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驻校作家待在纽约大学的纽约人文学院期间，写了这本书的其中一部分，我非常感谢学院，并感谢Eric Banks和Stephanie Steiker在精彩、富有成效的两个月里的热情好客和友谊。
其余大部分写作完成于大英图书馆、伦敦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和巴黎的圣日内维耶图书馆。感谢所有这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感谢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研究所和胡塞尔档案馆的Thomas Vongehr和Ullrich Melle。谢谢Ludger Hagedorn和CTS/扬·帕托什卡档案馆的Ivan Chvatík。感谢金士顿大学的Katie Giles帮助我获取艾丽丝·默多克的档案，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的Dan Mitchell帮助我获取乔治·奥威尔的档案。
我要感谢Jenny Uglow所做的具有深刻洞见的编辑工作，她的友谊和比以往更具价值的建议，她帮助我在树枝里找到树的主干。我非常感谢Clara Farmer和Chatto＆Windus的所有人，特别感谢Parisa Ebrahimi，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他给了我清晰和优雅的指导。谢谢我的文字编辑David Milner，感谢Chatto公司的Simone Massoni设计的封面。感谢加拿大企鹅兰登书屋的Anne Collins。在美国，要特别感谢无与伦比和让我受益终生的出版商Judith Gurewich，特别是在波士顿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的工作时光；感谢我的文字编辑Keenan McCracken和Other出版社的所有人，并感谢Andreas Gurewich公司设计的封面。
向玛丽安·梅洛-庞蒂表达非常衷心的感谢，她慷慨地与我分享了她对父亲的回忆。
最后，还有两个感谢：一个给我的父母Jane Bakewell和Ray Bakewell，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因为他们鼓励我追寻我在生活中感到好奇的任何事物（也因为他们忍受我的“少年存在主义者”那几年）。另一个是Simonetta Ficai-Veltroni，她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研究现象学及其他一切，而这只是开始。
如果没有朋友和专家——其中不少还成了朋友——的慷慨鼓励、建议和帮助，这本书还是一堆白纸。致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由衷地谢谢你们。
在所有这些人中，我要特别感谢Robert Bernasconi和Jay Bernstein，从一开始就激励我学习哲学。我非常幸运，在20世纪80年代碰巧接触到他们帮忙在埃塞克斯大学开设的开拓性跨学科项目。
我感谢我的经纪人Zoë Waldie和Rogers，Coleridge＆White公司所有人的不断支持和智慧。还要感谢纽约的Melanie Jackson，以及帮助本书在其他地方出版的每一个人。
同时也感谢其他人，你们用友好的对话、好的建议（或两者）提供了重要帮助：Peter Atterton、Antony Beevor、Robert Bernasconi、Costica Bradatan、Artemis Cooper、Anthony Gottlieb、Ronald Hayman、Jim Holt、James Miller、Sarah Richmond、Adam Sharr和Marci Shore。
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阅读全部或部分手稿的那些人，为我指明新的方向和/或让我避免错误的人（虽然他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没有责任）：Jay Bernstein、Ivan Chvatík、George Cotkin、Robert Fraser、PeterMoore、Nigel Warburton、Jonathan Webber、Martin Woessner和Robert Zaretsky。我不仅感谢他们对本书的阅读，而且感谢在本书写作以来许多次愉快和发人深省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