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诚心诚意在捍卫她，但他们仍觉得我要更得体、更君子一些。桑德罗和安娜上床睡觉了，我确信两个孩子睡着时，我会让朋友照看着他们，自己跑去莉迪娅家。从我们在一起开始，我和她度过的所有时光都让我很惊异。这些时光和往常我与婉妲过的穷日子一点也不一样。莉迪娅从小都在很好的环境中成长，她习惯于舒适的生活。她能自然而然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她会花钱让我开心，假如我生活拮据，她也会把不多的钱分给我，我们的处境很复杂，但我们一点儿也不操心未来。当她给我打开门时，我总是很幸福，桌子上摆着丰盛的晚餐，在黎明时离开她的床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在早上五点半回到两个孩子身边，期望他们还没醒过来。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充满愧疚。我常常坐在桑德罗和安娜的床边，看着他们，想让他们成为我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想铭记他们是我的创造物。两个小时之后，我会把他们叫起来，等着他们吃完早餐，洗漱好，因为我朋友和他妻子都要出去工作，我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去上班的地方。
“你想把他们从我身边夺走？”
“我一直都很爱你，我依然很爱你。”
我爱上了莉迪娅，我用了一年时间才承认，我用一种沉默的方式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我从来都没有勇气和心力告诉我妻子。婉妲越来越憔悴了，这也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和别人在一起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后来她逐渐接受了发生的事情，她开始试着说服自己，那是因为我在女人面前缺乏经验，那是我一时糊涂，出于好奇犯下的错误。她希望过一阵子我的狂热劲儿会退去，她竭尽全力想挽回我，通过语言，也通过书信。她有些不知所措，她没法相信——她把我当成生活的全部，她和我一起睡了那么多年，她和我生了两个孩子，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的生活——因为一个陌生女人的缘故，她被冷落了，而那个女人永远也不可能像她那样照顾我。
在家里做什么都不行，我打开电视她也会批评我，她说我玩的游戏太暴力。她用充满讽刺的语气对我说，我让两个孩子太兴奋了，让他们很难入睡。气氛紧张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最后当着桑德罗和安娜的面吵架。我们不再背着孩子争吵，婉妲认为两个孩子也应该知道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做出判断。
我脑子有些乱，忍不住脱口而出：
我经受各种考验，但我一直都很慎重。一有合适的时机，我总是会对那些愿意和我交往的女人坦言：是的，我渴望你，但如果你希望关系长久的话，我们丑话要说到前面，我是一个已婚男人，我已经让妻子和孩子遭受了无法容忍的痛苦，我不想让他们再痛苦，因此我们之间仅仅是为了一点点享受，我们要小心翼翼，不能让别人知道，也不能见面太频繁，假如你愿意的话，我们就继续，假如不愿意就算了。我从来都没有得到不客气的回应。时代变了，那些未婚或者已婚女人都像男人那样，潇洒地获取她们的乐趣。那些未婚女子觉得如果介意这些事情，那就太落后了，那些已婚有孩子和丈夫的女人觉得通奸是一个小过错，或者简单来说，那是让男人征服她们的方式。她们会宣泄自己的欲望，虽然她们也没期待什么惊心动魄的爱情，但她们会在那里听我把话说完，就好像这个前言是一个催情小故事，然后我们开始游龙戏凤。有很少几次，我感觉自己被冲昏了头脑，我很担心一切都会从头开始，尤其是当我的情人说打住时。在这种时候，莉迪娅留下的伤痕会重新打开，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我都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我没这么说。”
有一段时间，我基本能承受这种分离，因为莉迪娅在我身边，还有工作也带来了成就感。我离开了大学那个乏味的工作，开始给报纸写文章，在广播台做节目，有时候会很拘谨地出现在电视里。有一种距离比遥远的路途、光年更能使人们分离，那就是变化。我远离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开始追求自己为之狂热的事情：一个我爱的女人，一个需要经营的新爱巢，还有接连不断的个人成就，在公众场合露脸的机会。莉迪娅喜欢我，我也赢得了所有人的欢心。这时候，就好像有一团浓雾掩盖了我的过去——一个黯淡、毫无建树的过去。那不勒斯的房子，还有那里的亲戚朋友也逐渐在我记忆里褪色，但婉妲、桑德罗和安娜一直在那里，在我的记忆里栩栩如生，不过我们之间的距离抹去了那种痛苦的深度和强度。我从小都习惯性地对情感进行过滤，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学会了无视我母亲的痛苦，那是因为我父亲经常折磨她。虽然我在场，但我能完全抹去那些叫喊、咒骂、耳光的声音、痛哭，还有那些像经文一样反复出现的句子：我要自杀，我要跳楼！这些都是用方言喊出来的话，我学会了不再倾听我的父母，看到他们时也只是闭上眼睛。这种小时候学会的方法，我后来一辈子都在用，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都用过。在我和婉妲分开的那个阶段，我一直在运用这种方法让我忘记，我留下了一个空洞，我无视这种空洞。我妻子和孩子会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然而我不看他们，不听他们。
“那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呢？”
“他们期望什么？”有一天早上，我比其他时候更加害怕，我问她。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她开始叫喊起来，很难平静下来。那是一个非常漫长、艰难的时刻。那个阶段，她想向我证明她不再是十年前的小姑娘了，她成熟了，她是一个全新的女人。她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说，有没有可能，只有你没看到这一点？这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把话题扯开了，我说了家庭的种种弊端，还有摆脱家庭的紧迫性。她接着我的话题讲，她用一种佯装的镇静向我表明，她很了解我读的那些书，她也早就开始了自我解放，我们可以，我们必须一起才能实现解放。后来，她忽然间爆发了——她看到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因为我不想让她的痛苦影响到我的美好状态，我不想面对这场痛苦的争论带来的不安——她无法故作镇静，我们这次会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婉妲用带着讽刺的语气说话，她开始叫喊，失声痛哭，对我破口大骂。她忽然叫喊着说：
我没有去看她。我也不想知道她怎么样了。我也没给她写信。我也没考虑两个孩子是什么反应。我希望我的态度能让她明白事情的真相：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爱莉迪娅，包括她的死亡。爱情，在这个阶段我就是用的这个词——这之前，我一直觉得这只是言情小说里的词汇——我确信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赋予过这个词这么重要的意义。
过了几个月，她通过邮件给我发了最后通牒。那是一个干巴巴的表格，那不勒斯法院负责未成年人的法官给我发了一个通知，上面说桑德罗和安娜会交给他们的母亲来监护。我本应该马上坐上火车，跑到法官的面前抗议，大喊着：我是他们的父亲，我根本不管民法第133条说什么，事实是，我是他们的父亲，我没有抛弃他们，我要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依然和莉迪娅在一起生活，继续我的工作。
“孩子们，你们要让爸爸赢，否则他会不高兴的。”
我去了一个朋友家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照顾两个小孩，我很快就把照顾他们的任务抛给了这个朋友的妻子。他们夫妇俩都站在我这一边，都支持我。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了，是一对心心相印的夫妇，他们说，人没办法压抑自己的本能，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欲望，我现在顺应自己的内心和激情，不应该有愧疚感。有一天晚上，当两个孩子睡觉时，这对夫妇对我进行了教导，因为我从来都不说妻子的坏话。
“我做错了什么事吗？”她问我。
我觉得很尴尬，是我教给桑德罗系鞋带的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这时不知道为什么，那种陌生感让我忽然不再惊异，可能我们之前的关系就包含着这种感觉。和他们一起生活时，我一直都是一个漫不经心的父亲，我现在要重新认识他们，不需要考虑之前的关系。为了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我拼命关注他们，我想记住他们的每个细节——就像看陌生人一样——我要在几分钟内完全记住他们的样子。我回答说：是的，应该是我教给他的，我教给桑德罗很多东西，可能也包括系鞋带。我知道我在撒谎。这时桑德罗忍不住说：没人像我那样系鞋带。这时安娜对我说：他系鞋带的方式很可笑，我不相信你也是那样系鞋带的。
我鼓起勇气，问：
她的痛苦让我很压抑。我给她带来的伤害让她很难再与我和好如初，我很快感到那道伤痕让我很沉重，很痛苦。逐渐地，我背负着愧疚感，我压抑着自己的不悦和窘迫，我强迫自己每天给她说很多恭维话，我耐心地等着她变得正常，等着她不再向我展示她有多聪明，她的政治思想有多极端，她在床上有多么肆无忌惮，还有她有多么自信。这产生了很好的结果，她不再在我面前引经据典，她不再表现出想颠覆一切，她的性欲也变得平稳正常，她逐渐恢复了本来面目。然而，每一次我和她意见不合，她都会非常警惕，她会觉得那是她无法接受的事：她会脸色苍白，点燃一根香烟，抽完后马上用颤抖的双手点上另一根，她会捍卫自己的立场，到夸张、荒谬的地步。只有我做出让步，支持她的观点，她才会平静下来，她会马上变得兴高采烈，对我百依百顺。我很快明白，在过去那些年里，假如她总是表示同意我的看法，那种心心相印让她安心，那么现在只有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时，她才会安心下来。对于她来说，我的每次异议可能都是危机的信号，她的警惕心让她惊慌失措，总是让她想把一切都推翻、毁掉。我学会了不对她的事做出评论，也绝口不提我自己的事，我总是表现出逆来顺受的样子。
“学校现在放假了，我带几天孩子吧。”
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生活，我很悲伤。我回到那不勒斯，回到两个孩子和我妻子身边，先是一个星期，然后是两三个星期。但我又离不开莉迪娅，有几个月，我一直忍不住给她打电话，像着了魔一样，但我很小心，不让两个孩子还有婉妲察觉我这一点。莉迪娅每次都会马上接电话，会很耐心、很温和地和我说话，但我一说到想和她见面，她连再见都不说就挂上电话。她不再想和我见面，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一方面我疯狂地思念她，一方面我和婉妲以及两个孩子的关系愈来愈亲密，我提议说，我们可以暗地里在一起，对双方都没什么要求，她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偶尔在一起就好。那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一段时间。为了缓解内心的痛苦，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系列电视节目的制作上，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赚了很多钱，让全家人得以移居到首都。
“你怎么做？你几个月就出现一两次，在他们伤口上撒盐，又躲出去很长时间，你就是这样当父亲的吗？你想什么时候见孩子就什么时候见，只图自己方便？”
“你想把他们从我身边夺走。”她脸色阴郁地说。
“我会每个周末来看他们。”
“不是这样。”
有一次——可能是大约十五年之前——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在外面度假，我们沿着海岸散步，她不是平时的语气，而是忽然严肃地对我说：
就这样，很多年就这样平平稳稳地过去了，我们成了生活富裕、受人尊敬的一家人。我赚了一些钱，婉妲一直极端节省，她把那些钱攒起来，我们买了一套台伯河畔的房子。桑德罗大学毕业了，安娜也毕业了。他们很难找到一份正经工作，我不断地原谅他们，他们会找我要钱，他们的生活一片混乱。桑德罗跟他爱的每个女人都生了孩子，现在他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他可以为孩子做出任何牺牲，他认为孩子是最重要的。安娜拒绝生孩子，她认为生孩子是人类最不文明的表现之一，是人类动物性的表现。他们兄妹俩不会对我提一些荒谬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家里是母亲掌管一切事务。他们看到我在家里像一个默不作声的幽灵一样转来转去。他们没有错，我的生活在他们之外。在家里，我是影子一样的男人，总是一声不吭，虽然婉妲兴高采烈地庆祝我的生日，邀请我的亲戚和我的朋友。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矛盾了，无论是在私人还是在公众场合，我总是沉默不语，或者面带微笑地点点头；她会用一种带着揶揄、暗含深意的语气和我说话，表面上很温情。
在两个孩子的教育上，有好几次我都尝试说明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她对于两个孩子过于严厉了：不能有任何多余的花销，只能看极少的电视，听一会儿音乐，晚上基本上都不能出去，有很多功课要做。我感觉桑德罗和安娜乞求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因为各种原因，他们轮番乞求我能运用我的权威，替他们说几句话。我也相信我回归家庭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刚开始我想：要拿出做父亲的样子，要出面干涉一下，这是我无法推卸的责任。实际上我也干涉了，尤其是在他们犯下某些过错时，我妻子心平气和地强迫他们说出自己的道理，但只是从她的角度和逻辑来批评他们。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小心翼翼，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说了自己的想法。婉妲这时候不说话了，她让我把话说完，两个孩子脸上的表情由阴转晴，安娜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但后来呢？过了几秒钟之后，他们的母亲好像没有听见我说了什么，或者好像我说了一些很愚蠢的话，根本用不着反驳，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她继续更咄咄逼人地追问他们：你们尽可以说出自己的理由，你们到底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但她很不高兴，没有我，她的生活越来越独立了。两个孩子也不高兴，我觉得婉妲也不高兴，尽管我竭尽全力，想满足两个孩子每一个细小的愿望，但他们对我的期望越来越大了。后来我决定，只在那不勒斯家里和桑德罗、安娜见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学校和朋友都在那里，另一个方面，我不想让他们影响我和莉迪娅的生活，最后一个原因是婉妲也希望他们留在自己身边。她的态度反复无常，有时候是怨恨，有时候很热情。假如我冒犯她了，她会毫不客气地把我赶走。但假如我逆来顺受，她会让我待在家里，表现得很客气，让我好好工作，不让两个孩子打搅我，后来在吃午饭和晚饭时，她开始在桌子上也为我摆上盘子。
“你先照顾两个孩子吧。”有一次莉迪娅对我说。
“如果你希望他们像莉迪娅那样长大，那你们仨都去找她吧，我已经受不了你们了。”
一场犯罪，一场犯罪，一场犯罪。
我说她说得有道理，一方面是为了让她平息下来，一方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反驳她。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父亲？我能是什么样的父亲，在那套房子里，我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难道我们不是一直都坚信我们一家四口人会永远生活在一起吗？这个房子的结构也是为这种生活而设，每个角落都有自己的用途。尽管房子很灰暗，冬天很冷，夏天很热，一直都不亮堂，但这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氛围，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些非常幸福的时刻。像现在的状况，每天在这所房子里生活几个小时，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次，在我们激烈争吵时，我对婉妲说：
“不要再说了。”
有那么一刹那，婉妲在我眼里看到，我离开她之后得到的幸福，还有这种幸福给我的力量，她明白，什么也无法挽留我，包括两个孩子。我也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多么严重，在她做出反应之前，我马上跑开了。
我把他们带到一家咖啡厅里，点了很多美味的东西：点心和饮料。我尽量与他们聊天，最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自己。他们一直都没叫我爸爸，而我因为愧疚不安，一直在叫他们的名字。因为我害怕他们会提到我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地震”，我让他们受了很多罪，我有些言不择词地谈到了我是一个多么受人尊敬的人，脾气很好，我的工作也很棒，他们在学校里可以引以为豪，在同学面前炫耀。他们专注的眼神，还有时不时流露的微笑，甚至是安娜发出的笑声，都让我觉得他们已经忘记过去的事情了。我希望他们问我问题，比如说，要怎么做，长大了才能像我一样。但桑德罗什么都没说，安娜指着哥哥问我：
“莉迪娅不是你心目中理想的人吗？”
我做出了让步，因为我不希望她叫喊、哭泣，使我们的关系急转直下。那份痛苦一直都在那里，永远都无法抹去。后来每当她审讯两个孩子，问他们无数问题，期望他们能做出真诚的回答，她所期望的回答，我都会假装漫不经心。桑德罗和安娜用一种不信任的眼神看着我。刚开始他们一定在想：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下定决心过来大喊一句，够了！放过他们吧。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想这个问题了。可能他们已经明白，这就是新的平衡。这个平衡很容易打破，只要婉妲说出那句已经呼之欲出的话（“要么你时时刻刻都听我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要么门在那儿，你滚吧！”），而且我也已经准备好了回应的话：你想怎么嚷嚷就怎么嚷嚷吧，你自杀吧，把你的两个孩子都杀了吧，我已经受不了你了，我走了。但我说不出来这样的话，之前我已经尝试了一次，没有用的。
婉妲后来想通了，她不再找我，也不再写信给我。但在一九七八年三月，是我主动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写信问她我能不能单独和桑德罗、安娜见一面。
我不敢接茬，我也没有指出她说的这席话在时间上很荒唐。这时候，水里一个亮晶晶的东西拯救了我，那是一枚一百里拉的硬币。我把它捡了起来递给她，想让她高兴一下。她仔细看了看那枚硬币，又把它扔到海里。
当时房子里没有两个孩子吵吵嚷嚷的声音，因为桑德罗在学校，安娜在幼儿园。我说：婉妲，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和别人在一起了。她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我，我也被自己的话吓到了。我嘟囔了一句：我本来可以不告诉你的，但我更希望你知道真相。最后我补充说：我很难过，事情就那么发生了，抑制欲望是很可悲的事儿。
“是的。”
“好吧，我也可以带他们一段时间。”
“没有，你在说什么呢？”
是的，她总是用揶揄的语气，有时候是讽刺，总是在抚摸和鞭挞之间。假如我不小心说错话，或者没有控制好自己的眼神，她马上就会说出一些硬邦邦的话来，我心里的某些东西会马上隐藏起来。至于我在外面的成就、功劳，算了吧。婉妲通常会让我、两个孩子、家里搞卫生的女人、朋友和客人觉得，假如我是一个好男人，一个好伴侣，那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有天分的男孩。她对我的工作、我的成功从来都没表现出一点点热情。有时候，她不冷不热地对我的成就表现出一点欣赏，那也是因为这些工作让我们的经济条件好一些了。
“桑德罗现在十三岁，安娜九岁。”婉妲充满讽刺的提醒让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知道，我见到的孩子会和我记忆中的有所差别。他们不仅不是以前的小孩，我觉得他们像两个陌生人，而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陌生人。
“怎么样？”
“这跟莉迪娅有什么关系？”
啊，不能这样，我到底在想什么？追随自己的命运，这难道是一种犯罪？拒绝过降低自己价值的人生，这难道是一种犯罪？和现存的压抑人性的机制和习俗做斗争，这难道也是犯罪？这真是太荒谬了！
我要求自己每个周末回那不勒斯。我离开罗马，回到已经住了十二年的房子。我的计划是要避免和婉妲吵架——我已经受不了了，她浑身发抖，用颤抖的双手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她的眼睛里充满绝望，像那些看不到出路的人——我在回避她，我把自己和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我很快发现，这不可能。尽管家里的空间还是和以前一样大，但我发现，我没办法和两个孩子像以前那样自在地相处了，现在一切都很虚假。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和他们幸福地在一起——他们已经不是以前那两个孩子了：他们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很留神我和他们的母亲说的话、做的事，他们很害怕会犯错，很怕会让我生气，害怕永远失去我——他们也觉得有义务和我在一起，表现出很幸福的样子。尽管我竭尽全力，我还是没办法表现得很自然，像父亲和孩子在一起时该有的样子。婉妲在另一个房间里，我们仨都没法无视她的存在，她是我们的一部分，把她排挤出去是白费力气。她尽量让我们单独在一起，这倒是真的，她不会插到我们中间，但我们都能听到她的动静，或者让人不安的歌声。我们不得不无视她，学会三个人在一起，要摆脱之前四个人的相处模式，但我们做不到。她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并不是她想伤害我们，但她的痛苦一直威胁着我们——我们感觉她不会错过我们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桌子或者椅子吱吱嘎嘎的声音，也会让她很遭罪。这样一来，时间仿佛无穷无尽，很难挨到晚上。过了几分钟，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该和孩子玩什么，我会分心，会想着莉迪娅。那是星期六，她可能会和朋友去看电影，或者谁知道她会干什么呢。我打算大声喊一句：我下楼买包烟。我其实是想找部电话，我要在她出门之前给她打电话，省得太晚打，电话没人接，让我心里空落落的。婉妲对我的这种表现尤其敏感。她会忽然进到房间里，会从我脸上看出我心不在焉，看出我很难和两个孩子相处。在之前的时光里，我从来都没有这种状态，那就像要面对一场考试，我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会给我打分。
“假如一切都自然而然结束了呢？”
让她最绝望最精疲力竭的是：我不想向她解释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告诉我，你给我写为什么。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我找了一些搪塞的理由。有时候我会小声说：我不知道。当然，我在说谎，我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做，我越来越心知肚明。我和莉迪娅在一起的时光很愉悦，很轻松，永远不会厌烦。我觉得自己精力充沛，我写东西，发表文章，受到人们的欢迎，那就好像我从童年开始就深陷的沼泽忽然间被那个优雅、有内涵的姑娘改造成了良田。刚开始，那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四月：在春天和她一起睡觉，在春天和她一起吃饭，在春天和她散步，在春天和她旅行，看着她——入迷地看着她——她穿着春天的衣裳。我想：我会在五月底回到家里。但春天一下子就过去了，日历翻到了夏至那天，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时候我对自己说：等过了夏天吧，我要和莉迪娅在一起度过整个夏天。但夏天也过去了，我无法忍受没有她的秋天。后来秋天也过去了，冬天也过去了。在那一整年里，尽管我会和妻子、孩子见面，但对于我来说，那只是莉迪娅的春天，莉迪娅的夏天，莉迪娅的秋天和冬天。总之，和她在一起的时光是我渴望的，和婉妲、桑德罗以及安娜在一起的时光是我所畏惧的，我找各种借口不想和他们在一起，或者缩减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通过说谎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来保护那种神奇的状态。那段时间，我很屈辱，一方面我没法说出实话，另一方面我妻子的绝望、孩子的迷茫也是一件让我无法忍受的事。要说出我的真实感受，要解释我为什么会那么做，我本应该告诉他们：我和莉迪娅在一起很幸福。但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真相？婉妲期望的是别的答案。婉妲要从绝望中走出来，她期望我说：我知道错了，我们和好吧。这就是我当时陷入的死胡同。
“我看得见你。”
“你在说什么啊？”
“很难用一种体面的方式痛苦。”
“你为什么会选择和我在一起？”我问她。
“那你呢？”
“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
我看着她，有时候我远远观察她，在一场聚会上，或者在某些公众场合。在几年的时间里，她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小姑娘了，现在她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女士，她的身体曲线散发着一种成熟、灼人的魅力，同时她言行非常得体。她很快就会把我抛在身后，我看着她想。遇到她之后，她浑身散发的那种能量冲击着我，使我产生了上进的野心，也使我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迟早有一天，她会发现她爱上的并不是我，而是她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她会发现，我只是一个虚弱的小男人，她越是发现我的真实面孔，就会越受其他人的吸引。我想到这一点，就开始关注她身边的朋友。假如她说某个男人的好话，我就会特别警惕，我担心在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我已经从一个潇洒的情人变成一个附庸。人的变化是无法阻挡的，我深知一切都是枉然，都是枉费心机。不管我愿不愿意，莉迪娅都会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她会牺牲我去追随自己的梦想，就像我牺牲婉妲。莉迪娅会背叛我，是的，“背叛”这个动词很准确，尽管我们之间没有签订契约，尽管我们的关系没有约束力，尽管我没有许诺说，我不会渴望别的女人，她也没有许诺说她不会接受别的男人，但一想到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就受不了。她去出差，会遇到她喜欢的男人；她会受到某些朋友或者认识的人的吸引，会和他们上床；她去参加聚会，会很开心，会和其他男人调情。她会觉得，那些权威人士会提升她的价值，在他们的庇护下，她会得到很多我没办法给她的便利。这个时代的一切新景象，只是在之前时代上蒙上了一层炫目的罩子，在现代的粉饰下，那些陈旧的思想和心理依然会沉渣泛起。但现在人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她也是完全按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在生活，我的痛苦也没法阻止这一切。有时候我没心思工作，我的创造力在慢慢减弱，我无法打起精神，我没办法说服自己说：我搞错了，她很爱我，她会一直爱我，否则的话，我承受这漫长的痛苦，把过去抛在身后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脸红了，一定是她买的。”
我的推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我都会出现，我看到桑德罗和安娜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地在等我，就好像在接待一个外人一样。我们刚见面的几分钟非常激动，超过了我和他们能忍受的限度，我觉得这种见面不仅仅徒劳，而且很危险。我出现在家里，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让他们有一个父亲，但实际上，我是一个残次不全的父亲。无论我说什么或做什么，对婉妲来说都是不够的，她会一条一条地向我指出——她一直都很有逻辑，那时候更是有理有据——我没能回答两个孩子的问题，我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
很难说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从表面上看来，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在罗马生活，我和莉迪娅在一起很幸福，我妻子已经不再给我施加任何压力。我也只是偶尔会想到两个孩子，比如说在路上走的时候，有某个小孩在叫爸爸，我会忽然转身去看。虽然如此，我的生活还是出现了裂缝。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我情绪低落，以前的自卑情绪又浮现出来，我有时候会觉得我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有才气。有时候我的心情会非常低落，我会觉得我的成功纯属偶然，是凭运气，社会风向和潮流很快会发生变化，我会为自己的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行为付出代价。这种心境可能和莉迪娅也有关系。我越来越爱她，我觉得她非常高雅、聪明和敏锐，我感到自己越来越配不上她。
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午后，后来我有了离开的机会，我正要走，她跑过去把门反锁了。她把桑德罗和安娜叫了过来，她说：爸爸觉得自己像犯人一样，没有自由，那我们玩个游戏，让他真的扮演犯人。两个孩子假装出很好玩的样子，我也假装玩得很有兴致，但她没有，她压低了嗓门说：哈哈！你再也出不去了！但她把那串钥匙甩给了我，然后把自己关进了洗手间。我不敢离开，我让桑德罗去叫她。她重新出现了，她说：我刚才是开玩笑。但她一点儿也没在开玩笑。她很疲惫，她晚上睡不着觉，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让我回到以前的生活，但是她没做到。现在她试图打动我，有时候让我生气，有时候是恳求我，有时候是吓唬我。你不应该这样挽留我，我对她说。她非常气愤地说：谁挽留你了？你走吧。但两分钟后她又开始嘀咕：你等一下，你坐下，你的疯狂让我也要发疯了。
“你怎么带他们？”
这就是我们和好之后两年的大体状况，那是非常复杂的两年。后来婉妲找到了一种平衡，尽管我赚钱很多，但她还是希望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她在一个商法律师事务所里工作。尽管她越来越消瘦，越来越憔悴，但她好像干劲越来越足了，她从来都不会忽视家庭、两个孩子和我。我小心翼翼，避免犯任何错误。她在工作上与人产生争执，我也坚决站在她的立场上；她对家里打扫卫生的女人张牙舞爪，我只是一个默默的观众，我遵守家里铁一样的秩序。一有什么外出活动，我都会请她陪我出去，她也会欣然前往，会留心每件事、每个人，回家路上，她会一条条指出那些著名人士的狂妄自大，还有那些在我跟前过于亲密的女人的品性——甜腻腻的声音、虚假的美貌、矫揉造作的言谈——她会很犀利地说出那些人的可笑之处，逗我开心。
“因为她太夸张了，她真不应该这么做。”我的朋友说。
那天，我没从这种状况中走出来，接下来的一年也没有。妻子越来越消瘦憔悴，她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而且越来越失控。她就像一个悬在高空中的人，恐惧消耗了她所有的精力。
那个阶段我每天都很忙，日程安排得紧紧的——会议、勾心斗角、工作的压力、小挫折、小成就、出差、晚上的接吻和拥抱、夜晚和清晨：这是化解懊悔和记忆的完美解药——但我的生活出现了一些难以察觉的裂缝。那些陪着孩子一起玩儿的父亲，那些在火车上或是在公共汽车上给孩子讲解文化知识的父亲，那些为了教孩子骑自行车，冒着心脏病发作的危险，气喘吁吁扶着车子，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喊“快蹬，快蹬”的父亲，一下下凿开了这个裂缝。婉妲和两个孩子——已经被遗忘了——重新又浮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想起在过去的时光里，我也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感到特别忧伤，我在民族路上看到一个非常消瘦的女人，她衣冠不整，扯着两个不听话的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男孩子大约十岁，女孩大约五岁，两个孩子在吵架。我长时间看着他们。两个孩子相互推搡，相互咒骂，母亲在威胁他们。那个母亲身上穿着一件过时的大衣，两个孩子穿着破旧的鞋子。我想：我的家人从忘川里浮现，我忽然看到我没在他们身边时他们的样子，我很确信，正是我的缺席使他们沦落到那种地步。
那时候莉迪娅刚上大学，她追随当时的潮流，学的是经贸专业，而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前途的希腊语法助教。我和莉迪娅的关系可能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我为了妻子和孩子放弃莉迪娅，这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假如像那些地下恋情，两人偷偷见面，这也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莉迪娅当时不到二十岁，但她已经有了一份工作，也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位于一条花香四溢的漂亮街道上。我一有机会就去找她，每次摁响她家门铃，我们一起散步，一起看电影或去剧院，都促使我急切地想告诉婉妲真相。但我不认为我对莉迪娅的欲望能生根发芽，我不认为我会不停地想要那个女孩。相反，我几乎可以确信，我对莉迪娅的渴望很快会减弱，她也会很快回到那个交往了几个月的男孩子身边，或者会很快找另一个同龄人，一个没有家室拖累的男人。结果是我向婉妲摊牌，告诉她我和莉迪娅之间的关系，我只想能从容度过这段时间，没有任何欺骗和隐瞒，一直到我们激情耗尽。总之，在我们第一次发生冲突，我离家出走之后，我很确信自己会很快回去。我心想：这个小插曲也许能帮我和妻子重新建立关系，让她知道我们不能像之前那样循规蹈矩地生活。也许出于这种心境，我对她说：“我和别人在一起了。”而不是说：“我爱上别人了。”
她哭着跑开了，把我扔在市政府门口。
“她在等你吗？你今天晚上干什么？你们会去餐馆吃晚饭吗？”
我回那不勒斯去看他们。我到他们住的房子里去找他们，我总是会定期出现在他们面前。我带他们去罗马，带他们在餐馆吃午饭、晚饭——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让他们住在马志尼街上我租的房子里，我和莉迪娅在那里住了有些时候了。我意识到，尽管我越来越成功，但这也不能弥补和抹去我留在身后的痛苦。两个孩子过来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很复杂，以至于让我忽略了工作。但那种痛苦已经体现在我的动作、声音里，没办法抹去。安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她很讨厌莉迪娅的为人，还有她的彬彬有礼。桑德罗很不情愿地抵抗了一下，他不愿意再进入一所我和另一个女人居住的房子里，因为这个女人不是他母亲。他们都很关注我，他们也期望我时时刻刻关注他们。我没怎么工作，这开始给我带来了麻烦，为了赶工，为了弥补工作上的滞后，我不得不减少和莉迪娅在一起的时间。我和她在一起的生活，我们自由自在的生活逐渐被侵蚀，我不得不要面对合同约定的交稿时间、婉妲留下的阴影还有桑德罗和安娜的任性。
我无法具体地说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惧怕婉妲的。除此之外，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明确地说出——“我害怕婉妲。”这是我第一次措辞造句，想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但很难。包括我使用的动词——“害怕”，我觉得也不是很合适。我用这个词是因为这是一个常用词，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很确切，它词义很窄，并不能涵盖我的感受。无论如何，简单来说事情的确如此：从一九八〇年开始，我一直和这个瘦小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她的骨头已经非常脆弱了，但总能让我哑口无言、有气无力，她知道怎么让我变得虚弱。
有时候她忍不住会问：
“是的，那还能是谁买的呢？”
安娜盯着我的眼睛，她看起来兴致勃勃，非常高兴，但她嘴角轻微的抽搐却泄露了她的真实心境。她说：让我们看看，你是怎么系鞋带的。我意识到，虽然她在开哥哥玩笑，但她也想通过鞋带的事来证明我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他们要赋予我父亲的身份，我们有更深一层关系。我问：你们现在想看吗？我要在这里给你们示范我怎么系鞋带吗？是的，安娜说。我把一只鞋子的鞋带解开，按照我的方法重新系上。我把鞋带的两头拉直，交叉起来打了一个结，使劲拉紧。我看着他们，他们俩都在盯着我的鞋子看，嘴半张着。我有些紧张地把鞋带两头各挽了一个圈，我停了一下，有些不确信。桑德罗的眼睛流露出一丝笑意；安娜嘀咕了一句：然后呢？我把两个圈在手指上交叉，把其中一头从放手指的地方穿过去，最后拉紧。就这样，我对桑德罗说，你是这样系鞋带吗？是的，他回答说。安娜说：是的，只有你们俩这样系鞋带，我也想学。
“你给孩子买礼物还需要别人帮忙啊？下次请你不要把她经手的东西带给他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把我和桑德罗的鞋带解开系上，直到最后，安娜跪在我们面前，用我们的方式把两双鞋子都系好了。她时不时会说：这样系鞋带真是有些可笑。最后桑德罗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教会我的？我决心诚实一点，我说：可能不是我教给你的，是你自己看着我学的。从那时候起，我非常愧疚，那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这么快啊，当了这么几天爸爸，你就受不了了？”婉妲讽刺我说。
“事情自然而然就到了这一步。”
“这玩意儿是你买的吗？”
“我们在玩儿。”
后来我意识到，我和莉迪娅不仅仅是一种肉体关系，我们不是在挑衅人们对于通奸的偏见，这不仅仅是一种愉悦的性关系，也不是当时席卷世界的性解放带来的结果。我爱那个女孩，我用一种最古老、最落后的方式爱着她，也就是说，我是全心全意爱着她。我一想到要离开她，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我会失去活下去的欲望。
但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妻子自杀未遂的消息传来时，我当时在国外。我很难过地感叹了一句，到了这个地步了！但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也许“到了这个地步了！”这是我对婉妲的指责，我在想，她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很有可能是我生自己的气：我把她逼到这个地步了，真是太可耻了！或者更泛泛而言，这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我们都期望得到自己渴望的东西，却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还有这些行为对别人的伤害。我越想越焦虑，婉妲在医院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怎么发生的，这件事对桑德罗和安娜会造成什么影响，会留下什么样的阴影。那些片段都衔接在一起，一个已经远离的人也能清晰看到事情的经过。我意识到我必须做出决定：放下一切，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和莉迪娅一起建立起来的一切，跑回去填补我之前留下的空白，让一切都恢复原样，或者说只是打一个电话，看婉妲怎么样了，但不和她见面，不当着两个孩子的面和她相见，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冒这个险。有很长时间，我都在这两种态度之间游移。我觉得我无法咨询别人的建议，因为唯一要承担责任、做决定的人是我。假如我妻子自杀成功，没能救活呢？我就不得不承认是我杀死了她？我是怎么害死她的？我把她的生活毁掉了，这让她决定，与其是依赖两个孩子继续生活，不如彻底解脱得好？桑德罗和安娜长大了，也会觉得是我害死了他们的母亲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难道她真的死了，才能让我意识到我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一场经年累月、漫长的犯罪？
“我让他们跟着我。”
“不，你不会等我的。你有你的工作、朋友，你会离开我的。”
“你觉得很复杂，那是因为你眼睛根本就看不见我。”
但最后她同意了，她用一种非常决绝的方式同意了，就好像这是一次彻底的了断，是进一步尝试，在这个尝试结束之后，她会明白我真正的想法。
婉妲后来写信给我了，她用一种刻薄的语气说，两个孩子觉得我还是像之前一样，来去匆匆，我让他们很失望。她没有提到鞋带的事情，桑德罗和安娜肯定没跟他们的母亲说这件事。但我知道，我们解开鞋带，系上鞋带的事情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也许从他们生下来到现在，我们从来都没有那么亲近过。我希望事情是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在那家咖啡馆里，我和两个孩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亲近，我察觉到——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感受到——我对他们本应该承担却没有承担的责任，还有我的离弃对他们的伤害。有一阵子，白天晚上我都会流泪，我很小心，避免让莉迪娅看到。因此，我没办法相信他们对婉妲说的：我让他们很失望。但我确信婉妲不会说谎——她从来都不说谎——我想可能是桑德罗和安娜说了谎。他们说谎是出于一片好意。他们很害怕，假如他们对母亲说，见到我很开心，她会很难过，他们现在很害怕母亲伤心，他们选择不说见到我很高兴，免得婉妲难过。
我经常想起她说的那几句话，有时候我觉得那些话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有时候又觉得意味深长。我和她都懂得沉默的艺术。经历那么多年的危机之后，我们都明白了：要一起生活，我们最好是什么都不说，沉默时间要超过说话的时间。这一招很管用，婉妲说的或者做的，都是她试图掩盖的东西。我几十年来一直表示顺从，这下面也掩盖着一个事实：这几十年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的情感。一九七五年，在某次开诚布公的争吵中，她对我喊道：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把婚戒锯开，因为你想要摆脱我。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我当时的反应也出乎自己的预料——婉妲从手指上摘下戒指扔了出去，那枚金指环撞到墙上，跳到炉子上，然后掉到地上，就像长了腿一样跑到了家具的下面。五年之后，当我回到她身边已经成为定局，那枚婚戒又一次出现在她的手指上。她意思是说：我已经重新和你结合在一起了，你呢？那个没有说出口的问题咄咄逼人，需要尽快答复：默默做出回应或张口表态。我坚持了一天，但我清楚地看到她转动戒指的手指越来越不耐烦。她对我表示忠心，也只是为了考验一下我的意图。我去了一家金店，回家时手上戴着一枚金戒指，我让金匠在戒指内侧刻了我们复合的日子。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没说话。尽管我手上戴着婚戒，但我马上就有了情人——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三个月——我一直持之以恒地出轨，一直到几年前才停下来。
“是你说还是我说？”
“我是开车来的。”
婉妲骂了我，她哭了，她握紧拳头砸了几下我的胸脯。她后来向我道歉，但又开始发火。我当然知道她无法接受这件事，但我没想到她的反应会那么激烈。她是一个脾气很好的女人，很讲道理，我没料到她会那么难以平复下来。在那个年代，婚姻作为一种机制已经陷入了危机，家庭也奄奄一息，对伴侣忠诚是小资产阶级价值观。她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她只希望我们的小家庭能健健康康、幸幸福福，她希望我们永远忠于彼此。她很绝望，她希望我马上告诉她让我背叛她的女人是谁。我背叛了她，是的，她眼里饱含着泪水，充满屈辱地对我喊道。
晚上，我斟词酌句，试着向她解释这不是背叛，我很尊重她，真正的背叛是背叛自己的本能、需要和身体，是背叛自己。都是瞎扯！她叫喊着说，但很快就压低了声音，因为怕吵醒两个孩子。整个晚上我们都在小声吵架，那种没有叫喊出来的痛苦让她眼睛变大，让她脸上的线条变得扭曲，比大喊大叫更让我害怕。这一切让我害怕，但却没有让我动容，她的痛苦没有进入我心里，变成我的痛苦。我处于一种陶然的状态之中，那种惬意像一件防护服一样包裹着我。我开始让步，争取时间。我说她要看清现实，这很重要，我们俩都需要时间反思，我说我心里很乱，她要帮助我。然后我就离开了，很多天都没回家。
我很难解释自己的处境，最后我忍不住说，我没法像她那样满足两个孩子的各种需求。她误解了我的意思，她以为我要回家，一下子开朗起来了，她说我们一家四口应该重新建立一种平衡。我摇了摇头说：
我费劲挤出一个微笑，尽量做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我很确信自己系鞋带就像大部分人一样，对于桑德罗系鞋带的方式，两个孩子态度完全不同，我觉得他应该是小时候从别处学到的。我有些忧虑地想：他想通过系鞋带方式的相同，和我保持一种真正的关系，但现在他可能要发现他错了。我该怎么办呢？
但我没有死，正好是莉迪娅的影子重新把我从那种状况下拯救出来。我没有再去追随其他女人，因为我心里依然只有她，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她，我一直都在想念她，这让我很不安。因此每年我都会想办法见到她，我坚持不懈地打听着她生活的动向。她依然在大学教书，但已经快退休了。她在报纸上写文章，她成了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这个失业率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贫穷的阶段，她的地位尤其显赫。三十年前她和一个比较知名的作家结婚了，就是那些活着时有一定的名气和地位，但死后马上就会被人忘记的作家。她的婚姻很成功，她生了三个儿子，现在都长大了，三个儿子都在海外工作，从事的行业也都很重要。我为她感到高兴，她的生活很幸福，这太好了。当我们见面时——刚开始她不想见我，我在她家楼下等她，从远处跟踪她，她色泽高雅的衣服、优美的步伐总是吸引着我；但一些年之后，她开始做出了让步，我们见面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是几乎每年都会进行的仪式，但每次我都会很激动，她会说很多自己的事情。这都是很纯洁的会面，我会很用心地倾听。她后来的生活过得比我丰富充实，但现在她的满足感也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她会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起几个孩子的成功。她丈夫知道我们之间所有事，我想莉迪娅也会跟他说我老了之后的抱怨，甚至是我对桑德罗和安娜的不满。婉妲完全不知道我一直和莉迪娅联系。很久之前，为了这个女人，我曾经抛弃过她。假如她知道的话，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这四十年里，没有人敢提到莉迪娅这个名字。我很肯定，她可以容忍我其他所有的情人，却无法接受我和莉迪娅见面、打电话，无法接受我还爱她的事实。
“那拜托你出去，我要和我的两个孩子好好谈谈。”
“不，你只能看到那个围着锅台忙碌的女人，那个打扫卫生、照顾小孩的女人，但我不止是这些，我是一个人。”
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想起了我母亲，是那次她用父亲的剃须刀割腕自杀的事情。血在地板上流淌，我们几个孩子马上拉住她，免得她把另一只手腕也割破。面对这种场景，我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已经建立起了某种情感屏障，我通常都会表现得麻木不仁，这道屏障忽然塌陷了。我母亲很多年前遭受的痛苦，她的不幸、愤怒，有时候是对冤家丈夫的仇恨，都毫无过滤地向我涌来，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在这道屏障塌陷的地方，婉妲经历的痛苦也向我涌来。我不仅仅是第一次切身地感受到我把她毁掉了，我还强烈地意识到，我当时非常小心地回避了痛苦的冲击，而两个孩子却完全承受了这种痛苦，甚至扩散了它，这是让我无法忍受的事情。然而他们还是说到了我系鞋带的方式。你是不是像我一样系鞋带？你太搞笑了，你教我一下好吗？
“没有。”
我毁掉了一个人，我让一个年轻女人，一个像我一样想彻底实现自己的人不知道如何活下去。
“当然了。”
“呵，‘我会每个周末来看他们’。你的意思是他们要和我在一起生活。”
“事情就是这样。”
我爱婉妲，我从来都没有故意想伤害她。我在她面前每次都小心翼翼，我对她说谎，是因为我不想让她痛苦。但是，天哪！我不能为了她让自己受罪，为了不让她受到压抑而压抑我自己，到这个地步可不行。
过了一会儿，她的情绪会平复下来，她总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每次她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她失去了一些东西，在以前的时光里曾经吸引过我的东西。她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是我毁了她，然而，她的这种自我毁灭让我更有理由远离她。怎么可能——我想——一个人得到一点儿自由就是那么难的事儿吗？为什么在我们国家，人们的思想这么落后？为什么在进步的国家里，一切都会容易一些？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肯定是存在诱惑、性方面的好奇，还有我感觉（没有任何根据）这种勾搭会重新点燃我失去的灵感。但我更喜欢一个更主观也更真实的理由，我想向自己证明：尽管我和妻子和好如初，尽管我回归了家庭，重新戴上了婚戒，但是我是自由的，我没有和任何人建立真正的关系。
“我伤害了她，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们想明白，”她用一种压抑在胸口的声音对着我喊道，“他们想明白，为什么你搬到别处去住了，为什么你抛弃了他们，为什么你那么不情愿和他们在一起，为什么你每次走的时候都不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一个称职的父亲那样，好好照顾他们。”
“我们在打牌。”
但有一次她忽然发作了，她冷冰冰地对我说：
桑德罗和安娜从来都不抗议。他们都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不给我增添麻烦，让我在同事和学生的面前有面子。然而过了没几天，我就放弃了，我又把他们带回了婉妲身边。
在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把两个孩子带到了罗马，他们看起来很高兴，但事实证明，我这样做没有意义。我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我单独租不起房子——但另一个方面，我也不能把他们带到莉迪娅住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因为已经很难骗过两个孩子的眼睛了。假如莉迪娅把我们收留在她的一室一厅里，我预感，假如婉妲知道这件事情，那她会认为自己的身份被抹去了，那就好像告诉她：你别碍手碍脚的了，作为妻子和母亲，你已经没用了。她已经钻牛角尖了，无法进行反思，我很担心她会往这个方面想——她身体虚弱，思想敏感，越来越极端了——我担心会出现我预料不到的后果。但我最担心的不仅仅是婉妲的反应，在莉迪娅明亮的房间里，在两个孩子的目光下和她一起吃早饭、午饭和晚饭，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我觉得自己很可恶。那就好像对桑德罗和安娜说：你们看看这个姑娘，你们看看她多体面、优雅、平和，看看我们跟她在一起生活多自在；我现在住在这里，你们喜欢这个地方吗？我预感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出于对我的爱——假如他们觉得莉迪娅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们不得不背叛对母亲的爱。问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因素。我无法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出现在莉迪娅的面前，带着两个孩子和她一起生活，占据她的生活空间，把她的生活搅乱，向她展示出我肩负的责任，强迫她和我一起承担这种责任，不久之前因为婉妲的提醒，我才意识到了这责任是这么重大，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我不想在她面前展示我完整的样子：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生活基本定型，已经结婚，而且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七岁。在那个梦幻般的房间里，我也不愿意展示出自己的这一面。在莉迪娅那里，我是一个自由开放，没有任何羁绊的情人。我不想把我黯淡的过去带到一个充满前途的年轻女人家里，我渴望有一种新的爱情模式。
几天之后，我给婉妲写了一封信。她两个星期之后给我回了信，这时候我已经缓过来了，坏情绪已经过了，他们仨已经又一次沉入了我记忆的深处。那封信让我很心烦。“你写信说，你要和两个孩子重新建立关系。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了，你以为你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个问题？但话又说回来，还有什么要面对的呢？你不想承担责任，你抽身而出，抛弃他们，毁掉我们的生活时，你怎么没提出你有这种需求？无论如何，我把你的这个愿望念给了两个孩子听，他们决定见你一面。为了防止你忘记，我提醒你：桑德罗现在十三岁，安娜九岁。他们饱受颠沛流离和恐惧的折磨，请你不要让他们的处境更艰难。”我有些不情愿地去见我的两个孩子了。
“我要另做打算。”
“你想对他们，就像对我一样？你要让他们相信你爱他们，但实际上却不是真的？”
我很不安。我试图让她明白，只要她像以前那样稍微关注一下我就可以，不用处处都用力过度。但我马上发现，只要我一不高兴，她就会变得冷冰冰的。我相信，她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她会忘记之前的事情，实际上她的确已经忘记发生的事情，但方式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她避免提到我曾经对她做的事情，她淡忘曾经受到的屈辱。但那些年她受的苦无法抹去，只是在寻找别的出口。婉妲在继续承受她的痛苦，这让她变得很难说话，偏执强硬。她的痛苦转化成了恼怒，让她变得充满敌意，让她用一种非常鄙夷的语气说话，她痛苦，这让她变得不容置疑。我们新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一场绝对的考验，总的来说，她的态度就是这样：我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好说话的女人，假如你不按照我说的做，那你就滚蛋吧！
“可能你认识的那些人没婉妲那么痛苦。”
“我们尽量不让它结束。”
“我说过我会等你的。”
在那个时期，爱上别人是一件有点儿可笑的事情，爱情就好像是十九世纪的遗毒，暴露出一种很危险的僵化倾向。如果爱上别人，你就要马上和自己做斗争，省得让伴侣不安。出轨已经越来越正常化了，无论你有没有结婚。“我和别人在一起，我曾经和别人在一起，我现在和别人在一起。”这句话表达了某种自由，而不是一种罪过。当然，我意识到在妻子听来，这句话实在是太残酷了，尤其是在婉妲耳朵里，这句话太让她无法接受了，因为她和我一样，从小接受的思想是：先相爱，然后两个人才能在一起。但是——我想——她必须接受那些可能发生的，还有发生的事情，也许，我回归家庭之后，这种事情也会继续发生。在这种理念下，我度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和莉迪娅在一起，我越来越幸福。我希望婉妲能理解当时的状况，能跟得上形势，不再跟我吵闹。
“这说明不了问题。”
“绝对没有。”
我很快就发现，在婉妲家里和桑德罗、安娜见面要更方便一些——我工作起来也顺利一些——比在罗马见面要舒服得多。有一次莉迪娅出差了——她要在外面待一个星期——在两个孩子的坚持下，我去了那不勒斯。我在那里待了不是一个晚上，而是整整七天。有一天晚上，我和婉妲聊了很久，说起了我们刚认识时的事情，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儿了。我们躺在以前的婚床上，聊着往事睡着了，并没发生什么。我和莉迪娅见面时，我跟她说了这件事情。在那个阶段，她没完没了的工作，她取得的成就，还有她默默接受这个复杂处境的态度，都让我有些烦。她一直都很客气，从来都不生两个孩子还有我妻子的气——我们从来都没有正式分开，当时出现了“离婚”这个新事物，我们也没办理——他们会给我打很长时间的电话，干扰了我和莉迪娅的私人生活。莉迪娅不提要求，也不抗议，但假如我提到她越来越多的工作，她会变得很冰冷，这让我觉得她已经不在意我们俩的生活了。我希望她能发火、叫喊和哭泣。但她什么也不说，只是脸色变得很苍白。最后我们也没有争吵，她离开了我们一起租住的房子，回到了她以前住的单间里。面对我的抗议和恳求，她只是很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需要自己的空间，就像你也需要你的空间。
“是不是你教给他系鞋带的？”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吗？”
“为什么我要说呢？”我问。
每次我们见面时——通常都是我缺席很长时间之后——她总是尽量心平气和、推心置腹地跟我说她的所思所想。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她开始列举因为我离开造成的一切具体的问题，两个孩子需要我，她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的语气通常都很客气，但有一天早上她忽然崩溃了。
“你说。”
“莉迪娅。”
“不要说谎了，我受不了你的谎言。当着孩子的面，你不应该说谎，你走吧。”
“声音小一点，拜托了。”
“她的反应很糟糕。”我朋友的妻子说。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在出现这个混乱的局面之前，两个孩子是我生活中很确凿的一部分。他们出生了，现在他们存在。在空闲时，我会和他们一起玩儿，会带他们出去玩儿，编故事给他们听，表扬他们，批评他们。但通常和他们玩耍了一会儿之后，或者摆出父亲的架子调教他们之后，我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学习。我妻子带他们时，她会费尽心思，很有创意，她一边做家务，一边逗他们玩儿。日子就是这样过下来的，没什么问题，婉妲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即使是在“解构体制”——这真是一个很糟糕的词汇——席卷全国时，她也没有说过什么。我们都生长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觉得那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我们的婚姻一直会持续到我们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妻子除了做家务，没有别的工作，这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革命前，大家都那么做，但现在一切都好像发生了变化，母亲不再照顾孩子，我们之前的生活方式变得不可理喻。现在她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在想如何应对。我又一次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们当时走在路上，在市政府广场，她停了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希望他们像莉迪娅一样长大？”
“是她的汽车吗？”
“你对我厌烦了吧？你告诉我，你对我厌倦了！”
她毫无缘由地笑了起来，然后她跑到卧室里，用哽咽的声音给两个孩子唱以前的老歌。
我灰溜溜地出去了，两个孩子非常失望。有几个小时，婉妲都对我充满敌意，在当晚，我们爆发了一场真正的争吵。
“我们什么时候的事儿？”
“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我们的事儿了。”
“那你为什么一直看表，你有急事吗？你担心赶不上火车吗？”
我相信我是逐渐走到这一步的。她重新接受我，但不是我们婚后十二年的那种温柔贤惠，而是通过一种处心积虑、自我标榜的方式，她会不停地说到她的工作还有她自己，讲到她如何打破各种各样的禁忌，还有她如何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就这样开始了一段非常漫长的时光，她好像很难找到平衡。她很憔悴，她的双手和眼睛都安静不下来，她不停地抽烟。她不愿意我们重新开始，她拒绝做自己，每天都会有危机出现。她强迫我每天看着她表演，她向我展示出她有多年轻漂亮，多优雅自由，她比那个我抛弃她，与之私奔的小姑娘更年轻、更开放。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可能我的想法也不是很明确。我当然不讨厌我的妻子，我对她没有任何怨恨之情，我爱她。我很年轻就结婚了，那时我还没完成学业，也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我觉得结婚是一件很刺激也很享受的事儿。我感觉通过早早结婚，我推翻了父亲的权威，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这当然很冒险，因为我的生活来源非常不稳定，有时候我会很害怕。但刚结婚的那几年很美好，我们是新时代夫妇，我们一起对抗那些繁文缛节。后来这场浪漫的冒险之旅就成了日复一日的重复，我们的生活整天都围着孩子转，尤其是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我要扮演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后来忽然间，周围一切都仿佛变得黯然失色，就像一场瘟疫席卷了所有机构，首先是大学。那时候我进入大学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前途。世界忽然变了，潮流也变了，我当时很年轻就结婚，拥有自己的家庭，这并不是独立的表现，而是一种落后。我那时不到三十岁，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不幸的是，按照当时主流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我已经属于那个没落的世界，我的生活方式已经过时。尽管我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感情很深，但我很快受到新生活方式的影响，就是试图切断一切传统的关联。有一次我借口说我无名指变粗了，戒指太小了，我找人把婚戒切断了。婉妲当时很难过，她希望我能采取补救措施，再把结婚戒指戴上，因为她一直戴着结婚戒指。
“你们没在玩儿吗？”
刚开始，我以为陷入困境的只是我们夫妻俩，和桑德罗、安娜没关系。现在我通过记忆，回望当时他们俩的样子：他们很模糊，唯一清楚的记忆是我和妻子在厨房吵架、争论，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但我们在厨房讨论的样子依然栩栩如生。在我脑子里，桑德罗和安娜要么一片空白，要么他们就在玩儿，在看电视。我们的婚姻危机，还有吞噬我们的焦虑都在别处，并没把两个孩子卷进来。但忽然间事情发生了变化。在一次争吵中，婉妲对我大喊着说，我应该告诉她，我还要不要两个孩子，或者说我会像抛弃她那样遗弃两个孩子。这个问题让我很震惊。我说，我当然不会抛弃两个孩子。她笑着嘀咕了一句：我知道了，这样最好。她没再说什么。然而，当她意识到我还是像之前一样总是消失很长时间，只是偶尔露一下面，她对我说，假如我没有意识到我对她的伤害，我应该意识到我对两个孩子的伤害：我要考虑怎么安顿他们。
“才不是。”
“有人就体面得多，在有些情况下，得体的表现很重要。”
“我可以等。”
“尊敬的先生，如果你忘了，那也没关系，我可以提醒你：我是你的妻子。”那天夜里，这是跃入我眼帘的第一行字，把我带回了以前的时光。那时候我离家出走，因为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在那封信顶端写着时间：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们还住在那不勒斯一间破房子里。在一个温暖的早晨，我告诉妻子我爱上别人了。也许我当时真应该这么说：婉妲，我爱上别人了。但实际上，虽然我当时态度很粗暴，但现在想想，我说的话并不是那么决绝。
桑德罗和安娜很快就发现，每次我一出现，都会让他们的母亲特别痛苦。在刚开始，他们可能会盼着我回去，因为他们很想看到我，他们希望我会留下来，再也不走了。后来他们开始假装很专注地玩游戏，或看电视节目，他们暗自希望我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赶紧走开。我自己也在特意缩短停留的时间，我要在婉妲崩溃和爆发之前离开。有一次我给两个孩子带了礼物，我给桑德罗买了一件毛衣，给安娜买了一串项链。她发现女儿很高兴，就说：
“所有事儿：从我们刚刚认识开始到现在，一直到我死。”
我坐在乱七八糟的书房地板上，长时间地盯着那纸公文：那则法院通知就在我眼皮底下，和婉妲的信放在一起。我在想，我的两个孩子有没有亲耳听到法官念出这则通告，或者说还有一个类似的文件，存放在家里某个地方。那张纸是以前我正式放弃他们的证据。这一纸证明也表明我遗弃他们的决定，我不再看着他们长大，把他们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任凭一阵浪潮把他们卷走，让我眼不见心不烦。那页干巴巴的通知证明我推卸了自己的责任，我会慢慢习惯于忘记他们，我的脑子、心里还有胸中再也感觉不到他们的压力。因为再也没有日常的接触，他们会长大，不再是我熟悉的样子。他们会失去孩童时期天真幼稚的面孔，他们会长高，整个身体都会发生变化：面孔、声音、走路的样子还有思想。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却停留在原地，会一直停留在我把他们送回母亲面前时的样子，我当时说：我要另做打算。
“在玩什么？”
“你还要继续做一个父亲吗？”
事实上那礼物是莉迪娅选的，但这不是问题所在。在那个阶段，婉妲的每次争吵都有其他目的。她想展示出——不仅仅是给我，还给她自己——离开她，我没法当父亲，我没有这个能耐，我把她排除在外，就是把我自己排除在外，假如我们没有和好，没有回到之前我们在一起的状态，回到我背叛她之前的生活——我已经不可能做一个父亲了。
“也可以，也可以？”她叫喊着说，“我总是带着他们，你也可以带着他们？你毁掉了我，你还想毁掉他们？孩子是需要父母的，是一直需要，不是也可以。”
“为什么？你害怕他们看到你的真实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