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德·夏吕斯先生那可怕的脾气，他六亲不认，说翻脸就翻脸，对人进行百般折磨，叫人望而生畏；人们想当然，这次晚会以后，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对维尔迪兰夫妇进行大肆报复。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其主要原因大概是晚会过后几天他着了凉，得了当时常见的传染性肺结核，一连几个月医生和他自己都认为已病入膏肓，生死未决。在此以前，他患有神经官能症，盛怒之下不能自已，现在是否神经官能症为另一种疾病所代替？他的无声是否纯粹是由于出现了病体的转移？从社会观点来看，夏吕斯从来没有拿维尔迪兰夫妇当一回事，现在他更不能抬举他们，把他们当作具有同等地位的人来对待，对他们大加责难。这么解释未免过于简单。换一个角度，我们知道，大凡神经质的人喜欢凭空想象，把安分守己的人也想象成敌人，无缘无故地朝他们发怒。可是一旦遇到有人向他们主动攻击，他们却反而变得老老实实了。要神经质的人息怒，与其说劝告他们发怒是无济于事的，不如朝他们脸上猛泼冷水来得有效。这么解释，未免仍过于简单。德·夏吕斯先生为什么没有能怀恨在心的原因，也许不应该到病体转移之中而应该到疾病自身之中去寻找。疾病已经使男爵身心疲惫，以致他再也没有多少闲暇来顾及维尔迪兰夫妇。他已是半死不活的人。我们刚才谈到攻击，即令是没有效果的攻击，若要好好“来一下”，也需要消耗一部分精力。可德·夏吕斯先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连准备攻击的精力也一丝不存。我们常常说不共戴天的死敌们到临终都睁着眼睛，虎视眈眈，然后幸福地闭上双目。这种情况是罕见的，除非我们生活得好好的，死亡猝然而至。当人们到了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人们不会为了生命强盛之时都轻易对待的事，这时反而殚精竭虑起来。复仇之心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最常见的是——尽管有例外存在，我们将会看到，同一个人自身的性格也会充满矛盾，这是合乎人情的——当我们站在死亡门槛前的时候，复仇之心就离开了我们。德·夏吕斯先生想了一会儿维尔迪兰夫人，感到实在太累了，便面向墙壁，什么也不去想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雄辩已经枯竭，而是因为他已不如从前精力充沛。尽管他说话仍然是滔滔不绝，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口才已经离了原先如此常见的慷慨激昂，而变成一种只是由柔声细语和福音书比喻来装点装点的几近神秘的雄辩术，变成了一种对死亡的表面依顺。他只有在觉得生命有救的时日里才大展口才。病情复发，他便又缄口默言了。他的雄浑刚烈的气质里移植了基督徒式的温柔（正如《爱丝苔尔》所表现的天才精神与《安烈洛玛克》是如此不同），获得他周围亲友的一致赞赏；他这种精神也许同样会获得维尔迪兰夫妇的赞赏。尽管他们对夏吕斯的缺陷曾经恨之入骨，但他们禁不住仍会对他崇拜不已。当然，他只是披着基督徒的外衣，旧有的思想依然存在，不时沉渣泛起。他乞求加布里埃尔大天使像报告先知那样，来告诉他，救世主将过多少时间才能来临。他痛苦而又温柔地微笑了一下，打断自己的思绪说：“大天使可不能像对达尼埃尔所说的那样，叫我耐心等待‘七个星期再加六十二个星期’，我肯定活不到那一天就会死去的。”夏吕斯心里等待的人就是莫雷尔。因此他也请求拉斐尔大天使把小多比给他带来。然后，他又掺杂使用一些更打动人心的办法（正如病榻之中的教皇一边请人代做弥撒，另一边没有忘记遣人去唤自己的医生来），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人暗示说，如果布里肖把他的小多比快速带来，那么拉斐尔大天使也许会对像多比的父亲那样，同意让小多比眼睛复明，或者让他去牺牲洗涤池。尽管出现一些合乎人情的反复，但德·夏吕斯先生语言的纯洁性和道德化已达到脍炙人口的程度。虚伪凶狠、恶言中伤，这一切都已消失殆尽。道德上，德·夏吕斯先生已经得到升华，远远超过了他以前的水平。他的道德改观感化了不少人，本可以使他的演说艺术蒙骗一下听众，可是由于他深受疾病折磨，改进了的道德也就随之消失了。德·夏吕斯先生重新走到了下坡路上，而且我们将渐渐看到，其滑坡的速度越来越快。不过维尔迪兰夫妇对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一件渐渐远去的往事，有些触人发怒的近事使他对这件往事再也记不起来了。
我看时辰已经不早，怕阿尔贝蒂娜已等得不耐烦，便离开了维尔迪兰公馆。我问布里肖，是不是愿意送我回家，然后再用我的车子送他。他对我这样直接回家表示赞同，并不知道家里有一位姑娘正等着我。我还庆幸，这样一次晚会这么早就结束了，其实，晚会的开场都被我耽误了。接着布里肖跟我谈起了德·夏吕斯先生。要是德·夏吕斯先生听到教授这么毫无顾虑地对他和他的生活品头论足，一定会大吃一惊。教授平时对夏吕斯总是客客气气，还总是说：“我永远守口如瓶。”当德·夏吕斯先生对布里肖说：“别人肯定地告诉我，您在背后说我坏话。”布里肖真诚地表示惊奇和愤怒。事实上布里肖对男爵是有好感的。他说男爵，绝不就事论事，而只是说一些大家都在议论的事情；他虽然参照大家的议论，但脑子里出现更多的是自己对男爵的好感。布里肖说：“我说您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友情。”他说这话，不相信自己是在撒谎，因为在他议论德·夏吕斯先生的时候，内心确实荡漾着某种友情。布里肖这位教授在上流社会首先需要的就是魅力。而德·夏吕斯先生恰恰具有这种魅力，他向教授提供了教授到处寻求的诗人创造力的实例。布里肖对维吉尔牧歌的第二章已作了多年的讲解，却不敢肯定这部虚构之作是否真有现实依据，不想晚年跟德·夏吕斯先生神聊，居然尝到不少乐趣；他深知他的师辈梅里美先生和勒南先生以及他的同仁马斯贝罗在游历西班牙、巴勒斯坦、埃及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山水和居民就是自己书本研究中的古代历史的舞台背景和亘古不变的演员，他们尝到的就是类似的乐趣。“这么说他不是要得罪这位出身望族的勇士，”布里肖在送我们回家的时候，向我声明，“简单地说，当他像夏朗东疯人院的疯子那样，慷慨陈词，固执己见地讲解他那撒旦教义时，他真是非凡，我是说他就像西班牙的流亡贵族那样，如白垩粉一般天真洁白。我向您保证，他听任自己高贵人种的本能摆布，带着索多姆的赤诚之心，为了捍卫阿多尼斯，向我们这个时代的异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但是，如果我说话用于尔斯特大主教的语气，那么碰到那些接待这位封建主来访的日子，我就没有什么可怕了。”我听着布里肖讲话，但仿佛不是单独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此刻我感到——无论这种感觉是多么模糊——我跟此刻待在卧室里的姑娘是连在一起的。我从家里出来到现在，这种心情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维尔迪兰公馆里跟此人或彼人交谈，我也一直隐约感到她就在我的身边。我对她的感觉，就如我们对自身的四肢一样，是模糊不清的。我有时想到她，也像是我们在想自己的身体，但是感觉就像是个奴隶一样，被死死拴在这个身体上，毫无自由。“这位圣徒，”布里肖继续说道，“说的都是些什么闲言闲语，足够做《月曜日漫谈》的续编了！我有一位令人尊敬的同仁，写了一本伦理学专著，我始终把它尊为当今时代的道德丰碑，可是您能想到吗，夏吕斯告诉我，我那某某可敬的同仁最初的构思居然得之于一个年轻的邮差。我们毫不犹豫就可以立即承认，我们这位杰出的朋友在论述过程中忘了向我们交待这位英俊小伙子的尊姓大名。从这一点来说，较之菲迪阿斯他对人尊重较多，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感激较少，因为菲迪阿斯毕竟还把自己所喜爱的竟拔人的名字镌刻在他雕塑的奥林匹亚朱庇特的戒指上呢。原先男爵对这最后一段史实一无所知。但不用对您说，这段史实减弱了他的正统观念。您很容易想象，有一次我跟那位同仁就一篇博士论文展开讨论，我在他那已经玄而又玄的辩证法中，每每另又发现某种趣味。犹如圣勃夫觉得，夏多布里昂的作品中内心抒发的情味还不够浓，又将自己刺激性的发现当佐料加进去，增加鲜味；我那同仁的某种趣味就如同这增添的鲜味。送电报的小伙子先师从我们的同仁，但虽然其智慧如金子闪闪发光，可是拥有的钱财却寥寥无几，于是小伙子转到了男爵手里。“有多少钱财，受多少尊敬”（应该听清楚他说这话时的口吻）。我们这位撒旦是最乐于助人的，他为受自己保护的人在殖民地谋了一个职位。小伙子具有一颗报答之心，没有忘恩负义，不时从殖民地给他捎一些上品水果来。男爵收到后就分送给一些上流关系。最近一次，小伙子的菠萝出现在贡蒂河滨公馆的桌子上，维尔迪兰夫人没有开玩笑，一本正经地说：“德·夏吕斯先生，您收到这么好的菠萝，莫非您有舅舅或外孙在美洲吧！”我承认，我一边吃着，心里洋溢着某种喜悦之情，暗自背诵着狄德罗喜欢引用的贺拉斯一段颂歌的起首。总之，正如我的同仁布瓦西埃尽兴漫游于帕拉丁和蒂布尔，我从男爵的言谈中也对奥古斯丁时代的作家获得了更加生动、更加有趣的认识。我们姑且不谈罗马帝国末期的作家，也不用一直上溯到古希腊，尽管我有一次对这位杰出的德·夏吕斯说，和他在一起，我有一种柏拉图置身阿斯巴西雅家中的感觉。说真的，我极度地扩大了两个人物的比例，犹如拉封丹所说，我的例子取自‘更小的动物’。不管怎么说，我想您总不会以为，男爵的自尊心受了伤害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天真纯朴，痛快高兴。一种孩子般的狂醉，使他一反常态，抛弃了贵族固有的老成持重。‘你们这些索邦大学的臭教授真会阿谀奉承！’他喜不自胜地嚷道。‘想不到我得等到这把年纪才被比作阿斯巴西雅！我都人老珠黄了！噢，我的青春啊！’我真希望您能看到他说这话时的模样。这把年纪了还老是使劲地涂脂抹粉，像个花花公子，浑身洒满香水。不过，他对家族谱系的研究，称得上是个盖世无双的人才。出于这种种原因，今晚他们一刀两断，我感到很难受。倒是小伙子反叛的那种方式使我觉得奇怪。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他在男爵面前的一举一动都变得像个十足的心腹和忠臣，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倒戈的迹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哪怕男爵不能再回贡蒂河滨了（Dii omen avertan），我也希望他们的分裂不要波及到我身上。我们俩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我用自己浅薄的知识，换取他的丰富阅历，实在是相得益彰（我们会看到，尽管德·夏吕斯先生对布里肖没有耿耿于怀、恨之入骨，但他对教授的好感基本上已完全消失，致使他对教授作了毫不宽容的评价）。而且我向您发誓，交流是极不相等的，完全是入大于出，男爵把生活的教义传授给我们以后，我再也不敢苟同西尔韦斯特·博纳尔的观点，以为如今仍然是在图书馆里才能做出最美好的生命之梦。”
阿尔贝蒂娜从未对我说起过，她猜疑我对她抱有嫉妒之心，对她做什么事情，都缺乏信任。关于嫉妒问题我们仅仅交换过一次意见。真的，那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次交谈似乎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记忆犹新，有一个夜晚，皓月当空——我们刚结识不久，最初有一次我用车送她回家，其实我宁可不送她，而是离开她再去追逐别的女子——我对她说：“您知道，我之所以建议送您回家，这并不是出于嫉妒，如果您有什么事情要办，我可以悄悄地离开。”她回答我说：“噢！我知道您没有嫉妒心，您对此毫不在乎，可是我没有别的事情要办，我只要跟您在一起。”另有一次，那是在拉斯普利埃，德·夏吕斯先生偷偷地朝莫雷尔瞥了一眼，然后公开向阿尔贝蒂娜大献殷勤。我对她说：“怎么样，他盯得您非常紧吧。”接着我又半带讥讽地说：“我可是受尽了嫉妒的折磨。”听了这话，阿尔贝蒂娜用属于她出身的阶层或属于她经常接触的低级阶层的粗俗语言说：“您真会打哈哈！我知道您不是一个爱嫉妒的人。一则您对我说了，再则这也看得出，行了吧！”自此以后，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已改变看法了。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她内心一定已经产生许多新的想法。她虽然对我隐瞒着，但是一遇机会，她就可能言不由衷地流露出来。那天晚上，我一回家就到她的房间找她，把她带到我的房间里，对她说（我说时有些尴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清楚地告诉过阿尔贝蒂娜，我要到上流社会去。我对她说，我不知道上哪一家，也许是德·维尔巴利西斯夫人家，也许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家，也许是德·康布梅尔夫人家。但我偏偏没有提到维尔迪兰的名字）：“你猜猜我去了谁家？去了维尔迪兰夫妇家。”我这句话尚未说完，阿尔贝蒂娜脸已变色，怒不可遏地爆出一句：“我早料到了。”“我并不知道我去维尔迪兰家会惹您不高兴。”（她确实没对我说，这事惹得她不高兴了，但她的生气是显而易见的。我也确实没有想到这事会惹她不高兴，然而，看一看她的雷霆大发，看一看那些用某种双重眼光回顾一下就知道是故态复萌的事情，我觉得我从来就不可能还指望会有别的结果。）“我不高兴？您以为这事跟我有什么相干？这对我反正还不一样！他们大概不会请凡德伊小姐吧？”听了这话我失去了自制：“那天您遇见了她您可没有告诉我。”我对她这么说，是想向她表明，我可比她想象的更了解情况。可她还以为，我指责她遇见了却没有告诉我，说的是维尔迪兰夫人，而不是凡德伊小姐。“难道我见了她吗？”她若有所思地问道，那神色既像是在问自己，在搜寻记忆，回想往事，可又像是在问我，仿佛我告诉她什么似的。其实，她也许是为了引诱我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也许同时为了拖延时间，然后再对这个困难的问题作出回答。但是，对凡德伊小姐的事我倒并没有怎么担心，而只是有一种恐惧感。以前就有恐惧感掠过我的心头，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我。不过我想，维尔迪兰夫人纯粹是出于虚荣心才佯称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来参加晚会的，我这么一想，回家的时候，心绪也就宁静了。只有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凡德伊小姐不会没去吧？”这句话证明我起初的怀疑是不错的。但是总而言之，以后在这种事上我可以放心了。因此我答应不再去维尔迪兰家，阿尔贝蒂娜也因此为我牺牲了凡德伊小姐。
布里肖和我到达了我家门口。我从车上下来，把布里肖的地址告诉车夫。我从街沿望去，看见了阿尔贝蒂娜卧室的窗户。以往阿尔贝蒂娜不住在这幢屋子里的时候，这窗户一到晚上总是黑乎乎的。此刻室内的灯光被百叶窗的斜片切成一条条的，由上而下溢射出一道道金光。这是扇魔窗，我的眼睛看得十分清楚，它在我安宁的心扉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像；这图像近在咫尺，而且待会儿就要为我所有。可是待在车子里的布里肖什么也看不见，即便看见了，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教授跟晚餐前阿尔贝蒂娜散步回来时前来看我的朋友们一样，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姑娘在我隔壁房间等着我。车子开走了。我独自在街沿上滞留了片刻。我站在楼下，能一清二楚地看见这条条光亮，换一个人都会觉得完全子虚乌有；是我给了这光线完整无损坚不可摧的特性，这是因为我在其背后放置了全部的意义，那是一笔别人猜想不到的宝藏。金银财宝在那里，那里自然就射出了这一道道细横的光带。但是这笔宝藏的交换条件是我不能享受自由，独自一人，静思遐想，如果阿尔贝蒂娜不在楼上，或者如果我只希望肉体享乐一下，我可以去向一些陌生女子提出要求，也许是去威尼斯，或者至少去夜巴黎的哪个角落，寻找着插入她们的生活。可是现在，对我来说，缱绻亲热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必须做的，不是远出旅行，甚至不是出门散步，而是回家。回家不是为了独自一人，不是在外别人向你提供了思想食粮以后，回来至少逼着自己再从自身寻找一下思想食粮。情况恰恰相反。回家以后反而不如在维尔迪兰家里感到单独安静了，因为我要受到一个人的接待，我将让位与她，把身心彻底地交给她，于是我再也没有一时一刻的闲暇来想我自己，甚至连她也不用费心去想，因为她就在我的身边。我在楼外，抬起头来朝我待会儿就要置身其间的房间窗户最后又瞧了一眼。我似乎看到，是我自己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金色栏杆，要划出一块永久性的地域，现在这金光闪闪的栅栏就要关闭，即将把我自己圈在里面。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维尔迪兰的晚会。那天晚上，当公馆只剩下老人以后，维尔迪兰先生对他妻子说：“你知道戈达尔为什么没有来吗？他正在萨尼埃特身边呢。萨尼埃特在交易所想捞回本钱，玩了那一手，结果一败涂地。萨尼埃特知道自己已经分文不名，还背了一百万法郎的债，心里受了打击。”“可是他为什么还要玩那东西？真蠢，他哪有这号本事。比他狡猾钻营的人在那玩意上都输得精光呢，更何况他这种人，不被众人碾得粉碎才怪呢。”“那可不是，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个蠢货了。”维尔迪兰先生说。“有何法子呢，覆水难收哇。这一下，他明天就会被老人赶出门去，一贫如洗了。他的父母又不喜欢他。别指望福什维尔会帮他什么忙。我想过了，我当然不愿意做什么叫你不高兴的事，可是我们也许可以给他一份小小的年金，别让他一天到晚感觉自己破产完蛋了，让他可以在家里好生养息养息。”“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你想到这些非常好。可是你说‘在家里’，这蠢货占着那套房间太贵了，那不行，必须给他租一套两间式的房间才行。我想目前他住着的那套间准要六七千法郎。”“是六千五百法郎。可是他非常喜欢他的住所。总之他受了严重打击，活不了两三年了，三年之中最多也就为他花费一万法郎。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力所能及的。譬如，我们今年不再续租拉斯普利埃，可以租一个较为简单的地方。按我们的进款，一万法郎分三年支付不是办不到。”“就算如此，讨厌的是，这事儿会不胫而走。你能为他如此，就不得不对别人也一视同仁。”“你放心，这我已经考虑到了。只有明确说好条件，对这事绝对保密，我才能这么做。谢谢你的好意，我可没想要做全人类的大善人。别来慈善家那一套！我们可以这么办，即对他说这笔钱是谢巴多夫公主留给他的。”“可是他会相信吗？她为遗嘱的问题征询过戈达尔的意见。”“实在不行，我们可以把实情告诉戈达尔，他有保守秘密的职业习惯。他挣的钱很多，永远也不会像种半官方人士，迫使我们来掏腰包。他甚至还会主动承担此事，说公主就是请他做经纪人的。这样的话，我们甚至都不用亲自出面，可以免去致谢应酬，拉拢感情，应付那一套套烦人的东西。”维尔迪兰先生加了最后这个词。这个词暗指的自然是那些他们希望避免的感人场面和动人语言。但是犹如我们在家中在指某件事情，尤其是令人讨厌的事情的时候，为了把这件事情只向有关的人作个示意，而不让别人明白，我们就使用一个特别的词汇，维尔迪兰先生的那个词我就没有听清楚。一般来说，这类词汇是祖先留下来的后遗症。譬如，在一个犹太人家庭里，整个家族现在已经法兰西化了，那个词汇就是全家族熟悉的唯一的希伯莱语，就是一个改变了原意的惯用词；在一个外省气息浓郁的家庭里，那个词汇就是一个方言词，尽管这家人已经不说也不懂某一省的方言，但这个方言词还在使用；在一个来自南美但只会说法语的家庭里，那就是一个西班牙语词汇。在下一代人眼里，伴随那种词汇存在的只是童年的回忆。我们记忆犹新，父母在吃饭的时候悄悄说一个什么词，暗指正在伺候的仆人，但仆人听不明白，而孩子们更是彻底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是西班牙语、希伯莱语、德语还是土语，甚至怀疑这个词是否属于什么语言，怀疑这别是一个专有名词，或是完全生造出来的词。唯独我们如果幸有什么舅舅或太老伯健在，使用了这个词，那疑团才有可能解开。由于维尔迪兰夫妇家的亲属我一个也不认识，所以我未能确切地弄明维尔迪兰先生那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维尔迪兰先生让夫人绽开了笑脸。因为这种语言比日常语言用得少，更富有心照不宣的特点，因此使懂得这种语言的人产生别人无法分享的自得其乐的感觉。快乐的时刻过去以后，维尔迪兰夫人反问道：“可是如果戈达尔说出去怎么办？”“他不会说的。”他说了，至少对我说了，几年以后，在萨尼埃特的葬礼上，我就是通过戈达尔了解到这件事情原委的。我很遗憾，没能更早地了解事情真相，否则，我的思想本会发生变化，即永远不要责怪别人，不要光凭别人的一件坏事，用对此事耿耿于怀的心情来评判别人。我们只看见了别人心灵的坏的一面，只凭这一次就断定此人的坏心还会故态复萌，殊不知人的心灵是极其丰富的，除了坏的一面，还会表现出其他许多形式，我们对心灵在其他时候所可能表现的真诚希望和可能实现的美好事情还不了解；我们不能因为看见了心灵丑恶的一面，便对其温柔美好的一面也视而不见，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戈达尔如果早日把这秘密告诉我，也许会驱散我关于维尔迪兰夫妇在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所扮演的角色的疑团。可是真要驱散了我的疑团，这事情也许却是错误的。维尔迪兰先生虽然积德行善，但是他同样喜欢戏弄别人，甚至残酷地迫害别人；他沉湎于在小圈子里发号施令、主宰一切，甚至不惜一切手段，造谣中伤、无事生非，门客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是以加强小圈子的团结为唯一宗旨，经他这么一挑，更是纷纷反目为敌。维尔迪兰先生可能是个不藏私心、默默无闻、乐施善助的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是一个悲天悯人、谨慎行事、忠诚老实、永远善良的人。也许，在我了解这件事以前，维尔迪兰先生身上已经局部存在着善良的天性——在此我外祖母朋友家庭的遗风也许还依然存在——正如美洲或北极在哥伦布以前业已存在一样。然而我得知那件事以后，未曾料到，维尔迪兰先生的天性向我显露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我得出结论，无论是某人的性格、社会或者爱欲，想就其框出一幅固定不变的图画，都是难而复难的事，它们是在不断变化的。谁想就人的性格摄下一幅相对静止的照片，谁就会发现人的性格会相继呈现各种面貌（意味着），它不会保持不动，而是动个不停，致使镜头不知所措。
大使失宠，办公室主任被迫退休，上流人士突遭冷遇，恋人求爱不成，有些人对这类不测的事件要一连研究数月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希望旦夕之间成了泡影。他们把这不幸的事情放在手中反复揣摩，如同揣摩一块不知从何飞来，或是由谁投来的陨石一般。他们十分希望探明，这块奇特的飞来物是由什么成分构成的，弄清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损人的花招。化学家有的是分析手段，病人不知病因可以请医生诊断，预审法官遇到无头公案迟早也能查个水落石出；唯有我们的同胞干出的那些事情令人大惑不解，很少能让人发现其真正动因。德·夏吕斯先生——且让我们把这次晚会以后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先行在此交待一番，下文当然还要继续交待——对夏利的态度有些摸不着头脑。男爵认为，夏利曾经常常威胁他，要把他如何钟情于自己宣扬出去，现在夏利肯定以为自己“翅膀已硬”，可以独自飞翔了，所以真的把这话捅了出去；夏利一定是纯粹的忘恩负义，把什么都告诉了维尔迪兰夫人。可是她怎么就如此容易上当（男爵打定主意要矢口否认，所以坚决相信，别人对他那种感情的指责纯属凭空捏造）？也许是维尔迪兰夫人的朋友中有哪位自己喜欢夏利入了迷，所以才这么先声夺人。因此接下去几天内，夏吕斯向那些毫不知情的“门客”连连发信，弄得他们以为他疯了。然后，夏吕斯又去向维尔迪兰夫人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地叙述了一番。可是他那些动人的故事却丝毫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维尔迪兰夫人不断地对男爵说：“您就不用再为他操心了，别把他放在眼里，这是个毛孩子。”男爵虽然渴望言归于好，但他想把夏利自以为稳已到手的东西一概取消，迫他言和。他请求维尔迪兰夫人不要再让他进门。这一点遭到了她的严正拒绝。结果德·夏吕斯先生义愤填膺，又写了一封冷嘲热讽的信回敬了她。德·夏吕斯先生东猜西测，却始终摸不清头脑。换而言之，他怎能料想得到，冷拳根本不是莫雷尔发出的。当然，他本可以找莫雷尔聊上几分钟，把事情问个明白；这诚然是个办法。但是这与他的自尊心和爱情观是背道而驰的。他受到了冒犯，得由别人主动上门向他道歉才是。在任何时候，虽然我们一方面想到，私谈一下也许可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可是我们又有另一种想法，阻止我们去坦诚布公。大凡在二十次场合卑躬屈膝、低头哈腰的人，到了第二十一次，往往需要扬眉吐气一下。然而正是这一次最不应该唯我独尊、固执己见，而需要消除误解，因为不将谎言揭穿，对方的错觉就会日益加深。且说这件事发生以后，上流阶层到处传言，说德·夏吕斯先生要强奸一名年轻音乐家，企图未遂，被维尔迪兰夫妇逐出了门外。听了这个谣传，有人便说，怪不得，维尔迪兰家中怎么再也见不到德·夏吕斯先生的人影了。德·夏吕斯先生偶然在某一地方遇见一个曾经被他怀疑过并辱骂过的人，那人当然对他耿耿于怀，可是夏吕斯自己也不主动跟那人招呼致意；于是别人便觉得，原来一点不假，小圈子里对男爵都早已众叛亲离。
“另外，”我气呼呼地对她说，“还有好多事情，您也瞒着我，甚至包括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譬如我随便举个例子，您的巴尔贝克三日行。”我加“我随便举个例子”这一句，为的是在“甚至包括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后面补充一句。这样，万一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去巴尔贝克旅行有什么错？”我便可以回答：“我已经记不清了，别人对我说的话在我脑子里都混作一团了，其实我对这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事实上，我虽然举了她跟司机一起到巴尔贝克——她从那里给我发来的明信片我很晚才收到——去了三天的例子，但我完全是随口道来的，而且我后悔自己选了这么一个不好的例子，因为说实在的，三天跑一个来回，时间是够紧的，不可能有时间去跟谁偷偷约会。可是阿尔贝蒂娜根据我刚才的话，猜测我对事情的底细已经一清二楚，就是不愿意告诉她。何况她近来深信不疑，我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盯梢她，正如她上星期对安德烈说的，我对她的生活“比她本人还清楚”。阿尔贝蒂娜打断我的话头，对事情作了承认。但她这么坦白是毫无用处的。尽管我对她的话一概不予置信，但是听了她的话我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一方面是经过说谎者乔装改扮过的真相，另一方面是爱着这位说谎者，通过说谎者的谎言，对这个真相所作的判断，两者之间的可能有巨大的差距。我几乎还未说完“您的巴尔贝克三日行，我是随便举个例子”这句话，阿尔贝蒂娜便打断了我，顺理成章似的对我宣称：“您是说我没有去成巴尔贝克？当然没有！而且我总是很纳闷，您为什么要那么相信这件事情，其实说出来对谁也没有害处。司机要用三天时间办他的私事。他不敢对您直说。出于对他的好意（我就是这样的人！而且这种事情总是该我碰上！），我就瞎编了所谓的巴尔贝克之行。他只不过把我带到奥特依圣母升天街我女友家。我在朋友家过了三天，无聊极了。您瞧，这事又有什么严重的，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当我发现，您因为晚了一个星期才收到明信片而笑起来的时候，我猜想您一定什么都知道了。我承认这事很可笑，真不该有什么明信片。可这不能怪我。我事先买了这些明信片，在司机把我送到奥特依以前已经交给了司机，不想这个笨蛋放在口袋里忘得一干二净，而没有按我的吩咐装进信封，寄给他一个在巴尔贝克附近的朋友，由他再转寄给您。我一直以为这些明信片早已寄出了。这个傻瓜过了五天才想起这件事。可是他没有告诉我，却把它们寄到巴尔贝克去了。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真想砸破他的脑袋，呸，给我滚。这个蠢驴，我自己整整关了三天，让他笃笃定定去办自己的家庭杂事，换取的报答却是叫您白白地担心了一场。我怕被人看见，躲在奥特依都不敢出门。我只出去过一次，还不得不乔装成男人，这无非是为了逗逗乐。可是运气偏偏跟我作对，别人没遇见，第一个就撞见了您的犹太朋友布洛克。不过我不相信，会是他告诉您我没有去巴尔贝克，因为看上去他似乎没有认出我来。”我不知说什么好，我不愿意显露出十分惊诧、被如许的谎言所压倒的样子。我产生一种厌恶感，但我并不希望赶走阿尔贝蒂娜，我只是在厌恶感上更添了一层极度想哭的欲望，我之所以想哭，其原因不在于谎言本身，也不是因为我曾经如此信以为真的东西，现在全化为泡影，以至于我觉得是身处于一座夷为平地、光秃秃无一建筑、仅有堆堆废墟的城市；我之所以想哭，原因在于内心忧伤。我想，阿尔贝蒂娜宁可在奥特依她女友家里极度无聊，空待三天，却一次也没有希望甚或想到要悄悄到我这里来过上一天，或者寄一份气压急件，请我到奥特依去见她。但我没有时间扎在这些想法里。我微微一笑，那种神色就像一个心中有数却秘而不宣的人：“我只举了一个例子。其实这类事情是举不胜举的。这不，今晚去维尔迪兰家我就发现，您对我说的关于凡德伊小姐的话……”阿尔贝蒂娜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试图从我的目光里能看出来我究竟知道些什么。我知道的，和我将要告诉阿尔贝蒂娜的是凡德伊小姐其人。我了解她是怎样一个人，但那不是在维尔迪兰家，而是以前在蒙舒凡。由于我从未向阿尔贝蒂娜正式谈起过她，我可以装作是今晚才了解到的。我几近充满了喜悦——可是在此之前，在小有轨电车上我经历了内心这般的痛苦——因为这蒙舒凡的往事，只有我一人知道，这回忆属我一人所有。我虽然把这件往事的日期往后作了推移，但对阿尔贝蒂娜来说，这件事依然是一个无以抵赖的铁证，对她依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次我至少不用“装作知道”，“引诱”阿尔贝蒂娜“坦白出来”。我自己了解这件事。这件事是我曾经透过蒙舒凡亮着的窗户亲眼目睹的。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她跟凡德伊及其女友的关系是非常纯洁的，她这么说无济于事。我向她发誓（发誓说的是真话），我对这两个女子的品行是了解的。她何以向我证明，她既然跟她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称她们为“我的姐妹”，她怎么没有接受她们的建议，而既然她没有接受她们的建议，她们怎么仍然跟她保持亲密关系，而没有跟她一刀两断。不过我未及说出真相。跟巴尔贝克之行一样，阿尔贝蒂娜以为我对事情真相已一清二楚——如果凡德伊去维尔迪兰夫妇家的话，我有可能通过凡德伊小姐了解到；我也有可能直接通过维尔迪兰夫人，因为维尔迪兰夫人有可能向凡德伊小姐谈起过阿尔贝蒂娜——她未让我说话，自己就先作了承认。她们供认虽然与我原来的想象相反，但她自我供认的行为本身向我证明她从未停止过对我说谎，因此仍然使我十分痛苦（尤其是我不再像刚才所说的，对凡德伊小姐抱有嫉妒了）。总之，阿尔贝蒂娜先声夺人，说：“您言下之意是我声称我一半是由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抚养成人的，您今晚发现我这话向您撒了谎。这确实不错。可是我觉得您不把我放在眼里，您一心迷恋的是那位凡德伊的音乐，我便天真地以为，既然我有一个同学是凡德伊小姐的女友的女友——我向您发誓，这是真的——如果我编造说，我跟这些姑娘都很熟悉，这样我就比较能够引起您的兴趣。我感到，您讨厌我，把我看成是个蠢妇。我想，我如果对您说，我跟这些人有过交往，我可以向您提供与凡德伊作品有关的一切细节，我可以在您眼里提高一下自己的形象，可以借机接近您。谁想到，非要等到这倒霉的维尔迪兰晚会，您才了解真相，而且别人还可能歪曲了事实真相。我敢打赌，凡德伊小姐的女友肯定对您说，她根本不认识我。可是她在我同学家至少见到过我两次。不过这事也很自然，在这些成名的人看来，我还够不上格，所以他们宁可说从未见过我这个人。”可怜的阿尔贝蒂娜，她以为如果对我说，她与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曾经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以此便能延迟她被“遗弃”的时间，便能更加接近我，她的这个想法达到了真理。只是，她为达到真理，不是走了一条她想走的路，而是另外一条道路。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那天晚上在小有轨电车上，她表现出对音乐十分懂行，而且精通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尽管如此，这仍然阻止不了我要跟她一刀两断。但是，为了表现她的音乐理解力，她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不仅使断绝关系成为不可能，而且还引起其他许多事情。她犯了一个解释性的错误，不是错在这句话应该产生的效果上，而是错在她借此应该制造这一效果的原因上。这一原因使我了解到的，不是她的音乐素养而是她的不良关系。致使我突然决定跟她接近，甚至跟她融为一体的，不是我对某种快乐产生了希冀——说快乐，这是言过其实，只能说某种轻微的消遣——而是因为我被某种痛苦紧紧地拥抱住了。
话说德·夏吕斯先生被莫雷尔刚才那番话以及老板娘的态度弄得哑口无言，只作出一个仙女惶恐受惊的样子，趁此机会维尔迪兰先生和夫人作出断绝外交关系的姿态，引退到第一个客厅，单独留下德·夏吕斯先生一个人，而莫雷尔在台上只顾自己忙着套小提琴。“你快给我们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维尔迪兰夫人贪婪地问她丈夫。“我不知道您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脸色很激动，”茨基说，“两眼噙满了泪水。”维尔迪兰夫人装傻地说：“可我觉得，我说的话，他听了好像根本无动于衷。”她耍这种花招不能骗过所有的人。她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催雕刻家再重复一遍，说夏利着实哭了。这眼泪使老板娘陶醉，心里充满了自豪。她怕的就是某某门客没有听清楚，以为夏利没有哭，她绝不愿意出现那样的危险。“不不，恰恰相反，我亲眼看见，他眼眶里闪烁着豆大的泪珠。”雕刻家压低嗓门，带着一副不怀好意的笑脸悄悄说；同时他又斜睨了一眼，看莫雷尔是否还在台上，直到肯定他没有听见他们的谈话，这才放下心来。可是有一个人听得真切，就是那不勒斯女王。谁要是早发现她在场，那立刻会使莫雷尔恢复已经失去的希冀。女王参加了另外一个晚会，离开时发现自己把扇子忘在维尔迪兰夫人处了，她觉得自己亲自来取一下比较好。她有些尴尬，悄悄走进来，等人一走空，准备道歉一番，寒暄几句即刻告辞。她进来时谁也没有发现，她正遇上这件事情。她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心中顿时燃起了怒火。“茨基说他眼含泪水，你看见了吗？我没有看见眼泪。噢！是的，是有眼泪，我记起来了。”她怕别人真信了她的话，赶紧改口说。“可是我们的夏吕斯，怎么那么局促不安，瞧他两腿在发抖，都快要站不住了。”她冷酷无情地数落道。这时候，莫雷尔朝她跑来：“这位夫人难道不正是那不勒斯女王吗？”女王正朝夏吕斯走去，莫雷尔用手指着女王（尽管他明知就是她），“唉！发生了刚才的事情，真可惜！这下我再也不能请男爵把我介绍给她了。”“等一等，我来给您介绍。”维尔迪兰夫人说，说着就朝正跟德·夏吕斯先生说话的女王走去，几个门客随后跟着。我和布里肖没有跟去，我们俩急于取出我们的衣物出来了。夏吕斯本要把莫雷尔介绍给那不勒斯女王，以为实现这一伟大愿望的唯一障碍，就是女王有可能突然驾崩。我们总是把未来想象成虚无空间对现实的一种折射，其实未来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只是大部分原因我们不了解而已。未来往往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结果。不出一个小时以前，德·夏吕斯先生即便倾家荡产，也不会让莫雷尔认识女王。维尔迪兰夫人向女王行了个屈膝礼，见女王没有认出她来，便说：“我是维尔迪兰夫人呀，陛下怎么认不出来了呢？”“很好。”女王一边极其自然地跟德·夏吕斯先生聊着天，一边说。维尔迪兰夫人怀疑这一句“很好”究竟是否对着她说的，因为女王说这句话时神态完全心不在焉，声调彻底漫不经心。正处在失恋的痛苦之中的德·夏吕斯先生，听到这话，不由得拿出言行放肆专家和爱好者的样子，脸上露出一丝感激的微笑。莫雷尔在远处看清了介绍的准备过程已经就绪，赶紧走上前来。女王把手臂伸给了德·夏吕斯先生。她对德·夏吕斯先生不是没有怨怒，她责怪他对这类卑鄙的侮辱者怎么没有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维尔迪兰夫妇竟敢如此对待夏吕斯，她为他感到羞耻，满脸涨得通红。几小时前她不拘身份对夫妇俩表现出充分的同情和好感，而眼下却对他们盛气凌人、傲慢不逊。其实两种态度源于同一心态。女王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但她的善良首先表现为对自己喜爱的人感情忠贞不移。她爱亲友，爱本家族的所有王子，其中包括德·夏吕斯先生。谁善于尊敬她所爱的人，她就爱谁，不管他们是布尔乔亚，甚而是平民百姓，她都报以善良的情感。她对维尔迪兰夫人表示同情和好感就是出于如此的善良本能和天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狭隘的、近乎托利党式的、日趋陈旧的善良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善良是不够真诚和不够热情的。古人们本喜欢社会集团，为之效忠，因为社会集团并不超越城邦的范围；今人极其喜爱自己的祖国，而将来的人喜欢的可能是全球性的合众国。我只举离我最为亲近的母亲为例。德·康布尔梅夫人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就未能使我母亲下决心参加任何慈善事业或任何爱国工作，她从未做过售货员或女施主。我母亲把丰富的爱心和慷慨首先都留给了自己的家族、仆人和路遇的不幸者。我远不是说她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我很清楚，她那丰富的爱心和慷慨之心，如同我外祖母的心一样，是永不枯竭的，远远超过了德·盖尔芒特或德·康布尔梅夫人的能力和作为。那不勒斯女王的情况跟德·康布尔梅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就完全不同。我们还必须承认，她对好人的评价，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阿尔贝蒂娜在我书柜上取走后占为己有——也是根本不同的；对她来说，那些阿谀奉承的寄生虫和盗贼，那些时而卑躬屈膝、时而蛮横无礼的酒鬼以及一切荒淫无度者或者杀人犯都一概不能算在好人之列。可是事物的两极往往是相接的。女王出面保护的贵族和遭受凌辱的亲戚是德·夏吕斯先生，也就是说尽管夏吕斯出身望族，跟女王又是近亲，女王保护的毕竟是一个道德败坏、沾满恶习的人。“您脸色不好，我亲爱的表弟。”她对德·夏吕斯先生说，“请靠在我的手臂上。请相信，我的手臂一定能支撑住您。对付这种事情，它是很坚实的。”然后，她抬起头来，正视前方（茨基告诉我，当时她正面就是维尔迪兰夫人和莫雷尔），说：“您知道，从前在加埃特，我这手臂曾经叫流氓恶棍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如今，它会为您竖起城墙，为您效劳。”就这样，伊丽莎白女王的妹妹手挽着男爵，未让人介绍莫雷尔，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
“他对你们说过这话！”夏利吼道，听着这些巧妙转述的语言，他深信不疑，维尔迪兰夫人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真话。维尔迪兰夫人全身沉浸在喜悦的海洋之中，如同一个老情妇，险些被年轻情夫所抛弃，节骨眼上居然使年轻情夫退了婚，化险为夷。老板娘先前确实没有精心设计过如何撒谎，她没有准备撒谎。她是在受一种更为本能的感情逻辑和神经反应的支配。她的目的只是为了活跃生活，维护幸福，在小圈子内“洗洗牌”。因此，她未及检验是否属实，便将那些虽不是绝对正确，却至少是极其富有教益的论点冲到嘴上。“他如果只对我俩说说，那倒无妨，”她接着说，“好在我们对他的话会作分析取舍的。再说职业也不分高低贵贱，您有您自身的价值，您就是您自己的价值。可是他却拿这话去跟博特凡夫人逗乐（维尔迪兰夫人故意举出德·博特凡夫人来，因为她知道夏利非常喜欢她），这事叫我们听了非常难受。我丈夫听到这话以后对我说：‘我宁可受人一巴掌，也不受这份气。’因为您知道，古斯塔夫（我们由此得知维尔迪兰先生就叫古斯塔夫）跟我一样喜欢您。其实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喜欢他。”维尔迪兰先生装出心地善良的粗汉子喃喃道。“喜欢他的是夏利。”“噢，不！现在我看出了人跟人的区别在哪儿，我被一个卑鄙的家伙出卖了，而你们，你们才是好人。”夏利诚恳地说。“不，不，”维尔迪兰夫人为了既稳保胜利（因为她感到她的每星期三聚会已经有救了）又不要胜利过头，便喃喃道，“说卑鄙倒是有些过分了。他干了坏事，很多坏事，但也不都是明知故犯的。您知道，荣誉军团勋位那件事一下也就过去了。倒是他对您家世所说的那些话，要我全说出来真是太为难了。”维尔迪兰夫人说。这事她早已说了，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噢，一下子过去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足够证明他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莫雷尔嚷道。正在这时候，我们走进了客厅。“啊！”德·夏吕斯先生见莫雷尔在那儿，叫了一声，并朝音乐家走去。那轻松愉快的步履仿佛有些男人为了跟一个女子私会，巧妙地组织了晚会，陶醉之余忘了自己给自己设下了陷阱，因为那女子的丈夫早已在晚会上安插好帮手，准备捉奸捉双，当众痛打一顿。“怎么样，看来时间不早了。光荣的年轻人，不久就是年轻的骑士勋章获得者了，高兴吗？不久您就可以佩上十字勋章给人瞧瞧了。”德·夏吕斯先生温情脉脉而又得意扬扬地问莫雷尔。可是，他这番授勋的话附录在维尔迪兰夫人的骗局之后，更使莫雷尔觉得夫人的话是毋庸置疑的真言。“走开，我禁止您靠近我！”莫雷尔对男爵嚷道，“您别想在我身上打主意。你想腐蚀的已不是我一个人了。”我想，我唯一能够自慰的是，我会看到，德·夏吕斯先生一定会把莫雷尔和维尔迪兰夫妇驳得体无完肤。我曾经为了比眼下小于几倍的事，受过夏吕斯疯狂的怒斥。他一旦发怒谁也阻挡不住，连国王都无法镇住他。可是眼下却发生了奇怪的现象。只见德·夏吕斯先生目瞪口呆，掂量着这不幸，却弄不明白祸从何降。他居然一时语塞，无以对答。他抬起目光，带着疑惑、愤怒而又恳求的神色，朝在场的每个人身上扫视了一遍。这似乎不是在问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在问他们他应该何以作答。他哑口无言，这里有种种原因。他也许当即感到了痛苦（他看见维尔迪兰先生和夫人避开他的目光，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要上前来救他一把的样子），但他尤其产生了对将来痛苦的恐惧；也有可能他事先没有想象到这一步，没有早早地先燃好怒火，因此手中一时没有现成的愤怒（他是过于敏感、患有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人，是个真正的冲动型人物；但他却又是一个假充勇敢的人，甚至是个假充凶狠的人；这一点我始终以为如此，并因此对他抱有好感。他没有重视荣誉的人受到侮辱时通常所有的那种反应），别人趁他手无寸铁，出其不意向他发动进攻；甚至还有一种可能，这里不是他自己的圈子，他感到没有在圣日耳曼区那样挥洒自如、骁勇善辩。但是，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这位贵族大老爷处在这平时为他睥睨的沙龙里，四肢瘫软，巧舌僵硬，惊恐万状，怒不可言，只会盲目地环顾四周，面对别人的粗暴疑惑不解，苦苦哀求（他的有些祖先，面对革命法庭恐慌不安，早就失去了在平民面前的优越感；此时我们也很难说，这种优越感是否在他本性中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不过，德·夏吕斯先生并没有走投无路，智穷才尽。他不仅辩才出众，而且胆量过人。一旦他心中的怒涛翻腾已久，他便能用严厉至极的措词，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彻底失去招架之功。上流人士们常常目瞪口呆，料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么厉害。碰到那种场合，德·夏吕斯先生就会急促不安，连连发起神经质的攻击，使众人战栗。但这必须是在那种由他采取主动的场合；由他主动出击，他就能巧舌如簧、口若悬河（正如布洛克最善于开犹太人的玩笑，可是碰到谁当着他的面道出那些犹太人的名字，他却立刻变得脸红耳赤）。他对眼前这些人恨之入骨。他恨他们，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他们的轻蔑。他们如果客气一些，他才不会对他们满腔怒火，他会拥抱他们的。不过，面对一个如此残酷、出乎预料的情况，我们这位伟大的雄辩家只会支支吾吾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谁也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看来惊惶失措的哑剧是长演不衰的，永久不变的；我们这位在巴黎沙龙里遭遇不幸的老先生无意之中只是做了一个古时希腊雕塑家所表现的潘神追逐中的仙女们那惊呆了的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