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有点粗暴地拽着格朗往前走。格朗几乎是让他拖着走下去，嘴里咕咕哝哝地说一些断断续续的话。
里厄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那周的周末，患风湿病的老人接待里厄和塔鲁时显得格外激动。
他吃力地鼓起胸脯，一下子喊出了这句话：
塔鲁和朗贝尔选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去探访这个体育场隔离营。同他们一道前往的还有足球运动员冈萨雷斯，原来朗贝尔又找到了他，而且说服他最终接受了轮流管理体育场的任务。朗贝尔准备把他介绍给隔离营的主管。冈萨雷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对他们两人说，鼠疫发生之前，他们见面这一刻正是他换上球衣准备出场比赛的时候。如今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已不再可能进行球赛，他为此感到十分无聊，他看上去也的确如此。这也是他接受看管隔离营任务的原因之一，但他的条件是，只能在每个周末去工作。那天天气半阴半晴，冈萨雷斯抬着头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也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尽情回忆在更衣室擦松节油的味道，还有那摇摇欲坠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的柠檬汁或像无数凉针刺激干渴喉咙那样解渴的冰镇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这样的情景：他们一路上穿过郊区那些坑坑洼洼的街道时，这位球员不停地踢他脚下碰到的石子儿，想把石子儿直接踢进路旁阴沟的集水孔。他一踢进去便说：“一比零。”每当他吸完香烟，往前吐烟蒂时总要用脚趁势把烟蒂接住。快到体育场时，一群踢足球的孩子正好把球往他们身边踢过来，冈萨雷斯连忙跑过去准确地把球踢回小球员那里。
“帕纳鲁答应代替朗贝尔去隔离病房。他已经做了很多事。余下的事就是朗贝尔走后重组第三探察队。”
可是我呢，我到那一刻才陡然意识到这一点，而此前我只在“被告”这个简单的范畴之内来想这类人。我不能说我当时把我父亲忘记了，但我只感到一阵心酸，因此我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在那刑事犯身上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我只感到有人想杀死那个活生生的人，于是，一种奇怪的本能，带着顽固的盲目性，像浪潮一样把我推到他那一边。我真正清醒过来是在我父亲宣读公诉状的时候。
“孩子的病在早上没有缓解过，对吗，里厄？”
接着发生的事是后来大家听了女房东叙述之后才知道的。那天清晨，她照老习惯起得很早。过了一阵，她奇怪神甫怎么还没有出房间，迟疑了好久她才决定去敲他的房门。她发现神甫还躺在床上，据他说整夜未眠。他感到气闷，而且充血的面部显得比平时还红得多。照老太太的说法，她挺礼貌地建议他请一位医生，但她的建议遭到粗暴拒绝，她认为其粗暴的程度实在令人遗憾。她只好退出房间。片刻之后，神甫按铃，并命人请她去。他对自己方才的暴躁脾气表示道歉，随后对她说，他的情况不可能是鼠疫，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不过是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庄重有礼地回答说，她的建议并非出于此种忧虑，她从不看重自身的安全，因为她的安全攥在上帝手里。她考虑的只是神甫的健康问题，她认为自己对此负有部分责任。据她讲，神甫没有再说什么，而她却力图尽到自己的全部义务，所以再次建议为他请一位医生。神甫又拒绝了，但进一步作了些老太太听来十分含糊的解释。她认为她只听懂了这一点（而她认为恰恰是这一点难以理解）：神甫之所以拒绝看病，是因为看病不符合他的原则。她因此得出结论说，她的房客被高烧弄得头脑糊涂了，于是她仅仅给他提供了一些草药汤。
里厄点头称是。
“好吧，大夫，我们应当照章办事。”
“又来啦？”他说。
到了中午，天寒地冻，里厄从车上下来，远远瞥见格朗正紧紧靠在摆满粗制滥造的木雕玩具的玻璃橱窗上。这位老公务员的脸上竟不停地淌着眼泪。这眼泪使里厄大为震惊，因为他很理解眼泪里蕴涵着什么，而且他自己也感到喉咙里哽着泪水。他这时也想起了圣诞夜不幸的格朗在一家店铺橱窗前订婚时的情景，那时，让娜仰着身子对他说，她很高兴。此刻，她那忘情的声音又越过遥远的年代清脆地在格朗耳边回响，这是肯定的。里厄知道这哭泣着的老家伙在想些什么，因为他也有同样的感慨：这个没有爱情的世界真好比死人的世界，总有一天人们会厌倦监狱、工作和勇气，去找回可人的面庞和柔情似水的心曲。
朗贝尔说：
“谢谢您。”朗贝尔握住大夫的手说。
九月份的头几天，朗贝尔一直在里厄身边认真地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因为他必须在这一天去市立男中的大门前会见冈萨雷斯和那两个小伙子。
大夫很犹豫，但格朗重复他的命令时语气是那么骇人，声音是那么痛楚，里厄只得把手稿扔进即将熄灭的炉火里去。房间顿时明亮起来，一股短暂的热气给屋里增添了暧意。里厄回到病人身边时，他早已背过身子，他的脸险些触到墙壁。塔鲁望着窗外，好像是这个场景的局外人。里厄给病人注射了血清之后，对他的朋友说，格朗活不过今夜。塔鲁自告奋勇为他守夜，里厄答应了。
记者避开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老大夫摇摇头。随即带着苦笑说：
至于那病孩，他被送到一家有十个床位的附属医院住下了，那里原来是个教室。过了大约二十小时，里厄诊断孩子已无药可救。小小的躯体任由传染毒菌吞噬，业已毫无反应。几个刚开始形成的淋巴结肿块把孩子折磨得痛苦不堪，使他细弱的四肢关节不能动弹。他提前被病魔制服了。因此里厄才有在他身上试验卡斯特尔血清的想法。当天晚上，晚饭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在孩子身上接种，但没有得到病孩丝毫的反应。翌日黎明时分，为了判断这次决定性实验的结果，大家都来到孩子的病床前。
布道几天之后，帕纳鲁果然忙乎起搬家来。那正是疫情的发展引起城里一股持续的搬家热的时候。塔鲁当时不得不搬出旅馆住到里厄家，神甫也不得不搬出修会分给他的套间房，住进一位老太太家里，那位老太太是经常光顾教堂的信徒，还没有染上鼠疫。在搬家的过程中，神甫已经感到疲惫不堪，惴惴不安。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房东的尊敬。原来，老太太曾对他热烈吹嘘圣女奥蒂尔谶语的价值，但他想必因为疲劳的缘故而对她略显怠慢。事后他无论如何努力弥补，以求她起码保持不冷不热的和蔼态度，却没有达到目的。他给她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他在回到他那放满了花边钩织物的房间之前，他不得不瞻仰她坐在客厅里背朝着他的姿态，同时聆听她不转身说出的那句冷冰冰的“晚安，神甫”。就在类似这样的一个晚间，神甫在上床睡觉时感到头痛脑涨，在他体内隐伏了多天的高烧像决堤的浪潮往他的手腕和太阳穴冲来。
朗贝尔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然还坚持过去的看法，然而，假设他真一走了之，他会感到羞愧。这会妨碍他热爱自己留在那边的亲人。但里厄挺直身子，用坚决的口气说，这太愚蠢，而且，选择爱情，毫无羞愧可言。
他走过来坐到里厄身边，然后仔细地端详他。微光在天际又出现了三次。一阵餐具的碰撞声从街道深处一直传到他们耳里。屋子里有一道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第一幕自始至终由俄耳甫斯演唱，他唱得缠绵悱恻，十分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亲切地议论着他的不幸，他是用小咏叹调歌唱爱情的，场内观众以适当的热情态度作出反应。大家几乎没有察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里带了一些原本没有的颤音，他在用眼泪祈求冥王同情时，悲伤得也有些过分。对他的某些不由自主的急剧而不连贯的动作，连最警觉的行家竟也认为那是独具一格，使演员的表演大放异彩。
“这倒挺科学。”
“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一匹华贵的栗色牡马，在花海里穿过一条条林中小径……”
“说得对，我们俩目标一致，不过我没有您那么大的雄心壮志。”
“没有，”里厄答道，“他父亲在隔离营。”
当天，他们俩去市立歌剧院观看正在公演的格鲁克的歌剧《俄耳甫斯》，是柯塔尔邀请塔鲁。该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发生伊始时来到本市演出的。剧团被疫病封锁之后，只得与歌剧院签约，每星期重演一场《俄耳甫斯》。于是，数月以来，每个星期五，市立歌剧院里都回荡着俄耳甫斯椎心泣血的悲歌和欧律狄克回肠九转的呼喊。而且这部歌剧继续受到观众的青睐，票房价值极高。柯塔尔和塔鲁坐在最贵的座位上，俯临着被本城的文人雅士挤得水泄不通的正厅。看得出来，刚到的人正在竭力避免吃闭门羹。在炫目的幕前灯光下，乐师们在小心翼翼地调着音，这时，一个个人影清晰地突现出来，他们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彬彬有礼地弯着腰。在格调高雅的交谈产生的嗡嗡声里，人们正在恢复几小时前他们走在城里黑暗的大街小巷时业已失去的自信。服饰正在赶走鼠疫呢。
“您准备做什么呢，法官先生？”里厄说，“您那些卷宗还等着您去处理呢。”
“如果我能打个电话，事情很快会办妥。”
“今天早上奥东先生对我谈到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说：‘劝他不要与那伙走私贩子经常来往，他正引起别人注意呢。’”
末了，塔鲁以下面这个故事来结束这段笔记，这段记述表明柯塔尔和鼠疫患者都同时具有一种独特的心态。这件事几乎可以重现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十分重视。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回隔离营。”
然而，到了中午仍没有什么变化。到晚上，可以认为格朗已经得救了。但里厄对这种起死回生的现象莫名其妙。
塔鲁和里厄都还没有回答。静默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接近里厄的家那一刻，朗贝尔才又一次提出他最后那个问题，而且提得更有力。只有里厄朝他转过身来。他费力地挺直身体，说：
那一年的天主教诸圣瞻礼节非同寻常。当然，天气并不反常，因为倏忽间的季节变化促使凉爽一下子代替了秋热。跟往年一样，这时节一直是凉风飕飕。大片大片的云朵从天际的这头飞快地往那头移动，给下面的房舍投下阴影，云彩过去之后，十一月的金色阳光照遍屋顶，却毫无暖意。第一批雨衣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但大家注意到，今年雨衣的面料上胶和上漆的数量之大，令人咋舌。原来各家报纸都曾报道，在两百年前法国南方发生的几次大鼠疫期间，医生们为了预防传染，都穿上了涂油面料的衣服。商家善于利用机会，遂大量推销过时衣服的存货，而购买的人也都希望从中得到免疫力。
从现在到那个时刻到来时，我深知我对这个世界本身已没有价值，从我放弃杀人那一刻起，我已经自我宣判永远流放。该由别的人来创造历史了。我也知道，我不可能从表面上去判断那些人。我缺乏当有理性的杀人凶手的某种素质。这当然不是什么优点。不过我还是愿意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学会了谦逊。我只不过想说，当今世界上有祸患，也有牺牲品，必须尽可能避免站在祸患一边。这一点，在您看来也许比较简单，但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我听见过太多的道理，那些道理差点弄得我晕头转向，而且确实蛊惑了许多人的心，使他们同意去杀人，我这才明白，人们的不幸都源于他们说话不清晰。于是，我决定无论言语或行动都明明白白，这样才能走上正道。因此我才说有祸患也有牺牲品，如此而已。如果我在这样说时，我自己也变成了祸患，起码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我试图当一个无辜的凶手，您瞧，这不算过分的奢望吧。
然而，所有显示季节变化的迹象都未能使人忘记这样的事实：公墓门前冷落车马稀。往年这个节日来到时，电车里充溢着淡淡的菊花香味，成群结队的妇女前去亲人安息的地方，用菊花装点他们的坟墓。每到这个日子，未亡人总想去死者身边安抚他一年来孑然一身备受冷落的凄苦。但这一年，谁也不愿去考虑死人了。确切说，他们想死人的时间太多了。如今已谈不上带着些许惋惜和无比的忧伤前去死者身边。死者再也不是每年一次需要未亡人来身边进行辩解的被冷落的人了，他们成了闯入活人生活的必须忘记的不速之客。这说明为什么今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一下子就跳了过去。照柯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此人讲话越来越带讥讽味儿了），如今每天都是亡人节。
过了片刻，主管送塔鲁和朗贝尔出营，这时从各看台传来一阵响亮的噼啪声，接着，太平盛世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介绍运动队的高音喇叭带着嗡嗡声通知被隔离的人回各自的帐篷，以便发放晚餐。大家慢腾腾地离开看台，拖拖拉拉地回到帐篷。等大家都安顿好了，两辆火车站常用的那种电瓶车便在各帐篷之间行进，车上放着几只大锅。人们举着胳膊，两只长柄大汤勺伸进大锅里，然后舀出食品分别放到两只军用饭盒里，电瓶车随后再往前开，开到下一个帐篷前，再开始分发食品。
不错，那些人都带着猜疑的神色。既然他们已与世隔绝，这种互不信任就不无道理，因此从他们的神情里可以看出，他们在思索这一切的原因，同时又很害怕。塔鲁观察到的每一个人目光都显得茫然，神色都表现出与自己的个人生活全面隔绝的痛楚。他们既然不可能成天都想到死的问题，他们只好一无所想。他们是在度长假。塔鲁写道：“最糟糕的是，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认识他们的人在考虑别的事，所以把他们遗忘了，这完全可以理解。至于还在爱着他们的人，如今也把他们遗忘了，其实那些人正在四处奔走，千方百计想把他们从隔离营弄出去，可能已累得筋疲力尽了。爱他们的人成天想的是他们如何能出来，倒反而把要出来的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到头来，人们才发觉，即使处在最不幸的时刻，谁也不可能真正想到别人。如果真正在想谁，就得一分一秒随时想到他，而且不会被任何事情分心，无论是家务还是飞来飞去的苍蝇，无论是用餐还是身上痒痒。然而永远有苍蝇也有痒痒，所以过日子也并非易事。这一点，他们都很清楚。”
某些预言甚至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各家报纸上，而且读者争相阅读的热情不亚于太平时期他们迷恋言情小说。有些预测建立在荒诞的计算基础上，其中包括当时年代的千位数、鼠疫病人的死亡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还有些预测将此次鼠疫与历史上多次大鼠疫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的共同点（预测称之为常数），再通过同样荒诞的计算，硬说从中可以得到与今次鼠疫有关的教益。但无可否认，其中最受公众好评的当属此类：这种预测用充满隐喻从而难以理解的语言预告即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其中每一件都有可能使本市遭受苦难，而这些事件的复杂性又会引来各种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天天向诺查丹马斯和圣女奥蒂尔求谶，而且收获颇丰。此外，这些预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结论所具有的宽慰性。唯独鼠疫宽慰不了人。
帕纳鲁坐到里厄身边，看上去很激动，他说：
塔鲁耸耸肩：
“这会儿已经结束了。”里厄说。
我年轻时，在生活中一直头脑简单，也就是说，毫无头脑。我不是那种自寻烦恼的人，我开始进入社会时过得还相当体面。我一帆风顺，应付自如，和女人相处甚笃，即使偶尔有些忧虑，这忧虑也来去匆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思索问题。现在……
“很遗憾，您必须准备些衣物。您明白是怎么回事。”
从远处传来两下救护车的铃声。适才还很模糊的惊叫声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聚合起来，就是在石头山冈的附近。他们同时还听到一声类似爆炸的巨响，然后重归于寂静。里厄看见灯塔又闪了两次。微风似乎吹得更有劲了，与此同时，一股风刮来一阵海洋的咸味。他们现在可以清晰地听见海浪拍打悬崖的低沉的声音。
孩子在床上呻吟，大夫用力抓紧病床的床柱，眼睛紧盯着病孩。这时，孩子的身子突然发僵，而且重又咬紧牙关，身子有些蜷缩，四肢也摊开了。军毯下孩子赤裸的小身体散发出羊毛和酸臭的汗味。孩子渐渐松弛下来，重又把四肢缩回床中央。他仍然双目紧闭，一声不吭，但呼吸似乎更急促了。这时，里厄和塔鲁的目光不期而遇，塔鲁连忙把眼睛转到一边去。
一般说，每当帕纳鲁神甫作短暂休息时，厅内都会响起一阵压低了的嗡嗡声，这次，杂乱的声音刚开始，布道者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起来，同时装出代听众提问的模样问道：究竟该怎么办？他预料大家会说出可怕的宿命论这个词。好吧，只要允许他加上形容词“积极的”，他就不会在这个字眼面前后退。当然，应当再说一遍，没有必要模仿他曾经谈到过的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不应当考虑向波斯的鼠疫患者看齐，那些人一面把他们的破衣烂衫扔向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传给那些不信神的人，因为他们竟想和上帝播撒的疾病作斗争。然而，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模仿开罗的修道士，在上个世纪那几次瘟疫中，他们在举行领圣体仪式时，为了避免接触信徒们可能已感染疫病的又潮又热的嘴唇，他们用镊子夹圣体饼。波斯的疫病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在犯罪。因为在前者心里，一个孩子的痛苦算不了什么，而后者恰恰相反，把人类害怕痛苦的心理推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无论是哪种情况，问题的实质都被掩盖了：他们对上帝的声音充耳不闻。帕纳鲁还想举出别的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的一次特大鼠疫中，梅尔西修道院八十一名修道士中只有四人幸免。而这四人中有三人都逃跑了。编年史家们作如是说，更翔实的记载就不属于他们的职业范围了。帕纳鲁神甫在阅读这篇文献时，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剩下的那位修道士身上，尽管面前有七十七具尸体，更重要的是，尽管有那三个伙伴当了逃兵的先例，他一个人还是留下来了。这时，神甫用拳头捶着讲台的边缘，大声说：“兄弟们，我们必须当那位留下的修道士！”
在卡斯特尔来看望里厄的前一天，奥东先生的儿子已经病倒了，预审法官一家人不得不进入隔离室。刚出院不久的奥东夫人只好再一次被隔离起来。这位预审法官向来遵纪守法，他一发现儿子身上有疫病的迹象，便命人请来里厄大夫。里厄到达他家时，病孩的父母正站在病床旁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送走了。病儿正处在衰弱时期，所以听任大夫检查，毫不哼哼。大夫查完再抬起头来时，正好遇上法官的目光，在法官身后，孩子的母亲脸色苍白，正用手绢捂住嘴唇，同时睁大眼睛注视着大夫的一举一动。
大海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脚下发出轻柔的嘘嘘声，他们攀登大堤时，无垠的碧波展现在他们眼前，像丝绒般厚重，像兽毛般柔滑。他们去面对深海的岩石上坐下。海水涨起来，再缓缓退下去。大海舒缓的起伏使海面时而波光粼粼，时而平稳如镜。他们面前是无边无际的夜。里厄感觉到了手掌下是凸凹不平的岩面，一种罕有的幸福感充溢着他的心田。他向塔鲁转过身来，从他朋友诚实而平静的脸上猜出他也有同样的幸福感，但这种幸福感并不能使他忘却什么，甚至不能忘却他思虑的谋杀问题。
塔鲁常常和柯塔尔一道在晚间出门。后来，他在笔记本里记述他俩在傍晚或夜间如何走进黑压压一片的人群里，他们仿佛被那摩肩接踵、若隐若现的群众吞没了。在那里，每隔好长的距离才有一盏灯发出难得的亮光，他俩伴随那群人走向寻欢作乐的温暖地方，那里可以使人们抵御鼠疫的寒冷。柯塔尔在几个月之前去公共场合寻求的东西，亦即奢侈豪华的生活，他梦寐以求却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也就是放荡的享乐生活，如今全城人民都在趋之若鹜。物价全面上涨，难以控制，与此同时，人们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掷千金；尽管多数人生活必需品奇缺，人们却从没有像现在一样穷奢极欲。为闲得无聊的人开办的游艺场所层出不穷，而所谓的闲得无聊也无非是失业现象的反映而已。塔鲁和柯塔尔有时花不少工夫跟在某一对男女身后，假如在过去，那一对对的男女总会竭力掩盖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今，他们却紧紧依偎在一起，在全城招摇过市，对周围的人群视而不见，情之所钟，忘乎所以。连柯塔尔也为之动情，说：“啊，好大胆的家伙！”在群众性的狂热中，在周围的人们豪扔小费的叮当声中，在男男女女打情骂俏的把戏面前，柯塔尔喜笑颜开，高谈阔论。
里厄以为塔鲁在开玩笑，便看了他一眼。但借着天上模糊的微光，他看到的是一张忧伤而又严肃的脸。风又刮了起来，里厄觉得这风吹在脸上很温暖。塔鲁打起精神说：
其余的时间，朗贝尔就沿着初涂灰泥的光秃秃的墙壁转圈子，摸摸钉在隔板上的一面面扇叶，或数数垂在台布边上的绒球。到了晚上，两个年轻人才回家，除了说说“还不到时候”，他俩一直寡言少语。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加茴香的甜烧酒，朗贝尔看上去像在思考问题。
当然，也需要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在现实里这样的医生很少，也很难遇到。因此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以限制损失。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可以探索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即是说，怎样才能获得安宁。
“我认为漂亮。”
突然，在响起惊叫声的那边升起一片闪闪烁烁的光，一阵模糊的喧闹声随风传到他们俩的耳里。闪烁的光随即熄灭，于是，在远处，在那一溜平台的边缘，只剩下了淡红色的余光。在风声暂息的时候，他们清晰地听见人的喊叫声，接着是射击声和人群的喧哗。塔鲁起身倾听，却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里厄握住帕纳鲁的手。
“意思是要您赶快办。”
“我起码又回到了更衣室，还是一样。”
帕纳鲁喃喃说：
“他累坏了。我能办的事，就避免去找他。”
神甫异样地笑笑，仿佛表示礼貌，但默不做声。里厄出门打电话，回来后，他注视着神甫。
“噢！”格朗焦躁不安地说，“我明白。晴朗，晴朗，这个词用得不恰当。”
“是的，不错，您也在为拯救人类而工作。”
“好了，”他说，“它们又出来了。”
“不错，天气很好。”
“噢！大夫，”职员说道，“昨天我错了，不过我要重起炉灶。我什么都记得，您瞧着吧。”
不过，大约与此同时，有人给里厄送来一个女病人，里厄当时也认为她的病情不可救药，所以病人一到医院就被隔离起来。那位年轻的女病人成天高烧谵语，表现出肺鼠疫的一切症状。但翌日清晨，姑娘却退烧了，里厄以为那又是和格朗一样的早晨的暂时缓解，而且根据他的经验，他认为这种缓解不是好兆头。然而到了中午，姑娘的体温并没有回升上去，到晚上也只升了十分之几度，到第二天早上，热度竟然全退了。姑娘虽然还很虚弱，躺在床上却可以自由呼吸了。里厄告诉塔鲁，那姑娘死里逃生完全不符合规律。然而，就在那一个星期里，有四个相同的病例出现在里厄的诊所里。
“还有，朗贝尔来这里了。”
里厄嗖的一下站起身来。他注视着帕纳鲁，用尽全身的力气和激情摇着头说：
星期三，马塞尔回家时说：“定在明天半夜，你准备好。”同他们一起执勤的两个人，一个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平时同他住一个房间，所以在接受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值勤。当天夜里，他们要去处理最后的一些细节。到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您高兴吗？”老太太问他。他说高兴，但心里却在考虑别的事情。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
朗贝尔沉思起来。当然是为这个，但又不可能只为这个。
等到第三幕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克表演二重唱（即欧律狄克避开她的爱人那一刻）时，大厅里才出现某种讶异的波动。仿佛这位歌手一心等待的正是观众这样的波动，或者，更确切些说，仿佛正厅里发出的喧声恰好肯定了歌手此刻的感受，他立即选中这一刻，用滑稽动作朝舞台前的脚灯走过去，不顾身穿的古装，在幕后一片牧歌声中，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那幕后牧歌一向被认为早已过时，但在观众看来，它在此刻才第一次变得不合时宜，不合时宜得令人生厌。与此同时，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里的观众已在起身慢慢撤离。起初，他们默不做声，好像刚做完弥撒从教堂走出来，或刚参加了葬礼从灵堂出来，妇女们整整衣裙，垂着头走路，男人们挽着女伴的手臂引导她们别碰了折叠坐椅。然而，人流的移动逐渐加快了速度，悄悄话变成了大声喧嚷，人群拥往出口，在那里挤做一团，后来竟互相冲撞，尖声叫喊起来。柯塔尔和塔鲁到这一刻才站起身，现在就剩他们俩站在那里了，在他们眼下是一幅当时生活的画面：舞台上是以四仰八叉的蹩脚演员面目出现的鼠疫；而大厅里则是以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坐椅上凌乱的花边形式出现的已变成废物的奢侈品。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经叫人送去了一张字条。”
“再一次请您原谅，”里厄说道，“我今后不会这样发火了。”
“那她怎么办？”里厄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奥东夫人似乎愣住了。她看着地上，随即点点头，说道：
“正是。不信上帝是否可以成为圣人，这是我今天遇到的唯一的具体问题。”
正是这种脆弱促使里厄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疲惫。他的敏感不由他分说便脱缰而出了。多数时间这种敏感都一直被他束缚、凝固，从而枯竭了；得相隔很长时间它才爆发出来，并让他备受激情主宰而再也不能自拔。他唯一的抵御办法是躲藏到“硬心肠”里去，把他心中编织的结收得紧而又紧。他很清楚，这是能继续工作下去的好方法。对其余的事，他并不抱很大的幻想，而且他的疲惫正在使他尚存的那些幻想逐渐消失。他明白，在他还看不到尽头的这段时间，他的职责已不再是治愈病人。他扮演的角色只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判死刑，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抓住他的手腕尖叫：“大夫，让他活下去！”然而，他去那里并非为了让人活下去，他去那里是为了命令大家隔离。他在那些人的脸上看到了仇恨，那又于事何补？“您没有心肝！”一天，有人这么对他说。不，他有，正是他的心肝帮助他忍受这每天二十小时的劳累，在这二十小时里，他眼睁睁看着那些天生为活下去的人们一个个死去；正是他的心肝支撑他每天重新开始工作。今后，他的心肝也就只够干这点儿事了。这心肝怎能让人活下去呢？
“城门哨卡那里又干仗了。”
这时，塔鲁毫不做作地问里厄：
“我知道。他比我更有人情味儿。去吧。”
“再说，你们也都清楚这个道理！否则你们到这个医院做什么？那么你们自己是否也作了选择，是否也放弃了幸福？”
帕纳鲁迟疑片刻，说：
“噢，很好！”里厄说。
“今天午夜。”
事实上，鼠疫的快乐之火在焚尸炉里越烧越欢了。当然，死于鼠疫的人数并非随时随刻都在增加，然而，鼠疫似乎在它的高峰上舒舒服服地待了下来，它每天以一个优秀公务员的准确和规律进行凶杀活动。原则上说，有关人士的意见也如此：这是个好兆头。比如，里沙尔大夫感到，鼠疫蔓延形势图上的曲线起初不断上升，继而在最高处长期徘徊，这似乎令人鼓舞。“这张图表很好，好极了。”他说。他认为在图表上，鼠疫已达到他所谓的水平线。从此以后，它只会降下来。他把这个现象归功于卡斯特尔大夫新研制的血清，原来，卡氏血清刚取得几次未曾料到的成功。老卡斯特尔没有反驳他，但他认为，事实上，一切都无法预测，因为从瘟疫史来看，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再度猖獗的情况。长期以来，省府一直希望安抚公众的情绪，但苦于疫情严重，无法实现。眼下，它准备召集全体医生，请他们就此问题作出报告。但就在此时，里沙尔大夫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恰好是在疫情稳定的时候。
里厄注视着他。在这双严厉而呆滞的眼睛里没有可能突然出现温柔的表情，但这双眼睛已变得比原来浑浊，已失去了昔日金属般的清亮。
那天中午，冈萨雷斯和朗贝尔看见那两个青年笑嘻嘻地来到学校门前，他们说，上次运气不佳，不过本应该预料到这种情况。不管怎么说，这星期轮不到他们值班，所以还得耐心等到下星期。到那时再从头做起吧。朗贝尔说正是这么回事。于是，冈萨雷斯建议下星期一再会面。但这次要把朗贝尔安排住在马塞尔和路易家里。“我们俩约一个时间，如果我没去成，你直接去他们家。有人会告诉你他们家住哪儿。”但这时马塞尔或路易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即领这位朋友到他们家去。他如果不挑剔，有够四个人吃的东西。这一来，他就知道地址了。冈萨雷斯说，这个主意极好，于是，他们往港口走去。
上一个世纪，有一位教外作者硬说他揭开了教会的秘密，他断言并不存在炼狱，言下之意是说没有中间过程，而只有天堂和地狱，因此人只能按自己原来的选择，或升天堂得永生，或入地狱遭永罚。但帕纳鲁认为，这纯属异端，是出自某个毫无信仰的人内心的邪说，因为的确有炼狱存在。当然，有些时期人们不能过分指望炼狱，也有些时期谈不上有什么轻罪。凡罪孽都是致命的，一切冷漠都是犯罪。不是全有，就是全无。
“您必须回家。”
然而，那天审案在我记忆里留下的唯一印象乃是罪犯的模样。我相信他确实有罪，是什么罪，那无关紧要。然而，那个红棕色头发、一副可怜相的三十来岁的矮小男人招供一切的决心显得那样坚定，他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和法庭即将对他的判决害怕得那样真切，以致不一会儿我的视线就完全被他吸引了。他看上去活像一只突然被强光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顾用牙齿咬一只手的指甲，是右手……总之，我不想讲下去了，您已经了解，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帕纳鲁暂停片刻，这时，里厄更清晰地听见了门外的风声，风似乎变本加厉地刮起来了。与此同时，神甫说，不能按平时的狭义来理解他所谈的全盘接受的品德，这里讲的并非庸俗的逆来顺受，甚至不是勉为其难的谦逊，而是屈辱，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屈辱。当然，看见一个孩子遭受那样的痛苦，人的精神和心灵都会感到耻辱。但正因为如此，才必须投入痛苦，正因为如此（这时帕纳鲁请听众相信，他要说的话是很难启齿的），才应当乐意得到痛苦，因为痛苦是上帝的愿望。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走到底。为了不至落到全盘否定的地步，他将选择全盘接受之路。此刻正在各教堂祷告的诚实的妇女们，在得知形成中的淋巴结肿块是排除传染毒液的自然管道时，说道：“主啊，给他淋巴结肿块吧！”基督徒也会效法她们，献身于神的意愿，甚至难于理解的意愿。我们不能说：“这个，我理解；但那个，没法接受。”应当前去拥抱那赋予我们的“没法接受”的东西，这正是为了作出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苦涩的面包，但如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心灵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您也知道，我在那边可能有事可干。此外，说起来有点荒谬，在那里我会感觉离我的小男孩更近一些。”
他再睁开眼睛时，发现塔鲁站在他身边。
“这事拖得太久了。我想听天由命，命是躲不过去的。哦，大夫！我表面上显得平静，是这样。其实我连保持常态都得花很大的力气。到现在，我可真受不了啦。”
“大夫。”
里厄从教堂出来时，一阵狂风通过半掩的门猛刮进来，一直刮到信徒们的脸上。大风给教堂带来一股雨水的气息，一种湿漉漉的人行道的气味使信徒们在走出教堂之前就能想象城市是怎样一副模样。一位老教士和一位年轻的教堂执事此刻正走在里厄大夫的前面，他们好不容易才按住了自己的帽子。尽管如此，老教士仍不停地评论着帕纳鲁的布道。他十分钦佩帕纳鲁的口才，但对神甫流露出来的大胆思想不无担心。他认为这次布道显示出来的忧虑多于力量，而像帕纳鲁这样年纪的教士是没有权利忧心忡忡的。年轻的执事一边低着头抵御狂风，一边肯定地说，他经常去神甫那里，因此了解神甫的思想演变，他说，神甫写的论文恐怕比他适才讲的话大胆得多，不过，想必得不到教会的出版许可证。
塔鲁俯下身去，他用自己笨拙的大手擦去孩子满脸的泪水和汗水。卡斯特尔早已合上书页，注视着病孩。他开始讲话，但因嗓子突然走调，他不得不咳嗽几声才把这句话说完：
塔鲁他们听见房顶上有脚步声。老太太发现塔鲁注意到这个情况，便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上面的平台上。他们同时还得知，从平台看出去，景色不错，而且本街区有些家的平台互相连接，妇女们可以足不出户就互相探访。
“到我这个年纪，说话非真诚不可。撒谎太累人。”
“需要一切从头开始吗？”塔鲁问卡斯特尔。
“问题不在这里。”朗贝尔费力地说，随即停下不说了。
头天晚上，格朗没有赴约。里厄感到忧虑，一大早便去到他家，但没有找到他。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这个警报。大约十一点钟，朗贝尔来到医院通知里厄大夫，说他曾远远看见格朗在大街上踯躅，整个脸都变了样，过一会儿便再也看不见他了。于是，大夫和塔鲁一道开上汽车去找他。
“他究竟有什么想法呢？”老教士问。
他们俩告辞时，法官一直在眺望阳光射进来的地方。
但倏忽之间，其他病人全住口了。大夫这才意识到孩子的叫声已经变得很弱，而且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停了下来。在病孩周围，哼哼声复起，但低沉得有如从远处传来的这场刚结束的战斗的回声。战斗的确结束了。卡斯特尔早已走到病床的另一头，说了一声：“完了。”孩子张着无言的嘴，静静地躺在乱糟糟的被窝里，他好像一下子缩小了许多，脸上还有残留的泪水。
他们发现平台上杳无一人，只放了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出去，目力所及，只见一个个平台连绵伸展到黑压压的一大堆石头边，他们认出来那里是本城的第一座山冈。从另一边望过去，目光越过几条大街和看不见的海港，可以远眺那海天一色、波光隐约的地平线。比他们知道是悬崖的地方更远些，一缕微光时隐时现，很有规律，但他们不知道那光线的来源。原来那是航道上的灯塔，从今年初春到现在，它一直在为改道开往别的港口的船只旋转领航。在风吹云散、明净如洗的天空，星光闪烁，遥远的灯塔微光宛如尘埃，不时掠过星空。微风吹来香料和石头的气味。周围是一片深沉的寂静。
“我留在您身边。”他温和地说。
您一定在等我说出“我马上离家出走”这句话。不，我留下来了，又待了好几个月，将近一年吧。但我内心十分苦恼。一天，父亲又在找闹钟，因为他需要早起。我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他回家时，我已经出走了。我应该马上承认，我父亲派人去找过我，我也去看过他，我没有作任何解释，只冷静地对他说，如果他强迫我回家，我就自杀。他最后还是答应了，因为他天性比较温和，但他仍旧发表了一通关于享乐生活的愚蠢性（他就这样理解我的行为，但我并没有阻止他）之类的议论，接着是千叮咛万嘱咐，还忍住了涌上他眼睛的真诚的眼泪。后来，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后了，我定时回家看望我母亲，当然也会见到他。我认为，有这些接触于他也就够了。至于我，我对他并没有敌意，只不过内心有些伤感罢了。父亲去世时，我把母亲接到我家，如果她后来没有离开人世，她还会住在那里。
里厄握住病人放在被子上的手。
“考虑过，就是要有同情心。”
“我希望您来听听，您一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他随即转过身去，在帕纳鲁前面穿过病房的几道门，来到学校院子最靠里的地方。他在尘埃覆盖的小树丛中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擦擦已经滴到眼里的汗水。他想再大喊一声以解开使他心碎的死结。热气逐渐侵袭到榕树的枝丫间，清晨湛蓝的天空迅速蒙上一层微白的气体，使空气变得更闷热了。里厄坐在长凳上，感到灰心丧气。他凝视着树枝和天空，呼吸渐渐自如了些，同时勉强抑制住了疲劳感。
里厄朝帕纳鲁转过身来。
不过我越讲越远了，我恐怕太重视这位老实人了，因为说到底，我下决心时受他的影响只是间接的。他充其量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原来，在我十七岁时，我父亲邀请我去听他讲话。那是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他当时肯定寻思自己会在法庭上大出风头。我现在也认为他当时是想依靠那次隆重的开庭审案仪式来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以推动我下决心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那会讨他喜欢，也因为好奇心促使我去看看、去听听他在家庭中的角色之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得更多。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法庭里进行的一切，跟7月14日的国庆检阅或颁奖仪式一样正常和不能回避。我当时对审案只有抽象的概念，而且一点儿没有为此感到不安。
在场的人都默不做声。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在十月下旬才得以进行试验。实际上，这已是里厄的最后希望了。一旦再遭失败，大夫确信这座城市会束手听任病魔的随意摆布，瘟疫或许会再肆虐好几个月，或许会莫名其妙地停下来。
可是里厄又颓丧地坐到长凳上去了。疲劳重又攫住了他，深入骨髓的疲惫使他答话时语气和缓了些：
但是，随着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可能产生另一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以天价出售正规市场紧缺的必不可少的食品。这样一来，贫困家庭数米而炊，富裕人家却衣轻乘肥。瘟神在恪尽传染职守时，不徇私情，十分有效，这本可以增进同胞们之间的平等感，可是，由于通常的自私心理作怪，鼠疫反而使人们心中的不平等感增强了。当然，剩下来的还有死亡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却是谁也不愿享受的。因鼠疫而挨饿的穷苦百姓更加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那里生活自由，面包也不昂贵。既然在这里得不到足够的食品，人们就产生了这种不太理性的想法：还不如放他们离开这里呢。结果，在城里竟有一句口号流传起来：“没有面包，就给新鲜空气！”这句口号有时在墙上可以看到，有时在省长经过时可以听到。这种反讽意味的口号是某些游行示威的信号，尽管示威很快被制止了，它们的严重性却有目共睹。
“有什么新消息吗？”他问正走过来的塔鲁。
“快没有汽油了，”塔鲁在启动车子时说，“明天我们得步行。”
里厄笑笑。
“如果一位教士请医生看病，说明里面有矛盾。”
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偶尔也宣判死刑。但当时他们对我说，为了实现没有人杀人的世界，死那几个人是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我恐怕都不可能坚持这样的真理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当时很犹豫。但我还一直想着那猫头鹰，所以还能坚持下去。直到我再一次亲眼目睹执行死刑（那是在匈牙利），我孩提时经历过的使我头晕眼花的场景又在我成年时使我两眼发黑。
“您有他父亲的消息吗？”
“问题不在那里，”朗贝尔说，“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此时此刻，里厄周围的人们似乎正惬意地坐在带靠背的长凳上，而且坐得越舒服越好。入口处有一扇钉软隔层的门在轻轻地前后摆动，有谁离开座位去把它固定住。里厄被这些动静分了心，险些没有听见帕纳鲁又说了什么。神甫讲的大概是大家不必去设法把鼠疫现象弄个明白，却有必要记取能够记取的东西。里厄的理解有些模糊：照神甫的意思，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解释。帕纳鲁大声说，照上帝的意思，有些事情，人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其余的事就无法解释，这句话总算吸引了里厄的注意。神甫接着说，当然存在善与恶，而且一般说，很容易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分界线。然而，一旦深入到恶的内部，分辨起来就有困难了。比如，有表面上看很必要的恶，也有表面上看毫无必要的恶。有下地狱的唐璜，也有某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不信教的放荡之徒遭雷击是罪有应得，那么孩子受苦受罪就无法解释。事实上，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与痛苦俱来的恐怖更严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找出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上帝给我们提供了一切便利，可以说，在此之前，宗教是一无可取的。而现在，恰恰相反，上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我们处在鼠疫的重重高墙包围之中，只好在围墙的阴影里寻求益处。帕纳鲁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俯拾即是的套话来越过围墙。他可以毫不费劲地说，天国永恒的欢乐正等待着孩子，在那里他的痛苦可以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神甫对此也一无所知。其实谁又能肯定说，永恒的欢乐可以补偿人间一时的痛苦？能如此肯定的人一定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本身就经历过四肢和灵魂的痛苦。不，面对一个孩子的痛苦，神甫宁可走投无路，他宁愿忠实地承受由十字架象征的五马分尸般的痛苦。他会毫无畏惧地对当天听他布道的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刻来到了。必须相信那一切，或否定那一切。而在你们当中，谁又敢否定那一切？
“是的，”里厄回答说，“我是把您当朋友看，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时间。”
“嘿，大夫！”
大夫果然把事情办成了。疫城的生活又恢复了原状，一直到圣诞节。塔鲁同过去一样到处用他的宁静有效地感染人。朗贝尔悄悄告诉大夫，在两个年轻卫兵的帮助下，他已与他的妻子建立了一个秘密通信渠道。如今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他建议里厄也利用这个渠道，里厄同意了。好多个月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写信，遇到的困难也最大。有一种语言他已找不回来了。信发了出去，但却迟迟不见回音。至于柯塔尔，他可真是春风得意，投机倒把的小买卖做得红红火火，从中发了横财。格朗呢，即使在几个节日期间，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进展。
在此之前一直缄默着的塔鲁头也不回地提醒他们说，假如朗贝尔有意和大家有难同当，他就很可能不再有时间去享受爱情。必须作出选择。
午夜，塔鲁和里厄给朗贝尔画他受命调查的那个街区的地图，这时，塔鲁看了看手表。他抬起头，正好遇上朗贝尔的目光。
至于卡斯特尔，有一天，他前来向里厄大夫宣布血清已经准备停当，于是，他俩决定在奥东先生的小儿子身上作首次试验，小家伙刚入院，里厄认为他的病情似乎无可挽救了。里厄正向他的老朋友通报最近的统计数字时，发现对方已在他的扶手椅里沉沉地睡了过去。他面前这张平常爱露出温和、嘲讽神气从而显得永远年轻的脸庞突然变得十分放松，一缕口水流到他微微张开的唇边，暴露出他的衰弱和老迈。里厄感到喉咙发紧。
每次他们当中有谁说话，他的纱布口罩便鼓起来，同时，蒙在嘴上的地方也变得潮湿。这就使他们的交谈有点儿失真，有如众雕像在对话。
整个夜晚，里厄一直没有摆脱格朗即将死去的想法，可是翌日清晨，他发现格朗正坐在床上和塔鲁闲聊。烧已经退了，只剩下全身衰竭的征兆。
“把手稿烧了！”
“您为什么不阻止我走？您可是有办法阻止的。”
其他的人也处于同样的状态。塔鲁比较顶得住些，但他的记事本表明，如果说他的好奇心在深度方面并没有减弱，但这种好奇心却已失去了它的多样性。原来，在整个这段时间，他看上去好像只在关心柯塔尔。自从他所在的旅馆改成防疫隔离室后，他已搬到里厄家暂住，晚间，他不大听格朗或里厄说明统计结果，总爱立即把话题引到他一向关心的阿赫兰市民生活的细节上去。
“如果孩子必然死亡，他痛苦的时间因此会拖得更长。”
“不，神甫，我对爱的想法和您的不一样。而且我至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们备受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
“我想腾点儿时间给她写一封信，让她知道……让她在幸福时不感到愧疚……”
他们推开玻璃门。那是一间很宽大的厅，尽管气候炎热，但所有的窗户仍然紧闭着。四壁的高处有几台换气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螺旋扇叶搅动着两排灰色病床上面浑浊的热空气。从四面八方传来低沉的呻吟或尖声的叫喊，汇成一首单调的哀歌。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刺眼的强光下缓慢地走来走去，光线是从带铁栅栏的高高的窗洞射进来的。在这闷热得吓人的大厅里，朗贝尔感到难受万分，而且他很难认出正躬身站在一个哼哼着的病人身边的里厄。大夫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两个女护士从床的两边按着病人，仿佛在让他受五马分尸的极刑。里厄直起身，把手术器械扔到助手递过来的盘子里，接着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眼睛盯着正在接受包扎的病人。
“嘿，老鼠呗。”
“该做您愿意做的事。”里厄说。
“这是个事实，如此而已，”他用厌倦的口气说，“让我们把这事实记录下来，从中得出结论吧。”
他们脱了衣服。里厄先跳下去。一开始水很凉，等他再钻出水面时，他倒感觉水是温热的了。游了一会儿蛙泳之后，他这才明白，今晚的海水之所以是温热的，是因为秋天的大海接受了陆地好几个月储存起来的热量。他以匀称的动作往前游着，双脚拍打水面，在他身后掀起白色的浪花，海水沿着他的双臂流下去，直到他的双腿。他听到一声很沉的“扑通”声，知道塔鲁也下水了。他翻转身平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脸朝着月光皎洁、群星璀璨的天空。他深沉地呼吸着，越来越清晰地听到拍打海水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响亮。塔鲁正在朝他游过来，很快就听到了他的呼吸。里厄翻转身，以同样的节奏与他的朋友并肩而游。塔鲁游得比他有劲，他不得不加快速度。一时间，他俩以相同的节奏、相同的力量齐头并进，他们终于摆脱了那座城市和鼠疫，终于能够远离尘嚣，孤云野鹤般优哉游哉。里厄首先停下，接着慢慢往回游，只是有几分钟他们游进了一股冰凉的水流，在这股海水出其不意的袭击下，他们不声不响地加快了速度。
还有几次，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给他的妻子。他想，有这种风险，但风险并不大，然而，留在城里，他们就可能永远关山阻隔。
“是的，”主管握着他们的手得意地说，“挺科学。”
“天气真好，”里厄坐下来时说，“就好像鼠疫从没有来过这里一样。”
自然，各家报纸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宣扬乐观主义。一读报纸，就会看见对当前形势特点的描写，那就是：居民表现为“沉着和冷静的动人典范”。然而，在一个自我封闭、无密可保的城市里，谁也不会欺骗自己去相信什么共同作出的“典范”。要想对所谓的沉着和冷静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只需去某个检疫隔离病房或省政府建立的某个隔离营走走就够了。恰巧笔者当时在别处有事，不了解那里面的情况，所以只能在此援引塔鲁记载的事实。
“可是您并不相信上帝。”
里厄的目光一直在避开那位始终用手绢捂住嘴唇的奥东夫人。他迟疑地说：
里厄说，没有缓解过，但孩子坚持的时间比正常的更长些。帕纳鲁好像瘫了似的靠在墙上，他这时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的兄弟们，”帕纳鲁最后总结说，“对上帝的爱是一种艰难的爱。它意味着全面的忘我精神和轻视个人安危的气概。但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消除儿童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也只有这种爱才能使痛苦和死亡成为必需，因为谁也不可能理解死亡，所以只好自愿死亡。这是很难接受的教训，但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去接受它。这是信仰，世间的人会认为这信仰太残酷，上帝却认为它可以起决定作用，所以大家必须逐步接近它。我们必须使自己比得上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形象。达到这样的最高境界时，一切都会融为一体，不分高低，真理也就从表面的不公正中脱颖而出。因此，在法国南方许多教堂里，几世纪以来的不少鼠疫受害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也在死者的坟墓上面布道，他们宣扬的精神正从包括儿童在内的骨灰中发扬光大。”
隔离营的主管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人走过来，他说，有位奥东先生要求见他们。他先带冈萨雷斯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把塔鲁和朗贝尔带到看台的一个角落，原先独自坐在一边的奥东先生忙站起来迎接他们。他仍跟以前一般穿着，仍戴着原先那副硬领。不过，塔鲁还是注意到，他鬓角的两绺头发翘得比过去高了许多，一根鞋带也散开了。这位预审法官面容憔悴，同他们交谈从非正面看他们一眼。他说，能见到他们他深感快慰，并托他们向里厄大夫致谢，感谢他为他家做过的一切。
塔鲁站起来，靠在桌上。
神甫好像又活跃起来，他转眼看着大夫，目光里似乎重现了某种热情。他随即艰难地用清晰的声音说起来，但听不出语气中是否有悲哀的成分：
“是那病，对不？”法官冷静地问。
帕纳鲁伸出手，伤心地说：
里厄像走路那样怒冲冲地转过身来，粗暴地对他说：
不错，是需要重新投入工作，而且鼠疫也不会把什么人遗忘得太久。整个十二月里，这家伙在同胞们的胸膛火烧火燎，它使焚尸炉闪闪发光，使隔离营挤满闲得无聊的人影，总之，它还在以它坚忍不拔时松时紧的步履不断前进。市政当局曾希望借助寒冷的冬天以煞住它蔓延的气势，但它竟然度过了初冬的严寒，毫不停步。还需要继续等待下去。然而，大家等得太久，也就不想等了，于是，全城的居民都在绝望中打发着日子。
“这是什么意思？”
他又重新把身子靠在坐垫上。
“漂亮吗？”
“剩下来要干的事，就只有计数了。”
“刚才对我说话为什么那样怒不可遏？”从他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也跟您一样受不了那个场面。”
在离开奥东夫妇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有什么要求。那位母亲仍旧看着他默不做声，但孩子的父亲这次却把眼睛转到一边去了。
格朗将头深深埋进枕头窝里，面色发青，眼睛无神。他死死盯住塔鲁用木箱碎片在壁炉里点燃的微弱的火。“情况不妙。”他再三说。从他火烧火燎的肺部深处发出一种奇特的啪啪声，这声音一直干扰着他说话。里厄嘱咐他别说话，还说他很快会恢复健康。病人脸上出现一抹古怪的笑意，笑意里透出一种亲切的柔情。他用劲挤了挤眼，说：“如果这次我大难不死，大夫，我向您脱帽致敬！”但话音刚落，他就坠入虚脱状态。
这时，格朗也在玻璃上看见了里厄。他转过身，背靠橱窗，看着大夫走过来，却并没有停止哭泣。
这里可以举一个同胞们滥用预言的例子。原来，还是在春天时人们已经在等待鼠疫在短期内结束，谁也没想到去问问别人瘟疫可能延续的准确时间，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不会再延长了。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便开始害怕这倒霉的疫病会没完没了，于是，鼠疫停止一下子成了人们的愿望。占星术士的预言或天主教堂圣人的谶语便在居民中传递开来。城里的印刷厂老板们随即发现，在这种迷恋中有利可图，便大量发行那些流传的预言和谶语。当他们发觉百姓的好奇心漫无边际时，他们便派人去市立图书馆翻阅野史轶闻所能提供的一切证词和资料，随即在城内发行。当史书里再也找不到预言之类的东西时，他们便向一些记者订货，起码在这方面，那些记者的能耐不亚于他们历代同行中的楷模。
他们已来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狂风在他们身边咆哮，打断了年轻执事要说的话。等他可以说话时，他只说：
里厄转过身来。一看见记者，他露在口罩上方的眼眉便皱了起来。
这个例子当然使人感受强烈，但它毕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对此，行政当局一如它先前的轻率乐观那样，又公然悲观起来。卡斯特尔却只顾尽心尽力地研制他的血清。无论如何，现有的公共场所全都改成了医院或检疫所，如果说，省政府所在地还完整如初，那是因为总得留一个开会的地方。不过，总的说来，由于这个时期疫情相对稳定，里厄组建的隔离所和医院预期的名额还绰绰有余。医生和医助们业已付出了令他们身心交瘁的劳动，如今他们再没有必要操心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需继续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那份可以说是超负荷的工作就行了。现在，以肺鼠疫形式出现的疫情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蔓延，仿佛在人们的肺部正在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似的。病人往往在大吐血当中更快地离开人世。这时，随着瘟疫的这种新形式的出现，感染的危险性可能会更大。原来，在这点上，专家们的意见始终互相矛盾，但出于保证更安全的考虑，卫生防疫人员仍然使用消毒纱布口罩。
“您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您应该到别的地方去。”
塔鲁喃喃说，根本结束不了，还会有牺牲品，这很正常。
不过，他的声音倒越来越坚定了。他开始提醒大家，好多个月以来，鼠疫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多次看见它坐在我们的饭桌上或我们所爱之人的床头，看见它在我们旁边行走，等待我们去上班，所以我们对它了解得更清楚了。如今，我们也许能够更自觉地接受它对我们不懈的忠告，而在鼠疫初期的一片惊诧之中，我们可能并没有认真听进去它的话。上次帕纳鲁神甫在这同一个地方宣讲过的东西仍然正确——至少他相信是正确的。然而，也还有一种可能，正如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他当时那样想和那样讲都缺乏仁爱之心，因而倍感后悔。不过，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在一切事物里永远有值得记取的东西。最严酷的灾难对基督徒来说仍大有裨益。确切地说，基督徒应当在这种灾难中寻求的东西，正是它的益处，同时还应该知道益处如何形成，如何找到这种益处。
这也说明为什么在这次鼠疫里，除了学会同您并肩向瘟神开战，我没有学到别的什么。凭我可靠的学识，我清楚知道（是的，里厄，我深谙生活中的一切，这您也看见了），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只有细菌是天然形成的。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都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老实人，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的人，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走神。要想从不走神，就需要意志力，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对，里厄，当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当鼠疫患者更累人。因此，所有的人都显得很疲劳，因为，在今天，人人都多少有些患鼠疫之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不愿意继续当鼠疫患者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极度的疲劳，只有死亡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高峰状态的疲劳。
“总之，鼠疫使他如鱼得水。鼠疫将一个不堪孤独的人培育成了它的同谋。因为，很明显，这确是一个同谋，而且是一个兴致勃勃的同谋。他对所见到的一切都点头称是，诸如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的迷信、毫无道理的恐惧、动辄火冒三丈的脾气；那些人回避谈及鼠疫而又谈个不停的怪癖；得知此病以头疼开始之后稍一头疼便惊慌失措面色苍白的模样；他们遇事或怒形于色或暴跳如雷的反复无常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使他们往往把别人的遗忘当做冒犯，为丢失一颗短裤纽扣而如丧考妣。”
于是，我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至少我自己一直是一个鼠疫患者，而这些年我却全心全意地相信我是在与鼠疫作斗争。我得知我曾间接赞同几千个人的死亡，我甚至促成了那些死亡，因为我认为必然导致死亡的那些行动和原则十分正确。别的人似乎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或者说，他们至少从没有自动谈起过。而我，却一想到那些事喉咙就哽得说不出话。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却很孤独。有时我向他们谈到我的思虑，他们说必须考虑当前胜败攸关的事，他们还提出许多常常给人深刻印象的理由，让我相信我难以相信的东西。然而，我回答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那些身穿大红袍的大鼠疫患者也会讲出许多令人信服的道理，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提出的有分量的理由和必要性，我就不可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提出的理由。他们提醒我说，要承认穿红袍的人有理，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判刑的专营权。但我琢磨，如果让一次步，那就没有理由让他们住手。历史似乎认同了我的想法，今天，他们都在杀人场上争第一。他们全都杀红了眼，而且也欲罢不能了。
塔鲁说，这消息让他高兴，他嘱咐朗贝尔多保重。
他们穿好衣服，往回走时没有说一句话。但他们现在已是推心置腹的朋友，这个夜晚也将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当他们远远瞥见疫城的哨兵时，里厄知道，塔鲁也同他一样在想，瘟疫一时间曾把他们忘却，这很不错，但现在又该重新投入战斗了。
里厄对塔鲁转述了帕纳鲁布道时讲的话之后，塔鲁说，他认识一位教士，这位教士在战争年代发现一个青年脸上的眼睛已被人挖掉，于是他再也没有信仰了。
“是不是该这样写？”老家伙用充满渴望的声音问。里厄没有抬眼看他。
“是我，格朗。”他说。
里厄感到吃惊，说：
“也许吧，”里厄回答说，“但您知道，我觉得自己同失败的人比同圣人更能患难与共。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
阳光洒满了病房。在另外五张床上，有人的形体在蠕动，在呻吟，但仿佛商量过似的，都显得很谨慎。只有一个人在病房的另一端有规律地停一会儿，轻轻哼几声，听起来，那呜咽一般的叫声表达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惊愕。仿佛连病人都不像一开始那样恐惧了。现在，他们对待疾病似乎抱着某种认同的态度。只有那孩子还在竭尽全力挣扎着。里厄时不时摸摸他的脉搏，其实并没有这种必要，只不过为了摆脱他因无能为力而一动不动的状态罢了。他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孩子的悸动和他本人血液纷乱的流动交织在一起，于是，他同受尽折磨的孩子合为一体了，他多么希望能用自己还算完好的体力去支撑他啊。然而，他们两颗心的跳动仅仅结合了一刹那就不合拍了，孩子正在从他手里滑脱，他的努力落空了，于是，他放开孩子瘦削的手腕，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
“我必须走开，”里厄说，“看见他们这样子，我再也受不了啦。”
“不错，”朗贝尔说，“但如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
至于别的人，他们日日夜夜沉浸在自己的工作里，所以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如果有人向他们宣布防疫结果，他们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心不在焉，冷漠对待，其冷漠和心不在焉的程度令人想起那些参加大战役的士兵，他们在修筑工事时累得筋疲力尽，只顾得着别在每日的本职工作里有所懈怠，再也无力去盼望什么决战、什么停战日了。
“原谅我，朗贝尔，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既然您有这个愿望，您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吧。”
“那好，我这就放心了。您愿不愿在此时此刻和我共享友情？”
“去洗个海水浴。哪怕是未来的圣人，也会认为这个乐趣是同他的身份相称的。”
里厄说不出话，只好点头表示回应。他也处在和格朗一样的困境。在这一刻使他心如刀绞的是在众人遭受的痛苦面前无能为力的人特有的那种无边的愤怒。
朗贝尔看看塔鲁。他瘦了，疲劳使他两眼昏花，面容憔悴，他那又宽又厚的肩膀也累得缩成了团。有人敲门。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走了进来，他把一摞病历卡放到塔鲁的写字台上，用被口罩捂住的声音只说了两个字“六个”便走出去了。塔鲁望望记者，随即把病历卡摊成扇形，指给他看：
从那天起，我一看见那本《谢克斯旅游指南》就极端反感。从那天起，我开始带着憎恶关注司法、死刑和处决。我十分震惊地发现，我的父亲显然参加了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正是他起得很早的那些日子去参加的。是的，每逢这样的日子他都把闹钟上好。我不敢把这事告诉我母亲，但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他，我这才明白，他们之间已毫无感情，母亲是在过一种被遗弃的生活。这个发现有助于我原谅她，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后来我才知道，对她谈不上什么原谅，因为她在结婚前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正是穷困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过道走去，过道的墙壁漆成了浅绿色，所以那里幽幽的闪光令人想到水族馆。在快走到双层玻璃门前时，他们看见门后有几个人影在奇怪地晃来晃去。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间四壁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扯出两个脱脂纱布口罩，递一个给朗贝尔，要他戴上。记者问他这能否起些作用，塔鲁回答说起不了作用，但可以使别人放心。
“为了我们的友情，您知道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吗？”
他停下来，从头到脚浑身哆嗦，眼神显得狂乱。里厄抓住他的手。手热得烫人。
“为什么？”
“谁出来了？”
但里厄已经在离开病房，他走得那么快，带着那样怒冲冲的神态，以至帕纳鲁见他走到自己身边时，连忙伸手去拉他：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他支撑了很久。”
他曾看见两只活老鼠经过大门回到他家里。几个邻居也告诉他，他们家也一样，又见到老鼠了。从一些人家的房梁上，又传出了好几个月没有听到的闹声。里厄等着每周伊始发表的全市统计总数，数字表明，鼠疫势头正在减弱。
里厄用习惯的姿势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个人的事，他选择幸福，而他里厄并没有什么理由加以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判断孰好孰坏。
神甫第二次布道是在一个大风天。说实话，这次前来听讲的人比第一次的听众人数少，原因是这类场面对同胞们来说已不再具有新鲜事物的魅力了。在这座正在经历困境的城市，“新鲜事物”这个词本身已失去了意义。此外，大多数人，他们即使还没有完全放弃履行宗教义务，或者说，他们即使还没有在履行宗教义务的同时又过着极不道德的私生活，他们也已用毫无理性可言的迷信来代替宗教活动了。他们宁可佩戴护身徽章或圣洛克护身符，也不去教堂做弥撒。
他们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满是人，赛场上搭了几百个红色的帐篷，从远处隐约可见帐篷里放着卧具和小包袱。目前还保留着看台，为的是让被隔离的人在大热天或下雨天有躲避的地方。不过，夕阳西下时，他们都得回到帐篷里去。看台下面，整修了一些淋浴室，那里的运动员更衣室全都改成了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被隔离的人都挤在看台上，其余的人在赛场边缘漫步。有几个人蹲在他们的帐篷入口处，用茫然的目光东看看，西看看。许多人躺在看台上，似乎在等着什么。
“哦，不，”预审法官说，“我想请假。”
问题不是拒绝采取预防措施，预防措施是一个社会在灾害引起的混乱中维持秩序的英明措施。不要去听那些道学家的话，他们要求大家俯首帖耳，放弃一切。我们只应当在黑暗中开始摸索着前进，尽力做一些好事。其余的，只需听其自然，哪怕事关孩子们的死亡，也心甘情愿接受上帝的安排，而不设法依靠个人。
“那又何妨？”里厄说，“我所憎恨的是死亡，是疾病，这一点您很清楚。无论您愿意与否，我们走在一起就是为了忍受死亡和疾病，而且战胜它们。”
他们去向冈萨雷斯告别，这位球员正在研究一张轮班值勤表。他握着他俩的手时笑了起来：
“她体贴人吗？”老太太笑问道。
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好几个类似的隔离营，但笔者缺少那边的直接消息来源，出于谨慎，就不多费笔墨了。他能说的只有一点：那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在暮色中传出的高音喇叭的喧闹声，围墙的神秘性，以及对这些远离尘寰的不祥去处的恐惧，都成了同胞们沉重的精神负担，给他们的惶恐和苦恼火上加油。各种事故以及市民同行政当局的冲突都在与日俱增。
“是不是又要流行起来了？”塔鲁问里厄。
她仍旧决定一丝不苟地履行她当时的处境要求她履行的职责，她每隔两小时看望一次病人。让她最感震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不停顿的烦躁不安状态。他掀开被子，接着又重新把被子拉到身上，他不停地用手摸自己汗湿的额头，常常坐起来想咳嗽，但喉咙仿佛被掐住了似的，咳出来的声音嘶哑、痰湿，跟使劲咯痰一般痛苦。他好像无力将堵在喉咙深处的使他窒息的一个个棉花团硬拔出来。每次发作之后，他往后一仰，倒在床上，种种迹象显示他已精疲力竭了。末了，他又半坐起身子，片刻之间，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那死盯着一处的眼光比此前的焦躁更加狂热。然而，老太太仍在迟疑，不敢请医生使病人不快。她琢磨，尽管病情显得很可怕，这也许只是高烧发作的症状。
过了几个钟头，里厄和塔鲁再来看他时，发现他半坐在床上，但里厄从他脸上看出煎熬着他的病情正在恶化，因而感到心惊肉跳。格朗自己倒显得比先前清醒，见到他们，他立即用粗沉得出奇的声音请他们把他放在抽屉里的手稿取出来给他。塔鲁把稿纸递给他，他看也不看便把稿纸贴在胸口，随后他把稿纸交给大夫，用手势请他念一念。那是五十来页的短手稿。里厄翻了一番才明白，那些稿纸上写的都是同样一句话，不过是抄抄改改、增增减减而已。五月、女骑士、林中小径几个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断进行对比、排列。作品还包含了许多注释和不同的写法，有的注释长得无以复加。然而在最后一页的末尾，作者专心写下了这个墨迹未干的句子：“我最亲爱的让娜，今天是圣诞节……”在上面，是以工整的书法写就的那个句子的最后版本。格朗说：“念吧。”里厄念道：
“真的，您是该休息休息了。”
的确，几乎所有的人都闲着双手，胳膊晃晃悠悠。那么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却静默得出奇。
“等等看再说。”里厄告诉塔鲁。
“不错，我想同里厄谈谈。”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进里厄的汽车后座，由塔鲁开车。
不，他成天提供给人们的不是救援，而是有关的情况。当然，这不能叫职业。然而，说到底，在这备受恐怖折磨而且大量死亡的人群里，谁能有余暇去干自己的本行？能劳累还算是幸运呢。倘若里厄精神更好，那到处散发的死亡气息定能让他变得多愁善感。然而，一天只睡四小时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人总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事物，即是说，按照公道原则看事物，按照那丑恶的、可笑而又可怜的公道原则。而别的人，那些判定必死的人们，也完全体会到了这一点。在鼠疫肆虐之前，人们将他里厄视为救星。他用三片药和一个注射器解决一切问题，人们顺着过道送他出来时都会紧紧挽住他的胳膊。那样着实使人感到愉快，但也有危险。如今，恰恰相反，他去各家都得带上士兵，还必须用枪托猛敲大门才能让那家人下决心开门。仿佛他们恨不得把那全家，把整个人类都拖过去和他们一道进棺材似的。啊！的的确确，人总离不开人，他自己也和那些不幸的人一样失去了许多，他也应当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在离开那些人时，他总听任怜悯之情在自己心里滋长起来。
他要放在床头的十字架，得到后，他转过身去注视着它。
孩子摆脱了麻木状态之后，一个劲在被子里翻来覆去地抽搐。卡斯特尔大夫和塔鲁从凌晨四点钟起一直待在他身边，一步一步跟踪观察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塔鲁微弯着他那魁梧的身子；在床脚，卡斯特尔坐在站立着的里厄身边，表面上十分平静，正在阅读一本古书。在这间先前的教室里，天渐渐亮了起来，别的人也陆续来到这里。首先来的是帕纳鲁，他站到塔鲁对面那一边，背靠着墙。他的面容分明有一种痛苦的表情，而且这些天他全力以赴进行的工作已在他充血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接着到来的是约瑟夫·格朗。已经七点了，这位政府职员对他的气喘吁吁表示抱歉。他说只能待一会儿，也许在场的人已经知道什么准确的东西了。里厄默默地给他指指床上的病孩，孩子双眼紧闭，面孔扭曲，下死劲咬紧牙关，身子一动不动，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头上转来转去。天完全亮开时，曙光已足够让人看清房间尽头原来那块黑板上留下的方程式痕迹，这时，朗贝尔才来到病房。他把背靠在旁边一张病床的床脚，抽出一盒香烟，但看一眼病孩之后，他又把那盒香烟放回了口袋。卡斯特尔一直坐在那里，他从眼镜上方望望里厄，说：
说到这里，帕纳鲁神甫回顾了马赛鼠疫期间贝尔尊斯主教的崇高形象。他说，在瘟疫即将结束时，主教已尽了自己应尽的全部义务，他认为再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可以挽救众生，便带些口粮，把自己关在屋里，并命人筑墙将房屋堵死。一直视他为偶像的居民出于逆反心理——人在极度痛苦时，这种感情屡见不鲜——对他十分不满，在他房屋周围堆满死尸，想让他染上疫病，为了保证他必死，有人甚至将死尸扔过墙去。因此，主教在他最后一刻的软弱中原以为远离了死亡的世界，殊不知死人竟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头上。我们也一样，应当深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并没有岛屿。不，没有折中。必须接受这令人愤慨的现实，因为我们不得不选择恨上帝抑或爱上帝。谁又敢于选择恨上帝呢？
里厄和他的朋友们这才发现他们疲惫到了什么程度。事实上，卫生防疫队的人员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疲劳了。里厄是在注意到朋友们和他自己身上正在滋长一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时才发现这一点的。比如，先前一直极为关心涉及鼠疫的所有消息的人们对此再也不闻不问了。朗贝尔曾临时受命领导不久前设在他所住旅馆内的一间检疫隔离室，他对自己监管的人数了如指掌，对那些突然显现出疫病感染迹象的人们组织紧急撤离的方式方法的细节也胸有成竹，而且把为检疫隔离者注射血清有效率的统计数字铭记在心，但他却说不出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也不清楚鼠疫究竟在蔓延还是在消退。而无论情况如何，他自己却始终保持着有朝一日逃离此地的希望。
塔鲁背对着他，正在眺望大海。片刻之后，他说：
汽车突然一偏，打断了他的话。随后，他凝视着前面，继续说：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催我抓紧办？”
“当心，时间定在半夜，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马塞尔说。
“没有，”塔鲁说，“没有，他真的没有受什么苦。”
恰恰在此刻，孩子好像肚子疼得厉害，重又蜷起了身子，而且小声地呻吟起来。他就这样蜷缩了好几秒钟，一阵阵痉挛和寒战使他全身抖个不停，仿佛他那脆弱的骨架正在鼠疫掀起的狂飙中折腰，正在高烧的阵阵风暴中断裂开来。暴风雨过后，他稍微放松了些，高烧似乎退去了，把他抛弃在潮湿而又臭气熏天的沙滩上，他喘息着，短暂的休息已经酷似长眠了。当灼人的热浪第三次袭击他时，他略微抬了抬身，随即蜷缩成一团，同时，出于对火焰般烤人的高烧的恐惧，他退缩到病床的尽里头，发狂似的摇晃着脑袋，掀掉身上的军毯。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发作一阵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臂，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这时，在这张惨遭蹂躏的床上，病孩的姿势让人想到奇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我能理解。这一切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为它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但也许我们应当去爱我们理解不了的东西。”
“鼠疫的主要症状您都没有，但实际上值得怀疑，我应当把您隔离起来。”
这一年的圣诞节与其说是福音节，倒不如说是地狱节。无论是空空如也、暗淡少光的店铺，还是橱窗里假冒伪劣的巧克力或空盒子，无论是电车乘客们阴沉的脸还是别的什么，都无法与昔日圣诞节的热闹气氛同日而语。以往的圣诞节，家家户户，不论贫富，都欢聚一堂，但今年却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在积满污垢的店铺后间以高价寻开心，既不热闹，也不光彩。响彻教堂的不是感恩的歌唱而是悲哀的呜咽。在这座死气沉沉、寒冷彻骨的城市里，还可以看到几个孩子在奔跑嬉戏，他们哪儿知道他们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没有人敢向他们通报昔日的那位神人正在到来，那背着礼物的神，像人类的苦难一般老迈，又像青年的希望一般新奇。人人的心都只能盛下一个十分古老十分暗淡的希望，正是这个希望阻止人们坐以待毙，而这个希望也无非是单纯而顽强的求生愿望罢了。
“最初几天，来这里的人吵吵嚷嚷，谁都听不清别人讲话。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话越来越少。”
“他在大厅里。但如果没有他也能解决问题，那就更好。”
他额头紧皱，重新收好病历卡。
“这些病历卡很好看，是吧？哦，一点儿也不好看，这都是死人，是昨天夜里死的。”
神甫的体温直往上升。他成天受到咳嗽的折磨，咳嗽的声音也越来越嘶哑。到了晚上，他终于咯出了那堵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是鲜红色的。在高烧肆虐的纷扰中，他的眼神却一直无动于衷，第二天清晨，当人们发现他已死去，半个身子躺在床外时，他的眼神已毫无表情了。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我想和您谈谈。”朗贝尔说。
“没错，”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上面空气很好。”
大约十二月底，里厄接到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从隔离营写来的一封书信。信上说，他在隔离营的期限已经超过，但营管处找不到他入营时间的资料了，所以仍错误地把他关在里面。他的妻子前不久已离开隔离病房，她为此曾去省政府抗议，但在那里受到了冷落，省府的人说他们从没有出过差错。里厄请朗贝尔出面干预此事，几天之后，他便见到了奥东先生。原来真出了差错，里厄为此感到些许义愤。但消瘦了许多的奥东先生却抬起他那无力的手字斟句酌地说：谁都可能出错嘛。大夫只感到事情有了些变化。
不过，他也有他的特点：《谢克斯旅游指南》是他最爱读的书。他并不常出门旅行，除非在假期去布列塔尼，他在那里有一座小别墅。但他可以向你准确地说出巴黎—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时间、从里昂去华沙中途换车的时刻表，以及你选定的任何两个大都会之间的行车里程。您能说清从布里扬松到沙莫尼怎么走吗？连火车站站长恐怕也会弄糊涂，我父亲却能说得头头是道。差不多每个晚上他都进行练习，以增进这方面的知识，而且他为此感到自豪。这事儿让我很开心，我经常向他提问，然后对照《谢克斯旅游指南》核实他的答案，当我确认他毫无差错时，我非常高兴。那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我给他提供了我这个听众，而他对我的诚意也很珍惜。我呢，我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优势不亚于其他方面的优势。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
几个月以来，由于鼠疫播撒恐怖从不选择对象，他们俩已经见过不少孩子离开人世，但他们还从未像这天早上那样一分一秒地眼看着孩子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当然，在他们看来，加之于无辜者的痛楚实际上从来性质都一样，即是说，都是令人愤慨的耻辱。然而，在当月当日之前，可以说，他们只抽象地感到愤慨，因为他们从未面对面而且如此长时间地观看过一个无辜者临死的情景。
“塔鲁，我想见大夫，原谅我。”
塔鲁的这个评论是否能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和帕纳鲁在事件中令身边的人费解的表现稍加澄清呢？以后再判断吧。
“您相信上帝吗？”老太太问，她每天上午都去做弥撒。朗贝尔承认他不信教，于是老太太又说，原来就为这个。
里厄在正午到达那里。听了女房东的叙述，他只回答说，帕纳鲁是对的，但恐怕送得太晚了。神甫接待里厄的态度也一样冷淡。大夫给他作检查时感到十分吃惊：他没有发现他有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只查出他肺部积水引起的肿胀和呼吸困难。但无论如何，他的脉搏太弱，全身情况太严重，看来希望很渺茫。里厄对他说：
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有一辆汽车好像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滑行了很长时间，随后才开走了，接着，远远传来一阵模糊的惊叫声，再度打破周围的静寂。后来静谧恢复了，更加衬托出天空和星星此刻对这两个男人的重要性。塔鲁站起身，走过去靠在平台的护栏上，面对着一直躺坐在椅子里的大夫。一眼看上去，只有他魁梧的身影显现在天空的背景下。他讲了很长时间，下面是他的讲话复原之后的大致内容：
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改变。长久以来，我为我也曾当过杀人凶手——哪怕是间接的，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而感到羞愧，感到极端羞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只意识到一点：在今天，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我还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不错，我一直在感到羞愧，这一点我心中有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鼠疫的包围中，我因此而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到今天我还在寻找安宁，我试图理解所有的人，试图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从而找回我的安宁。现在，我只知道必须做该做的事，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再成为鼠疫患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找回安宁，或者在找不到安宁时，平静地死去。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即使不能拯救他们，起码可以使他们尽量少受折磨，有时甚至会带给他们些许快乐。为此，我决定拒绝接受促人死亡的，或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不论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不论它有理无理。
红袍使我父亲变了样，他显得既不善良，也不亲切，他满嘴空话大话，不着边际的长句子像蛇一般不断从他嘴里蹿出来。我明白，他在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判这个人死刑，甚至要求砍他的头。的确，他只说了：“这个头应该掉下来。”但归根结底，这两句话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实质上是一回事，因为他得到了这颗头颅。只不过并非他自己去执行罢了。我一直听到案件的结尾，而我却单单对这个不幸的人抱有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程度之深厚，我父亲永远也望尘莫及。不过，按习惯，父亲还得到场观看那美其名曰最后的时刻——应该叫最卑鄙的谋杀时刻——发生的事。
他走到门口一下子转过身来。里厄发现，从鼠疫开始到现在，他第一次笑了笑。
谈话结束时，塔鲁摆动着腿，用脚轻轻敲着平台。静默片刻之后，大夫稍稍挺挺身子，问塔鲁是否考虑过走什么道路才能得到安宁。
记者说：
“啊，大夫，”他悲哀地说，“我刚明白了什么是所谓的宽恕。”
因此，在那个时期，塔鲁的日记内容逐渐集中到了柯塔尔这个人物身上。塔鲁曾试图按照柯塔尔告诉他的实情或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勾画出柯塔尔对事物的反映和他的思考。这篇标题为“柯塔尔与鼠疫的关系”的记事占了日记好几页，笔者认为在此作一个扼要的介绍不无裨益。塔鲁对这位矮个儿年金收入者总的看法可以归纳在这句评语里：“那是个正在提高自己的人物。”起码从表面看上去，他的心情正越来越好。他对事态的发展趋势并无不满，有时，他在塔鲁面前以这类评语来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并没有好转，但至少大家是在风雨同舟嘛。”
从四月份到现在，没有发现过一只死老鼠。
夜幕降临时，天空已变得晴朗。隔离营笼罩在柔和而清凉如水的月光里。从四面八方响起勺子盘子的叮当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几只蝙蝠在营帐上空飞来飞去，随即突然消失了。在另一端的围墙外，一辆电车在铁轨的道岔上发出咔咔的响声。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据塔鲁的日记说，他本人很理解那些人的心情。起初，他看见他们挤在各自的帐篷里，要么听苍蝇嗡嗡，要么自己搔痒痒；如果发现有人乐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怪叫着发泄他们的怒气或表达他们的恐惧。然而，自从隔离营人满为患以来，乐意听别人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因此，大家只好沉默下来，互不信任。的确，有一种互相猜疑的东西从明亮的灰色天空降临在这红色的隔离营里。
“什么也不干。”
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不心力交瘁，也不灰心丧气，而且一直保持一副春风得意的鲜活模样。此人就是柯塔尔。他对一些人继续保持着距离，却并不中断与其他人的关系。他选中了塔鲁，见塔鲁工作之余一有空，他就去看望他。一方面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塔鲁善于诚挚地接待这位矮小的年金收入者，从不怠慢。这永远是一个奇迹，塔鲁无论怎样劳累，都显得和蔼可亲，对人关怀备至。有些晚上他甚至完全累垮了，但第二天他会重新精力充沛。“我同他谈得来，”柯塔尔曾对朗贝尔说过，“因为他是条汉子。我们总能互相理解。”
翌日，天气又闷热又潮湿，令人窒息。疫情方面也只有坏消息。不过，西班牙老太太却很泰然。“世上罪孽太多，所以注定会这样！”她说。朗贝尔也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光着上身。但无论他干什么，汗水都沿着他的双肩和胸脯淌个不停。屋里百叶窗紧闭着，在半明半暗中，他们的上身看上去仿佛涂了一层棕褐色的油漆。朗贝尔默默地转着圈子。他在下午四点钟突然穿上衣服，宣称他要出门。
在跨出隔离营大门时，塔鲁喃喃说道：
“不，没有，”他说，但欲言又止，“还是救救我的孩子吧。”
但格朗挣脱里厄的手，跑了几步，然后停下来，张开双臂，身子前后摇晃起来。他就地旋转，随即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不断流淌的泪水弄脏了他的面孔。过路的行人远远看到他的情况，骤然停住脚步，不敢再往前走了。里厄只好将老人抱起来。
“您要是愿意，我们可以一道出去。您去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原来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叙述了他和朗贝尔一道去探访市体育场一个隔离营的情况。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的一端朝向通电车的街道，另一端俯临一片空地，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高地的边缘。体育场周围一般都筑有水泥高墙，只要在四个进口处的大门设岗，任何逃逸都很难成功。同样，高墙也能阻止外面好奇的人进去打扰正在接受隔离的不幸的人。作为抵偿，那些不幸的人整天都能听到电车来往的声音，虽然看不见，却可以根据电车上变大的喧闹声猜测上班和下班的时间。他们因此而了解到，他们被排除在外的生活还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进行，他们明白，水泥高墙隔断的两个世界相互之陌生，胜过它们各自处在两个不同的星球。
“我对他说，想不脱离别人，说到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问心无愧，我说也白搭。他恶狠狠地瞪着我，对我说：‘照您这么说，就永远没有人能和别人相处。’接着他又说：‘我告诉您，您可以那么说，但要让人们凑在一起，唯一的办法还是给他们送去鼠疫。不信您看看您的周围。’其实，我非常明白他想说什么，也明白他对现今的生活该感到怎样适意。”他怎能看不出别人对现实的反应随处都同他的不谋而合？诸如：人人都试图让大家同自己在一起；有时人们殷勤地给迷途的过路人指路，有时又对人家极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饭店，心满意足地待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每天有大群大群的人乱糟糟地挤在电影院门前排队，所有的剧院和舞厅都人满为患，人潮有如汹涌的海潮，直捅入一切公共场所；人们对一切接触都退缩犹豫，但对人类热情的渴求又驱使他们互相接近，男男女女，相扶相倚。显然，柯塔尔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历过这一切。女人除外，因为，他那副模样……我设想，当他意识到自己想去妓院时，为了别闹个低级趣味，引来非议，遂克制住了。
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事并不是进行辩论。我关心的是那红褐色头发的猫头鹰，是那个肮脏的偶然事件：那时，几张臭嘴向一个戴脚镣手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他们作好一切安排让他死，是的，让他在一个接一个眼睁睁等待被谋杀的极度苦恼的不眠之夜后死去。我关心的，是那胸脯上的窟窿。我思忖，在此期间——起码我是这样——我决不会认为那种令人憎恶的屠杀有丝毫，您听见了吗？丝毫的道理！是的，在我还没有看得更清楚之前，我选择了这种顽固的盲目态度。
里厄几乎没来得及考虑神甫正走在异端的边缘时，帕纳鲁已经在有力地肯定说，这个命令，这个正确的要求，正是基督徒寻求的利益之所在，也是他们德操之所在。神甫明白，在他即将谈到的德操中，有些极端的东西会激起许多人的反感，因为那些人习惯于更宽容更传统的道德观。然而，鼠疫时期的宗教不能和平时的宗教相提并论，如果说上帝可以容许，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安息而快乐，那么他也愿意看见人的灵魂在极端痛苦的年代走点儿极端。今天，上帝施恩于他创造的人，将他们置于如此巨大的灾难之中，使他们重新寻找并实行这至高无上的德操：“全信”或“全不信”。
由此看来，我们的同胞正在用迷信代替宗教，这就是帕纳鲁布道时教堂四成座位只坐满三成的缘由。布道的那天晚上，里厄一到达教堂，从入口处几扇自动门吹进来的一股股凉风正在听众中间畅行无阻。在这座冷飕飕而又鸦雀无声的教堂里，他在清一色的男性教徒群里坐下，同时看见神甫正在登上讲台。帕纳鲁讲话的语气比上次更柔和，态度更审慎，在场的人有好几次察觉他在言语间流露出几分犹豫。更奇怪的是，他再也不说“你们”而只说“我们”。
“他的确没有胡说八道，”塔鲁补充道，“他准确地评论了阿赫兰市民的矛盾心理，那些人一方面深感使他们互相接近的热情是多么必要，但同时又不能全身心投入这种热情，原来他们互存戒心，从而互相疏远。他们都很明白，不可轻信邻居，邻居能在你不知不觉间利用你忘情的那一刻把鼠疫传给你。当一个人像柯塔尔那样把时间花在寻觅伙伴又想从中找出可能告密的人时，他一定会理解这种心情。他也会包容那些在生活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临到人们头上，也许它趁你庆幸自己还平安无事时正在磨刀霍霍呢。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柯塔尔在恐怖中生活仍能行若无事。正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对那一切已有所感受，我相信他不会完全像那些人一样体会惴惴不安的心情折磨人有多么残酷。总之，他也跟我们这些尚未死于鼠疫的人一样，清楚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日都濒临毁灭，但他毕竟经历过恐怖，所以他认为轮到别人来尝尝恐怖的滋味，这很正常。说得更准确些，他感到那样就比他单独承受恐怖要轻松些。他正是在这点上犯了错误，因此他比别人更难被人理解。但说到底，正是这一点使他比别人更值得大家理解。”
但他停下了。他也开始满头大汗，只喃喃地说了声“再见”，当他站起身来时，他的双眼发亮。他刚要离开，只见正在沉思的大夫也站了起来，并且朝他这边走了一步。
可是，到了下午，她设法同神甫说话时，得到的回应只是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她又提到请医生的问题，但神甫一听便重又支起身子，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清晰地回答说，他不需要医生。于是，女房东决定再等到明日清晨，如果神甫的病情还没有好转，她就得拨情报资料局每天在广播里重复十来遍的电话号码。老太太始终尽职尽责，所以考虑在夜里去病人房里守护他。但到了晚上，给病人送去新熬的汤药后，她想躺下休息休息，哪知睡下去到第二天黎明才醒过来。她连忙跑到病人屋里。
“卡斯特尔已准备好第一批制剂。他建议做一次试验。”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所在街区的尽头，靠近通往峭壁的山口。那是一座西班牙式的小屋，墙壁很厚，木质外板窗上了油漆，有几个毫无装饰的阴暗的房间。桌上有米饭，是由两个小伙子的母亲，一位满脸皱纹的笑眯眯的老太太端上来的。冈萨雷斯很吃惊，因为城里已经缺少大米了。“靠近山口总有办法的。”马塞尔说。朗贝尔吃着，喝着，冈萨雷斯说他确实是朋友，而他却只顾想他还不得不停留的那一个星期。
“算了，大夫，我没有时间了……”
“可您刚从那里出来呀！”
阳光顺着一堵堵粉刷过石灰的白墙照过来，由粉红色逐渐变成黄色。一个炎热的清晨正在玻璃窗外随着噼啪的市声开始。格朗离去时说他还要回来，但大家几乎没有听见他的话。人人都在等待着。孩子一直双目紧闭，看上去似乎平静了些。他的双手已变得像爪子，正在轻轻地挠着病床的两侧。接着他又举起手去扒靠近膝盖的被子。突然，孩子蜷起两腿，让大腿贴近肚子，随即停下不动了。于是，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了看站在他面前的里厄。他的嘴巴在已经变成土灰色的小脸的凹陷处张开了，一声拖长的呼喊几乎立即从他嘴里爆发出来，这声仅因呼吸而产生了极细微变化的呐喊，骤然响彻整个病房，听起来俨然是一声单调而不协调的抗议，这声抗议是那样缺少人的个性，听起来就像同时出自所有的人之口。里厄咬紧牙关，塔鲁背过身去。朗贝尔走到床边，靠近卡斯特尔，老大夫正合上在膝盖上摊开的书。帕纳鲁望望病孩满是污垢的小嘴，正是从这张嘴里发出了那声分不出年龄的呐喊。神甫轻轻跪到地上，他在那不知谁发出的持续的哼哼声中，用压低的但仍清晰的声音说道：“上帝，救救这孩子。”听见他的祷告，大家认为完全合乎情理。
“什么结论？”朗贝尔问。
在九月和十月这段时间里，本市始终屈缩在鼠疫的淫威之下。前面曾经谈到，那时的情况毫无进展，因此，数十万人仍旧周复一周地在原地踯躅，而且没完没了。轻雾、炎热和淫雨在天空轮番登场。一群群南来的掠鸟和斑鸠无声地翱翔在高高的天空，但总是绕过这个城市，仿佛帕纳鲁神甫描述的灭顶之灾，即那根怪异的长矛，正在千家万户上空旋转着、呼啸着，让鸟儿们远远离开此地。十月伊始，暴雨一次次冲刷着大街。而在这期间，除了那不寻常的停滞局面，没有发生丝毫更重大的事情。
“大夫，”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对主管说：
“噢！那孩子至少是无辜的，这一点您很清楚！”
“我们有通行证，可以去防波堤。说到底，只在鼠疫圈子里生活实在太愚蠢了。当然，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但如果他除此就别无所爱，他斗争又有什么意思？”
片刻之后，法官又说：
塔鲁看看他，接着，突然冲他微笑起来。
“可怜的法官，应该为他做点儿什么。但怎样才能帮助一位法官呢？”
事实上，他还得等两个星期，因为警卫已改成两星期换一次班，以便减少值班班次。在这半个月里，朗贝尔不停地工作，从不吝惜自己，可以说是闭着眼睛在干，从黎明到夜晚。他总在深夜才躺下来，但睡得很沉。从平时的懒懒散散骤然过渡到令人精疲力竭的劳作，这使他几乎没有精力去幻想。他很少谈及他即将出逃的事。只有一个事实值得一提：一星期过去之后，他对里厄大夫交心说，头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他走出酒吧时，突然感觉他的腹股沟肿胀起来，双臂在腋窝周围转动也很困难。他想，一定是染上鼠疫了。他当时只能有一个反应——他和里厄一致认为这反应并无道理——那就是飞跑到本城的最高处，在那里，从一个见不到大海但可以看见更开阔天空的狭窄位置上狂呼自己的妻子，让呼喊声越过一道道城墙。回到住处之后，他并没有发现身上有什么感染的迹象，于是对自己这次意想不到的神经性发作感到不怎么样。里厄说，人完全可能有这样的行为，他对此十分理解：
然而，病孩还在叫喊，在他周围，其他病人也都激动了。在病房另一头那个不停地哼哼的人这时也加快了哼哼的节奏，直到他也公然大叫起来，与此同时，其他病人的呻吟声也越来越大。于是，在病房里迸发出潮水般的哭泣声，哭声盖过了帕纳鲁的祷告声。里厄紧扶床柱，闭上眼睛，疲劳、厌倦得濒于发狂。
至于里厄大夫，那昙花一现的安宁和友谊的瞬间已一去不复返了。市里又开设了一家医院，从此以后，他只能和病人朝夕厮守。不过，他注意到，在瘟疫发展的现阶段，鼠疫越来越以肺鼠疫的形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病人似乎更能与医生配合。他们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听任自己一味的沮丧或狂躁，他们看上去好像对自己的利益有了正确的认识，所以主动要求得到于他们最有好处的东西。他们不停地要求喝水，谁都希望得到热情的照料。尽管里厄同过去一样劳累，但在这种新情况下，他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孤独了。
里厄一下子转过身来面对着神甫，他想开口说话，但没有说出来，看得出他是在竭力控制自己，他重又把目光移到孩子身上。
轮到里厄笑了。
在一周接一周的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同离情别绪一起使里厄大夫心神不安的一些想法。他看到这类想法也在他的朋友们脸上反映出来。所有持续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逐渐心力交瘁了，然而，这种心力交瘁最危险的后果还不在于他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以及别人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而在于他们听任自己漫不经心、疏忽大意。原来，他们已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凡是他们认为并非绝对必要的行动，以及他们自以为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退避三舍。结果，这些人竟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制定的卫生规则，而且忘记了他们自身消毒的众多规定中的某些条款，有时甚至在没有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时就赶到肺鼠疫病患者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在最后的节骨眼儿上被叫去感染者家里的，他们赶去之前就觉得疲惫已极，无力再转到某个地方去滴注必要的预防药物。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人。总之，他们是在赌运气，而运气并非属于每个人。
检疫隔离在一开始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但经里厄和朗贝尔一组织，遂变得十分严格。他们特别要求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互相隔离。万一家中某一个成员感染了鼠疫而自己却并不知晓，那就绝对不应该大量增加疫病传染的机会。里厄将这些缘由讲清楚之后，法官认为言之有理。然而，他和他妻子面面相觑时的精神状态使大夫感到这样的分离让他俩多么惊慌失措。奥东夫人和他们的小女儿可以住进朗贝尔领导的旅馆隔离室，但已没有床位供预审法官住进去，除非去住市政府正在市体育场用帐篷搭建的隔离营，那些帐篷还是从道路管理处借来的呢。里厄感到抱歉，但奥东先生说，规章面前人人平等，正确的做法是服从。
在朗贝尔离开之际，里厄突然补充说：
“总之，”塔鲁直率地说，“现在我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圣人。”
神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昨天他脸上那种极度充血造成的红色已变成了铅灰色，而且因为他的脸颊还十分饱满，这种颜色尤其显眼。神甫正凝视着挂在床头天花板上的一盏彩色玻璃珠吊灯。见老太太进屋，他朝她转过头来。照女房东的说法，他经过一整夜的折磨，在那一刻似乎已经垮掉了，再也没有力量振作起来。老太太问他身体如何，她注意到神甫回答时说话的声音冷淡得出奇，他说他身体很糟，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把他送进医院，一切照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惊恐万状，连忙跑去打电话。
“帕纳鲁说得对，”塔鲁说，“基督徒看见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时，这个教徒要么失去信仰，要么同意别人挖掉自己的眼睛。帕纳鲁不愿放弃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想说的。”
“但愿菲利普没有受太多的痛苦。”
“里厄，您难道从不想打听我究竟是谁？您把我当朋友看吗？”
我把我踏进社会的开始阶段说得这么细，是因为这的确是我一切的开端。现在我准备说得快些。我在十八岁时离开了富裕生活，尝到了贫穷的滋味。为了糊口，我什么行当都干过。而且行行都干得有声有色。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死刑问题。我要替红棕色头发的猫头鹰算账。结果，我搞起了人们所谓的政治。我不想成为鼠疫患者，就这么回事。我曾认为，我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基础上的，我只要同社会作斗争，就意味着同谋杀作斗争。我曾这么认为，别人也对我这么说，结果说明，这大体正确。于是，我就和我热爱的而且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在那个队伍里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个国家有斗争，我都去参加过，就不详谈了。
“那当然，”里厄说，“既然您有这个愿望，就由我去张罗。”
“的确，”塔鲁补充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威胁，但准确地说，他是在和别人一道承受威胁。另外，我可以肯定，他其实并不认为他会染上鼠疫。看起来，他是靠着下面这种想法在过日子，再说这想法也并不愚蠢：一个人重病在身或忧心如焚时，会同时免受任何别的疾病或忧虑纠缠。‘您注意到没有，’他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身患好几种病？假如您得了重病或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者肺结核，您永远不会染上鼠疫或斑疹伤寒，肯定染不上。而且，还有更妙的现象呢：谁也没有见过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无论正确与否，却让柯塔尔保持着好心情。他唯一不情愿的事是同大伙儿分开。他宁可同大家一起被围困，却不愿当单身囚徒。一闹鼠疫，什么秘密调查呀，档案、卡片呀，密令、紧急逮捕呀，都顾不上了。确切说，再也没有警察局、再也不谈新老罪行了，再也没有罪犯，有的只是被鼠疫判了刑并等待着它最专横的赦免的人们，这些人中有些就是警察。”因此，按照塔鲁的说法，柯塔尔有充分的理由用他宽容而又可以理解的满意眼光来看待同胞们忧心忡忡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样的眼光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你们尽管说下去，这种滋味儿我在你们之前就尝过了。”
翌日，他俩再也没有说什么，只在一道工作。到下一个星期，朗贝尔总算住进了那座西班牙式的小屋。他们在共用的那间屋子里为他支了一张床。那两个年轻人不回家吃饭，而且人家请他尽量少出门，所以，大多数时间他都一人独处，或同西班牙老太太聊聊天。老太太人很干瘦，但很勤劳，她成天穿一身黑衣服，在整洁的白发下面是她布满皱纹的棕色的脸。她沉默寡言，只在注视朗贝尔时，眼里才洋溢着笑意。
老人搓着手说：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木头办公桌后面，他卷着衬衫袖子，正在用手帕擦拭肘弯上的汗水。
“应该回去和她团聚，您做得对。否则您还有什么想头呢？”
“那就这么着……”
里厄竭力露出笑容。
里厄，我就长话短说吧，在认识这个城市和这次瘟疫之前，我早已患上鼠疫了。应该说我同大伙儿一样早已在受鼠疫的折磨。但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或者说他们安于那种状况，另一些人则对此一清二楚，并且力图摆脱现状。至于我，我始终希望摆脱。
一天，大约晚上十点钟，塔鲁在一整天耗尽心力的工作之后，陪伴里厄去那位气喘病老人家里出诊。在老街区鳞次栉比的房屋上空，柔和的星光闪闪烁烁。微风无声地吹拂着，穿过黑黢黢的十字路口。这两个刚从静悄悄的街道走过来的男人，想不到碰上的这位病人如此健谈。老人告诉他们说，有些人并不拥护当局，说油水大的位置永远被同样的人包揽；他还引了谚语“瓦罐不离井边碎”，末了，他搓着手说，有可能要大闹一场。大夫一边给他看病，他一边评论时事，没完没了。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他的车。里厄似乎还没有摆脱疲劳。
您从没有见过枪毙人吧？不，您当然没有见过，在场的人一般都是邀请来的，公众也都在事先经过挑选。所以在这方面您只停留在图画和书本知识里。蒙眼的布条、木柱、远处的几个士兵。嘿，才不是这么回事呢！您知道吗？事实恰恰相反，行刑队是站在离犯人一米五的地方。您知道吗？犯人如果往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触到枪口。您知道吗？在那么近的距离，行刑队员集中射击犯人的心脏部位，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子弹，足可以在犯人胸膛开一个碗大的窟窿，人的拳头都可以伸进去。不，您不知道，因为那都是人们讳莫如深的细节。对于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比生命更神圣不可侵犯。善良人们的睡眠不应当受到妨碍，否则就是低级趣味。而谁都知道，趣味就在于不固执。但我呢，从那时起，我一直睡不好，一直品尝那低级趣味，而且一向很固执，即是说，不停地去想它。
“拯救人类，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大而不当。我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我关心的是人类的健康，首先是他们的健康。”
“噢！”里厄说，“人不能够又治病，同时又知道一切。那我们就尽快治愈别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您瞧，”他说，同时把目光避开神甫，“现在连上帝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了。”
“您快动身了吧？”
“可我并没有说服您！”
“的确是这样，”他说，“请原谅。疲劳能使人发疯。待在这个城市里，有时候我厌烦得只想反抗。”
塔鲁这是第一次听到他说出他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明白事情起了变化。此刻，夕阳西下，阳光穿过两朵行云从西边平射进看台，把他们三人的脸染成金黄色。
“谢谢，但神职人员没有朋友。他们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
“我刚才没有说明白。有人告诉我，这个营有志愿管理人员。”
无论怎样，虽然乍看起来，疫情可能在蔓延，但因淋巴腺鼠疫病人正在减少，总数的天平仍然保持平衡。
“非常体贴。”
“他们白天干什么？”塔鲁问朗贝尔。
“也许因为我个人也有为幸福出点儿力的需求吧。”
预审法官转了转他的圆眼睛，竭力把一绺头发压平。
现在格朗已躺在他的床上，呼吸极端困难：他的肺部已经遭殃了。里厄在沉思。这个公务员没有家室，又何必把他送走？就由他和塔鲁来照顾算了……
“无论怎样，”他说，“人有时会有这么做的需求。”
帕纳鲁参加卫生防疫组织以来，从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肆虐的地方。在救援人员中，他总是站在他认为应该是他的位置上，也就是说，第一线。他没有少看死亡的情景，尽管原则上说，他注射了血清，得到保护，但他对自己安危的忧虑也并非绝无仅有。从表面看上去，他一直保持冷静。但自从那天他长时间眼看着一个孩子死去之后，他似乎变了。他脸上显露出越来越紧张的表情。有一天他微笑着对里厄说，他正在准备一篇短小的论文，题目是《神职人员可否求医问药？》。在大夫的印象里，问题似乎比帕纳鲁谈到的更严肃。当里厄表示希望看看他的文章时，帕纳鲁宣称，他可能要在男教徒做弥撒时布一次道，到时候，他起码会阐述其中的某些观点。
“您通知他们了吗？”
“我知道，我没有的东西正是这宽恕心。但我现在并不想跟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在一道工作是为了某种超越了渎神和信神而把我们集合在一起的东西。只有这一点最重要。”
塔鲁说，定在当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如此。”
片刻之后，汽车在海港栅栏旁边停下来。月亮早已升起。乳白色的天空向各处投下淡淡的阴影。在他们身后是倚山而建层层叠叠的市区房屋，从那里刮来一阵带病菌的热风，促使他们赶快往海边走。他们向一个卫兵出示证件，卫兵仔细端详了很久才放他们通过。他们从他身边走过去，再穿过放满了木桶、到处散发着酒味和生鱼味的土堤，然后朝防波堤的方向走去。快到达目的地时，一股碘和海藻的气味告诉他们大海就在前面。接着他们听见了涛声。
到十一月末，清晨的天气已经变得非常寒冷。瓢泼大雨冲刷着路面，大雨过后，天空洁净如洗，万里无云，同闪光的街道相映成趣。每天早上，苍白无力的太阳向城市播洒它明亮但却冷冰冰的阳光。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重新暖和起来。塔鲁正好选定这个时间同里厄大夫谈谈心。
“说得对，”里厄答道，“那我们就去吧。”
不过，塔鲁认为，柯塔尔这种态度并没有多少恶意。他那句“这种滋味我在他们之前就尝过了”与其说表明了他的得意，不如说表明了他的不幸。塔鲁写道：“我认为他开始心疼那些被困在天地间、城墙内的人了。比如，一有可能，他就主动对那些人解释说，那东西并没有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鼠疫过去后我要干这，鼠疫过去后我要干那……他们不安安生生过日子，倒去自寻烦恼。他们甚至不明白自己的优势。难道我能说，一旦被捕，我要干这干那，我？被捕只是个开始，还不是结束呢。而鼠疫……您想听我的意见吗？他们倒霉，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其自然。我可没有胡说八道。”
没有人答话，朗贝尔显得不耐烦了。
里厄再看看孩子，说：“是的。”那位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旧不言不语。法官也沉默良久，之后，他用更低沉的声音说：
朗贝尔来到大夫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他，可以在城里高地医院找到她的儿子。在医院的门卫面前，还是那群人在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一再说：“别停在这儿！”人群动步了，但仍旧在转圈子。中士的汗水已湿透了衣裳，他对大伙说：“没什么好等了。”大家也这么看，但尽管闷热难当，他们仍不愿离去。朗贝尔出示了通行证，中士给他指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对着院子，他在那里遇到刚从办公室走出来的帕纳鲁神甫。
帕纳鲁走到床边，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然后拿上他的道袍，沿中间的通道走了出去。
一直在搞必要的鼠疫统计的格朗当然不可能指出总的结果。他和显然经得起疲劳考验的塔鲁、朗贝尔、里厄恰恰相反，向来身体欠佳，而他却在市府助理的工作之外，还兼任里厄的秘书并继续自己夜间的活儿。因此，人们见他总是处在身心交瘁的状态，支撑他的是两三种固定的想法，诸如鼠疫过去后休个大假，起码一星期，到那时就可以实实在在、“恭恭敬敬”地干他正在干的事。他有时也心血来潮，禁不住深深动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主动向里厄谈起让娜，心里琢磨在那一刻她可能在什么地方，倘若她常读报纸，她是否会想念他。有一天，正是同他在一起时，里厄在无意中发现自己在用最平常的口吻谈起自个儿的妻子，这可是他迄今为止从未做过的事。他妻子发来的一份份电报总让他安心，他只好相信，但他现在没有把握了，于是决定给妻子正在疗养的医院的主任医生发一份电报。回电通报说，这位女病人的病情加重了，但他们保证尽一切努力制止病情继续恶化。他一直把这个消息深埋心底，从未对人说起过，现在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能把消息透露给格朗，除非是因为太疲倦了。这位政府职员先对他谈到让娜，之后，便问到他的妻子，里厄这才作了回答。“您知道，”格朗说，“如今这种病完全可以治好。”里厄同意他的看法，只是说，他开始感到他们的离别太长了，他也许本可以帮助她战胜疾病，而她现在却只能孤军作战。他说到这里便沉默下来，对格朗提出的问题也只是含糊应对。
应该说，我当时没有您那么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当时的社会地位就不算低了。但他天性善良，从不摆架子。我母亲很淳朴，遇事让人，我一直很爱她，但我现在宁愿不谈这个。我父亲对我很亲切，时常照顾我，我甚至相信他曾试图理解我。他在外边拈花惹草，现在我可以肯定这点，但我一点不感到气愤。他在这方面的行为一向合乎分寸，从不引人反感。扼要说来，父亲不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人。现在他既然已经作古，我才体会到，他这一辈子活得既不像圣人，也不是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这么回事。他那种类型的人能让人感到亲切，而且这种适度的亲切感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真该瞧瞧它们奔跑！那是乐趣。”
“噢，原来就为这个！”她说。
在医院，帕纳鲁再没有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对他进行各种治疗，但从没有放下手中的十字架。不过，他的病情仍旧难以确定。里厄心里始终疑云密布：是鼠疫，又不是鼠疫。再说，一段时间以来，这瘟神好像乐于使医生的诊断迷失方向。然而，就帕纳鲁这个病例而言，他后来病情的发展即将表明，这种无把握的现象是无关紧要的。
奥东先生说他即刻领他去打电话，这时，大夫转身对那位母亲说道：
在帕纳鲁的脸上掠过一抹被震惊的阴影。
“啊！大夫，啊，大夫。”他哭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