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意味着要明白我们是历史中的存在者，并领会我们独特的历史境遇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在海德格尔所谓的“先行决心”（anticipatory resoluteness）中，此在发现了“其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存在于自我放弃之中”。在那一刻，通过向死而在和直面自身命数的决心，人会从常人自我中解放出来，并获得真实、本真的自我。
但是，思考到底是什么？或者，就像海德格尔后来用一篇论文的标题问的那样，Was heisst denken？——可被翻成“什么称之为思考？”或“什么需要思考？”，他在这儿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人们可能觉得，海德格尔经常提醒人们要摆脱遗忘并质询日常的实在，所以他是所有哲学家里最有能力好好思考的人，可以呼吁他的同胞们负责任地警惕起来。
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因为马尔文娜担心墓碑可能会被破坏公物者亵渎。她暂时仍然住在自己家里，守护着丈夫的骨灰，和他了不起的图书馆、他的个人文书档案——所有都以独特的速记笔迹写就，包括他众多未发表和未完成的作品，尤其是“危机”的最后一部分。
海德格尔说，刚收到任职邀请时，他向托特瑙山上的邻居——一位75岁的农民，后来被证实是约翰·布兰德（Johann Brender）——寻求建议。布兰德想了一会儿——那种漫长而又周全的一会儿，据说睿智的乡下人都喜欢这样——然后告诉了他答案，不过不是用语言，而是轻轻摇了摇头。有这就够了。海德格尔不去柏林了，也不需要国际大都市的生活，不再与“令人沉醉的权力”眉来眼去，他要返回德国西南部的森林，回到高高的树木中，回到木头的砍伐中，以及回到小径旁边那些质朴的长凳上，因为在那里，他的思考状态是最好的——或者换句话说，因为在那里，“所有事物都变得孤独而缓慢”。
在自己汗牛充栋的私人图书馆里，胡塞尔继续着他的研究。被海德格尔危及人身安全的学生麦克斯·缪勒，常常被海德格尔差去胡塞尔家，通常是让胡塞尔了解些最新消息，比如哲学系里谁正在研究什么，哪些论文正在写作中。显然，海德格尔不希望胡塞尔完全与世隔绝，不过，他却从未亲自去拜访过。缪勒很高兴能以这个借口去见见伟大的现象学家。就他的所见而言，他推断胡塞尔的确比较闭塞，而主要原因是他对外界事物不太感兴趣。“他是非常喜欢独自待着的人，而且由于他完全专注于他的哲学研究，所以和妻子不一样，他实际上并不觉得从1933年起的那段时间是‘艰难的’。”
我们很容易会忘记他研究中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习惯于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提供给所有时代和地域的普遍信息——或者至少旨在如此。但海德格尔不喜欢普遍真理或普遍人性的概念，他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在他看来，此在并非如启蒙哲学家所思考的那样，可以被理性和理解的共通能力所定义。它同样不太可能像在宗教传统中那样，被任何超验、永恒的灵魂类型所定义。我们根本不是存在于一个更高的永恒层次之上。此在的存在是本地的，有着一种历史的境遇，构成于时间和地域之中。
之后，萨特在柏林待了一年，但由于大部分时间他都专注于研读胡塞尔和其他人的作品，起初几乎没有怎么留意外面的世界。他会跟同学一起喝酒，然后散很长时间的步。“我重新过上了无须负责的生活。”他后来在笔记中如此回忆道。随着学年向前推移，红黑色的横幅、纳粹冲锋队的集会以及定期爆发的暴力行动，愈来愈搞得人心惶惶。1934年2月，波伏娃第一次去德国看萨特时，大体上感觉德国看起来还挺正常。但当她于6月再次过去，然后和萨特一起离开柏林，途经德累斯顿、慕尼黑和纳粹最喜欢的城市纽伦堡时，军队游行和在街上瞥见的残暴场景，已经让他们急不可耐地想永远离开这个国家。到这个时候，萨特开始做噩梦，总是梦见城市发生暴动，鲜血飞溅到一碗碗的蛋黄酱上。
正因如此，他在很多事情上都要依赖关系亲密异常的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同许多哲学家的妻子一样，她掌管他的日程安排，帮他处理文书，还与他合作进行研究。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就是在与她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几乎与萨特后来和波伏娃合作的方式一模一样，最大的不同是波伏娃有她自己的哲学事业。得知雅斯贝尔斯与格特鲁德的合作研究后，海德格尔大为惊讶；他从来都没想让埃尔芙丽德如此密切地参与到他的思想生活中。对他来说，哲学就是在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里独自研究——或者，最多就是和专门选出来的弟子和学生一起推敲。
1935年5月，在维也纳文化协会的一次演讲中，他又亲自重复了一条相似的信息——这一次他获得了出行的许可。学者们必须联合起来，他说，以避免滑向危险、不理性的神秘主义。“理性的英雄主义”是欧洲的唯一希望。1935年11月，他再次申请去布拉格，并获得了批准，于是他又发表了另外一场演讲，重申了类似主张。那一整年，他都在把自己的想法整合进一个更长的课题中。他在1936年1月完成了前两部分，并以《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为题付梓。由于反犹法律禁止他在德国发表任何作品，这一著作最终刊登在了《哲学》（Philosopiphia）里——一本贝尔格莱德的国际性年鉴。
海德格尔之前的一位学生汉斯·约纳斯回忆说，这些迂回的术语即便在更早的讲座里也有，只是约纳斯那会儿并没有察觉到。他没有发现是因为他没有被调节成那种思维方式，但回过头再看的话——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他认出了讲座中那种“鲜血与土地”的语言，以及在海德格尔对决心和历史的讨论中，与偶尔具有反法倾向的政治题外话和他对黑森林乡村风俗的强调中，所具有的那种“（该怎么说？）原始的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这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种古怪想法罢了。约纳斯直到得知海德格尔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后，才重新评估了他对很久之前那些研讨会的记忆。“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某些特征，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然后说，‘是的，我之前漏掉了某些东西。’”
在描述海德格尔时，“模糊性”这个词还会一次又一次冒出来，不仅适用于他的性格或行为，也适用于他的哲学。从1945年开始，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便一直在试着搞清楚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否会被他的纳粹主义完全否定，还是可以撇开他的个人和政治污点，孤立地来评价其思想。有些人提出挽救某些部分，舍弃其余部分，埋葬那些很像核废料的危险部分，保留那些偶尔被认为有益的片段。但这似乎也不能令人满意：海德格尔的哲学构成了一个复杂、难懂的整体，其中每一个部分都相互依存。如果你试图把一切令人不快的东西移除出《存在与时间》，那么整个结构就崩塌了。
和他们相反，汉娜·阿伦特一开始就离开了：她得益于一次强力的警告。纳粹刚刚掌权之后的1933年春天，阿伦特在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为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研究反犹主义材料时遭到逮捕，她的公寓被搜查，她和母亲被短暂收押。被释放后，她们在连相关手续都没有办理的情况下便逃离德国，穿越边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她们逃走的方法现在听上去都神奇到有一种不真实感：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德国家庭，在边境上有一所房子，前门开在德国，后门开在捷克斯洛伐克。这家人会邀请人们来吃饭，然后晚上让他们从后门溜走。接着，阿伦特和她母亲从布拉格去了日内瓦，借道巴黎，最终抵达纽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接受电视采访时，她告诉记者，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纳粹德国如何危险，但理论上知道是一回事，采取行动，并将其变成“个人命运”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们活了下来。
最初的变化很快在春天到来，以最基本和最具侵入性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私生活。3月时，纳粹授予了自己随意逮捕可疑人员和入户搜查的新权力，并立法允许电话窃听和信件监控这些曾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隐私领域。4月，他们宣布“抵制”犹太人的生意，并开除了所有被认为是犹太人或有反纳粹关系的公职人员。5月2日，工会被取缔。5月10日，第一场惊人的焚书事件发生。7月14日，除国家社会党以外，其他政党均被正式取缔。
海德格尔曾经的情人兼学生汉娜·阿伦特，后来在她出版于1951年的研究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认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原因部分要归咎于现代生活的分裂化，让人们更易受到政治煽动者的影响。在别的作品中，她创造了“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短语，来描述个人道德意识的极端缺失。这个术语引来了一些批评，主要原因是，她把这个说法用在了种族灭绝积极分子、犹太大屠杀的组织者阿道夫·艾希曼身上，而他的滔天罪恶可不只是没能负起责任那么简单。但阿伦特仍然坚持她的分析：在她看来，如果你没有在时代要求你回应的时候给予充分的回应，那么你展示出的这种想象力与关注力的缺乏，便与故意去犯罪一样危险。或者说，这相当于违背了她在马堡时从海德格尔学来的那条指令：思考！
卡尔·雅斯贝尔斯很惊愕，
多种多样的离奇当道，
当上校长之前不久，海德格尔在1933年3月去拜访雅斯贝尔斯时，发生了一个尴尬的瞬间。两人聊起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话题，海德格尔说：“人们必须步调一致。”雅斯贝尔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不想听到他再说什么，所以也没有追问。那年6月，海德格尔去海德堡再次发表他有关新政权和大学的演讲时，同样住在了雅斯贝尔斯家里。坐在听众中的雅斯贝尔斯注意到，对于海德格尔的言辞，学生们致以了“雷鸣般的掌声”。至于他自己，他写道：“我坐在边上，双腿在面前伸着，双手插在口袋里，纹丝不动。”曾给阿伦特留下深刻印象的修长双腿，现在对海德格尔的演讲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海德格尔也相信要保持警觉：他决心把人们从他们的忘性中惊醒。但在他看来，警觉不是意味着去注意纳粹暴力，去注意政府监视的侵犯性，去注意对同胞的人身威胁，而是意味着变得果断和坚决地完成历史对于有着独特存在和命运的德国提出的要求，意味着与天选英雄的步调一致。
《存在与时间》中至少包含了一个本应被用来对抗极权主义的伟大观念。海德格尔写道，此在容易被一种叫das Man——“常人”（the They）——的东西所摆布，这是一种非个人的实体，会夺走我们为自己而思考的自由。因此，想要真实地活着，就要抵抗或战胜这种影响。但这并不容易，因为das Man非常模糊不清。这个Man在德语中的意思，不是英文里的man（那个man在德语里是der Mann），而是中性的抽象概念，有点儿像英文中用来泛指的one或者they，比如“one doesn't do that”（人不干这事儿），或“they say it will all be over by Christmas”（人们说圣诞节之前，一切都会结束），所以，the They大概是目前最好的翻译，只是它听起来好像是在指某个“在那里”的群体，与我无关。但事实上，在海德格尔看来，das Man就是我。它无所不在而又无处寻觅；它不是确切的事物，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它。和存在一样，它随处可见，以至于到了视而不见的程度。可如果我稍不留心，das Man就会取代我，替我做那些本该由我自己来做的重大决定。它会耗尽我的责任或“答复”（answerability）。或者用阿伦特的说法，让我们陷入平庸，不再思考。
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很值得重视，因为他现在处在了一个能真正影响他人生活的位置上。这个曾经有些疯疯癫癫、衣着滑稽的教授，原本只为少数人撰写优美而晦涩的天才著作，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每个学生和教授都要去讨好的官员。要是他愿意的话，可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海德格尔说过，此在的呼唤可能无法辨认，但在读过《存在与时间》的人里，恐怕没有几个会想到，它听起来竟然会像服从纳粹的召唤。
萨特和波伏娃这种焦虑和不真实感混杂在一起的感受，并不稀罕。除了纳粹的支持者或坚定的反对者和直接的攻击目标外，许多德国人也有类似的混合感受。这个国家笼罩在了海德格尔所谓的“离奇感”（uncanniness）中。
在那几年里，他或许自己也感到了一些困惑，而且无疑在表达他的思想方面遇到了困难。1935年7月，他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他近来在研究中完成的东西，只有一点儿“轻微的口吃”。但他一直在翻译东西，并随信附上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中歌队演唱《人之颂》（Ode on Man）的片段。（1943年时，他还私下把这部分译文打印出来，作为送给妻子的生日礼物。）已出版的海德格尔德语译文的英译本是这么开头的：
在《存在与时间》的这些页里，海德格尔听上去最法西斯。毫无疑问，他写关于死亡和决心的段落时，是在用政治术语思考。然而，即使在这儿，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也本可能得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就像他的“常人”和本真性观念可能引导他对极权主义的洗脑进行抵制一样，他的决心和接受必死性的观念，本来也可能形成一种勇敢抵抗纳粹及其恐吓手段的框架。它本来能成为一种反极权式英雄主义的宣言。但很显然，海德格尔是有意在文本中呈现了大量异常激烈的政治意涵——不过，也或许只有那些早已亲纳粹的人才能看出来。
如果我想要对抗das Man，必须要答复我的“良心的呼唤”。这个呼唤，不像传统基督教的定义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一个真正存在主义的源头：我自己的真实自我。不过，这个声音是我不认得，也可能没听过的声音，因为它不是我习惯的“常人自我”（they-self）的声音，而是我平常声音的一种异化或离奇的版本。我对我的“常人自我”很熟悉，但对我未异化的声音并不熟悉——所以，怪事出现了，我的真实声音反倒听上去是最陌生的。我也许听不到它，抑或听到了，但不知道那是我在呼唤。我可能错把它当作来自远方的某种东西，也许是一声微弱而尖锐的恸哭，就像1957年的电影《不可思议的收缩人》（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中被缩小的主人公无人听到的求救声一样——这部电影是20世纪中叶对真实人性力量正在消失的恐慌最有力的表达之一。呼唤真实性，成为后来存在主义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种呼唤可以被理解为是在号召“做真实的你自己”，而不是装模作样的自己。但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个呼唤其实更为根本，是在要求你接受一个你从不知道自己还拥有的自我：去意识到你的存在。此外，它也是一个行动的召唤，要求你去做点儿事：做个什么决定。
萨特做了噩梦，海德格尔试着思考，
这并不是海德格尔唯一一次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展示他的硬壳——极端形式的马塞尔“挛缩状态”。1937年时，曾跟随胡塞尔学习并担任过他助手的哲学家麦克斯·缪勒，因为撰写政治文章和为一个天主教青年会工作而招惹上了政府。弗莱堡大学的副校长西奥多·毛恩茨（Theodor Maunz）告诉缪勒，海德格尔被要求写一份关于他这个学生的政治问题报告，并认为，“作为一个人、教育者和哲学家”，他在总体上还是很不错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加了一句，说据他观察，缪勒对政府有负面看法。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可能意味着厄运。“去找他吧，”毛恩茨对缪勒说，“只要他去掉那句话，一切就安然无恙了。”
随后，在自己家里，雅斯贝尔斯开始对海德格尔发表议论，“这就像1914年……”，然后像接着说，“又出现了这种欺骗性的大规模迷狂”。但他刚说完前几个字，海德格尔便强烈地点头赞同，所以雅斯贝尔斯便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晚餐过后，聊到希特勒以及他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话题时，海德格尔莫名其妙地说道：“教育完全无关紧要，只看他绝妙的双手就够了！”如果出自其他人之口，这话可能听起来仅仅有些古怪。但出自强调手工艺和工具使用的海德格尔之口，这话就意义非凡了。吸引他的，似乎不是纳粹的意识形态，而是希特勒用灵巧而坚定的双手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一种新模样的想法。
1929年时的德国，刚刚从战争和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中走出来，便又陷入了经济灾难，所以，海德格尔那场极富魅力的演说，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德国的号召力。许多德国人感到，那个在战争末期以类似政变的方式接管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府背叛了他们。他们窃窃地议论着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指责他们密谋破坏民族大业。海德格尔似乎也有同样的疑虑，对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产生了一种幻灭和困惑感。
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一直害怕海德格尔来访，但为了丈夫，她还是努力尽了地主之谊。在他来之前，她写信给父母：“现在我必须告诉自己：你是一位东方女性，东方人懂得如何招待客人！我一定要和颜悦色，保持安静！”她确实这么做了，但海德格尔在离开时，却对她很无礼，雅斯贝尔斯写信给阿伦特说：“他甚至都没说再见。”对于这件事，雅斯贝尔斯尤其感到无法原谅。多年以后，海德格尔声称他当时这么做是因为他很“惭愧”，言下之意大概是他对自己的纳粹经历感到尴尬，但雅斯贝尔斯对这种解释表示怀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没有通信，而海德格尔也再没有踏进雅斯贝尔斯家一步。
当然，后来人（或者活到后来的人）肯定会相对更容易看清某种特定“界线境遇”会带来什么挑战；但对那些正在经历着的人来说，这样的回溯视野并不存在。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一种尽可能平常和文明的生活，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在纳粹统治下，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后来观察到，只有一小部分人立刻意识到了生活不可能维持不变，也就是最快逃离的那群人。贝特尔海姆自己不在他们之列。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他在奥地利被捕，先被送往达豪（Dachau）集中营，接着又被送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但在1939年为希特勒贺寿的大赦中被释放——一次意想不到的缓刑，之后他立即去了美国。
不过，到1933年的圣诞节时，海德格尔开始感到自己并不如预想的那样适应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家的公开角色。根据他自己的陈述，他最终在那个寒假里做出决定：在下学期期末辞去校长职务。他这样做了，辞职信的落款日期是1934年4月14日。他后来宣称，在那之后，他便与纳粹再无关联了。他甚至还冒险做了一次小小的反叛，在1935年版的《存在与时间》中恢复了写给胡塞尔的献词。不过，他坚称，这一新的立场也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从那时起，他开始受到纳粹党鹰犬的骚扰和监视，一直至战争结束。
不过，胡塞尔其实比他表面看起来更关注世界。1934年8月，他申请去布拉格参加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他没获得旅行许可证，因此便写了一封信，让人在大会上代读。那是一份寥寥数语却激动人心的宣言，胡塞尔警告说，一种危机正在威胁欧洲的理性和哲学探究传统。他呼吁，每一个领域的学者都担起他们的责任——他们“对自己的答复感”，Selbstverantwortung——来对抗这场危机，尤其要建立超越国界的国际网络，把思想家团结起来。
1933年5月27日，在一个挂满纳粹横幅的大厅里，海德格尔对着一大群大学教职工和纳粹党员发表了就任校长的演说。如果要想感受一下他在那个时期讲话和思考的方式，可以读读这篇演讲。他的讲话大部分反映的都是纳粹党的纲领，比如谈到了德国学生该如何把以前那种所谓的“学术自由”，替换为劳动、军事和“知识”服务。但他也在其中融入了独特的海德格尔气息，比如他解释道，这种知识服务会让学生把他们的存在，放置于“压倒一切的存在里最为严峻的危险之中”。就像德国大众要面对“对其自身存在的最严重质疑”一样，学生们也必须让他们自己投身于“人民的历史-精神世界里这种关键与纯粹的质问之中”。就这样，海德格尔用他的演讲歪曲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个深刻主题：自我质疑和自由。在当年11月的另外一次讲演中，他再次强调了他所谓的“质疑”——这一次是为了附带宣布（按规定必须）他“对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府的支持”。他还给自己制订了狂热的教育计划，自愿在他的托特瑙山小木屋为教师和学生举办夏令营。这些夏令营的目的是将身体训练同专题讨论结合起来——可以说相当于哲学上的纳粹新兵训练营了。
就如年轻的农村男孩拖着沉重的雪橇爬上山坡，把榉树原木高高地堆在上面，然后在危险重重中把它拉回坡下的家；就如出神的牧人，步履缓慢地赶着牛群爬上山坡；就如农民在木棚里把自家屋顶所需的无数片木瓦准备好，我的研究与之异曲同工。
没有哪一种比人更离奇。
不过，他赋予森林诗意，与森林息息相通，也让他做出了一些新决定。就在考虑是否继续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时，他收到了柏林一所大学的任职邀请——这个选择肯定让弗莱堡的决定更复杂了。但他拒绝了那个职位，并在一次广播演讲中给出了理由——1934年3月7日，文字本刊登在了纳粹批准的刊物《阿勒曼尼人》（Der Alemanne）中。
那一年，对事件保持开放心态以及在需要做决定时能当机立断的重要性，还被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探索过，这次是一个法国人：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马塞尔是一位以剧作家身份成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主要通过论文或与学生、朋友在巴黎的公寓聚会来传递自己的思想，最终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强烈神学倾向的存在主义。他的信仰让他和萨特、海德格尔拉开了距离，但他对历史如何对个人提出要求抱有同样的看法。
记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当时正在读法律系，他在日记中同样用了“离奇”（uncanny）一词，并且补充道：“一切都发生在某种麻醉状态下。客观上很可怕的事情，只能激起一丝淡薄、微弱的反响。杀人如同儿戏。羞辱和道德沦丧，仿佛小事一桩，可以接受。”哈夫纳认为，现代性本身要承担部分责任：人们已经成为习惯和大众传媒的奴役，忘记了停下来思考，或者中断各自的日常事务，腾出点足够的时间来质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本章中，
后来，雅斯贝尔斯认为，自己可能错在对待海德格尔太过小心了。1933年，海德格尔寄给他校长就职演说的打印版本后，雅斯贝尔斯的回信极其圆融得体：“在报纸上读到过之后，很高兴见到原稿。”他后来想，他是不是应该更有批判性一些？也许他辜负了“这个迷醉和狂热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或许需要一场后来人所说的那种“干预大会”，把他从他自己那里解救出来。雅斯贝尔斯暗示，是他自己那部分没有处理好——并把这与一种更普遍的失败联系到了一起，那就是宽容、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没有勇于直面时代的挑战。
但真相其实很不一样。比如，在辞职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海德格尔显然还在支持纳粹。1934年8月，他向提议在柏林创建哲学学院的科学与教育部提交了自己的方案——托特瑙山训练营的城市版本，教师和学生一起生活其中，可以追求“科学研究、消遣、专注、军事游戏、体力劳动、徒步、运动以及庆典”，接受一名负责人和几位教授的指导，他们都是“政治上安全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海德格尔提交的方案被驳回了，但并非因为他呈现的方式不够热忱。两年之后的1936年，当他去罗马做一场关于诗人荷尔德林的报告时，衣领上仍然别着纳粹的胸针，甚至当他和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前学生卡尔·洛维特请了一天假，两家人一起出去观光游览时，他还一直戴着。洛维特被恶心坏了：且不论海德格尔的观点如何，即便仅仅是为了让朋友感到自在，他也可以顺手把胸针摘下来的。
有时候，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却往往最倾向于不拿纳粹当回事儿，认为他们太荒唐可笑，不可能成什么气候。卡尔·雅斯贝尔斯后来回想起来，认为他自己就是犯此错误的人之一，而在柏林的法国学生中间，波伏娃也观察到了类似的不屑情绪。无论如何，大多数不赞同希特勒意识形态的人，很快就学会了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一支纳粹的游行队伍从街上经过，他们要么溜之大吉，要么一边像其他人那样不得已地敬礼，一边自我安慰说，我不信仰纳粹，所以这个动作不会有任何意义。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后来曾写道，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人会为举起胳膊这种小事而冒生命危险——但人们那种抵抗的能力，正是这样被一点点侵蚀掉的，最终，人们的责任心与正直感也会随之消失。
困惑更多了。随着纳粹的崛起，两人的关系中，如雅斯贝尔斯多年后在私人笔记中写到海德格尔时说的那样，出现了一些“让人疏远”的东西。雅斯贝尔斯感到与朋友疏远了，是有理由的：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但格特鲁德是。跟其他人一样，这对夫妇一开始也倾向于对纳粹的威胁不屑一顾。他们权衡了一下通常那些考量：这些野蛮人显然不可能长期掌权吧？即便是一位知名教授，逃离这个国家在别处重新开始，与一切给予他生命以背景的东西相分离，也是很困难的。除此之外，离开还意味着要支付惩罚性的“帝国资本外流”税和获取签证。从1933年开始，卡尔和格特鲁德隔一段时间就会考虑逃跑的可能性，但都没有去做。
有关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的谣言，已经流传了好一阵。1932年8月，作家勒内·席克勒（René Schickele）在日记中写道，据说，海德格尔“只跟国社党党员”来往。有人告诉胡塞尔，海德格尔曾说过一些反犹言论。汉娜·阿伦特也听说了类似的故事。1932年到1933年的那个冬天，她写信给海德格尔，直言不讳地问他是不是纳粹支持者。他怒气冲冲地在回信里予以了否认，并强调他曾如何如何帮助过犹太学生和同事。然而，她仍然心有疑虑，结果，之后有十七年的时间，他们再无联络。
在他写于1932年而发表于灾难性的1933年的论文《论本体论的奥秘》（On the Ontological Mystery）中，马塞尔写道，人会容易囿于习惯和普遍观念中，对财产和熟悉的场景产生一种狭隘的眷恋。因此，他敦促读者去培养一种在面对各种境遇时，自己仍能保持“有暇”的能力。类似的disponibilité（availability，有暇性）观念，早已被其他作家探索过，尤其是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但马塞尔把它变成了核心的存在主义信念。他明白这会有多稀有和艰难。大部分人都会掉进他称之为“挛缩”（crispation）的东西中：一种紧绷、被硬壳覆盖的生命形式——“仿佛我们每个人分泌出一种壳，它会慢慢变硬并囚禁我们。”
比起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更相信共同思考的价值。尽管他呼吸急促，但却喜欢与人交谈。汉娜·阿伦特，一位毕生的挚友，后来曾回顾了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些谈话：“我想起了你的书房……椅子摆在书桌旁，对面是扶手椅，你坐在上面，在双腿上打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结，随后又把它们解开了。”海德堡以学术沙龙和社交圈子闻名遐迩：围绕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圈子最为著名，但雅斯贝尔斯成为另一个圈子的中心。作为文化活动的焦点，他对大学的理想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尊重，这让他更加一丝不苟地做着枯燥的行政工作。他的交流理想进入了一种完整的历史理论中：他把所有文明都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轴心时代”，在这期间，哲学和文化同时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爆发，仿佛一个思想的大气泡从地球表面喷出。“真正的哲学需要交流来获得存在”，他写道，并补充道，“哲学家的不交流性，事实上是他思想中谬误的判据。”
马塞尔的“壳”让人联想到了胡塞尔所谓的累积、僵化的先入之见，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应该在悬搁判断中将其放在一边，才能打开通往“事物本身”的道路。在这两种情况中，僵化的事物被清除后，下面那种颤动、鲜活的东西成了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对于马塞尔来说，学会以这种方式对现实保持开放心态，是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哲学家是被要求无论如何保持清醒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出了差错，他便第一个拉响警报。
他无疑并不清楚他让他的朋友们经受了什么。许多了解他的人，尤其是胡塞尔、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不但被海德格尔的模糊性搞得很困惑，也被他的行为和态度伤害到了。他们无法让自己忘了他，因此便只能为他感到苦恼。然而，他们想要努力了解他时，却只瞥见了一片空白。不是说海德格尔个性很坏，汉娜·阿伦特在1949年写信给雅斯贝尔斯时说道，而是他根本没有个性。萨特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及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时，也讲了一句非常相似的话：“海德格尔没有个性；这就是事情的真相。”看起来，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东西，似乎是这位伟大的日常性哲学家所无法理解的。
缪勒向海德格尔求助——但海德格尔却迂腐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我给出了唯一符合真相的答案。但是我还讲了很多有理有据的好话呀。”
对20世纪30年代初的海德格尔来说，这一切真的事关所有德国人。
但事实证明，阿伦特把他往最坏处想是正确的。1933年4月，所有对海德格尔的猜疑，都被驱散了：他接受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职位，这份工作不但需要他贯彻新的纳粹法律，还要求他加入纳粹党，而他也这么做了，并且向学生和教职工发表了振奋人心的亲纳粹演讲。据说，有人还看到他参加了5月10日的弗莱堡焚书，在下着毛毛雨的晚上，举着火把去了大学图书馆外广场的火堆旁——几乎就在他自己的哲学系的台阶上。而在私底下，他用哲学思想把笔记本填满的同时，也穿插写下来很多带着纳粹色彩的反犹言论。这些“黑色笔记本”在2014年出版后，进一步证实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海德格尔是纳粹，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并且不是出于一时的权宜，而是因为真正的信仰。
整个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都在托特瑙山小木屋中沉思，在写作与思考中挣扎前行。1935年，他痛苦地写道：“世界在沉沦，诸神在逃离，地球在毁灭，人类被化约为大众，对一切的创新和自由的东西感到憎恨和猜疑。”但这也是模棱两可：他的意思是纳粹要为这一切负责吗，还是人性的普遍沉沦和大众化，已经让纳粹主义成为某种必须？
“那帮不了我，”缪勒回答道，“这句话还在呢。”
但那不是海德格尔的意思。
雅斯贝尔斯对极限境遇的兴趣，多半与他早年曾面对过死亡有关。从孩提时代起，他就饱受严重的心脏病之苦，以至于总觉得自己有可能随时会死。此外，他还患有肺气肿，造成了他说话速度很慢，经常要停下来喘好久的气。两种疾病都意味着，他想要完成工作，就必须要小心翼翼地分配身体能量，以免造成生命危险。
这些景色——恰巧很像纳粹那些拙劣的田园画中最糟糕的那种——将会指引海德格尔此后的哲学思考。
尽管其中暗含了与政治有关的意思，但这次演讲完全没有公开讨论政治。他说，他不会搬去柏林，因为这会夺走他的黑森林环境——远离“缓慢而从容地生长的枞树，散发明亮而朴素的光辉的繁茂草地，在漫长秋夜里奔流的山间小溪，白雪皑皑、异常质朴的平原”。当寒冬的夜晚，木屋外刮着暴风雪，他写道，“那是研究哲学的完美时间”。并且：
海德格尔则称病没有参加葬礼。
你可能觉得，这个决定对抗的是公共领域中那个“常人自我”的海妖之歌，进而抵制恐吓以及从众的总体趋势。你可能会推断，此在的真实声音会要求你在游行队伍经过时，不要举起你的胳膊。
而胡塞尔呼唤英雄主义。
缪勒据理力争其背后的神学，但海德格尔不为所动：“不，人家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现在总不能把报告撤回来，说我绝对不会写吧，毕竟人们已经知道我把一份报告给了大学，让他们转交一下。木已成舟。不要拿这个来怪我了。”
海德格尔说：“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你应该知道人必须说真话。所以，我不能删掉这句话。”
这种形势下，革命的可能性显而易见，但是它会倒向何方，是共产党还是希特勒的纳粹党，没人能猜得出来。薇依希望会是左派，但她担心，在令人绝望的时代，相较于社会主义者那种模糊不清的平等梦想，纳粹集会上统一的制服和严密的控制会更具吸引力。她猜对了。1933年1月20日，保罗·冯·兴登堡总统领导的那个软弱不堪的联合政府，在重压之下屈服，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这个曾备受奚落的边缘人物，现在一下子掌控了整个德国及其资源。3月5日的选举，进一步增加了纳粹党的多数席位。3月20日，一项新的授权法案赋予了希特勒近乎无限的权力。随后，他经过一夏天的时间，将其进一步巩固。就这样，自杏子鸡尾酒谈话后阿隆力邀萨特去德国，到萨特搬去柏林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国家已经被改变得面目全非。
在胡塞尔的宴会上结识海德格尔之后，雅斯贝尔斯对哲学对话的热情驱使他在1920年邀请海德格尔去海德堡参加首场“哲学会饮”，然后在1922年又是一次为期八天的逗留。第二次的时候，格特鲁德不在，所以这两个男人像孩子一样玩起了一个星期的哲学睡衣聚会。雅斯贝尔斯被合作创办一本期刊的想法鼓舞了——两名编辑，两名撰稿人——期刊会被叫作《这个时代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Age）。它将登载他们的时代里短小、清晰、明确的论文。这一切从未发生，但他们的计划让他们更加亲近如朋友。一开始在信里称呼彼此为“教授”，而后是“海德格尔先生”和“雅斯贝尔斯先生”，到1923年后期他们就互相称为“亲爱的雅斯贝尔斯”“亲爱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比较压抑情感；他们在一起时，他时常陷入沉默，这使得雅斯贝尔斯说得更多，以填满谈话的间断。但海德格尔也写信告诉过雅斯贝尔斯，友谊中的这些第一步给他一种“离奇”（uncanny）的感觉——非常海德格尔式的赞扬词汇。
确实，他认为这正是自己做的事情。但是，他做的方式，并不是阿伦特、雅斯贝尔斯、胡塞尔或者后来的大多数读者所希望的。
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海德格尔似乎能够隐藏他的观点。与阿伦特恋爱时，她的犹太身份似乎并没有让他感到困扰；后来和他走得很近的伊丽莎白·布洛赫曼（Elisabeth Blochmann），同样有犹太血统。他曾教过的学生中许多都是犹太人，在职业生涯早期跟胡塞尔共事时，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厌恶。在那个时代，日常言论中出现些反犹说辞，其实是常见之事；因此，这类有关海德格尔的谣言，究竟意义有多大，本来可以有怀疑的余地。
1937年8月，胡塞尔摔了一跤后，康复得不太好，在那年冬天里，健康状况恶化。虽然他继续跟协作者与访客致力于“危机”的第三部分，但还是没能完成。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的头脑变得越来越差，已经很少说话，偶尔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话，比如“我犯了很多错误，但一切还是会好起来的”，或是“我在忘河里游泳，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昔日的雄心又会闪现，让他说出“哲学必须得从头开始重建”。1938年4月27日，胡塞尔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照顾他的女护士后来对马尔文娜说：“他去世时，就像个圣人。”
他和雅斯贝尔斯都觉得哲学需要一场革命，但对于应该采用什么形式却意见不一。他们对各自的风格也有分歧。海德格尔认为，雅斯贝尔斯在其研究中对表格和栏列的狂热是乏味的，而雅斯贝尔斯阅读《存在与时间》的草稿时，也认为其晦暗不明。当然，还有一些两人不和谐的早期征兆。比如一次，有人告诉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于是他找他对质。海德格尔否认了，并用震惊的语调补充道：“我之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事。”这也让雅斯贝尔斯感到困惑。这次质疑以他们二人迷惑不解和受到冒犯结束，但雅斯贝尔斯决定让这件事过去。
更何况，海德格尔的每一种重要思想，几乎都有某种内在的模糊性。最危险的观念，也可以是贡献最多的观念——比如那些呼唤我们达至本真和“答复感”的段落。最令人费解的是他写Mitsein（共在）的那些部分：他是第一位把这种体验作为其哲学研究中核心一面的哲学家。他优美地写到对他人的“烦神”（solicitude）：那些我们出于关切和同情，“奋不顾身”去帮助其他人的时刻。然而，这并没有让海德格尔展现出一点对那些在纳粹德国遭受苦难或迫害之人的同情。他可以写共在与烦神，但无法将其运用在历史之上，或是他身边之人的困境上，包括那些似乎与他很亲近的人。
胡塞尔的孩子爱莉和吉尔哈特移民去了美国。胡塞尔于1933年9月收到过南加州大学的任教邀请；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加利福尼亚人。而且，我发现很容易想象出他在那里的样子，穿着西装，一如既往的整洁，在棕榈树和骄阳下拄着拐杖遛弯——就像其他很多欧洲流亡知识分子一样。但是，他不准备离开德国，那是他的家。马尔文娜也坚决支持胡塞尔，同样无畏。
那几年造访过德国的人，都对这个国家的贫困程度，以及人民以投向极“左”和极右政党来应对的方式，感到震惊不已。1930年初，雷蒙·阿隆来到德国后，震惊很快就变成了疑问：欧洲怎么才能避免再次被拖入战争？两年之后，年轻的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周游德国时，在一家左翼新闻报纸上发回报道，记录了贫穷和失业如何在摧毁德国的社会结构。那些有工作的人，害怕失去工作，所以忧心忡忡。那些无力养家糊口的人，要么四处流浪，要么只能投靠亲戚，结果把家庭关系抻到了极限。灾祸可能会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你可以看到身着笔挺衣服、头戴圆顶礼帽的年长男人在地铁出口乞讨，或用嘶哑的嗓音在街头卖唱。”年纪大的备受折磨，而对过去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连可以让他们逃避现实的美好回忆都没有。
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身现在变得越来越“离奇”。在大雪茫茫的森林里，他开始了一次长久而缓慢的改变，即众所周知的“转向”（die Kehre）。不过，这种转向无法被确定到某个单一事件上，而是一种过程，把海德格尔引向一种更接地气、更可接受、更诗性的思考方式，远离了有关决心和果断的讨论。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早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去了法国。他在索邦大学教书，于1931年成为法国公民，战争开始后，他报名参了军。
整个20世纪30年代，卡尔和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同样在为他们自己的决定而焦灼：应该离开德国吗？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The Nuremberg Laws）严重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禁止异族通婚，不过业已存在的婚姻关系，比如他们夫妇的，官方则会暂时容忍。第二年时，雅斯贝尔斯因为婚姻丢掉了大学的教职。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相反，他们低调行事，小心生活，就像雅斯贝尔斯因为担心损伤重要的身体器官，而早已学会了始终小心翼翼地呼吸和行动一样。
许多德国人，以及其他欧洲各地的人，惊恐地看着这一系列事件快速发生，却感到无能为力。波伏娃后来也惊异于她和萨特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纳粹在德国的崛起竟然不是很担心——后来在政治上异常活跃的两个人尚且如此。他们会看报，她说，但那时候，他们对凶杀或怪诞的心理学事件更感兴趣，诸如帕潘姐妹谋杀了雇她们做女佣的雇主，或者一对观念传统的夫妇带着另一对夫妇回家，来了一场四人性爱，然后在第二天自杀了这种。与个人行为的奇闻异事相比，法西斯的崛起似乎显得有些抽象。不过，1933年夏天，在萨特搬去柏林之前，他和波伏娃倒是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有过一次令人不安的相遇。当时，他们用意大利铁路提供的优惠去罗马旅行，一天深夜在罗马斗兽场附近散步时，突然被探照灯照住，还有穿黑衣的男人朝着他们大喊。这让他们受到了惊吓，但并没有让他们的兴趣转向政治。
海德格尔不喜欢谈论这段时期，而他自己对1933年所发生之事的解释，也没有一个能让人满意。1945年，他仅仅用一篇短文回应了这个问题，题目是《1933/34年任职校长：事实与思考》（The Rectorate 1933/34：facts and thoughts）。在文章中，他承认，他曾短暂地认为纳粹党提供了“一种内在自我管理和再造新人的可能性，以及一条通往发现其历史的、西方的目的的道路”。他说，但随后他便认识到了错误，并从中脱身出来。一言以蔽之，文章想要表达的就是：“哎呀，我不是故意要当纳粹的。”海德格尔让自己听起来这般幼稚，符合自身利益。不过，同样在1945年，当法国作家弗里德里克·德·托瓦尼基用一瓶上好的红酒让海德格尔卸下戒备之后再问他“为什么”时，海德格尔把身体向前一倾，以那种要郑重吐露秘密的语调回答道：“Dummheit”。他又一次重复了一遍，用强调的语气说：“Dummheit”。愚蠢。言下之意就是，他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不谙世事。他甚至还让向来大度的雅斯贝尔斯相信了这一点，雅氏在战后谈到1933年的海德格尔时，说他是一个“做梦的男孩”——一个被卷入了复杂到他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中的孩子。
他们有着许多哲学观点的交流。在早年接触到胡塞尔的思想之后，雅斯贝尔斯以他的心理学知识背景和克尔凯郭尔式的存在主义为基础，发展起了他自己的研究。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克尔凯郭尔对“或此或彼”的选择和自由的研究，即我们直面两难窘境和选择做什么的方式。雅斯贝尔斯把关注点放在了他所谓的Grenzsituationen之上，也就是“界线境遇”（border situation），或者说“极限境遇”（limit situation）。在这种时刻中，人们会发现自己受到所发生之事的束缚或限制，但同时又被这些事件推向了正常经验的边界或外缘。例如，你可能不得不做出“生或死”的抉择，或者某些事物突然让你想起你终将一死，或者某件事可能让你意识到你不得不为自己做的事担起责任。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经历这样的情境，几乎与存在是一个意思，克尔凯郭尔的那个存在。尽管难以承受，但它们是我们的存在中的谜团，会为我们打开哲学探索之门。我们无法通过抽象思考来解答它们，它们必定要被经历才行，而最终，我们要用自己全部的存在来做出选择。它们是存在的境遇（existential situations）。
他的职位还给他带来了个人的背叛。在海德格尔必须执行并维持的那些1933年4月新规之中，有一条是凡被纳粹认定为犹太人的人，都要开除其公职和大学职位。这影响到了胡塞尔：已退休的他丢掉了名誉教授头衔以及使用大学设施的相关特权。胡塞尔的儿子吉尔哈特——在一战中曾负伤，弟弟则为德国献出了生命——本来是基尔大学的法学教授，也由于这一规定丢了工作。对于一个贡献如此之多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新法律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可海德格尔一家给予的帮助，却仅仅是送了一束花给马尔文娜·胡塞尔，以及一封来自埃尔芙丽德的信，她在信中强调了胡塞尔一家的爱国记录，目的显然是希望他们在必要之时，拿出这封信来保护自己，但是信的口吻很平淡，马尔文娜又不是那种面对侮辱会逆来顺受的人，所以气愤不已。而在同一年，新版《存在与时间》出版时，海德格尔给胡塞尔的献词已经不见了。
海德格尔之前在达沃斯的辩论对手恩斯特·卡西尔连警告都没等。他从1919年开始到汉堡教书，之后便一直生活在那里，1933年4月的法律一通过，他就看清了事情的走向，随即在次月和家人离开了汉堡。他先在牛津大学待了两年，之后在瑞典的哥德堡又待了六年；当形势看上去好像瑞典也快要落入德国之手时，他又搬到了美国，先在耶鲁，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一直活到了战争结束之前：1945年4月13日，在纽约，他出去散步时死于心脏病发作。
最让缪勒惊讶的是最后这几句话。海德格尔关心的似乎只是为他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而毫不考虑其他人面临的危险。幸运的是，缪勒这次躲过了一劫，没遭遇什么严重后果，不过这并非因为海德格尔。他回忆了那天同海德格尔的临别之言：“问题不是在于我可能会因此指责你，而是在于我的生存。”从此以后，他对前导师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永远无法忘记他所经历的“海德格尔性格中的某种模糊性”。
在《存在与时间》的最开头，海德格尔曾许诺说，本书会把我们带向一个盛大的终场，他届时将论证一个终极的观点，那就是此在的存在之意义就是时间。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没把书写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第一部分。但他明确展现了他打算走的那条路。如果我们在本质上是时间的存在者，那么真正的存在便意味着，首先，要接受我们是有限的与会死的。我们将会死去：这一最重要的领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真正的“向死而在”（Being-towards-Death），在他的哲学中具有根本地位。
另一位朋友同样在失望地看着海德格尔的新角色：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胡塞尔的生日宴会上相知之后，他和海德格尔关系越来越亲密——也就是在那场宴会上，马尔文娜把海德格尔称为了“现象学的孩子”。雅斯贝尔斯住在海德堡的时候，他们虽然只是偶尔才见见面，但通信往来和异地友情是很温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