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快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新石器文化陶器上都有一些刻画符号，简练而醒目。如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大溪、马家窑等文化都发现有刻符的陶器，半坡遗址陶器刻符有27种，姜寨遗址多到38种，柳湾墓地则有50多种，刻符种类相当可观(图19)。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断言，史前陶器上的刻符具有文字性质，或者直接认定那就是文字，是原始形态的汉字。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符号并不是文字，而是一种原始记事符号，是与语言毫无关系的刻画。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用的工具，记事符号并不与语言发生直接联系，不具备形、音、义这三个文字的基本特点。两种意见的争论，真有些相持不下。
龙山时期自然也有了文字，不过目前发现的例证还不算丰富。据最新报道的资料说，在陕西龙山文化的长安花园村，发现了一批刻画有原始文字的兽骨和骨器，文字结构比较复杂，与甲骨文字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的可以确认为文字，可在甲骨文字中找到对应的字体。花园村的刻骨文字，年代为距今4000年以上。此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一件陶器上，见到一个用红笔书写的字，也是确定不移的汉字，而且是最早的书写汉字。在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的龙山文化城址中，发现了一片刻有11个“文字”的陶片。这11个字分为五行，右端一行为三字，余者为二字。这些字成组出现，行款整齐。有人认为它们是一种较成熟的文字，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有待于更多的发现来印证。龙山时代已有文字，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陶器上的刻符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也即是说不算标准文字。但这些刻符有固定的形体，有明确的含义，不能说与文字意义毫无关联，刻符中也未必一个都没有文字意义。汉字的起源与刻符的关系相当密切，至少文字的造作是受到这些刻符的启发，如果说仓颉是看了鸟兽足迹而萌发造字的奇想，还不如说是看到陶器刻符后加以改进整理而造出文字。
自从殷墟甲骨文字确认以后，人们知道商代的文字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备系统的字法和句法规则。出土总数达16万片的甲骨，单字字数已多达4500个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人们很自然想到甲骨文的出现并不是突发事件，一定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于是希望能由考古学探讨远古汉字的演进轨迹，解开汉字起源之谜，以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可喜的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确实发现了文字，可以认为它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汉字。不过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刻符，是表达有明确意义的刻符，形、义一目了然，读音也许已确定了，所以它又并非是普通的刻符。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诸城前寨等遗址，多次出土刻有象形文字的陶器，所见象形字有近10种，而且常能重复见到同一字形，如以日、火、山3个象形字组成的
图19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和彩绘符号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比较原始的文字，但不会是最早的文字，文字的起源可能早于距今4500年以前，我们还要耐心地等待新发现。事实上，现在已开始有了一些零星的发现，可以用于证明大汶口陶文之前已有文字，只是材料还不够丰富。
甲骨文字确实不是无源之水，它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在孕育之中了。
古代传说汉字为仓颉所造，仓颉为黄帝时的史官，他受鸟兽爪蹄印迹的启发而“初造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叙》)。这个说法并不能作为文字起源研究的依据，汉字的创造决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孕育过程。
从我们简略的叙述中已不难看出，中国文明深厚的根基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具有循序渐进的演化规律和一脉相承的悠久传统。更进一步说，中国文明所得以奠基的史前时代，就已经透射出文明的曙光。
文字的发明被认为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的标志，也就是文明三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中国文明载体的汉字，又是怎样起源的呢？这个问题近年来成了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十分关注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