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并未死去，它只不过没有得到妥善管理而已。
直到有一天，理查德和梅拉妮要求我停下来。
但在下面这种情况下，银行服务的比喻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尽管一般来说，人们会把钱存在一家银行里，但在如今的互联网经济中，分享的数据在仅仅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分包给了成百上千家机构。有些公司和用户有着直接的关系，如脸谱网或某个网上零售商之间存在的关系。但大多数拥有你身份碎片的机构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你跟他们没有直接联系，所以无法相互确定对等的价值交换。这意味着他们从你的行为和身份中不断获利，但你反过来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简言之，他们在偷窃你的资产。就跟嘉年华里的小偷一样，他们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扒走了你的钱包。
对于不在乎数据追踪的人来说，这不会带来任何改变。而真的在乎这个的人也终于有了选择的权利。
以前，我的每一天都是从脸谱网开始的。我会到楼下给妻子准备咖啡，还没等她落座，我就急忙去查看脸谱网上有什么更新，以便了解在我睡觉的时候又有哪些重要消息或新闻。我常常因为被某些没头没脑的视频或冗长的泄愤文章所吸引而错过跟妻子闲聊几分钟的时间。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数据新政”的很多益处都和机构组织有关系。就跟你会想要管理自己的思维文档，决定哪些推文、照片及视频能够代表你的身份一样，你也应该希望能够控制自己的数据。这与其说是隐私或哲学问题，倒不如说是控制本该属于你的资产的问题。你把自己的钱存进银行，难道你的数字身份就不应该受到同等的关注吗？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能让用户只分享他们在特定场景中愿意揭露的数据的技术已经产生了。例如，在彭特兰的特伦托实验中，使用了一种被称为开放PDS（个人数据仓库）的软件，它允许人们控制数据的流转。虽然这说起来有点儿奇怪，但“开放PDS”的工作原理在其网站上的“只有答案，没有原始数据”部分已有解释：
而供应商关系管理（VRM）却改变了这种动态。“供应商关系管理项目”由道克·希尔斯创立，他是《线车宣言》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成员。该项目致力于“鼓励工具开发，以使个人能够借此控制其与机构——尤其是与商业市场机构的关系”。该项目的特色成果包括功能强大的维基网站，包含了全球自2008年发布的所有信息。
几年以后，我将能通过一把虚拟钥匙打开汽车，这把钥匙和其他与这辆车的使用与保养相关的所有信息都存储在我的私人领域里。这就好比某种数字版本的司机指南，它甚至还可以向汽车修理厂报告引擎熄火的毛病，这得是在你希望它这样做的前提下（也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会）。因此，生活管理平台将会成为未来真正的联网汽车等事物的关键促成因素。
通过“安全答案”，有关用户数据的一般计算过程都可以在安全的PDS环境中进行，在用户的控制下进行：用户不再需要交出数据才能获得某项服务。只有应用需要的答案——某些经过概括总结的数据走出了用户PDS的界限，被提交了上去。这就足够应用来判断用户是否活跃，或者用户当前处于哪个一般地理区域了。用户也不再需要上传原始的加速计或GPS定位数据了。通过相应的问与答模块，这种计算过程可以在用户的PDS内部完成，没有必要再往应用所有者的服务器发送原始的加速计数据或GPS定位信息，然后再让其处理了。
但是该产品却配备有蓝牙和信标技术，一旦其他系统尝试获取你的数据，它就会发出可视或声音警示。在这款使用Oculus-Facecloud系统的新产品上市几天之内，YouTube网站上就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视频。视频里，人们戴上这个眼镜设备，穿过自己居住的街道，感受全新的体验。根据视频截图显示，当Oculus-Facecloud用户视线的右上方出现一道红色闪光，并伴随着一声尖细的鸣叫声时，就意味着有外部来源正尝试获取数据。在所有这类YouTube视频中点击率最高的一个，讲述的是一名伦敦的用户，在她从公寓走到两个街区外的一家杂货店的过程中，其数据曾有7 000多次被尝试获取。短短的一段路，闪光不断，鸣叫声不绝于耳，看起来就跟在战场上一样。如此高频率的数据干扰简直成了Facecloud的试验场。人们终于能够切实地看到其生活中的数据追踪有多么严重了，他们终于急切地渴望控制这每天都要面对的高频数据交换了。
当前的互联网经济短时间内不会消失。它让很多人富了起来，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其个人数据的价值，所以就算被偷了，他们也不会感到不安。但这个趋势正在发生改变。从爱德华·斯诺登的揭露开始，每一次新的安全丑闻或数据泄露都会进一步促进这种趋势的发展。从个人层面来看，人们会厌倦自己的医疗卫生记录被分散得七零八落。或者，他们还希望把自己的医疗保险公司屏蔽起来，不让他们访问自己的健康追踪器，从而防止他们把自己的数据发送给老板。但愿人们不是因为害怕而开始使用个人云或者生活管理平台。但愿他们只是意识到了其中的巨大利益、利润以及将会获得的洞察。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一遍又一遍地上演。出于分析的目的，公司会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追踪，而每一家公司对我们生成的印象都各不相同。这无数种身份构成了遍布全世界的各种数据库，但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访问的。我们身份的各种细小碎片，如群星般的有关我们生活的洞察，均为他人所有。我们永远没有机会看到。
在对个人数据的讨论范围之外，隐私的定义非常明确。所以，如果我们正在上厕所，有一位陌生人走进来，并开始跟我们聊天的话，那我们多半会感到很愤怒。或者，如果有人在一个朋友的葬礼上散发汽车广告传单的话，那我们也不会放过他。我们把这些行为称作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
Facecloud开始根据用户所需要的信息或在不同情况下想要的服务，为用户提供一系列的选择。例如，在大多数公共场所，人们都会想要使用GPS定位或地图应用程序，这时Facecloud就会说明他们需要提供给周边服务哪些数据，才能使用上述功能。很多地方的免费Wi-Fi都安插着恶意软件，这些软件会在人们的手机上插入跟踪装置，以用于犯罪目的。对于Facecloud用户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么等着使用安全的公共Wi-Fi，把手机设成漫游状态，要么选择使用手机上的静态地图。在这种情况下，令人震惊的是，有一些人甚至会选择向其他人问路。
最终，谷歌将自己的产品设计与Facecloud相结合。由于一些用户不愿意使用谷歌的具有面部及声音识别技术等深度监控特色的自动驾驶汽车，谷歌的营收一直在不断减少。所以，谷歌索性向用户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Facecloud用户及其他人可以通过付一笔钱来使用谷歌无监控汽车，也可以选择用预先批准使用的个人数据来“支付”。一些谷歌迷抱怨说，这种架构增加了不必要的复杂性，因为不管怎么说，在当前的系统中，个人数据通过广告就可以支付服务的。但人们还是渴望获得Facecloud提供的透明服务，不仅仅是为了提倡开放的哲学理念，更是为了弄清楚个人数据是如何被使用的。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人们头一次能够看到其个人信息多么频繁地被用于牟取商机与利润的动机。如今，他们可以直接从这些资产中受益了。
现在，想象一下当今的世界。当你开始使用任何一款标准手机时，你就已经把自己的实际位置透露给了很多应用程序或服务，是你给了它们访问权限。当你查看脸谱网时，你的每一次点击都会被追踪并反馈给算法，然后你就会看到侧边栏上的广告。而访问一个新网站呢？成百上千的Cookie追踪设置立马就开始追踪你的行为，其中有很多可能都携带着恶意软件，会安装在你的电脑上。当你走出门时，你的健康追踪信息可能就会被发送给制造商。当你在零售店买东西时，信标临近技术便能够十分详尽地识别你的行为。当你在星巴克使用未加密的无线网时，坐在邻桌的黑客就可以侵入你的电脑，盗取你的数据。
假如我有一个大约四平方英尺的纸箱子。它和我的“万物枢纽”连接在一起，且装有一系列传感器，能够把数据传送到当地的一家食物银行。当我有一些快要过期，但我又不打算吃的食物时，我就会把它放在那个纸箱子里。而在遍布整个小区的这样的箱子里，都装有食物银行的服务器，而且食物银行还能知道哪些志愿者会愿意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把社区里的这些箱子收集起来。这就意味着，“万物枢纽”平台将会拥有巨大的协同消费阶层，而其协调成本则远比现有的系统要低得多。这种做法将会引起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的兴起。
很多像这样的数据银行或仓库还允许你“消灭”数据，即该系统一旦发现有第三方未经授权访问信息就会上报，然后你可以直接把它删掉，就跟删掉你电脑里的一份文件似的。
个人云。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个人数据有多少被他们并不认识的机构共享并出售。数据云可让个人处于其数据世界的中心，自主决定想与谁共享数据，在什么情况下共享。在数字经济环境下（而不是当前这个一片混乱的经济体制中），云技术是每个人所追求的唯一架构。
欧洲一家叫KuppingerCole的分析公司曾针对此趋势发表过一篇报告，题为“生活管理平台：个人数据的控制与隐私”。该文引用了道克·希尔斯《意愿经济》一书中有关供应商关系管理的想法。KuppingerCole公司认为，在未来10年内，这些平台将会对全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以下是该公司所预测的生活管理平台对私家车将会产生的影响：
我已经选择把技术排在自己家人的前面了。这比一身肥肉更让我感到沉重。
“爸爸，你保证过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时你不再看手机的。”新年那天，我们一家人在当地一家小酒店吃饭时，8岁的理查德这样说。“你是当着我们的面下定决心的。”他补充道，并向梅拉妮示意，梅拉妮正低着头，拿着一大把蜡笔在桌布上画画。“决心就是保证，对吗，爸爸？”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各应用或服务不再需要你的关键个人信息数据，就可以提供其核心功能了。因此，分析的过程可以在你的个人数据仓库里完成，而不会向外界透露你自己的原始信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服务机构把原始数据提供给你从未接触过的第三方。
一旦实现制度化，这些平台将会为积极的巨大社会变革提供框架背景。如同我在开篇的故事中所描绘的社区利他主义的想法一样，在我们谈论这些平台将会诞生哪些新型社会经济形式时，艾琳·伍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
银行服务的例子为个人数据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类比。你分享的每一条有关自己的信息都是一项资产。有时，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货币价值，如你的信用卡信息。有时它的价值以揭示你的生活的方式呈现，如你当前的位置。
等该系统其他实用功能就位之后，Facecloud用户还可以控制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意味着在公开场合中，透过Facecloud的数字眼镜来看的话，很多路人的头顶上都会飘着推特或领英等社交网站的标志。或者，他们会发送出一个信封的图标，表明他们想要在公开信息之前与人沟通。
而如今，我的数据得到了保护，并处于我的掌控之中，我就可以这样做了。
在当前的互联网（物联网）生态系统中，我们的个人数据通过成百上千个由公司控制的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被挖掘和分析。这些系统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追踪，试图发现能够刺激购买的商机。正如下图所示，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这个概念之所以难以理解，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各个机构为了获得用户的信息所使用的系统各不相同。他们从自己所出售的商品的背景出发进行追踪，而且与用户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
Facecloud就是建立在一个类似“开放PDS”的系统之上的。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便执行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或者说由个人控制的个人数据流转。可能你会觉得这太麻烦了，不适用于你的生活，但像Personal.com等公司已经开始提供Fill It（填满它）等特色服务了。它可以让你一次性输入PII数据和个人信息，可供你将来在网上以任意一种形式安全地重复使用。这是一种个人云服务，在你设定偏好之后，无须再次输入。所以说，像“开放PDS”这样的系统，其使用的方便程度要比现在大多数人输入密码或其他处理个人数据的方式要好得多。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有没有哪个本地商店真的认识你？我知道有几家店的人认识我。其中一个是早餐店，那里的员工都知道我喜欢在咖啡里加点儿豆奶。我这个习惯很奇怪，也很特殊，他们是很努力才记住的。这让我既感动又震撼。为表达感激，我给他们多留了点儿小费。这种关系正是人们和试图利用其数据的机构之间应该拥有的。
我承认，这是有点儿太过理想化了，但这种生活方式无疑是相当震撼的。
我被问住了。
Facecloud（脸谱云）并未一炮而红。测试运行两年之后，用户才相信脸谱网是真心想让他们控制自己的数据。幸运的是，在读到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阿莱克斯·“桑迪”·彭特兰的“数据新政”（New Deal on Data）后，丽贝卡把他也拉进了这个项目。该“新政”是“数据所有权的再平衡，它对数据被收集起来的个人有利。这样，人们就能像控制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钱财一样，有权控制自己的数据”。彭特兰的想法相当简单：就如同一个人能够控制诸如Fitbit这样的可穿戴设备一样，“新政”把这种控制权的范围扩大到了物联网。如今，不论任何实体想要从某人那里获取数据，都必须让他或她本人知道他们想要挖掘哪些信息，以及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彭特兰的想法在意大利特伦托市进行过测试，在该测试中，有数百户人家遵守该社区共同创建的“数据新政”。正如彭特兰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次访谈中所指出的：“和不遵守‘新政’规定的人相比，这些人共享的东西更多，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体系，并了解共享的价值。对个人数据充满信心，有利于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不至于变得更糟。”
在公共场合，我还会公开自己的幸福分数。就跟Fitbit及其他运动应用程序构建出的数字社区一样，如今很多人都已经加入了以提升幸福感为核心的服务团队组织。例如，如果你戴着Facecloud-Oculus走路的话，不出10英尺便可以看到头顶上飘着一个大脑图标的人，这意味着他是个热衷于正念的人。你还可以看到有人的头上有个笑脸图标，还有两只掌心朝外的小手。这个图标的意思是他们正在练习感恩。当我有与人交流的情绪时，我会打开实时情绪测量仪，把我的幸福状态以彩色圆环的方式呈现，颜色深浅根据我一天的状态进行切换。从本质上来说，这就如同加强版的情绪戒指，还可以设定成彩色光环的模式，在我的头部和肩膀周围闪闪发光。
这个幸福框架让我最喜欢的一点，并不在于人们能够看到我内心生活的外在反映，而是因为当我附近的Facecloud用户能够借助我所拥有的技术或才能提升其幸福感时，我能够立马看见相应的迹象。这就跟戴着名牌参加某项社交活动似的，只不过我结识的不是新客户，而是一位新朋友。在研究利他主义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帮助他人能够增强一个人的自尊心。所以，现在Facecloud就在帮助用户增强幸福感，并在这个过程中磨炼其社交技能。该平台为同一个社区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互相帮助的莫大良机，同时又能避免侵犯他人，因为用户有权选择何时将自己的需求公开化。用户通过评论或反馈，构建了一个基于责任与信任的评分系统，这就有效抑制了有人试图在这个系统中耍花招的问题。
完全的生活连接远不止简单的数据共享而已。通过这些生活管理平台，哪怕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细小的事情也能实现完全个性化。例如，人们可能会在车里安装呼气酒精测量仪技术，当系统从其呼气中识别出酒精时，就会阻止这个人开车。或者，当家里有多名司机共用同一辆车时，每一把虚拟钥匙都将与相应个人的潘多拉或声破天软件账号同步。对于我们的健康与医疗账单、家庭、保险及约会生活等，生活管理平台都将提供同水平的高级个性化功能。在个人云端架构的保护下，这些数字仪表盘将会改变我们观察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
这种数据借记的想法还可以用到广告商和品牌商身上。但作为个人数据的主要管理员，个人对这类关系提供的价值也更多。现在针对个人生活的极细微的洞察与分析都将在其如何购买、购买什么的直接背景下进行管理。对于个人和愿意与客户建立透明数据关系的公司来说，这是一种双赢。而不愿与自己本该服务的个人建立直接联系的不透明数据代理商或广告商则是唯一的失败者。
如果你跟我一样，曾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从事过办公室工作，那你应该会记得那时要先把文件存为Word文档，放在软盘或U盘中，然后才能交给同事。文档仅有的副本就是你电脑里和你同事手里的两份。你可能会担心如果磁盘找不到了或者坏掉了，数据就会丢失。但是，除非你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否则一般是不会有人在你不知情或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下把数据偷走的。
这就是这些机构从你身上窃取信息的骗局——他们获得的洞察不是建立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的。想象一下，一名男子向一名女子要电话号码，以为她对自己挺感兴趣。她微笑着在纸巾上写了个假号码递给了他，他第二天就打过去了。这名男子误解了女子的意思，因为他的决定是建立在错误的设想之上的。把这个例子重复上演一千遍，就是当前的互联网经济的现状。尽管确定人们行为与偏好的算法在复杂度和精细度方面不断在进步，但离开了双方同意的透明化，这些算法还是做不到准确。和信任关系下创造的价值相比，蛮力分析的方法显然逊色不少。
Facecloud的确不同凡响，其创建的根基——数据新政亦是如此。尽管我非常喜爱这个系统提供的所有新应用，但有的时候，我更愿意把“所有”数据都屏蔽掉，就像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在增强现实出现之前、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那样，抬头看看这个真实的世界。
但直到读到越南禅宗佛教一行禅师所说的一段话，丽贝卡才下决心做出那件将要改变人类历史的事情。那天，她点开一个朋友的推文，并由此转到了小活佛网站上，她读到了一行禅师的这段话：“我们能为他人提供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关心。当正念拥抱我们所爱的人时，他们会像花儿一样盛开。”这让丽贝卡茅塞顿开，或者准确地说，这打开了她的正念。如果说她原来只是把沉思当作自我帮助的工具的话，那么现在她却想把顿悟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与他人分享。而且她还觉得，如果一面表示支持沉思，一面又绑架众多用户的身份以窃取其数据，这便是一种最为卑劣的伪君子行径。
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很难向人们展示技术对我们的幸福已经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就像酒一样，适度饮酒有好处。但直到几年前，这种监视经济还在谴责彻底的数字禁欲的做法。虽然谷歌及其他硅谷公司鼓励沉思与正念，并将其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这种信息的传达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大范围的数据探查行为。而像我这样的犬儒主义者则觉得这些公司之所以推崇沉思，目的是为了给其员工提供一种工具，帮助他们消除因为操纵民众而产生的愧疚感。
我们已经把工业时代数字化了。公司感觉他们不得不扩大规模，所以他们不得不对所有人一律采取同样的态度。但人们希望被当成单独的个体来看待。任何有效的市场都应该以此为基本条件。
受到陈一鸣（他是谷歌的“善心好汉”，同时还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探索内在的自己》一书的作者）的思想所启发，脸谱网一位名叫丽贝卡的年轻工程师开始练习沉思，并使之成为她每天上班前日常养生法的一部分。起初她还持怀疑态度，觉得这可能是“吹嘘捏造出来的嬉皮胡扯的东西”，但到后来，她意识到这种硅谷版本的正念其实就是一种大脑训练。她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一小时，所以对她来说，每天抽出半小时的时间锻炼锻炼自己的大脑也是完全符合常理。一个朋友向她推荐“动动脑”（Lumosity）这个网站，她立刻就注册了。网站宣传的通过玩个性化的游戏来增强认知能力的想法让她觉得非常受用。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的压力大幅下降，并感觉自己的情商也提高了。
我有意选择使用“控制”一词来展开对个人数据问题的探讨。这样，我们就可以着手创建某种系统，允许个人就其数据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这需要形成有关隐私偏好的哲学理念。就比方说钱，银行机构为使用其服务的人提供了一个存放并兑换金钱的地方。如果这种信任关系（银行—客户关系）之外的某人或某机构试图拿到这些的钱的话，那这就是一种侵犯或者犯罪行为。
仔细观察一下供应商关系管理图。可以看出，个人能够控制其数据被任何机构或个人进行访问的方式。尽管图中显示的是一台电脑，但大多数人在进行讨论时，都会把这种交换门户看作一个个人云端。这还被称为数据银行，正应了我在前面所给出的类比。不管怎么称呼，它的作用就好比Dropbox等能够安全存储数据的服务，能够像自己家里的安全服务器一样安全地存储数据。
这些想法促使Facecloud发展成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经济仪表板，而不仅仅是人们存储数据的安全仓库。刚开始时，人们对这个想法还不太适应。虽然有些用户不喜欢给脸谱网提供其个人数据的“黄金副本”，即加密版的个人可识别信息（PII）这个主意，但Facecloud将脸谱网连接（Facebook Connect）纳入到其服务范围里，这样，人们就可以安全地畅游网络了。用户知道自己的信息得到了保护，因为这项服务能够做到只提供最小量的预先批准信息，就能满足任何交易的需求。
起初，Facecloud引起了隐私拥护者及开源运动粉丝们的极大关注。但直到脸谱网引入Oculus Rift虚拟现实技术，让用户能够实时体验挖掘个人数据的过程时，这项服务才引起轰动。起初，Oculus产品是一种笨重的头戴式设备，跟护目镜有些类似，自初次发布后的几年以来，其价格和体积都降了下来。如今Oculus设备都是装在只比苹果耳机稍微大几英寸的盒子里进行出售的，包括两副隐形眼镜和一副配套耳塞。戴着这个设备，任何人都会以为你只是在听音乐或者打电话。
“HAT项目想要回答的是，可使我们做出更好决策的数据，其价值何在？”HAT是英文“万物枢纽”（Hub of All Things）的首字母缩写，它是一种个人数据平台，依靠生活管理的架构运行。通过该平台，个人可以购买应用程序，并借此在一个受保护的、以关系为基础的环境下进行数据分析或交易。上述引文出自我对艾琳·伍的一次采访，她是华威大学制造工程学院营销与服务系统教授，也是HAT项目的主要研究员，该项目于2015年首次公开推出。在采访中，她指出，大多数人在理解其个人数据的价值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清楚那些希望挖掘并测量其数据的各行各业是如何将数据垂直化的。“我们被迫进入了一个跨行业分隔的数据收集世界——银行信息、我们的血压等。因此，在不同的垂直行业里，数据的格式与收集方式也各不相同。”
我儿子理查德也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摘掉眼镜和耳机，爸爸。享受一下真实的生活。”
这个习惯被我带到了跟孩子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如果是出去吃的话就更是如此。我们的谈话一旦有个停顿，我就会趁他们不注意偷偷拿出手机，凑过去看看有没有收到新信息。如果推特上有陌生人关注我，我就会点开他的个人资料，仔细看看他的推文。如果我关注的某个邮件列表服务器上显示新邮件提醒，我就去会查看某位同事发来的最新邮件。
Facecloud已经创建了一个应用生态系统，所以，像我刚才讲的幸福平台这样的东西就可以和社区的经济层面联系起来了。例如，可以对人们的税单进行细分，以找出他们可以帮助邻居减少支出的地方。许多社区还建立了志愿者数据库，这样人们就可以去看望老年人，既增强了自己的幸福感，又帮助了年迈体弱的老人。这样的拜访能够带来越来越多的好处，既大大降低了与抑郁症相关的医药成本，同时又能让使用该系统的社区居民享受税收减免的政策优惠。围绕教育、健康和环境等问题，类似的系统框架也已经建立起来了。通过付出自己的时间与才能来满足特定的社区需求，居民们不仅增强了自己的幸福感，而且还为当地政府提供了免费的特殊资源。
而在数字领域，我们许多人都自认为隐私已经死去，这得到了依赖从传播他人数据中获利的机构的大力支持。但请认清楚问题的根源。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生活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隐私肯定没有死去。它通过各种各样的立法形式而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全世界的人们都在顽强地抵抗，竭力保护所有形式的隐私。
这引起了扎克伯格的注意。
但正如艾琳·伍所指出的，人们不会以垂直化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生活。她避开了“智能城市”或“智能办公室”等概念，转而专注于个人数据使用的实际执行方法。例如，她提到自己在早上7点半到8点之间产生的所有数据，并把这段时间称为GRIM（早晨准备时段）。在这段时间里，她为自己的一天做计划。这些数据包括她的淋浴用水量、早餐吃的食物，以及根据实时天气状态而想穿的衣服。如今，这类数据可以通过数十种应用进行收集，这给个人管理数据带来了不便，而利用HAT仪表盘或者生活管理平台就可以省去这些麻烦。
生活管理平台。网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变得方便日常访问者使用。希望用户能够方便、流畅地访问其网站的机构，纷纷青睐用户界面及用户体验的建议。通过个人数据仪表盘，生活管理平台也能以同样的简便性，方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丽贝卡要求与马克·扎克伯格见面，并说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危险的担忧，指出了消费与社会地位不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因，以及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在他们的谈话中，扎克伯格看起来既焦虑又感到厌烦，但直到丽贝卡指出让人们拥有并控制自己的数据这一商机时，他才表现出兴趣。她主动要求构建一个基于云的存储服务协议，从而与Dropbox云存储、亚马逊等对手竞争。它允许用户把自己在脸谱网及其他所有社交网络上的数据存储起来，并对此收费。即便从她给出的最粗略的财务数据中，也可以发现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利润。
迄今为止，个人数据已被数百个垂直行业分解得支离破碎。很快，我们就有可能把这些细碎的数据收集整理成一个单一的数据库，以史无前例的广度与深度，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的数字画像。这个数据集合的价值对任何一个拥有它的卖方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的。唯一能够尽职尽责地管理好这些数据的人，就是数据所代表的那个人。
——T·罗布·怀亚特，IoPT咨询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对技术上瘾了。虽然从学术研究方面来讲，我知道我对技术上瘾已经很多年了——毕竟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写技术。但与之直接较量却是另外一回事。这就好比很长时间不锻炼之后，头一次走进健身房一样。看到T恤下面露出的肚皮上的褶子，那种感觉真的糟糕透了。站在体重秤上，摆弄摆弄吱嘎作响的称重砝码，试图让它少显示半磅，这种做法是要遭谴责的。但就我而言，我的体重已经增加了。我已经选择了不积极锻炼，忽视自己的健康了。
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选择避免受到一天内所浏览网页的追踪。Facecloud可以识别并删除所有Ccookie的追踪及其他追踪设备，使之无法生成有关该用户的任何信息。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物联网。当一个使用Facecloud的用户走进一间装有智能恒温器的房子时，他可以选择不让自己的信号被追踪。这就促使了文化礼仪新形式的产生，在这套礼仪下，Facecloud的用户会让朋友知道他们在哪种情况下屏蔽了某种类型的追踪。
对我而言，如果我是在公共场合的话，我会允许别人访问我的社交网络或给我发邮件、发信息。但是，如果我的Facecloud系统发现有人正在使用面部识别软件试图识别我的照片时，它会把我的照片变模糊，以免被别人识别出来。法律不会阻碍任何人保护自己的照片，以防止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追踪。这就有助于人们拥有控制权，能够决定自己在哪种虚拟或实际公共场合中被识别出来。
但随后，有些东西就变了。
该平台还将“开放PDS”等安全性功能纳入进来，提供个人之间或个人与外部机构之间的“直接数据借记”服务。所以，当艾琳的丈夫想要获得她的位置信息时，他们就产生了直接数据借记关系，信息仅在二者的服务器之间进行交换。没有什么中心制造商或其他类似谷歌的数据入侵者把交易弄得复杂化。随着个人之间数据借记历史的增长，有关其生活的洞察也变得更加复杂，更有价值。
Facecloud的这个想法不仅仅是为数据或密码交换提供一个框架而已。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见证个人数据情境共享的一面，这在前面讲到的有关人们在虚拟环境中能够看到哪些信息的各种情景时已经有过简单描述。鉴于个人云或银行可以安全地实现数据存储与共享，可以说明我们生活数据的仪表盘就成了某种“备份互联网”（Internet of Pings），即能够把有关我们数据的所有信号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单一平台的中央数据库。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管理并组织自己的生活。
早上起来不去立马看手机成了我成年生活中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但我很想对孩子们信守诺言。所以，当我看到安德森·库珀介绍的一种能够通过分析脑电波模式来测量压力的耳机之后，我也买了一个试试。两周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记录自己在查看脸谱网及社交网络时的压力和焦虑状态。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让芭芭拉把我的手机藏起来，直到我们一起喝完咖啡再还给我。头两天还没什么，但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开始趁芭芭拉睡觉的时候到处寻找手机。我把她的书桌抽屉翻了个底儿朝天，还把橱柜彻底搜查了一遍。我找了很长时间，甚至忘了叫孩子们起床，结果那天他俩上学都迟到了。
供应商关系管理。供应商关系管理的知名度日渐增长，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个人不了解其数据的价值，而许多广告商和机构觉得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可以让他们在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占据上风。然而，真正聪明的公司才会明白，个人对数据的控制意味着他们能够分享更深层、更丰富的生活信息。因此，与客户建立更深层的关系以及客户购买其产品的概率都会增加。
虽然我的确相信数据代理商和其他机构正积极地让这个系统保持不透明，从而提升其利润，但很多追踪我们数据的广告商和公司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利用的一个系统。他们之所以追踪我们，是因为这是能够获取我们生活的某些信息的唯一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应该努力使用一种更好的模式。然而，正如道克·希尔斯之前在我为Mashable网站所做的一次采访中指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