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月经来了，我得弄一下。”我没理会她的叫喊，一直把这一段写完，我觉得这特别紧要。假如留待稍后，将会丧失某些细节。这时已听不见梅茜的喊声了，我还以为她在卧室。可是当我打开门，却见她手拿一只鞋挡在我面前。她猛地用鞋跟砸向我的头，我稍一偏身但躲闪不及，鞋跟挂到我耳朵上，划了好大一条口子。
“先生们，”亨特说，“我得请求诸位原谅这种唐突的举动，不过我有极其重要结论要告诉大家。我发现了无表面的平面。”在轻蔑的嘲讽和茫然的讪笑之中，亨特从桌上拿起一大张白纸。他用小刀沿表面切开大约三英寸长，切口略微偏向一边。他把纸举起来以便大家都看得清，接着在做了一连串快速复杂的折叠之后，他似乎从切口处拉出一个角，随之，纸消失了。
“我得抽离这一切，”她说，“我不知道其中的意义何在。”
我还是耸耸肩。“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指所有一切。”
梅茜走进我的房间，刚洗过澡，散发出淡淡的香皂气味。她走到我身后，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她摇摇我的肩膀。“先别睡好吗？别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知道，”我回答她，“你看……我这么多事要忙。”我对梅茜或其他任何女人都毫无欲念，我只想继续读我曾祖父的日记。梅茜把手从我肩膀上抽走，站在我身旁。她的静默中陡然充满了恶意，我不由得像蹲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一样全身绷紧。她伸手操起盛有尼科尔斯船长的玻璃樽，随着她双手高举，里面的阳具梦幻般地从一头漂到另一头。
“开门，”她叫道，“我要进去。”
“请看，先生们，”亨特向众人举起空空如也的双手，“无表面的平面。”
“去卧室，”她喃喃地说，“我们差不多有两星期没做爱了。”
我跟她说，“你得再等几分钟，我很快就好了。”
他临走时告诉我曾祖父这些论文他翻阅过好几次，“其中并无可汲取的真义。”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低估了我那作为业余数学家的曾祖父。一杯雪利酒后两人在起居室的炉火前约定这个周末星期六再度共进晚餐。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曾祖父一头埋在亨特的推演里废寝忘食。日记里别无旁骛，纸面划满了涂鸦、符号和图解。看起来亨特必须发展一套新的符号，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语言，才能表达他的观点。到第二天结束，我的曾祖父实现了第一次突破。在涂画了一页数学式后他在角落里写道，“维度是知觉的函数。”翻开翌日的日记我读到这样的字眼，“它在我手里消失了。”他已经重建了无表面的平面。在我眼前展开的是一步一步地指导如何折叠那张纸。再翻过一页，我顿时明白了M失踪之谜。毫无疑问在我曾祖父的怂恿下，那晚他大约是以怀疑论者的姿态参与了一场科学实验。此处我曾祖父勾勒了一组图示，乍眼看去像是瑜伽姿势。显然，它们正是亨特消失表演的秘密。
我仿佛从梦中惊醒，回到房间里，回到那淡淡的福尔马林气味中。尼科尔斯船长的毁灭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但那气味唤醒了我的怨恨，就像麻木感一样贯穿全身。梅茜身上裹着一件厚外套加一条羊毛围巾，懒洋洋地站在门口。她似乎很遥远，当我看着她的时候，心中的怨恨同婚姻的疲惫感交织在一起。我心想，为什么她要打碎玻璃瓶？因为她想做爱？因为她想要一根阳具？因为她嫉妒我的工作而想要砸烂与我曾祖父的纽带？
过后我们坐在厨房享用梅茜做的晚餐，一瓶葡萄酒让我们不禁微醺。我俩合抽了一支大麻，这是很久以来头一次我俩一起抽。梅茜告诉我她会在林业委员会谋个差事，明年夏天去苏格兰植树。而我则跟她讲M与我曾祖父有关后入式的议论，还有我曾祖父的理论——做爱不可能超过素数17种姿势。我们都笑了，梅茜捏了捏我的手，情欲的气氛荡漾在我俩之间，弥漫于厨房温热的浊气中。接着我们披上外衣出去散步。就要月圆。我们沿着屋前的大路走了一段，然后拐到一条小街，路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附带迷你前院的房子。我们没有走太远，可我们的胳膊一直相互缠绕，梅茜跟我说她轻飘飘的有多高兴。我们走过一个小公园，公园已经锁了，我们站在大门外抬头望着树杈上的月亮。回到家以后，梅茜笃悠悠地洗了个热水澡，而我则在书房再次浏览一遍，巩固了几处细节。我们的卧室是一间温暖而舒适的房间，以卧室论可算是奢华。床是7英尺乘8英尺，这是在我们结婚的第一年我亲手做的。梅茜做了床单，染成厚重浓烈的深蓝色，还绣了枕套。房间里唯一的灯光透过一顶老式手工羊皮灯罩映出来，那是梅茜从一个上门叫卖的人手里买的。我们并排裹在盖被和垫毯中间，沐浴过后梅茜身体舒展，慵懒而性感，而我则用肘撑着身体。梅茜睡意蒙眬地说。
“先生们，你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将再证明一次，终极证明。”语毕，他坐下脱去鞋，再起立脱去外衣，并请求一名志愿者帮助，这时古德曼站了出来。亨特大步穿过人群来到靠墙摆放的一张沙发前，他坐上去的时候嘱托一脸迷惑的古德曼请他回英格兰的时候带上自己的论文，并一直保存到他回来取为止。当数学家们都围拢过来以后，亨特身体向前屈，两只手则伸到背后互相扣紧，双臂呈环状形成一个古怪的姿势。他让古德曼扶住他的手臂以保持这种姿势，自己侧躺下奋力做了几下拉伸动作，直到将自己的一只脚伸入臂环。他让辅助的古德曼帮他把身体转到另一侧，然后重复同一套动作，成功地把另一只脚也伸到手臂之间，与此同时他弯曲上身使得头从与脚相反的方向进入臂环。在古德曼的帮助下，他开始让头和腿在臂环中对穿。这时在场所有可敬的学者们，宛若同一个人一般齐声迸发出不可思议的惊呼。亨特在开始消失！他的头和腿在臂环中对穿渐渐柔顺，两端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牵引，眼看他就要完全消失……终于，他不见了，消逝殆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他能从牌里算出瓦尔帕莱索的街道图吗？”我问。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不自觉地大声质问。梅茜用鼻子哼了一声。她打开门时看到我伏在桌上盯着自己的双手。
我掌握了一些重要文件，它们不但全盘否定了当今立体几何学的基石，甚至背离了我们物理学定律的基本准则，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在自然界框架下自我的存在。这些论著的价值超过了马克思和达尔文著作的总和。它们出自一位数学家——苏格兰人大卫·亨特之手，而将这些文件托付给我的则是另一位年轻的美国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古德曼。我与古德曼的父亲因为其有关月经周期理论的著作，通信有年。难以置信的是，这一理论在本国依然被普遍认为荒诞不经。我在维也纳遇见小古德曼，他正和亨特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数学家一起参加一次国际性的数学会议。我见到他时，古德曼面色惨淡，神情低落，准备次日返回美国，尽管会议进程还不到一半。他把文件转交给我的时候交代我，如果有朝一日得知大卫·亨特的下落就请交还给他。而后，在我一再劝服和坚持之下，他告诉了我在会议第三天所目睹的一切。会议每天上午九点半开始，宣读一篇论文，紧接着作例行讨论。十一点钟供应茶点，数学家们会从他们围坐的那张光泽可鉴的长桌边站起身，在轩敞雅致的会议室里信步闲聊，三三两两地与同行们作非正式的交流。会议将进行两个星期，按照惯例，首先由最杰出的数学家宣读论文，然后才轮到那些略逊一筹者，依此类推，次第以降整整两个星期，如此这般难免会在这群聪明过人的绅士们中间偶尔激起强烈的妒忌。亨特虽然是位出色的数学家，但是年纪尚轻，一出他自己所在的爱丁堡大学便无人知晓。他申请宣读一篇（按他自己所描述）立体几何领域非常重要的论文，可是鉴于他在数学殿堂人微言轻，他被安排在会议结束前的倒数第二天上场，而届时大多数重量级的人物都已返回了各自尊敬的国度。因此在第三天上午，正当侍应生奉上茶点，亨特突然站起来，向纷纷离座的同行们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身材高大不修边幅，虽然年轻，却自有一种气度，让嗡鸣的交谈声变为寂静一片。
几乎整整一分钟屋里的空气凝固了，随着每一秒钟的流逝，气氛愈加凝重。首先开口的是剑桥大学的斯坦利·罗斯博士，他的名望多建立于其著作《立体几何原理》，因此遭受亨特所谓无表面平面的重创。
梅茜拍着桌子喊道，“你混蛋！你为什么老是拿话噎我？你为什么从不说些实在的？”说到这里，我们彼此都认识到，我们无论谈什么都只会导致这样的场面，只得痛苦地缄口。
“别再说了，”她恳求道，“你知道这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梅茜常常会在睡梦中大喊大叫，我不得不弄醒她。
“别又重头来一遍了，”她说，“我没打算矫正一条河，我只想矫正我的头脑。”
“可这有什么用，别让我一个人醒着……”可是我的眼皮已经合上了。
“可怜虫。”她吐出几个字，然后径直走去厨房料理伤口，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M的故事让我曾祖父难以遏制地兴奋。在他当晚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如何企图“成功地说服我的客人立刻派人去取那些论文”，尽管时值凌晨两点。不过M则更对整件事抱怀疑态度。他对我曾祖父说，“美国人，经常沉迷于怪诞的妄言之中。”不过他答应第二天带那些论文来。根据次日的记载，M因为有约在身没和我曾祖父一起吃晚饭，但他下午带着论文来过一会儿。
“这下好了，”梅茜一边说着绕过我走进洗手间，“现在我们都流血了。”说完砰地摔上门。我拾起那只鞋，一声不吭地耐心等在盥洗室门外，另一只手用手绢捂住流血的耳朵。梅茜在里面大约待了十分钟，她刚一出来就被我不偏不倚击中头顶，没有任何机会侧身。好一会儿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勾勾地盯着我。
“你坐在那儿一下午，就在想这个？”她哧哧地笑。“那好，它怎么样了？你不会舔它了吧？”
我们关系恶化过程中的重要一节是这样发生的。一天夜里我坐在盥洗室里写下梅茜和我关于塔罗牌的对话，突然间她在外面又拍门又拧把手。
“马上让我进去，”她大喊，“你又没在用厕所。”
“我就睡在你身边，”我说，“我不会撇下你的。”
她稍微走进房间，用认真的语气说道，“对不起，真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你能原谅我吗？”我迟疑了片刻，疲惫感让我忽然心生一计，我说，“当然，我原谅你。那只不过是一条腌制的鸡巴而已。”我们都笑了。梅茜走到我身边吻我，我也报以回吻，用舌头撬开她的双唇。
“我说梦给你听好吗？”她问道。“我乘飞机飞过沙漠一样的地方……”
“可是这些也是知识。他能算出来吗？”
“在读什么呢？”她说。
下午梅茜往往会斟上茶水，来跟我讲她的噩梦。通常我都在翻阅旧报纸，汇编索引，分列主题，放下这一卷又拿起另一卷。梅茜说她每况愈下。最近她整天待在屋子里看有关心理学与超验的书，几乎每夜都会做恶梦。自从那次我们先后手持同一只鞋子埋伏在盥洗室门外袭击对方之后，我已对她全无怜悯。她的问题部分源自嫉妒。她十分嫉妒我曾祖父那四十五卷日记，以及我编撰它们的意志和热情。她却无所事事。梅茜端茶进来的时候，我正好换上另一卷日记。
“日记里的一些片段，我以前没留意。”她开始温柔地揉捏我的颈底。假如我们还是在结婚的头一年里，我会感到抚慰。可现在已经是第六年，它生成的是一阵紧抽，传遍整条脊梁。梅茜在表达某种欲望。为了抑制她我用右手握住她的左手，只当她是表示关心，她倾身向前，吻我的耳垂，呼吸中混有吐司和牙膏的味道。她枕着我的肩头。
“时髦，”我说，“都是时髦。时髦的隐喻，时髦的阅读，时髦的病恹。你关心荣格什么，比如说？一个月里你读了十二页。”
“让你自鸣得意。”梅茜厉声喝道，把玻璃樽砸向我桌子前面的墙壁。我本能地用手捂住脸抵挡玻璃四溅。睁开眼后，我听见自己在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我曾祖父的。”在碎玻璃和福尔马林蒸腾的臭气之间，尼科尔斯船长垂头丧气地横卧在一卷日记的封皮上，疲软灰暗，丑态毕露，由异趣珍宝变作了一具可怖的亵物。
1875年在梅尔顿·莫布雷举办的“异趣珍宝”拍卖会上，我的曾祖父在他的朋友M陪同下，拍得了尼科尔斯船长的阳具，这位船长1873年死于马贩巷监狱。它被盛在一座十二英寸高的玻璃樽里，按我曾祖父于当晚的日记中所记述，“保存精美”。同时被拍卖的还有“已故巴里摩尔小姐的讳名部位。被山姆·伊斯莱尔斯以五十几尼拍得”。我的曾祖父很想将这两件物品作为一对收藏，但被M劝阻。这极佳地诠释了他们的友谊。我的曾祖父是个心血来潮的空想家，而M则是一位懂得适时竞价的实干派。我的曾祖父在世六十九年，其中的四十五年里，在每晚睡觉之前，他坐下来将自己的思想写成日记。这些日记如今就摆在我的桌上，整整四十五卷，以小牛皮装订。日记左边，尼科尔斯船长静坐在玻璃樽里。我的曾祖父靠他父亲发明的一种女性胸衣手扣的专利收入生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爱好清谈、数字和理论；也喜爱烟草，上等的波尔图葡萄酒，煨兔肉，以及偶而为之的鸦片。他喜欢以数学家自居，尽管他既未有过教职，也未曾发表过专著。他一辈子从不旅行，也没有上过《时代》杂志。1869年他和托比·沙德威尔牧师的独生女爱丽丝结婚，牧师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英国野生花卉专著的合著者。我深信我的曾祖父是一位杰出的日记作者，一旦我编完他的日记并得以发表，我敢肯定他将重新获得应有的认识。而我在工作结束之后将休一段长假，去某个清冷无树的地方旅行，比如冰岛或者俄罗斯草原。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可能的话，在那一切结束之后我将试着与妻子梅茜离婚，不过现在已无此必要。
一天早晨，在经历了充满梅茜梦魇的漫漫黑夜之后，我们并排躺在床上，我说，“你究竟想要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回去上班？漫无目的的散步，这些心理分析，待在家里，一躺一上午，塔罗牌，恶梦……你想要什么？”
我笑了，没吱声。
如果我不厘清围绕在M身上的疑云，日记的整理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在十五年里不时来晚餐，为我曾祖父的理论提供了一大堆素材之后，M从日记里断然消失了。12月6日星期二，我曾祖父还邀请M星期六来共进晚餐，尽管M来了，可曾祖父在那天的日记里只是简单地写道，“M来晚餐。”以往他们席间的谈话无不花费很长篇幅记录。星期一，12月5日，M也曾来赴晚餐，那天的谈话内容涉及几何，而此后这一星期的日记全都围绕着这个主题。看不出两人有过丝毫龃龉。相反，我曾祖父离不开M。M为他提供素材，M深谙今世风尚，他对伦敦了如指掌，多次到过欧洲大陆。他熟知社会主义和达尔文学说，在自由恋爱运动圈里也有朋友，又与詹姆斯·辛顿相熟。从某种意义上说，M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我那一生只离开过梅尔顿·莫布雷一次赴诺丁汉的曾祖父则算不上。从年轻时代开始，我的曾祖父就嗜好坐在炉火边论证推理，他所需要的正是M提供的素材。例如，1884年6月的一个晚上，刚从伦敦返回的M向我曾祖父叙述了城里的街道如何被马粪玷污而难行。恰好那个星期我的曾祖父正在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当晚他在日记里兴奋地表示他将写一本小册子发表，题目就叫“关于马粪”。这本小册子从未发表，估计也从未写成，但在那晚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日记内容却有详尽的注释。在“关于马粪”中，他假设马匹数量呈几何增长，在仔细考量了道路规划之后他预言：1935年时，伦敦将无法通行。他所指的无法通行是以主要街道马粪平均厚度一英尺（干缩后）计。他描述了在自己的马厩外所做的确定马粪干缩率的实验，并获得了数学表达式。当然这些都是纯理论的。他的结论是建立在此后五十年所有马粪都不被铲除的前提之下。后来劝他放下这个课题的很可能也就是M。
我当然很气愤，但还是笑笑，和颜悦色地说，“爬来爬去？嗯，至少我还在动弹。”
“牌能告诉他如何开洗衣店，如何煎蛋卷，如何做血透？”
“你以后别再跟我说话了。”她说，“你像弹球机一样耍我，就知道取乐。”
“有什么可笑？”她说。我耸了耸肩，她气不打一处来。她需要被证伪。“你为什么总是问这些无厘头的问题？”
“1870年9月，”M开始对我曾祖父说，
“你内心如此狭隘。”她嘟哝道，“如此狭隘，如此平庸。”
“我把它埋了，”我说，“在天竺葵下面。”
“好了去睡吧，”我打着哈欠说，“这只不过是个梦。”
我到厨房给自己煮了点咖啡，端进书房。夜里忽睡忽醒之间我似乎有一种感觉，M的失踪也许能从那些有关几何的记述中找出线索。过去对此我总是草草翻过，因为数学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趣。1898年12月5日星期一，M和我曾祖父讨论了vescia piscis，这显然属于欧几里得第一定律的范畴，曾对许多古代宗教建筑的平面设计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把谈话记录仔细地读了一遍，竭力去理解其中的几何部分。然后翻过一页，我发现就在当晚，在咖啡奉上，雪茄点燃之后，M对我曾祖父讲了一段长篇轶事。我正要开始读，梅茜走了进来，“那你自己呢？”她说，仿佛我们先前的斗嘴从未休战，“你就知道书。在旧纸堆上爬来爬去，像苍蝇叮在一坨屎上。”
“你好像是在小说研讨会上发言。”梅茜说，“为什么你总是想把我的生活弄得更糟？”自怜开始在她内心泛起，又被她强压下去。她接着说，“你说话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张纸，被揉成一团。”
“抱住我，”她总是说，“是个恶梦。我以前做过一次。我在飞机上，飞过荒漠。可其实并不是真的荒漠。我让飞机飞低一点，我看到成千上万的婴儿堆在一起，一直向地平线延伸，他们都光着身子，彼此倾轧。我的燃料眼看就要用完了，我得降落。我想找到一块空地，我飞呀飞呀想找一块空地……”
“他行吗？”我不依不饶，“那告诉我M是谁，还有为什么……”
“我要去走走了。”梅茜答道，这一次她狠狠地摔门而去。
她迟疑了一下，“会的，他能。”
“胆大妄为。先生。你竟敢用这种一钱不值的杂耍伎俩来玷污这次庄严的会议。”在他身后响起一阵叽叽喳喳附和的鼓噪声。他接着说，“你应当感到惭愧，年轻人，十分惭愧。”这时，整个房间仿佛火山喷发，除了小古德曼和端着点心傻站在一旁的侍应们，全场都指向亨特，对他报以愚蠢而不知所云的斥责、谩骂和恐吓。一些人愤怒地拍台，另一些则挥舞老拳。一位孱弱的德国绅士突发中风跌倒在地，不得不被人扶上座椅。与此同时，亨特坚定地站在原处，外表不动声色，头微微偏向一侧，手轻轻抚在那张光泽可鉴的长桌上。那一钱不值的杂耍伎俩招至的甚嚣尘上恰恰证明了潜伏的不安有多深，亨特一定充分意识到了。他举起手，众人一下子又回复寂静，他说，
“这些无关紧要，”她咆哮道，“又不是非知不可。”
“下午我沿着河边散步。眼下树很美，橡树、榆树……过了人行桥大概一英里有两棵山毛榉，你该看看去……呵哦，这样很舒服。”我让她趴在床上，她一边说话我一边抚摩她的背。“黑莓结得一路上都是，我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大，还有接骨木。今年秋天我要自己酿些葡萄酒……”我倚过身亲吻她的后颈，把她的两条手臂带到背后。她乐于顺服我如此摆布。“河水格外静，”她说，“倒映着树，而树叶又飘落到水面。冬季来临之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河边，去看落叶。那个小天地是我发现的，没有其他人去……”我用一只手保持梅茜手臂的姿势，另一只手帮她把腿伸进臂环。“……我在那儿坐了半小时，像树一样一动不动。我看到一只水老鼠顺着对岸狂奔，几只形态各异的鸭子在河面飞起又落下。我听见河里有噗通噗通的声音，可是不知道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我还见到两只橘黄色的蝴蝶，它们几乎飞到我手上了。”当我把梅茜的腿放到位，她说，“第十八种姿势。”我们都忍俊不禁。“我们明天就去吧，去河边。”梅茜说时我正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头轻轻往手臂里放。“小心，小心，会疼的。”她突然叫起来，手脚开始挣扎。可是已经太迟，她的头和腿都已经伸入手臂环中，在我的推动之下，准备相互对穿。“怎么回事？”梅茜大声喊道。此刻她的肢体展现出惊人的美丽和人体结构的高贵，正如纸花，它的对称具有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魔力。我又一次感到神情恍惚，头皮发麻。当我拉着她的腿穿过臂环的时候，梅茜就像袜子一样翻卷起来。“噢，上帝，”她发出悲号，“怎么回事？”她的声音似乎十分遥远。而后她不见了……还没有消失：她的声音非常细微，“怎么回事？”深蓝色的床单上只剩下她追问的回声。
但我继续往下说，“可你也没有得出过什么结果，”我对她说，“你成事不足。过去是个乖孩子，老天没赐给你一个不幸的童年。你那慈悲的佛经、过气的玄学、焚香疗法、星相杂志，没有一样是你自己的，你什么都没搞明白过。你只是陷了进去，陷在一个纷繁直觉的泥潭里。除了感觉到自己的寡欢，你根本不具备去直觉其他事物的敏感和激情。为什么你要把别人装神弄鬼的一套塞进自己的脑子里，搞得恶梦不断？”我起床，掀开窗帘，开始穿戴。
昨天晚餐的时候梅茜宣称如果一个人在密室里闭关，只需凭借一副塔罗牌就能获知一切。那天下午她在读这些书，牌铺得满地都是。
“也许我们是在谈论小说。”我冷冷地说。梅茜在床上坐起来看着自己的腿。突然间她的语气变了。她拍了拍身边的枕头温柔地说，“过来。坐到这儿来。我想抱抱你，我想你抱我……”可是我叹了一口气，兀自走向厨房。
“不，”她叫道，“我现在睡不着，现在不行。”
我说，“你要知道，你的头脑，你的内心，不是酒店的厨房，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像旧罐头一样扔掉。它更像是一条河而不是一处所在，每时每刻都在流动和变化。你无法矫正一条河流。”
她说，“我想矫正我的头脑。”这句话她以前说过很多遍。
“你总得做点什么，”我跟她说，“总不能啥也不做。为什么不回去上班？过去你工作的时候从不做恶梦，也从来没有这么不开心过。”
“你傻帽。”她答道。
“真可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又说了一遍。
最近我染上了我曾祖父的习惯。在睡觉前我静坐半小时来反思这一天。我没有数学奇思或者性爱理论可供记录。基本上我只是记下梅茜对我说过的话而我又跟她说了些什么。有时，为了绝对私密起见，我将自己锁在盥洗室里，坐在马桶上，膝头铺着写字板。除我之外，盥洗室里偶尔还有一两只蜘蛛，它们爬上排水管伏在白光闪闪的瓷釉上纹丝不动。它们一定在纳闷这是到了哪儿。经过数小时匍匐之后，它们不解地掉转身，也许因为依然无法获得答案而倍感失望。就我所知，关于蜘蛛我曾祖父只提及过一次。在1906年5月8日，他写道：“俾斯麦是个蜘蛛。”
我颤抖着手清理出一块台面，挑了一张干净的打印纸铺在面前，又从盥洗室取来一把剃须刀片，接着翻箱倒柜找到一副陈旧的圆规，而后削尖铅笔套进去；最后我找遍整个屋子总算找到一把精确的钢尺，那是当初我曾用来嵌窗格的，这下终于准备就绪。首先我要把纸裁成一定的尺寸，亨特从桌面上随手拿起的那张纸显然是事先精心准备的。每一条边的长度必须符合特殊的比例。我用圆规确定了纸张的中点，从中点画一条与一边平行的直线，向右延伸至纸边。然后我需要画一个矩形，矩形的大小与纸的边长特异关联。矩形的中点对直线作黄金分割。在矩形上方画一对交叉弧线，其半径也是特定比例的；在矩形下方也作同样的弧线。两条弧线的交点连接就得到切割线。然后我开始确定折叠线。每一条线的长度，倾斜的角度，与其他线条的交点，似乎都透射出一种数字间神秘的内在和谐。我在取弧度，画直线，做折叠的时候，感觉自己正懵懂地驾驭着一种至高无上摄人魂魄的知识体系，一种绝对的数学。当我完成最后一次折叠，纸张的形状变为以切割线为中轴由三个同心圆围绕构成的一朵几何花。这种造型独有一种宁静和完美，一种孤傲与夺目，当我注视着它，不由地出神，内心变得澄净和安详。我使劲摇了摇头，把目光移开。现在该把纸花内折，拉过切割线了。这是个很精巧的动作，我的手又一次开始颤抖，唯有注视着花朵中心才能安定我的情绪，我动手的时候感觉后脑一阵麻木。我往前又拉了一点，一瞬间那纸映得更白了，好像就要消失。我说“好像”是因为一开始我不敢肯定我是感觉它依然在手里却看不见了，或是还能看到却已无手感，抑或说是我意识到它已消失而它作为物质的性质仍在。麻木感传遍大脑到肩膀，我的感官似乎无力把握眼前的一切。“维度是知觉的函数，”我心里念叨。我展开双手，手中空无一物，可是即使当我再次伸开手，没看到任何东西，我也不敢肯定那纸花已经完全消失。印象挥之不去，视觉残留不止是印在视网膜上，而且印在了心里。正在这时，我身后门开了，只听梅茜说，“你在干吗？”
“等等。”我边回答边又继续往下写。此时梅茜开始踹门了。
“早上好，哈姆雷特。”我回答道，坐在椅子里耐心地等她的下一句。但她什么也没说，轻轻把书房门带上，走了。
“过会儿再讲，梅茜，”我说，“我手头的事正做到一半。”她走了以后我盯着书桌前面的墙壁，思忖着M，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定期来与我曾祖父闲谈和晚餐，突然在1898年的一个晚上莫名地一去不返。尽管M的身份有待确认，但他除了是个实干派之外，也颇具学究气。比如，在1870年8月9日晚上，他们两人论及做爱姿势，M告诉我曾祖父后入式是最自然的性交方式，这是由阴蒂的位置所决定的，而且其他灵长类也都偏爱此式。我的曾祖父穷其一生性交不超过十次，并且都发生在他和爱丽丝结婚的头一年内，惊讶地大声追问教会对此所持的观点，M当即指出七世纪神学家提奥多雷认为后入式性交与手淫等罪，应处苦修四十天。当晚稍后，我的曾祖父用数学方法证明了性交姿势不可能大于素数17。但M对这一结果嗤之以鼻，并告诉我曾祖父他曾见过拉斐尔的弟子罗马诺的一组素描藏品，上面画着二十四种姿势。并且，他说，他还听说过一位F·K·弗伯格先生曾历数了九十种之多。等我想起手边梅茜放下的茶，它早已经凉了。
“那太好了。”我说。梅茜亲了一下我的额头，走出房间，而我折回书房，暗下决心晚上要尽可能对梅茜好。
亲吻已毕，她说，“你饿吗？要不要我做点晚餐？”
“好吧，那我得睡了，”我对她说，“我早上还得早起。”
许久，我呆坐在椅子里没有动弹。梅茜摧毁了一件对我极具价值的物品。在它生前曾经矗立在他的书房，而今一直矗立在我的书房，把我的生命和他连结在一起。我从膝头捡起几块玻璃碎片，盯着桌子上那段160年前另一个人的身体。看着它，我想到那些曾经拥塞其中不计其数的小精虫。我想象它曾去过的地方，开普敦、波士顿、耶路撒冷，被裹在尼科尔斯船长黢黑腥臭的皮裤里周游世界，偶尔在挤挤搡搡的公共场所掏出来撒尿，才见到炫目的阳光。我还想象它触摸过的一切，所有分子，在海上寂寞相思的长夜里尼科尔斯船长摸索的双手，那些年轻的姑娘以及色衰的娼妓们湿滑的阴道，她们的分子一定残留至今，从切普赛街飘到莱切斯特郡的一粒细小尘埃。天知道它原本能还在玻璃瓶里留存多久。我动手收拾残局。我从厨房取来一只垃圾桶，尽量把玻璃都扫起来，把福尔马林拖掉。然后由一头拿起尼科尔斯船长，试着把他摊在一张报纸上。当包皮在我手指里开始滑动的时候我直反胃，最后闭上眼，总算成功，小心翼翼地用报纸把他包起来，拎去花园，埋在天竺葵之下。在处理这一切的过程中，我努力不让自己对梅茜的怨恨充斥我的内心。我想着M故事的发展。回到座位上，我轻轻拭去几滴浸润到墨迹上的福尔马林，继续往下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