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已进入了鼠疫时期的正常生活秩序，这种秩序越是不好不坏就越有效力。我们当中已不再有人满怀豪情，谁的感觉都同样平淡。“这一切该结束了。”同胞们说，因为在灾害肆虐时期，希望集体的痛苦早日结束是很正常的，也因为他们的确在希望苦尽甘来。然而，谈论这一切既没有热情，也没有最初那种激烈的愤懑情绪，只有大家还保持着的一点儿清醒的头脑，而这清醒的头脑也很贫乏。头几个礼拜那种猛烈的激情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替代，把这种沮丧情绪看成逆来顺受可能犯错误，但它却真是一种临时性的认同。
就这样，鼠疫的囚犯们整个礼拜都在竭尽全力进行搏斗。看得出来，他们当中有些人，比如朗贝尔，竟想象自己是在以自由人的身份行动，以为他们还有选择的余地。然而，事实上——此刻可以说出来了——在八月中旬，瘟疫已经覆盖了一切。这一来，再也不存在个人的命运了，只有鼠疫这个集体的经历和休戚与共的感情。其中最强烈的是离情和放逐感，以及这些感情所包含的恐惧和愤慨。这说明为什么笔者认为，在这酷热和疫病的高峰期，最好能以概括的方式举一反三地把幸存同胞的过火行为，把埋葬死者的情况以及情侣们生离死别的痛苦描写一番。
勉勉强强拖到八月末，这之前我们的同胞还能够，虽不说体面地，起码相当有序地被运到他们最后安息的地方，这种有序可以使政府意识到自己还在尽职尽责。然而，必须将后来发生的事情稍稍提前，才能报道当局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段。实际上，从八月开始，鼠疫就处于相持阶段，死难者积累的数字远远超过我们那小型公墓的负荷能力。推倒围墙，给死人开通道朝周围延伸都无济于事，还得尽快找出别的办法。起初决定夜里掩埋死人，这样做，一下子就免去了对亡人的某些尊重。救护车上尸体越堆越高。几个在宵禁之后还违章滞留在外城区的行人（或因工作去那里的人）有时会看见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队从那里高速开过，使静夜寂寥的大街回响着它们那并不清亮的铃声。尸体被匆匆扔进坑里。死人们还没有停止摇晃，一铲铲的生石灰便冲他们脸上撒下来，泥土不管他们姓甚名谁，将他们埋在越挖越深的洞穴里。
每到清晨，起码在头几天，一种令人作呕的浓烟笼罩着东城的街区。医生们一致认为，这种烟雾虽然让人不舒服，却并不会危害任何人。然而，这一带的居民立即威胁说要逃离这些街区，他们相信鼠疫会乘烟雾从天上袭击他们，于是不得不通过一种复杂的管道系统转移烟雾的方向，居民们这才安静下来。不过，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一股从东边吹来的淡淡的臭味仍然提醒他们，他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情况之下，鼠疫的火焰每晚都在吞食着他们纳的税。
当然，那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说所有的离人都难免落入这种状况，也应该公允地补充一句，他们并非同时到达这种境地，而且，一旦采取了这种新的态度，也还存在一时间的灵机一动，改变主意或突然清醒都可能使有毅力的人重新得到一种更新鲜也更痛苦的敏锐感觉。要那样就必须有一些分心消遣的时刻，这时，他们拟订着某个计划，而且计划包含着鼠疫可能停止的内容。还需要他们在好心情的作用下意外地感到被一种毫无目的的忌妒心攫住了。还有些人也会突然产生一种新生的感觉，一周之内的某几天，当然是星期天、星期六下午，他们骤然脱离了迷迷糊糊的状态，因为亲人在家时，那两个日子总是用来参加某些宗教仪式的。或许还有这种情况：黄昏降临时，攫住他们的惆怅心情提醒他们（这种提醒并非总能得到证实）说，他们即将恢复记忆。傍晚的这个时刻正是信徒们反省的时间，这个时刻于囚犯或被放逐之人却十分难熬，因为他们除了空虚别无反省的内容。这个时刻会使他们紧张一会儿，随即再回到原来的麻木状态，躲进鼠疫里闭门不出。
不管怎样，假如有人想对本市关山阻隔的亲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就必须重新回顾笼罩着那无树城市的残阳如血、尘土飞扬的永无变化的傍晚，那时，男男女女都纷纷拥上大街小巷。奇怪的是，传到仍沐浴着阳光的各咖啡馆露天座的，已不再是通常组成城市语言的车水马龙和机器轰鸣声，而是异乎寻常的嘈杂脚步声和低沉的说话声，即由阴沉的天际传来的灾祸的呼啸标出节奏的千百双鞋底痛苦的嚓嚓声，总之，是那逐渐充满整个城市的无休无止、令人窒息的沉重脚步声，它夜复一夜，以最忠实最忧郁的音调呼应着那盲目的执著之情，这种情绪终于在我们心中取代了爱情。
尽管行政当局成绩斐然，如今这一套葬礼具有的令人极不愉快的特性仍然迫使省府将死者家属拒之于仪式门外。不过也还允许他们来到墓地门口，但，这并不是正式的。因为，举行最近那次葬礼时，情况已有一些变化。在墓地尽头一块长满乳香黄连木的空地上，挖了两个特大的墓坑，一个埋男人，另一个埋女人。从这个角度看，政府还算遵守礼仪，只是在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才丢掉了这最后的惧怕伤风化的考虑。于是，无论男人女人，都一股脑儿人重人埋在一起，再也顾不得体面了。所幸这极端的混乱只是这次灾难最后时刻的标志。在我们谈到的那段时间，分葬墓穴还存在，而且省府非常坚持这一点。在每个墓穴底部，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冒着烟。在墓穴周边，堆放着同样的生石灰，石灰的气泡在流动的空气里噼啪作响。在救护车运送完毕后，人们便把排成队的担架抬到坑边，让一个一个光身的有点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差不多是并排躺下，这时，开始给他们盖上生石灰，然后盖泥土，但只盖到一定的高度，因为还得给后来的宿主留下地盘。翌日，死者家属应邀在丧葬记录簿上签名，此举标志出人，比如，与狗之间可能具有的区别：什么时候都可以检验。
不，鼠疫与在瘟疫伊始时一直触动着里厄大夫的那些崇高的令人振奋的图景毫不相干。它最初体现出来的乃是一套谨慎的、无懈可击的、运转良好的行政措施。正因为如此，顺便说说，为了不背弃什么，尤其不背弃自己，笔者才倾向于客观描写。他几乎不想通过写作技巧的作用来改变任何东西，除非关系到这个结构大致紧密的叙述本身的基本需要。正是客观性本身迫使他此时此刻这样讲：如果说那个时期最大的痛苦，最普遍也最深切的痛苦是关山阻隔，如果说将瘟疫的那个阶段重新描写一番在良心上是责无旁贷的，那么，这一点也同样真实：在那时，那种痛苦本身正在失去它哀婉动人的一面。
谁都明白，这意味着放弃他们纯属私人的一切。在鼠疫伊始的日子，他们老为一些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小事而激动，在生活中从不注意别人——他们就那样体验个人生活——如今恰恰相反，他们只关心别人关心的事，他们只想众人之所想，在他们看来，连他们的爱情都只有最抽象的一面了。他们陷进鼠疫陷得那么深，有时竟只在睡梦中怀抱希望，无意中发现自己在想：“淋巴结炎，该结束了！”实际上他们正在酣睡，而这整个时期都无非是一次漫长的睡眠而已。城里到处是醒着的睡梦中人，实际上他们只有很少的几次能够逃脱这样的命运，那就是夜间。当他们已愈合的伤口突然重新崩开的时刻，他们骤然惊醒，有点儿心不在焉地摸摸轻度发炎的创口边缘，刹那间重新陷入猛然更新了的痛苦之中，与痛苦相伴的，还有他们所爱之人惊慌的面容。到清晨，他们再回到灾难里，即是说，回到老一套里去。
在月色如洗的天幕下，可以看见城里一排排整齐而微微发白的山墙，以及一条条笔直的街道，这些街道不曾有过黑黑的树影，也没有闲逛者的脚步声和狗吠声打破它的静谧。这一来，这座寂寥的大城市只能算是一个个毫无生气的笨重立方体拼凑起来的庞然大物，在那些立方体之间，只有已被遗忘的慈善家或已被青铜封杀的昔日的伟人沉默的塑像，还在以他们的石头或铜的假面孔让大家想起人死之后光彩尽失的样子。这些平庸的偶像在浓浓的夜幕下，在死气沉沉的十字路口摆出庄严的模样，其实只是些冷漠的毫无理性的家伙，他们相当形象地代表着我们已经进入的僵化的独裁统治时期，起码代表这个统治时期最高的秩序，即一座大古墓的秩序，在这座大古墓里，鼠疫、石头和黑夜最终会窒息所有的声音。
棺材变得越来越稀有，用作裹尸布的布匹和公墓的墓穴也很紧缺。有必要深思熟虑了。出于效率的考虑，最简便的办法是集中举行葬礼，并在必要时增加医院和墓地之间往返运送的次数。至于里厄的诊疗所，此时此刻医院只有五个棺材可供使用。一旦放满遗体，救护车便将其运走。到了墓地，棺材腾出来，铁灰色的尸体放到担架上，送到专门为此拾掇出来的库房等候。棺材浇了防腐溶液之后再送回医院，于是再照此程序进行，需要多少次就来回多少次。组织工作十分顺利，省长显得很满意。他甚至对里厄说，归根到底，与历史记载的以往鼠疫流行时期由黑人拉堆死人的大车相比较，这样做好多了。
就这样，一切都的确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危险性进行着。当然，至少在开始时，家庭的伦理亲情因此而明显受到伤害。然而，在鼠疫流行时期，是不可能考虑这一类理由的：因为大家都为效率而牺牲了一切。一开始，百姓为这些做法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不堪，因为想葬得体面的愿望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但过些时候，随着食物供应问题变得棘手，居民的注意力幸好转为操心最紧迫的事了。他们全神贯注在排队、走门路、为吃饭而办手续之类的事情上，再也没有时间去琢磨周围的人如何死去，他们自己某一天又如何死去。这一来，原先应该是件坏事的物资紧缺的困难，后来竟表现为好事了。倘若瘟疫不再像那样有目共睹地继续蔓延下去，一切都有可能处于最佳状态。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火灾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尤其在西城门附近的娱乐街区。有消息称，那是一些从四十天检疫隔离期满回家的人干的，那些人被丧事和灾难弄得惊慌失措，便放火烧掉自己的房屋，幻想鼠疫能因此而灰飞烟灭。厉风助火势，放火之频繁使一些街区整个处于无休无止的危险当中，而要同这种行径作斗争却十分困难。尽管一再论证，当局组织进行的住宅消毒足以排除传染的危险，但仍无济于事，因此，必须颁布极为严厉的命令，惩罚那些无知的放火犯。毫无疑问，并非害怕坐牢的想法本身，而是全体居民一致深信不疑的“坐牢等于死刑”的考虑使那些不幸的人却步，因为有记录显示，本市牢狱里的死亡率极高。当然，这种深信不疑也并非没有根据：由于明显的原因，鼠疫似乎特别喜欢穷追猛打习惯于过集体生活的人们，如士兵、修道士或囚犯。虽然在押的人有的被隔离，监狱仍然是一个群体。在市立监狱，无论狱卒抑或犯人都在患疫病。从鼠疫的高度来看，从监狱长到最后一个犯人，大家都被判了刑，而且，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绝对公正在牢狱里占了优势。
“是的，”里厄说，“埋葬方式相同，但我们却登记了卡片。进步是不容置疑的。”
在整个夏末那段时间，秋雨绵绵，每到深夜，都能看见一列列无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沿海峭壁轨道上。居民们到最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上峭壁道路，还是有一群一群的人经常溜到俯瞰大海的岩石之间，趁电车经过时将花抛进拖车里。那时，在夏夜里，总能听到满载鲜花和死人的车辆还在那里颠簸。
这一切行动都需要人手，而人手却永远处于匮乏的边沿。护士和掘墓人一开始还是官方的，后来便临时拼凑，而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死于鼠疫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总有一天会传染。但仔细考虑起来，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整个瘟疫流行期，从来都不缺干这一行的人。危急时期正好在鼠疫达到高峰之前不久，里厄大夫的忧虑因此有了依据。无论是干部还是他叫做干粗活的人，人手都显得不够。然而，从鼠疫真正席卷全城那一刻起，它的肆虐本身反而引来了给人方便的结果，因为它打乱了全部的经济生活，从而造成了大批的失业者。在多数情况下，失业者对招聘干部不可能提供人力，但找人干粗活脏活却容易多了。的确，从那一刻起，贫穷一直显得比恐惧更厉害，尤其因为那种活计越危险工资越高。各卫生防疫机构都可以有一张求职者的名单，一旦遇上休假，就通知名单上的第一批求职者，除非在此期间那些人也在休假，他们一定会招之即来。这样，一直下不了决心使用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犯人来干此类工作的省长就可以避免走这个极端了。只要还有失业者，他就同意再等等。
我们的同胞，起码是那些最受离别之苦的同胞对那种景况是否已习惯成自然了？要肯定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说他们无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饱受枯竭之苦倒更确切。鼠疫伊始时他们还能清楚忆起他们失去的人儿并思念再三。但，如果说他们能清晰地回忆心爱之人的音容笑貌，回忆他们俩事后才意识到是很幸福的某一天，他们却很难想象，当他们回忆往事的那一刻，在天涯海角的亲人能做些什么。总之，在那一刻，他们拥有记忆力，但却缺乏想象力。在鼠疫的第二阶段，他们连记忆力都失去了。并非因为他们忘记了亲人的面容，而是因为——这也一样——那已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面容，他们在体内已感觉不到亲人的存在。头几个礼拜，他们还想抱怨，在他们做爱这类事情里，他们接触的只是些影子，后来，他们发现，那些影子还可能变得越来越干瘪，连记忆里保存的最淡的色彩都会无影无踪。经过这漫长的别离期，他们再也想象不出自己亲身经历的那种亲情，也想象不出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曾在自己身边生活，而且自己随时可以用手抚摩那个人。
正是在那一年的盛夏，疫城刮起了大风，而且一连刮了好几天。阿赫兰的居民最怕这种风，因为它一刮起来就长驱直入，横扫城市所在地的高原，而且气势汹汹地钻进大街小巷。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与清凉无缘的城市盖了一层厚厚的灰土，大风一吹，灰土便像鳞片一般剥落下来。于是，热风掀起灰尘和纸片的滚滚浪潮，拍打着日益稀少的散步的人。只见他们在马路上加快脚步，往前弯着腰，用手帕或用手捂着嘴巴。过去每到晚上，人们都喜欢聚在一起，因为害怕每个日子都可能是末日，便尽量把日子拖长；现在街上遇到的却是小群小群急着回家或进咖啡馆的人。因此，几天以来，在比平时提前降临的暮色里，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风在不停地呜咽。从波涛汹涌的永远看不见的大海，升起一股海藻和盐的气味。于是，这个冷僻的、被尘土染得灰白的城市，这个浸透了海洋味而又狂风怒号的城市像一个不幸的孤岛，发出痛苦的呻吟。
我们姑且假定这套仪式是在里厄管理的附属医院里进行。医院设在一所学校，校内的主楼后边有一个出口。那里有个面向走廊的很大的杂物堆放处，里面放着棺材。死者家属就在这个走廊里找到了唯一一个已经盖好的棺材。于是，立即进入最重要的程序，即是说，院方要一家之长在一些文书上签字。然后把遗体放进一辆汽车，这汽车或者是真正的货车，或者是大型救护车改装的车。家属们登上一辆批准运行的出租车，于是，几辆汽车以飞快的速度经过几条外马路来到墓地。几个宪兵在大门口就让车队停了下来，在官方批准的通行证上盖一个章，没有盖章的通行证，就不可能到同胞们叫做最后栖身地的去处。盖完章，宪兵闪开，车队开到一块四方形的土地旁边停下，这块地上的许多墓穴正等着人们来填满呢。一位教士前来迎接遗体，因为教堂已经取消了殡葬服务。在祈祷声中，有人把棺材抬下来，用绳子捆好，拖到坑边，棺材往下滑，碰到了坑底，教士便把洒圣水的瓶子晃来晃去，这时，泥土已开始在棺材盖上跳动了。为了喷洒消毒药水，救护车先走一步，在一铲一铲的黏土落地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家属们再钻进出租车。一刻钟之后，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处。
无论如何，正是这种现实的明白无误性，或曰对现实的感知使同胞们保持着流放感和别离感。在这方面，笔者非常清楚，自己不能在此报道一些真正戏剧性的东西该多么令人遗憾，比如报道人们在老故事里常见到的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或某个辉煌的壮举。原因是灾祸比任何东西都更不壮观，而且，巨大的祸患时间之长本身就十分单调。在历经灾害的人们的记忆里，鼠疫期间的恐怖日子并不显得像无休无止的残酷的火焰，却更像没完没了的重重的踩踏，将它所经之处的一切都踩得粉碎。
瘟疫最严重的后果正在于此。幸好后来瘟疫没有继续蔓延，否则可以设想，政府各部门的精明、省府采取的预防措施，甚至焚化炉的焚化容量总有一天会应付不了局面。里厄知道，上头因此而在考虑诸如抛尸大海一类的不顾一切的解决办法，他很容易想象出蓝色的海水将溅起怎样可怕的浪花。他也知道，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再优秀的组织都将无法抵御，人们会不顾省府的禁令，跑过来死在人堆里，腐烂在大街上，全城的居民都会看见，在公共场合，垂死的人紧紧抓住活着的人，表情里透出合情合理的仇恨，以及愚蠢的希望。
所有人的内心也都像黑夜一般忧郁，而人们转述的关于丧葬问题的传闻无论是真实情况还是无稽之谈，都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同胞放心。因为很有必要谈及丧葬，笔者也只好为此而抱歉了。他清楚地感到有人在这方面可能责备他，而他能为自己辩解的唯一理由是，在那段时间一直都有丧葬活动；而且可以说，就像所有的同胞一样，他也在被迫操心丧葬问题。无论如何，这并非缘于他对这类仪式很有兴趣，恰恰相反，他更热衷的倒是活人的世界，举个例子，他更喜欢洗海水浴。但总的说来，海水浴已经被取消，而活人的世界也一天到晚都在害怕被迫向死人的世界让步，那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然，人们仍旧可以尽量不去看它，可以蒙上眼睛，将它拒之于千里之外，但明显的事实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这力量最终必然卷走一切。您有什么办法，比如，在您心爱的人们需要埋葬的那天去拒绝丧葬？
当局试图引进等级制度以冲淡这种平均化的现象，想出了封看守们为尽忠职守为国捐躯的烈士这样一个主意，但那是白费心计。由于城市处在戒严状态，从某种角度看，狱卒可以视为被军事动员的人，所以给他们追赠了军功章。然而，即使在押的人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情绪，军方也并不看好此事，他们完全有理由指出，这样做，在公众思想上会产生令人遗憾的混乱。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当局考虑，最简便的办法是授予可能死亡的看守以瘟疫纪念章。但对已追赠军功章的看守来说，生米已煮成熟饭，根本不可能收回勋章，而军界又在继续坚持他们的观点。另一方面，就瘟疫纪念章而言，它的弊病在于，接受它的人不可能像接受军功章的人那样感到精神振奋，因为在瘟疫肆虐时期，得到这样一枚纪念章太平常了。结果是哪方面的人都不满意。
另外，监狱部门不可能像宗教当局，更不能像军事当局那样行事。本市唯一两座修道院的修道士事实上都临时分散住到虔诚信徒的家里了，同样，每次只要可能，一些小股部队便从军营里分出来，驻扎在学校或公共建筑大楼里。因此，表面上，疫病迫使居民同病相怜唇齿相依，同时却割断了他们传统的联系，使每个人重新陷入孤独境地，因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有人会问，这些关山阻隔的人看上去像什么？好吧，这很简单，他们什么也不像。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他们像所有的人，彻头彻尾的一般神态。他们分享着城里的平静，分担着全城无谓的烦躁不安。他们不再有批判意识的痕迹，同时却赢得了冷静的表象。你可以见到，比如，他们当中最有智慧的人装得像所有的人一样，在报纸或广播里寻找理由，以此相信鼠疫即将结束；表面上看，他们怀着虚幻的希望，或一读某个记者闲得无聊、随便写下的评论便毫无根据地感到害怕。其他方面，他们喝啤酒或照顾病人，什么活也不干或忙得筋疲力尽，理理卡片或听听唱片，人人如此，不分轩轾。换句话说，他们对什么都不选择了。鼠疫已消灭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力。这一点从人的生活方式可见一斑：谁都不在意自己购买的衣服或食品的质量了。大家都囫囵接受一切。
我们的同胞已循规蹈矩，就像有人说的，他们已适应了，因为他们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对不幸和痛苦还有自己的态度，但谁也感觉不到最尖锐的痛苦了。此外，比如里厄大夫就认为，上述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从前，远隔天涯的人们并非真不幸，在他们的痛苦里还有一线使人感悟的光明，但这一线光明已然消逝了。如今，只见他们待在街角，待在咖啡馆或朋友家里，平静而又心不在焉，眼神显得那样无聊，以至整个城市因为有了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座候车大厅。那些有职业的人也是照鼠疫的样子在干活，小心翼翼，不露声色。所有的人都显得谦虚谨慎。受别离之苦的人们第一次不忌讳谈起远隔天涯的亲人，第一次不厌烦用众人的语言讲话，并从瘟疫统计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离别。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怯生生地避免把自己的痛苦和集体的不幸混淆起来，如今，他们已接受了这种混淆。没有记忆，没有希望，他们在现时里安顿了下来。事实上，他们的一切都变成了现时。很有必要提一提，鼠疫已夺走了所有人谈情说爱甚至交友的能力。因为爱情要求些许未来的曙光，而对我们来说，只存在当前的瞬间。
好吧，一开始，我们那些葬礼的特点乃是快速！所有的礼节都简化了，而且，就一般而言，殡仪馆那一套全都取消了。病人死在远离家庭的地方，而且禁止夜间的礼仪性守灵，因此，在夜间离开人世的人都孤单地度过那一夜，死在日间的人则立即被掩埋了。当然要通知家属，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属如果曾在病人身边生活过，都处在防疫隔离期，没有行动自由。即使家属不曾同死者在一起，他们也只能在指定的启程去墓地的时刻到达那里，那时，遗体已经清洗过并放进棺材了。
此前，鼠疫的受害者在外城街区远比城中心多，因为外城人口更密集，各种起居设施都更差。然而，现在瘟神似乎一下子靠近了繁华商业区，同样在那里安家落户了。居民责怪大风，认为是它把传染菌运送到了那里。“大风把事情搅乱了。”旅馆经理说。但无论如何，城中心街区的居民明白，现在轮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在夜里听到救护车的喇叭声在附近响得越来越频繁，使鼠疫那无精打采的、阴沉沉的召唤在他们窗下鸣响。
不过，晚些时候就不得不另找地盘并拓宽原有的空间。省府的一纸命令剥夺了永久性出让墓地占有人的所有权，挖出来的遗骸被运往火葬场。不久，死于鼠疫的人自己也不得不被送去火化。这一来就得起用位于东城城门外的焚化炉。防疫小分队因此分布得更远，市府的一位公务员建议利用原先跑沿海峭壁道路而目前无用武之地的有轨电车来跑这段路，这就大大方便了当局的工作。为此，人们将电车的拖车和车头收拾出来，撤去了座位，并把轨道转向焚化炉附近，那里便成了终点站。
作为结束，可以说，那些咫尺天涯的人们再也没有最初起保护作用的那种奇特的与众不同之处了。他们已失去爱情的利己主义，以及从爱情利己主义中获取的好处。至少在目前，形势已很清楚，灾难关系到每一个人。在各城门响起的阵阵枪声里，在标志我们生死节奏的一下一下地印戳声里，在登记造册的屈辱性的死亡所经历的大火、填卡、恐惧和例行手续中，在令人不寒而栗的烟雾和救护车的铃声里，我们所有的人都吃着同样的流放饭，等待着同样毫无把握而又激动人心的团聚和太平。我们的爱情无疑还一直存在着，但老实说，这爱情业已毫无用处，沉重得难以负担，它滞留在我们身上，像犯了罪或判了刑一般毫无希望。只剩下了没有前途的、耐心而执著的等待。从这个观点看，我们有些同胞的态度让人想起全城各处食品店门前排的长队。同样的顺从，同样的坚忍，既无尽期，又无幻想。只是在应用到离情别愁上时，还应当把这种感情状态提高千百倍，因为那是另一种渴望，一种可以吞噬一切的渴望。
就在城中心，有人打算把某些受鼠疫侵袭格外严重的街区隔离起来，只允许执行公务必不可少的人出入。一直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个措施是故意刁难他们，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把自己和别的街区以及可以自由来往的人对比起来考虑。反之，那些尚可以自由来往的人在危难时刻一想到别的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又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总有比我更受束缚的人。”这句话便概括了当时能够抱有的唯一的想法。
可以想象，这一切景况再加上大风，当然也会使某些人头脑发热、焦灼不安。每到夜里，各城门又重新受到多次进攻，而且现在已是武装结伙进攻了。曾发生过交火，有人受伤，也有人逃亡。岗哨的兵力加强了，逃亡的企图停止得相当快速。但这种企图却足以在城里刮起一阵急剧的变革之风，这股风已引起了几桩暴力事件。有些出于防疫原因而燃烧或关闭的房屋被抢劫了。实话实说，很难设想这些行为都是预先策划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个突发的偶然事件促使一些原先一直很正派的人干出应当受到申斥的勾当，并且立即被人加以效法。这样一来，有些狂怒的人便在某个痛苦得发呆的房屋主人眼皮底下冲进他正在燃烧的房屋。见屋主人无动于衷的神情，许多看热闹的人也亦步亦趋，跟了进去，于是，在这条黑暗的马路上，借助火灾的微光，可以看到一些逐渐减弱的火苗以及被肩上扛的物件或家具弄得变了形的人影往四面八方逃窜。正是这些事故逼迫当局将宣布瘟疫状态和宣布戒严进行比较，从而实施相应的法律。枪毙了两个偷盗犯，但此举是否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值得怀疑，因为当时死亡的人那么多，两人被执行枪决是引不起注意的：那简直是沧海一粟。事实上，类似的场面经常重现，而当局并没有准备干预的样子。唯一使人印象深刻的措施是实行宵禁。从夜里十一点开始，全市一片漆黑，变成了一座石头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