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可能在战时同日本人结婚，她希望借这次访日之便会见过去的丈夫以及由丈夫抚养的孩子。她的东京故友无疑就是丈夫或孩子。但是战后三十六年过去了，昔日的妻子突然出现，很可能给丈夫带来麻烦，孩子或许也不相信这位不速之客是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孩子肯定已有了自己的家庭。日夜盼望相见，却遭到对方的冷待，她当然会悲观失望。”
“说不定存在着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具体原因吧。”
然而，这只是栋居内心的想法，他没有办法拿出材料来证实自己的想法，也就不能扭转自杀的说法，指挥部几乎要被解散了。
“她不满意开始安排的房间吗？”
“调换房间？”
杨君里一行的参观团五月十五日到达日本，在该饭店住了二天后，到日本各地参观了两周，然后在五月三十日再次回到该饭店住宿，就在当天晚上，杨君里死了。如果有人来访，那一定是在开头的两天或再次住宿的五月三十日。饭店方面说除了参观团的东道主——农林省及日中睦邻协会的人来过外，没有其他特别的人来访。打给参观团的电话倒有几次，但记数表只记来电次数，不记对方的电话号码，所以也查不到挂电话来的人。而且参观团的全体人员早已回国，无法打听更详细的情况。
杨君里是自杀的说法占了上风，这么一来，就给侦察员的热情泼了冷水。侦察员的职责就是侦察，收集同案子有关的材料，查出罪犯。如果确定为自杀，那么侦察就要中止。
“要求换房间的客人多数是不满意房间的式样或位置，但是分配给她的这间离电梯远，还算安静。这样的房间在饭店里算是好的。”
事情发生一个月后，栋居收到邮给他的一个包裹，寄件人是“喻鑫培”。这三个字虽然笔划多，但栋居还没有忘记这就是杨君里访日时的参观团团长。
作了种种大胆的设想，仍然分析不岀死亡的原因。作为唯一的线索，检查了杨君里的行李，只是几件替换衣服，一本汉语的日本导游书，一本日中辞典以及看来是作为礼物的收录两用机等，找不到有助于侦破的物件。
―、对上车地点——都立大学附近进行调查。
二、彻底调查旭日饭店。
五、弄清毒品来源。
“不，很有价值。如果还有什么情况请继续告诉我。”栋居道谢后，出了饭店。
有一位文艺评论家曾说：“变态的风格是作品的灵魂”。栋居似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这本书32开，近七百页，较厚，中国可能没有文库本及纸皮书一类的袖珍版本吧。书中收录了二十八篇作品，排列着二十八位作家的姓名。每篇小说的开头还印有作者照片和本人简历。
“那么她到底不满意什么呢？”
常法寺三郎、61岁，住目黑区自由之丘公寓某号，战争时期曾在中国的满洲铁路任职。
有人提出疑问：如果是自杀的话，为什么要在乘车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服毒呢？她完全可以回到旅馆写好遗书，然后整理好东西再从容不迫地死。
四、调查接待人员、农林省、日中睦邻协会。
栋居重新观察这本书——很粗糙，装帧、纸张、印刷都不及日本的好，所用的纸张如同日本战后不久发行的黄色杂志所使用的仙花纸，但书中收集的短篇小说却都出自日本文坛的名家巨擘。杨君里为什么要带这本书呢？栋居感到迷茫。她曾有过日本丈夫，本人的工作又是日语翻译，她读日本小说并不希奇。而且是中译本，在中国可以随意购买。
光看这句俳句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剖柠檬，但栋居眼前浮现出沾着鲜血和脂肪的手术刀割开柠檬的可怕情景。柠檬出现在他作品之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柠檬，去过中国，住在都立大学附近，四人中只有波肇同时具备这三个疑点。
“自杀的可能性很大，担还不能排除谋杀的可能性。说不定杨君里的出现引起了某人的麻烦，于是下了毒。”
栋居用手指漫不经心地翻着书。蓦然，他的手指停下了，一个念头闪过脑际：会不会在这些作家中有杨君里所认识的人呢？杨君里肯定要经过某种途径才能打听到三十六年前的丈夫的情况，是不是这本书提供了这种途径呢？喻鑫培曾说杨君里在访日前就已知道丈夫和子女的住址，难道杨君里从这本书中获得了阔别三十六年的丈夫的消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本书中的某作者会不会就是她的丈夫呢？即使不是丈夫本人，也一定是可以打听到丈夫消息的人。
这个设想引起了栋居的兴趣，他逐个看起作者姓名来。
“我认为即使昔日的妻子或中国的母亲突然出现，也没有杀人的必要。战时在中国的日本人同当地的妇女结婚、生孩子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如果她的丈夫还活着也上了年纪，这种年龄即使出现了异国前妻，也不至于破坏家庭吧。”
由于此案一开始就由栋居受理，所以他负责侦察方案的第二项——调查饭店。这不得不使他想起了早先曾办理过的东京皇家饭店黑人青年被刺案件。那个案子的罪犯是黑人的母亲。黑人青年是战争的产物，他万里迢迢从美国飞来访母，却被成名后的母亲抛弃、刺杀。
栋居抵制这种做法是另有原因的。他同情杨君里的不幸。当然，作为一个侦探，这种同情心是要不得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死在异国的警察署，连死因都没弄清就被葬在无人凭吊的“无缘塚”墓地，这确实太惨了。栋居同情杨君里是因为他想到了黑人青年的死。从乔尼之死到杨君里之死，使栋居倍觉不安。他始终认为这些访日的客人并不是偶然死去的。
“我想她会不会希望住得高一点，但她说同层也可以，于是我就给神换成724室。我也很奇怪，她为什么要换房间呢？”
中国参观团在日本参观了农林省所属的农业技术研究所和农业综合研究所、游览了京都和奈良的古迹、访问了长野县的农村、松本市的日本民间风俗资料馆、秋田市的农药厂、化肥厂以及福岛县的农村及仙台市的农机厂。在这期间，参观团会见过许多有关人员，接触过不少人，但这些被接触的人中并没有原先就认识参观团某团员的人。据自始至终陪同访问的交通公司陪乘员以及农林省、日中友好睦邻协会派出的接待人员反映，杨君里在日期间身体一直健康，毫无死亡的迹象。
“我说的话不一定对您有用吧。”帐房问栋居。
经化验证实，她体内的毒物同农药厂赠送的试剂完全一致。
新出现的柠檬颇费猜测，如果它是死者的遗物，那为什么要带柠檬外出呢？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哦，有那种可能吗？”课长起初表示怀疑。
对此，曲町警察署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设两套人马分别从自杀和谋杀两方面侦察。第一次侦破会议首先讨论一个问题：不管自杀或谋杀，其动机是什么？
看到末尾，栋居大吃一惊。作品用一句俳句结尾，这句俳句是：
波肇，真名叫古馆丰明，如果把他当作杨君里的丈夫的话，年龄还小了些。现在五十四岁，停战时是十八岁，十八岁就娶有妻室未免太早，但也不能说当时就不能同二十二岁的杨君里结婚。所谓的陆军少年见习技术员属于什么兵种，尚不清楚，马杉范之，只是因为住在柿之木坂才被列人四人之中的，但如果他隐瞒了在中国的经历，那么，疑点立刻会集中在他身上。
三、查出日本国内死者想要寻找的人。
“我还以为她嫌房间太小，可是她说只要换一间，面积相同也可以。”
灰心丧气的栋居刚想回去，已经同他熟悉的饭店帐房若有所思地对他说：“我想起一件事，不知对您是否有用。”帐房似乎还在犹豫该不该说。
在以上四人中，仙波信仰在中国的时间最长，从一九四O年四月随三十九师团参加唐河平原围歼战、宜昌战役，强渡汉水、当阳，到一九四四年四月眼随由第十一军朝日集团十几个兵团组成的三十多万大军占据湖南，前后共四年。而且他住的地方离杨君里叫车的地点又最近，步行只要一、二分钟。
法医认为光凭解剖结果无法确定是自杀还是谋杀。对硫磷原先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党发明的：称为“G毒性气体”，后来用作杀虫剂。在日本则主要用于二化螟虫的防治。其毒性惊人，它不但可以通过口腔，还可以通过皮肤或极小的伤口渗入体内。致死量入口为0.6g-0.8g，滲皮约5g。人摄入三十分钟至数小时内死亡，或者在开始时呈氰酸中毒状，十分钟后突然死亡。
课长虽然没有积极支持这个设想，但表示有兴趣。于是，栋居马上到图书馆翻阅文艺年鉴和文学辞典，调查了二十八位作家的经历。
又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也有可能死者突然想到要死，一时冲动服了毒。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后，不选择地点就匆匆寻短见的人是常有的。
指挥部内开始的看法都倾向于有人谋杀，但这种看法还是较模糊的，不过是种假设，而且指挥部是临时性的。不久前刚制定的、从自杀、他杀两方面调查的方案已半途而废。指挥部里要把此案作自杀处理的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果确定是自杀就不会影响破案率，反正是一、二个外国人，自杀还是他杀都无关紧要。虽然栋居很反对这种极端不负责的做法。但是，在侦察工作无法展开时，就求稳妥、图安逸，这是干这一行的弱点。
到都立大学附近调查的侦察组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都立大学附近地区是柿三木坂、八云、中根、自由之丘等高级住宅与中级住宅相间的混合区，很僻静。到了晚上，除了车站外几乎没有行人。发生在夜里十一点的事件，很少会有人看到。如果她要找的人家离她叫车的地点很近的话，那么没有目击者是很自然的。
“不管什么事都可以说。”栋居鼓励他。
栋居再次走访了旭日饭店，调查的重点是死者有无来访者及电话。
仙波在中国的那段经历，为他获得今天的地位和职业奠定了基础，使他成名的处女作就是以那段经历为内容的。但是战争尚未结束他就从湖南回到日本，这同杨君里因停战而与丈夫分离的情况不符。
翌日，法医的解剖结果出来了，死因是有机磷化合物急性中毒，胃以及小肠中含有“对硫磷”化学成分。尸体血型为AB型，无两性关系痕迹。胃内只含有少量对硫磷的混浊液，别无他物。
“这么说是自杀？”
“那天是我值班，我记得很清楚。起先要给她安排731室，但她提出要调别的房间。”
波肇深切关注社会问题，他的作品象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无情地剖析了生活中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病灶，他以独特的文笔和非凡的才能写出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从而赢得了广大读者。栋居这次看“深夜出殡”，是第一次阅读他的作品。看后令人觉得作品的风格确实同结尾俳句所比喻的那样，象把锋利的手术刀，但那种犀利风格的背后似乎有些发狂。
侦破会议决定从自杀和谋杀两方面进行侦察，并订出以下侦察方案：
在同这四人直接接触前，栋居想把他们的作品大致浏览一下。小说选中收集的都是各位作家的代表作品，不费什么周折，就从图书馆的藏书中找到了。
栋居现在最惦念的是出租汽车司机送来的柠檬。在侦破会议上柠檬没有受到重视，大部分人认为这只柠檬是其他乘客丢下的。即使是死者的也算不上什么重要线索。妇女带着柠檬是很普通的事。但是，栋居还是认为死者带这只柠檬有些蹊跷，总觉得这柠檬里隐藏着重大线索。柠檬成了他的心病。柠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杨君里的摄毒时间很奇怪。司机证实，她从上出租汽车到感觉难受的时间是十五—二十分钟，排个时间表便可以确定杨上车是晚上十时零六分，被送到警察署时是十一时四十三分。从都立大学到曲町警察署途中不停车约需三十七分钟，但司机为了观察杨君里曾中途停车。这就是说，无法判断她服毒时间是乘车前还是后。毒性的发作非常迅速，要是上车前服毒，很快就该感觉难受。关于这一点，司机只说“乘客上车时就觉得她异样”，具体印象却很模糊。如果是上车后服毒，则车上应该遗留下毒药的容器。当然也可以在行驶中将容器扔出车外。
由于本案件的死者是访日逗留期间死亡的中国客人，故无法调查死者周围的社会关系，唯一的调查对象是死者所在的访日参观团，但已回国。有人认为首先要在东京找出死者要去拜访的故友。持这种想法的人还对死亡动机提出了具体设想：
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简介都是用中文写的，栋居不懂。而且也可能简介中有漏记或作家本人隐瞒在中国的那段经历，看来除了女作家外，对所有作者都必须注意。
接下来是常法寺三郎的作品，题为“六棵树的周末”。是篇把男女生活情态归结到六棵树里描写的报告文学。早期东京的风俗，在中国人看来一定是很有趣的。这篇作品里也看不出什么头绪。
对毒品来源的调查结果进一步为自杀的说法提供了依据。近来已密切注意对硫磷的毒性并控制使用，其最有效的灭杀对象是二化螟虫。其次则用于普通农家的果园等。已经证实，秋田市的农药厂在接待中国参观团时，作为学术交流曾把对硫磷的试剂送给来宾。而且也给过译员杨君里一份。厂方是按来宾人数准备的，他们以为杨君里也是农业技术人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一位农业技术人员。
别的侦察组也没有发现重要线索，只了解到：
“那位客人第一次来住宿时曾要求调换房间。”
栋居急忙拆开封皮，是本中文书，书名为《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这是一本日本小说的中文译本，由中国的出版社出版。随书还附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通过外交途径了解死者的情况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尽管中国方面愿意协助，希望还是不大。因为杨君里这种孤身一人的老寡妇是很少有人了解她的。
自我们回国后，杨君里的死因弄清了吗？我也感到很奇怪，因为这件事太突然了，我们来到日本后，杨君里的精神始终很好，一点也看不出她想要死。回国后，我在整理自己行李时发现，无意中夹带了杨君里的书。这本书是杨君里访日期间带着的，听说这本书不错，我便借来看，忘了还给她。杨君里在中国没有亲属，无法归还。我想这本书会不会对破案有用，于是就寄给你。如果有事需要我们协助，敬请函告。
出租汽车司机送来柠檬时，栋居忽然意识到这柠檬按理应由警察发现。死因不明的尸首是这辆车载来的，首先就该查这辆车，却忘了检查，这种失职将受到他人非议。然而，杨君里刚送来时尚有微弱的呼吸，象是食物中毒。应该承认，当这位被人背来的外国人突然死去时，连警察都慌了神。
“我是这样设想的。首先查一下作者中是否有人的家及工作场所在都立大学附近，是否有人常去那一带的商店或在那里逗留。如果有，再加上他曾在中国呆过，那就有眉目了。”
栋居不懂俳句，但是这里却出现了“柠檬”字眼。
其次是波肇写的“深夜出殡”，内容是关于解剖活人的，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它的故事情节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医生想要新鲜的内脏，活活解剖了仍在呼吸的病人，然后又把别人的内脏放入体内，缝好还给病人家属。病人家属领遗体时还以为自己的亲人为医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作者很可能有过这方面的经历，解剖场面描写得非常逼真。
“手术刀，割活体，又剖柠檬。”
这是一封用日文写的信，虽然文笔不通畅，但可以看懂意思。
首先要查的是仙波信仰的作品，他的作品以战争为题材，名为“臆病队长”，用喜剧形式写了他从军期间在中国的一段经历，但没有发现同杨君里有关的线索。
杨君里之死被大量报道，她的丈夫和孩子应该知道。可是他们并没有露面，令人感到他们对杨君里的出现十分反感。据说杨君里在中国没有亲属，那么住在日本的丈夫和女儿就是她唯一的亲人。可是她临死时却没有亲人守在一旁送终，而是在出租汽车里痛苦地挣扎，最后惨死在警察署中。栋居觉得她死得太悲慘了。不管是自杀还是谋杀，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若是谋杀一定要查出凶手；如果是自杀也要弄清原因，以慰死者亡灵。这种侦察得悄悄地搞，但至少要把遗体交给她的日本亲属，不然她只能葬入无人祭祀的外国人坟地。她是热切盼望来日本的，怎么也想不到会死在日本。她有丈夫和子女在日本，总还不至于无人祭祀吧。“决不会让她无人祭祀！”栋居自言自语地说。
栋居向课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六、通过外交途径了解杨君里的社会关系，找出死者的前夫。
栋居马上把波肇列为首要调查对象，并进一步详细地调查了他过去的经历。他出身于岩手县花卷市，在国民学校高中毕业后，当了陆军少年见习技术员并到满洲赴任。战后回到日本，做过司机，私人侦探，保险公司外勤员，医疗器械推销员，商业新闻记者等十几种工作。一九五六年获得某文学奖，从此开始了笔墨生涯。家庭成员有一九五三年结婚的妻子叶子、二十五岁的长子（在某公司工作）、二十一岁的长女（女子大学三年级学生）。
如果真有杨君里的丈夫，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六十岁上下的作家。书上有作家照片，一眼便可认出。看来找丈夫要比找孩子更容易。因此栋居对于曾在中国呆过的作家特别注意。
波肇（原名古馆丰明）、5.4岁，家住川崎市多摩区细山，但他把工作地点安排在目黑区八云二段的高级公寓里。战对，他作为一名“少年见习技术员”，曾去过满洲。
“这么说，是不满意房间的位置？”
仙波信仰（原名信夫）、67岁，住目黑区中坂一某号，战争时期是《朝日新闻》报的随军记者，曾跟着部队到过中国的湖北、当阳、宜昌等地。
客人的这一行动给帐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栋居马上思索起这个新线索来。
马杉范之、58岁，住目黑区棉之木坂二区的二十多号，但是没有去过中国。
这次的案件多少有点相似，可以假设：曾同日本人结为夫妇的中国妇女，三十多年后来日寻找生死离别的丈夫和孩子，但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和孩子却拒绝了她。
其次，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常法寺三郎，但是他在满洲铁路部门的职务是什么，任职期的长短都无从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