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相信历史前进的冥冥之中存在一些逆之者亡，顺之者昌的“大势”，就好像《三国演义》一开头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然而就算真有这样的大势，也很少有人能正确地预见到。比如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互相依赖的整体，电话和电报这些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各国能够充分交流，再加上民主制度广泛传播，以至于整个欧洲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都认为天下大势是和平。他们在二十世纪之初预言欧洲将不会再出现大的战争了，结果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战争最惨烈的世纪。
但是也不能说天下大势不存在，或者不可预测。实际上，有一个波兰银行家，Ivan Bloch，曾经几乎窥破了天机。作为一个业余军事学家，Bloch在1898年出了一套六卷本著作《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Bloch也许从来没上过战场，但他却是世界上最了解机关枪意义的人。Block说，机关枪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步兵和骑兵战术彻底过时 — 有了机关枪，士兵们只能在战壕里作战，因为他的计算表明一个战壕里的士兵比地面上的士兵有四倍的优势。这样步步为营的壕沟战会让快速推进成为不可能，以至于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能对另一个强国速战速决，所以未来战争必然是漫长的消耗战。这样长久的战争会迫使参战国投入百倍于传统战争的兵力，拖垮参战国的经济，甚至引发其国内动荡革命，所以没有哪个大国会愚蠢到在机关枪时代发动战争，于是结论就是机关枪将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事实证明除了和平，其它方面Bloch都说对了。
技术的进化也是如此。外行的科幻小说作家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认为科技的发展是“一切皆有可能”，但事实是技术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人远远不能从心所欲。如果我们考察几个大陆上相对独立发展的各个古文明，会发现尽管他们之间因为缺少交流而进步的先后不一致，但其技术发展路线图却是相同的。先有石器，然后才能学会控制火，然后才能出现刀，然后才有染料，渔具，石像和缝纫技术。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农耕技术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先发明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是各个古文明独立发明的。结果用于农耕的各种工具，乃至于不同家畜的驯养，都是按照同样的顺序被各文明发明和掌握。在技术进步的任何阶段，都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能研发什么。技术不听我们的，我们得听技术的。
比如说组成眼睛的方法就是有限的。人眼这个结构不但出现在哺乳动物中，而且出现在六种不同的生物种类中 — 这六个物种的共同祖先是没有眼睛的，它们是在进化史上分道扬镳以后才各自独立地进化出来了眼睛，而且是同一种眼睛。更进一步，组成眼睛一共就只有九种方法，而这九种方法都被进化所发现了。再比如说翅膀，世界上可能只有一种形成翅膀的方法，所以蝙蝠、鸟类和翼手龙虽然独立进化，其翅膀结构却是一样的。
理论上有能力组成生命所需大分子的元素只有碳和硅，而硅的性能比碳要稍逊，结果我们这个星球上尽管硅比碳储量丰富，所有生命都是基于碳的。科学家用计算机模拟了无数种可能组成生命的大分子，发现只有一种组合方式性能最好，而真实生命的DNA正是这种结构。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个物种是真正新的，无非是对有限的可能性进行排列组合而已。将来哪怕真找到外星生命，我们也会毫不惊讶地发现其组成方式跟我们一致。所以生命进化的内在方向，就是在这些有限的可能性中跳跃，正如非线性系统的演化往往是收敛的一样。
技术不仅仅对人类生活提供辅助性的帮助，而且可以直接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发展的大势决定天下大势。最近堪称是当代技术思想家的Kevin Kelly，出了一本 What Technology Wants（《技术想要什么》），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技术的大势。在这本书里 Kelly 认为技术的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独立，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样变成了一个活的东西，以至于它“想要”一些东西。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很小，我们的角色不是技术的主人，而是“技术的父母”，乃至于“技术的生殖器官”。即便如此，技术仍然是个好东西，它的大势总是让我们变得更好。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技术是个好东西。空气污染，全球变暖和核辐射，使得有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人类应该放弃技术，回归到原始社会的自然生活。但原始社会既不文明也不环保。我国古代文化常常认为上古是大同社会，人们过着与世无争的安乐生活，而事实是在农业技术被发明之前的原始采集狩猎时代，部落之间的战争比任何文明社会都要频繁，死于战争的人口比例是农业社会的五倍。再加上食物来源不稳定，没有多少人能活过20岁，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40岁以上的原始人。从保护生物多样性角度，原始社会生活方式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比现在还要严重。从原始人走出非洲开始，人类走到哪里，哪里的乳齿象，猛犸象，恐鸟，犀牛和巨型骆驼就会被灭绝。到距今一万年前的时候，地球上80%的大型哺乳动物种类都被原始人屠杀殆尽。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7月24日，报纸版标题是《机关枪捍卫世界和平？》）
一个特别有意思而又影响深远的技术是马镫。在没有马镫的时代骑马作战时大部分体力都被用于不让自己从马上掉下来，骑兵对步兵没有速度以外的优势。而马镫让骑兵可以在马上从容使用武器，战马更容易控制，甚至人马一体，从而获得比步兵大得多的优势。从此之后，骑兵成为一个专业兵种，一群未经训练的平民就算组织起来也不可能打败久经训练的骑兵。再加上只有贵族才买得起马，可以说马镫技术直接带来了欧洲骑士制度、贵族封建统治、和漫长的中世纪。而最后终结这种统治的，是火枪技术的出现，因为训练一个火枪手比训练一名骑兵容易得多。
作为一个电脑游戏爱好者，我发现《文明》和《帝国时代》这样的战略游戏中有三个设定相当符合人类历史。第一，你必须先研发出来某种特定的技术，才能去做某些事情。第二，你不必担心自己够不够聪明，只要你的经济达到相应的程度，该出来的技术就一定会出来。第三，你无权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该出来”，它们的种类和次序都是设定好了的。借用Google研究院吴军的话，技术革命就如同大潮，我们只不过是弄潮儿，而我们中的幸运者将处在浪潮之巅。
人不能控制技术的另一个证据是一项技术如果到了“该出来”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出来。因为它会被好几个人同时发现。现在公认是贝尔发明了电话，但实际上伊莱沙·格雷几乎同时作出了这个发明，两人甚至是在同一天申请了专利，贝尔仅仅比格雷早了两个小时！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发现进化论，牛顿和莱布尼兹同时发现微积分。有人在1974年对1718个科学家的调查表明，其中有62%的人曾经在研究中被别人抢了先，这还不算没有报告的同时发现。在外行眼中科技突破都是由英雄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做出来的，而事实则是就算你把这个科学家杀了，别的科学家也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把它做出来。统计表明一个科学家要想多干出一点东西，不被别人抢了功劳，最好的办法是……多干一点东西。
所以有些最新的进化论学说认为生物通过细胞的新陈代谢之类的过程，存在一个自组织的机制，使得基因变异有一个特定的方向。而这种学说的关键证据，在于生命组织的形成方法是有限的。
Kelly写道，人类社会组织每一次大的变革都由新技术的出现引发。人类必须首先发明文字书写系统，才能把法律写下来，才能谈得上司法公正。是标准化货币的铸造使得贸易流通更广泛，鼓励了经商乃至形成自由的思想。1494年复式记账法的发明使得欧洲的公司第一次可以处理复杂的业务，直接开启了威尼斯的银行业，乃至全球化的经济。是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使得欧洲基督徒第一次有机会摆脱教堂，直接阅读圣经，形成自己的理解，结果导致爆发后来的宗教改革。
传统教科书中的自然选择，说基因突变完全随机，进化是为适应环境来决定哪种变异被保留。而在过去三十年，科学家开始使用非线性数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手段来研究进化论，其得出的最关键思想，就是进化不是完全随机的。所有动物的视网膜上都有同一种叫做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它的作用是把眼睛接收到的光能变成电信号传输给视觉神经。在所有可能处理光信号的蛋白质分子中，视紫红质的性能是最好的，生物进化早在几十亿年前就发现了这个完美分子的结构，而且从没有变过。如果进化是完全随机的，那么在所有可能的蛋白质分子中找到这么一个完美分子，就好像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颗特定恒星一样困难。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视紫红质是在古细菌和真细菌这两个进化路线上完全独立的分支上分别被进化出来的。也就是说进化不但找到了这个分子，而且还找到了两次！从统计角度完全随机的进化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Bloch没有预测到一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高估了世人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这本书的思想是如此先进，以至于在它非常畅销的情况下却没有引起各国军方足够的重视。军队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排兵布阵，一直到十几年以后，欧洲战场上的将领们才意识到机关枪的确是一种防守性，而不是进攻性武器，而且打仗的时候的确应该呆在战壕里。即便是这样机关枪也没有带来最终和平，因为坦克出现了 — 在Bloch写书的时候这个终极陆战进攻性武器还没有发明。不论如何，从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判断天下大势这个思路显然并没有错。
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技术不仅仅是人类需求或者人类天才创造的推动，它自身就是自身的推动。正如生物进化一样，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孕育新的技术突破，整个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自组织和正反馈过程。有了文字就会有书，有了书就会有图书馆。有了电力就会有电话，有了电话就会有互联网。有了图书馆和互联网，就会有互联网上的图书馆，维基百科就不可避免。任何正反馈过程都会导致加速演化，而技术进步正是加速进行的。以摩尔定律为代表，微电子技术的发展速度成指数增长。而在1900到2000年这一百年内，我们的科学论文总数和技术专利总数的增长，也完美地符合指数曲线。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不变，到2060年地球上将会有十一亿首不同的歌曲，和一百二十亿种不同的商品可供选择。
Kelly热情地欢呼技术进步，认为技术总是带给我们更多的选择，而更多的选择是幸福生活的最重要标准。从大时间尺度上讲这当然不错，但在小时间尺度内，某些特定技术的出现未必对所有事情都是好消息。比如互联网对世界和平是个好消息么？如果本文开头提到的Ivan Bloch能一直活到今天，他也许会有一个比Kelly这本书和自己一百多年前那本书都更不乐观的看法。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obert Jervis曾经在1978年提出一个关于技术进步与人类和平的非常有意思的理论。Jervis发现历史上进攻性武器技术和防守性武器技术是交替进步的：每当进攻性武器取得主导地位，战争就会变得更频繁；而每当防守性武器更强大，战争就会减少。比如欧洲历史上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因为广泛修筑堡垒而相当和平。但十五世纪大炮的出现使得战争增加。而十六世纪星形要塞（也就是小说《窃明》里说的棱堡）的发明使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几乎不可攻破，欧洲重回和平，一直到十八世纪拥有更长炮管的自行火炮才出来打破僵局。这种武器的交替上升包括一战和二战中机关枪对坦克，直到冷战时代终极防守武器，也就是核武器带来恐怖平衡下的和平年代。根据这个理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互联网是进攻性武器还是防守性武器？他认为是进攻性武器 — 因为互联网使得组织恐怖袭击比阻止恐怖袭击的成本低得多。
评估当前技术的影响，预测下一个技术突破，正在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课题。比如如果未来20年内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使工业机器人的能力超过现在的生产线工人，那么穷国的劳动力优势就将不复存在，全世界都得面临高失业率。今天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突破能不能实现，但将来一旦实现，就会有识时务者在新闻出来的当天启动应对方案。本书的一个遗憾是它没有预测目前技术发展带给我们的下一个天下大势是什么。但这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技术就算出来了，我们也很难立即看到它真正的影响。当初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他设想的最重要功能是播放有声书，居然怎么也没想到录音技术的最大用武之地是在音乐市场。
可能有人会说，技术是改变人，但难道技术不都是人发明的么？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改变人。这种说法很难说是对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人基本上控制不了技术。当我们考察技术的进步史，我们会发现它跟生物进化非常类似：二者都有从简单演化到复杂，从一般到特别，从一元化到多元化，从单打独斗到种群间合作共生等特点。如果说一个生命种类就是一堆基因的排列组合，那么一项技术也是一组想法的排列组合。从这个角度，Kelly认为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是一种生命，他把所有技术的总和称为“技术界（technium）”，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动物界等其它六个生物界并列，号称是生命的第七个界。有意思的是，要想真正理解技术进化的历史，我们需要一点关于生物进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技术想要变得更高级，想要变得更无处不在，它有时候也想要帮助我们，但更重要的是，它想要独立地发展。你爱，或者不爱它，技术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技术不但改变历史，而且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比如地图和钟表的出现就带给我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跟一个只会看真实风景的人相比，一个会看地图的人拥有一种高级得多的思维能力，他能通过抽象的点和线去感知一种此前的人无法想象的空间结构关系。机械钟表则把时间这个原本不可分割的自然现象变成可计量的单位，而滴滴答答前进的时间感则开启了人类探索科学的序幕。技术甚至改变人的基因。人类今天的进化速度是拥有农业技术之前的一百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出现以后人类由小部落的游猎变成大规模群居，每个人有了更多的可选伴侣，导致自然选择加速。另一方面，因为人学会了饲养家畜，新的食物也在改变人的体质，比如今天我们对牛奶的消化能力就比远古时代强得多。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农业技术终于出现。人口开始增长，寿命开始延长，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之间的知识传承才变得可能。有气象学家甚至认为，正是因为8000年前的早期农业带来大量二氧化碳导致的全球变暖，才使得地球避免了另一个冰川期。农业技术发展一个杰作是所谓“轴心时代”。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各大文明都出现了足以影响后世千年的精神导师，比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释迦摩尼，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所以会有轴心时代，是因为当时大规模灌溉技术的出现，古代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以至于可以养活一帮（像有人说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天到晚专门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