字、雕刻，或当木工、金工等，他们办起了《工学》月刊，大力宣传工学主义。1919年底，王光祈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募集一笔钱，成立了“工读互助团”，有几十个男女青年参加，实行半工半读，在北京大学等校举办了“素菜食堂”，并从事洗衣、装订及制造小工艺品等活动，工余分别到各校听课。王光祈认为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希望这种方式能不断扩大开来，使整个社会人人都能做工和读书，实行“平和的经济革命”。此后，天津成立了“工读印刷社”，上海成立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南京、武汉、广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团体。他们的实践虽然没有触及到社会问题的实质，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尝试，但对勤工俭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者因以大增”。李维汉曾回忆道：“由于我们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图书馆主要陈列这些书刊，因为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标榜无政府主义)，对于书中所描绘的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
1917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返回北京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为了扩大宣传，他们再版了《勤工俭学传》；编印了《旅欧教育运动》一书。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沿革过程和赴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成了赴法必备的入门书。1918年前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大力宣传推动，国内各界名流纷纷捐款资助，各地也纷纷成立华法教育会分会，其中有北京分会、山东分会、上海分会、四川分会、湖南分会、广东分会、福建分会、陕西分会等。同时，上海、成都、长沙等地的留法俭学会也恢复活动。如1919年12月由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的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会所设立了一所周南女校、一家巴黎豆腐公司。该会宣称以赴法勤工俭学、回国振兴实业为目的，奉行工读神圣、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并进的信条，吸引了很多有志女青年。上海留法俭学会还专门设立了招待所和俱乐部，负责接待各省候船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各分会还办起了各种类型的留法预备学校，为赴法留学提供了基础保证。
1917年6月，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重新组建并于8月份正式开学，当时有70多人入学。之后，北京、河北、成都、重庆、长沙、上海、福建、安徽、天津等地都开设了此类学校。
华法教育会成立后，一度成为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总枢纽机关，介绍国内青年赴法，联系入厂入校，发放维持费等，都由它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