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午夜之后，弗林特和亲吻他的那个女人一同走了——哈里和那个女人站在茉莉花丛旁边的庭院里。“我有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她说，“真怪，我家里除了我都是男孩子。我最喜欢大哥，可你不可能同你兄弟一起睡觉。他和拉特上中学时同住一个寝室，于是我嫁给了拉特，现在已有两个女孩。我七岁的时候和我哥打架，跌到了壁炉里，因此有了脸上的疤痕，我肩膀、身侧和臀部上也有，我已经习惯不等别人问起就讲；在没什么要紧的场合，我仍然这样讲。”
六点钟，他去值班。七点，他已早早换班下来用晚餐；他正在用餐时，一个实习护士来找他，告诉他有电话。他想，这该是长途电话，他姐姐来的，还是五周前寄给她两元钱时写过信，现在她倒来电话了，自己花两元钱，不是来责备他而是来问他是不是平安。（她是对的，他想，可笑，不是指他的姐姐，这太可笑了，简直令人捧腹大笑。）我未能使我爱的人高兴，倒使自己对不起爱我的人。因此，当电话那边传来话声：“是威尔伯恩吗？”他想这是他姐夫的声音，直到里顿迈耶又说：“夏洛特要跟你讲话。”
“喏，你回来了。”他说。
她注视了他一会儿，一面抽着烟。“我想的不是她们，我是说，我已经想过她们了。所以，我现在不用再想她们，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而且还知道我不能改变它，不能改变自己；我第二次见你时就明白了我从书本上读到的话，可是我从未真正相信过：爱情和受苦是一回事，爱情的价值就是你必须付出的总和，任何时候你廉价地得到了它，就是欺骗了自己。因此，我不需要为孩子着想，我很早以前就想好了。我在考虑钱。每逢圣诞节，我哥寄给我二十五元，我把过去五年的都积攒下来了。那天晚上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这个，也许，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积攒了五年，才不过一百二十五元，还不一定够两人去芝加哥。而你，身无分文。”她靠向床头边的一张桌子，缓慢而又十分仔细地熄了烟，撑起身来。“好，到此结束。这就到头了。”
“哈里吗？”她说。声音急速但又很平静。“我把今天的事对拉特说了，还告诉他今天算是砸了。这么一来，他没有错，现在该他占上风了。他给过我一次自由的机会，我却没有成功。因此，现在给他一次自由的机会只是打过平局，让你知道结局是什么也算公平，你我之间不得不用的唯一体面的字是他娘的——”
他为她找到一辆出租车后两人就分手了。他本想跟她一同乘车去闹市区，到她停放车的车场，可他看见她哭了，他们一生中他只见她哭过两次，这是第一次。她坐在那儿，泪如泉涌，面容冷酷，凶狠得几乎扭曲了：“啊，你这穷光蛋，该死的穷光蛋，蠢透顶的傻瓜。又是因为钱。你把该寄给你姐姐的两块钱付了旅馆费，现在又想要用该从洗衣店取回另一件衬衣的钱来付出租车，好讨个送我的名分，休想，没门儿，今后也莫想——”她朝开车的人一扭头，大声忤气地说道，“走！开车！到闹市区！”
两人穿过庭院，穿过落地窗，走进一间长形的房间，里面充满钢琴声和嘈杂的人声，地板高低不平，四周墙上全被没有框裱的绘画占据，威尔伯恩眼里像是突然映入一幅巨大的马戏表演广告，整个儿逼到眼前无法分辨任何细节，他的一对眼球也似乎在惊愕之际急剧后退。室内空无一物，只有一架钢琴，一个头戴巴斯克小帽、身着一件浴袍、坐在钢琴前弹奏的男人，旁边地板上大约还有十二三个人，或坐或站，手里都端着玻璃杯；一个穿着无袖亚麻上衣的女人尖叫了一声：“我的天，哪儿在办丧礼是不是？”说着走近弗林特亲吻他，手里仍端着杯子。
“你就那么穷吗？我替你付车费。你不能走回医院，三英里地呢。”
“伙计们，这是威尔伯恩医生，”弗林特介绍说，“瞧他，衣兜里揣了一沓空白支票，袖子里笼了一把手术刀。”主人连头也没有转过来，倒有一个女人立即端给他一杯酒。这是女主人，但谁也没这样告诉他；她站着跟他讲话，或者只是朝着他讲，因为他并不在听而是在看墙壁上的画；不一会儿，就剩他独自面壁而立，手里仍端着杯子。他曾在杂志上见过这类画的摹本和复制画，但只是随意看看完全不问究竟，像乡巴佬看一幅恐龙的素描。然而现在，这位乡巴佬却在注视着恐龙；威尔伯恩站在这些画的面前，全神贯注。他不是在关注绘画的内容，也不是画技或者着色的效果，他对这些一窍不通；他既没有热情也不钦羡，只是对这情景茫然不解：一个人居然能以如此显而易见的闲暇来整日绘制这些画，到了晚上又这般独自一人弹奏钢琴，招待来客饮酒却又不理睬他们，甚至不屑知道他们的名字（哪怕是一次）。他仍然愣在那儿，这时有人却在他背后说道：“这是拉特和查理”；他站在那儿仍然一动不动，这时夏洛特冲他肩头说道：“先生，你觉得这些画如何？”他转过身，看见一位比他矮了许多的年轻女人；乍看上去他觉得她有些胖，看清楚了才发现一点不胖，只是由于她发音宽厚，带有十足的女人音质，像匹阿拉伯母马；她还不到二十五岁，穿件印花棉布衣，面容说不上美，没有化妆，只是宽唇上有些涂抹，一边面孔上隐隐可见寸长的伤痕，那准是童年时灼伤的痕迹。“你还没想好，对不对？”
“得啦，安静点。”他说，“这也没什么。”他领她到床的边沿，站在她面前，两手仍握住她的双腕。
“可是，你对我讲了。”
这时，他来医院快两年了。他住在实习医生住所，与别的同他一样没有个人财产的人住在一起；他一个星期抽一包香烟，只在周末的时候，同时还在偿付签署给他姐姐的那张票据，而且他反过来还不时向他姐姐汇一两块钱；他那唯一的包仍然能够装下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医院穿的白大褂，还有过去二十六年的经历记载，两千元学费单，到新奥尔良的火车票据，剩下的一元又三角六分钱；这个包就摆放在配备有几张军用铁床的兵营式房间的角落里。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清晨，他醒来后沿身躯往下瞧，瞧那双在透视角度上缩短了的脚腿，仿佛看见无可挽回的二十七年先是不见了，接着又似乎在远处缩短了；他像是被动地仰面躺着，没有意志，不用力气地漂浮在一去不返的流水中。他似乎看见在空虚的岁月里，他的青春没有踪迹：放浪形骸的岁月，可以作为的日子，热情奔放又多愁善感的爱情，天真无邪的男女交往，难以抑制的火燎燎情欲，这些都与他无缘。他躺在床上这样想着，并不是带着骄傲，当然也不是他相信的逆来顺受，而更多的是一种沉静；正是带着这种沉静的心情，一个中年被阉割的人也许会回首他变化之前缺乏生气的岁月，正在枯萎而且（最后）没有边棱的形体，而这些现在只存在他的意识而非欲望里：我既然抵制了金钱也就没了爱情，不是公开放弃而是对它抵制。我不需要它；过一年、两年或者五年之后，我才会明白我现在信以为真的东西的真实性：我甚至不需要考虑要它。
她“哦”了一声，转过身来抓住他手腕——就这么简单、不由分说而又坚定地一把把他拖到她身后。“来吧。”他便跟了去，笨拙尴尬，担心会踩上她脚跟；随后，她放开他，走在他前面，横穿过房间走到摆放着酒瓶和玻璃杯的一张桌前，旁边站着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她停了一下，再次抓起他的手腕，拉他走向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男人，那男人穿件深色的双排扣的外套，一头金黄的鬈发开始在变稀疏，一张脸算不上英俊而且无甚表情，说不上有头脑但却很精明；总之，颇有些风度：自信、懂礼貌、富有成就感。“这是拉特，”她说，“他是亚拉巴马大学老资格的一年级生，如今还是。这就是我们还称呼他拉特的缘故。你也可以称他拉特。有时候，他真是一点不假。”
“割断？”
“你自己没有约会吗？”
“我会知道，”里顿迈耶说，“要是到了每月十号，我听不到她的信息，我就会发话让侦探采取行动。而且，我也知道说的是不是谎话。明白吗？明白吗？”他在颤抖，清白无辜的面孔涨得通红，头上整洁的头发像是戴的假发。“她自己有一百二十五元钱，但不愿要更多。真该死，她无论如何不愿多要钱，可是到了她真需要用的时候却不会再有。所以，这儿。”他从皮钱夹里掏出一张支票，递给威尔伯恩。那是一张三百元的银行本票，付给美国普尔曼铁路公司，并在票的一个角落里用红笔注明了这些字：用于购买一张去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火车票。
“咱们上车吧，”她说，“我回家。还有，别穿这身衣服，穿你自己的，我想看看。”
“你想过我不回来，我也想过。”
“我不知道，从来没谈过恋爱。”
“那不算远。”
弗林特又猛拉一下门铃，仍然没有任何反应。“门没有上锁，反正。”威尔伯恩说。的确没有，他俩径自走了进去：一个庭院，铺着同样潮湿腐坏的砖头；一个沉寂的水塘，旁边立了尊赤陶塑像，还长着一丛马缨丹，一株棕榈，一片茉莉花；茉莉枝叶浓密，开满白色的花朵，沐浴在从敞开的落地门曳进的光线下；院子的三面各有阳台，三面墙头的砖块也一样腐坏，墙头支起一个破残的防护物，却无法挡住高踞低沉晦暗天空之上的城市亮光；更有尖锐刺耳的钢琴音调忽地弹奏起来，隔一会儿又中断，那些音符像一群少年在老鼠横行的衰败古墓上乱涂乱画的符号。
他说不出来，威尔伯恩心想，他甚至不忍心说出来。“我要是不善待她，对她无礼，你要想说这个吗？”
“那么，再见，哈里。祝你好运，还有他妈的——”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听——”
“那没关系，不是那种非邀请不可的聚会。这是在一个画室，作画的人，一帮人团团坐在地板上，喝饮料。去吧，你总不想在自己的生日待在这儿吧。”现在他开始想：为什么不呢？干吗坚持不去？此刻，他几乎能看见习惯造就的沉静，与世无争，像卫士一般起而护卫，摩西板起了面孔；他并不惊慌，不会受惊慌之扰，只是古板而又固执地抵御着：不，你不会去的。独个儿不挺好吗。你享有宁静，你别无他求。
弗林特笑了，只嬉笑了一声，声音不大。“我想不用。我猜她既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我指导——听着，”他很快地说道，“忍耐一点。我不知道她。我不是谈论她，而是在谈论女人。她有可能提上她的包，拿件外衣，蒙上面纱，手提包边露出一张普尔曼火车票的票根；这也不意味着她以前曾经这样干过。就是这样。十四岁的女孩子要玩这种把戏，也用不着唐璜或者所罗门替她们出什么主意。”
“什么？你想说什么？”
“不，”他说，“不！我绝不就此甘休。”
“行，讲得通，必须讲通。非讲通不可。”她开始震颤，不是颤抖，而是像一个人害了严重的疟疾，周身的骨头都在皮肉内僵直无声地震颤。事情将会——
“你能不能去——？”
“听我说，夏洛特。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宿舍空空的。他收起包，然后四处翻寻，找出一块平整的纸盒板，上面点画着冬青小枝，这是他姐姐上个圣诞节寄给他一张手工绣制手帕时用的盒子；他找出一把剪刀，一瓶胶水，以外科医生的巧手做了个寄钱包的精巧盒子，按照其中一张身份证件，整齐清楚地抄录下地址，小心地把盒子放进抽屉，压在衣服下面，现在，这事儿也做了。也许我可以看看书了，他想。不一会儿，他咒骂起来，心想，够了，完全弄反了，应该是书本，书本里的人物来虚构和阅读我们——约翰·多伊们、理查德·罗伊们、威尔伯恩们、史密斯们——男人和女人们，但都是些没有性器的家伙。
“原来是你的生日，”弗林特说，“要不要庆贺一下？”
“不是花他的钱，如果你的意思是这个。我自己有些钱；一直在为了什么攒钱，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她递给他帽子，手放在门把上站着。
“我的天，”弗林特说，“你总算露形了，不是吗？我甚至不知道你交了女朋友。”威尔伯恩几乎能看见弗林特在急速地思维，回顾往日。“是不是那天晚上在克罗的聚会上？哟，见鬼！那毕竟是你的事，不是吗？你问的事儿很容易。就拿上个包，里面装两块砖，砖头用毛巾裹紧别让它咯吱擦响，径直走进去。当然，我不会挑选圣查尔斯或者罗斯福大酒店。挑一家小点的，当然也不可太小。也许往车站去的那一家行。明白吗，分别裹砖头，然后合在一起。而且你手臂上得挽件外套——雨衣。”
这时，出于一种惊异而又平静的怀疑，威尔伯恩突然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话，他仿佛觉得他俩现在站到了一起，共同防卫，却注定要在整个女性原则面前失败：“我不知道。也许这会令你感到好受一些。”然而，这一刻很快过去了。里顿迈耶转身从外衣里掏出一支香烟，伸手从附着在墙头的一个盒子里摸火柴。威尔伯恩注视着他——修长的背部。在到哈芒德站之前对方是不是还想留他做伴，他正想发问便打住了。可是，里顿迈耶似乎又一次看出了他的心思。
“关于一起吃午饭，还有我一直在同你约会。”这以后，她再不提起她的丈夫。第五次约会，他俩不是在一起午餐而是去了一家旅馆，那是一天前计划好的。他发现自己除了假设和想象之外，对这种事该咋办几乎一无所知；正是由于无知，他相信这事儿的成功操办一定有秘诀，不是一套照办的秘密程式而是某种乞灵于天使的无形法术：一个暗语或者手的如此这般的某个细微动作，就会开启一个隐秘的抽屉或嵌板。他有一次真想问她该如何进行，因为相信她一定知道，正像他相信凡是她想做的事没有能够难倒她的，因为她不仅具有绝好的变通能力，而且即使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已经意识到，所有女人在爱情的种种具体事儿上都有天生的绝对可靠的本事。但是，他没有问她，因为他在心里捉摸：她能够告诉他，而且会说得一点不错，可一旦这样明说了，他过一段时间就会相信她以前曾经这样做过；做过也罢，他还不如不知道。于是，他去问弗林特。
“一些花花草草而已，”她脱口而出，“我也会画画。”她补充说：“我可以这么说，还可以说画得更好。你叫什么名字？怎么穿这身服装，是来贫民窟猎奇的吗？我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在访问贫民窟。”
“不，别那样做。”
“哪能像这样，哈里。别来这种背街小巷。我总是说：我无论处在什么情况，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任何事，都绝不偷偷摸摸的。如果只是为了发骚，我突然想跟一个壮男人搞，我绝不会去看、去想他的头脑。但咱俩别这样，哈里。你别，你别。”
“你是说他——”
不过，他发现这个具体钱数是在他回到医院以后。当他朝邮电分所去的路上，他的第一个想法只是，我应该拿出一块钱当酬谢吧，接下去想（邮电分所不仅在六个街区以外，还在与医院相反方向的另一头），我甚至可以留出乘出租车的钱，他不会介意的。我不是想要乘出租车，而是得让时间延宕，让每桩事儿都悠着来，这样，从现在到六点钟之间就不会有空隙了；到了六点钟我又可以掩盖在我的白大褂下，沉浸在日常工作之中，就像黑鬼们上床睡觉时掩盖在被子里。等他站在星期六下午邮电分局的门口，门已经关了，他也忘了自己是来干啥的，他把钱包装进臀部裤兜扣上纽扣之际，心里想：等他醒来，今天这个日子的名字已经变为难忘的日子，不需要靠日历或者日历上的儿歌来帮助记忆；他提着现在已变轻的小包继续走，走出这白白多出来的十二个街区，一边想着，但愿我也能坚持不变；这样我至少可以多占四十五分钟时间，要不，这段时间又要空闲出来。
于是，他立即抬起头来，两人已经站在他的座位旁边，他也站起身来，三个人一起站着，阻挡了过道，别的乘客从他们身边挤过去或者停下来等他们移动，里顿迈耶手里提着包——这人平时是不愿提着包进入车厢，出现在一个戴红色帽子或一个普尔曼列车搬运工面前的，就像在餐厅里他不愿起身去为自己取杯水那样，威尔伯恩看着那副冷峻的清白无辜的面孔，还有那毫无瑕疵的衬衫和领带，不无惊愕地在想：怎么，他一脸苦相，他正在经受痛苦，想着也许痛苦的全然不是心，甚至不在情感里，与我们感受痛苦的情形不一样，而只在感受悲伤、虚荣或者在想入非非，甚至仅仅感到受了虐待。“嘿，”里顿迈耶说，“别堵在过道上。”他的声音严厉，动手几乎粗野，把她推到座位上，把包放在另一个包旁边。“记住了，如果到了每月十号我还听不到消息，我就会向侦探发话。而且别撒谎，明白吗？别撒谎。”他转过身，甚至没有瞧威尔伯恩一眼，只是把头朝车厢尽头一摆。“我有话跟你说，”他说，十分克制的语气，“来吧。”他们才走到一半的距离，列车开始动了，威尔伯恩期望对方赶紧去出口处，又想：他在受苦，甚至这个特定情境，火车时刻表的细节，都在嘲弄他上演的悲剧，而他必须演至悲苦的结尾，痛不欲生。可是，对方一点不慌张；他不慌不忙地往前走，把吸烟室的门帘往旁边一掀，等待威尔伯恩进去。他似乎看清了威尔伯恩当时脸上的惊异。“我的票可以到哈芒德站。”他冷冷地说，“别为我操心。”没有讲出口的问题似乎在促使他说下去，威尔伯恩几乎可以明显地看出对方在努力压低声音。“操心你自己吧，明白吗？你自己。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他又压低声音，像猛地勒住一匹马同时又催它继续向前，他从衣袋里掏出皮包，“无论什么时候你要是——”他说，“你要是敢——”
还用问，他是你的丈夫，正想说又止住了。“在男士间，”他说，“也许我最好——”可是，她已经起身走过他面前；他想：她要是止步回过头来瞧我，那就意味着她在想：“往后我心里明明白白，至少我向他说过再见。”她真的停下脚步，他俩彼此望了一下，她又继续走去。现在，水从车旁一晃而过，高架桥的回响声没有了，火车头又在拉汽笛，列车恢复了行驶速度，转瞬之间他们就穿过哈芒德郊区的无数破破烂烂的房屋。车停了，停住不动，他不再眺望窗外，不一会儿车又开动了；他还来不及起身，她就掠过他身边坐进了座位。
“那就后天晚上？或者别的什么时间？”
他告诉她：“不远，咱们可——”她转过身就往车内钻。“咱们可以走——”
“只是事情并没有完结。如果他还回到车上，有一张到斯莱德尔的票——”她转过身，凝视着他却没有碰他一下。“事情没有完结，但是必须割断。”
“你是说，你要她回去？你将接她回去？”可是，他不需要瞧对方的脸便迅速说道，“很抱歉，我收回这个提问，那是任何人都不情愿回答的。”
“是的，”他说，“你有两个孩子。”
“天哪，”另一个说，“我的天，我该狠狠揍你一顿的。”他又补充说，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惊讶语气，“我干吗不揍你？你能告诉我吗？难道一个医生，任何一个医生，就该对人的腺体的了解更有权威吗？”
“等等，”他说，抓住她的手腕。“我去。”他在列车末端的通廊里找到了列车员；他没有去多久。“好啦。”他说。她立即起身，拿上她的包和外衣。“行李员会来这儿——”他说。她没有停下。“让我来拿。”他说，从她手里拿过包，然后提上他自己的包，跟随她沿着过道走去。后来，他回忆起这一段没完没了的行走：穿过两边坐满人的座位，人们都停下来观望他们经过，他仿佛觉得车厢里的每个人都一定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一走便散发出某种像是不圣洁的祸患的气味。他们进了特等卧铺间。
“三英里地不远，我愿意步行——”
名叫哈里的男人初次与夏洛特·里顿迈耶相遇是在新奥尔良，那时他在一家医院做实习医生。他是父亲年迈时与第二任妻子生的，在家里三个孩子中间年纪最小，比他两个同父异母姐姐中的二姐还要小十六岁。他两岁时成了孤儿，由他大姐抚养长大。他父亲先前也是一位医生，他开始学医和完成学业的那个年代，医生这个头衔涵盖了从司药、诊断到动手术等种种本领，学费既可以用实物也可以靠打工偿付。老威尔伯恩当过他所住的那幢宿舍的门房，也干过大学食堂里的侍者；完成四年学业只支付了两百美元现金。因此，打开他的遗嘱，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儿子亨利·威尔伯恩名下，兹另拨出两千元；鉴于金钱自身的价值和时局均已发生变化，他不能期望以我当年支付的同等金额获取内科与外科学位；这两千元将用于修满大学学业，进而取得内外科学位和开业执照，相信此数足以遂愿。
“没关系，”他说，“她也许根本不会来。”他发觉自己相信真会如此。直到出租车开到他提着包等候的街道旁边，他还是那样认为。她穿了件外衣，但是没有拎包也没有戴面纱。他开了车门，她迅速钻出车；她的面容冷峻清醒，两眼尤其黄灿灿的，尖声问道：“呃？什么地方？”
“我无所谓，”他说，“你不用为我操心，要抽支烟吗？”
出租车疾驶而去，几乎瞬间不见了踪影，尽管他没有目随它。过了一会儿，他静静地自言自语说道，说出了声：“至少不用再提着砖头了。”于是，他朝街边放垃圾桶的地方走去；人们从他身旁走过，好奇地瞧他一眼，有的连瞧也不瞧；他解开提包，从毛巾里拿出砖头扔进垃圾桶，桶里满是报纸和果皮，不知名姓的人们整天都在随意扔下莫名的废物，就像飞翔的鸟儿排泄粪便。砖头砸进桶里的一堆杂物，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预兆性的嗡嗡声或呼呼的转动，只见纸边翻卷，魔幻般地像是从百货商店的交银和找补零钱的气动金属管道里猛地飞出一个皮钱包，里面装有五张到华盛顿游乐园赌赛马的票据存根，一张国有石油托拉斯的消费证，另一张是B.P.O.E.设在得克萨斯朗维尤的分会会员证，还有一千二百七十八元钞票。
他告诉她的时候，她正眼瞧着他，他这才看清她的眼睛不是淡褐色而是黄色，像猫眼一般，她凝视着他，带着男人才会有的冷静打量着，不只是大胆而更在专注，不只是凝视而更在审视。“我这身礼服是借的，一生中我第一次穿这种服装。”接着他又说——他本不想说，甚至没意识到自己会说，似乎整个儿身心都淹没在那黄色的注视着他的目光里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七岁了。”
“都指，也许指伤疤吧。”
“不，”威尔伯恩说，“我看不必。”
“告诉他？”
“别碰我！”她发出盛怒的轻声。“你敢碰我！”然而，有一会儿他相信她在向他靠过来，像是偏斜向前；她转过头带着茫然绝望的神情望了望床。不一会儿，门锁咔嚓一声，门开了，她走出了房间。
“你真没法离婚？”
“拉特是个天主教徒。他不会让我离婚的。”
“‘你的眼睛要是冒犯你，就把它挖出来，小伙子，这样才会完整。’就是这样，完整。完完整整地失去——某种东西。我必须割断它。车后部的特等卧铺间还空着，去找列车员，预订到杰克逊站。”
“夏洛特，”他说，“听着，夏洛特——”
“是，”他说，“别生气，静一静。”他抓住她的手腕，握住不放；她双手却仍然捏成拳头压在他胸前，并且竭力想抽出来再捶他的胸膛。是的，他想，不能像这样，永远不再。“得啦，静一静。”
“行啦。”弗林特说，“德蒙蒂尼有件小夜礼服，他同你的个头差不多，我去拿来。”他朝他们共用的衣橱间走去。
“听我说，这真奇怪，我整个下午都在等你打电话给我，只是这会儿才听说了。我现在才明白，我一直朝邮电局走去的时候，其实我知道那天是星期六——能听见我说话吗？夏洛特？”
“可是，我没有——”
“夏洛特，我有一千二百七十八元钱了。”
“为什么？听我说，我正要去弗伦奇镇参加一个聚会。干吗不跟我一同去？”
“你这该死的穷光蛋，”她说，“进来，快点。”他进了车，车继续开，旅馆不远。一个黑人行李员接过包。威尔伯恩似乎感到对她从来没有、也永不会再有更深刻的印象：她站在昏暗的门廊中央，周末晚上的旅馆门廊里转悠着旅行推销员，赛马场上忘返的闲逛者，显得乌烟瘴气，而这时他在登记簿上签下两个捏造的姓名，交给店员第六次该寄却没寄给他姐姐的两元钱；她等在一旁没做任何预防露相的努力，镇静自若，带着一种坚忍不拔的气概，他知道（他学得很快）这在她眼里没什么稀奇，这是所有女人在生活中遇到这种时刻都会具有的品质，由此给她们带来某种尊严，几乎可说是一种谦恭，最后要是遭到失败，还可用来掩饰卑躬屈膝、略显滑稽的窘相。他跟着她走过游廊，迈进行李员打开的房门；他打发走行李员，在身后关上房门，看着她走过房间，走到唯一一扇肮脏的窗户旁边，仍然戴着帽子穿着外衣，随即一转身回到他身边，活像个在玩抓俘虏游戏的孩子，一双黄色的眼睛，整个面容，他先前曾声称很美，这时变得严厉生硬。“哦，天哪，哈里，”她说，握成一对拳头直捶他的胸膛，“哪能像这样。我的天，不能像这样。”
“我原想用我的钱来做同一桩事的。”威尔伯恩说。
“不，”他转过身，她跟在他身旁一起横穿过房间。“我走回去。”
“对，”他说，“我不知道。”
“你一开始就对每个人都这样讲吗？”
“我告诉过你，我是如何制作东西的，抓住光亮而又坚硬洁净的黄铜或者石头，无论多么艰苦，得花多长时间，也要雕琢它，雕成件精美的东西；你可以骄傲地显示它，你可以触摸它，握住它，看它的背面，掂量这精美坚实物体的重量；你把它摔到地上，破碎的不是它而是它砸到的脚；要是我有一颗心，破碎的会是心而不会是脚。可是，哈里，我的天，为了你，我多么作践自己啊。”她伸出一只手，这时他意识到她想干什么，不等她碰到他便扭开了臀部。
“去吧，”他说，“从这儿滚开，让我安静。”威尔伯恩离开时他还面对车窗站在那儿，于是威尔伯恩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夏洛特连目光也没抬，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手指间拿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眺望着窗外。现在，列车在沿着一个更大的湖的岸边飞驶，很快他们就开始穿过毛里帕斯湖与庞恰特雷恩湖之间的高架桥。车头的汽笛声飘向后面，列车在汽笛声中放慢速度，传出高架桥空洞的回响。接着，两旁都是水域，列车穿过一望无垠的沼泽地带，掠过一线儿延伸的发朽的木码头，那儿停泊着一条条又小又脏的船只。“我热爱水，”她说，“那是去死的地方。不要死在炎热的空气里，干燥的地面上，那得等上几个小时你的血液才会逐渐冷却而让你睡去，甚至得等几个星期才会让你的头发停止生长。水，凉凉的水，很快就会让你凉到能够睡眠，荡去你的脑浆，荡去你的血液，荡去你曾经见过、想过、摸过、想要过和拒绝过的一切。他在吸烟室，对不对？我能不能去和他说一会儿话？”
“不行，我明晚值班。”
“要。”他给她一支香烟，递过火，当她点烟时，他俯视着她那鼻和下巴缩短的斜线。他扔掉火柴。“噢，”她说，“这事就算定了，可是不能离婚。”
“夏洛特，”他喊道，把包放下朝她走去，“夏洛特——”
“可是你回来了。”
“不知道在想什么，还是不打算有个想法？”
“指兄弟还是指伤疤？”
“不，这很奇怪。我不记得了。有好几年没对任何人讲了吧，五年。”
一小时之后，他穿上从未穿过的借来的衣装，和弗林特一道在法兰西老城的杰克逊广场与皇家大街之间的一条狭窄、昏暗、悬有阳台的单向小街止步了，站在一堵潮湿阴冷的砖墙旁边，墙头有一株菜棕，顶端已爆开，参差不齐；墙背后漫出一股浓郁的素馨花香，仿佛有形地压在充满糖果、香蕉和大麻气味的难以流动的空气之上，空气像是呆滞不动的一束束水雾，甚至凝重得像涂料一般。一道略为歪斜的木门，旁边有一个电线拉铃，弗林特用手拉了拉，听见远处响起刺耳的铃声。他们听得见有人在弹钢琴，格什温的什么曲子。“就在那儿，”弗林特说，“你不用担心这样一个聚会。你已经闻到了家酿的杜松子酒味。格什温也许为他画了些画，不过我敢保证，作曲的格什温画画的本事要胜过画画的克罗弹琴的才能。”
“后天晚上会有几个人来，但他们不会妨碍你。”她看着他，“要是你不想见到许多人，也行，我可以推迟他们的日期。后天晚上吧？七点？你要不要我开车到医院接你？”
“行啦，”弗林特说。他把另一件夜礼服放在小床上，松掉背带，开始脱下他自己的礼裤。“我来穿德蒙蒂尼的，你穿我的。咱们三个的尺码都差不多。”
“对，你看我要不要告诉她也带件外衣？”
“好吧。”她说，开了门，两人相视而立。然后，门在两人之间关上。这是一道漆成白色的门。两人分别时没有握手。
“让你提着包单独穿过门廊，好招那店员和黑鬼耻笑不成？难道他们不明白我离开之前既没有时间脱衣服更来不及穿上衣服吗？”她走到门边，把手搭在门锁柄上。他拿起包跟上去。可是，她没有立即开门：“听着，再对我说一遍：你一个钱也没有。说出来，好让我耳朵听清楚，听个明白，就算我无法理解；我究竟为什么，总得有个理由——我能接受的一个理由，表明我们确实是无可奈何，即使我无法相信、不可理解，只能是这样，只是因为没钱，就是钱，不是别的。嘿，说呀。”
“卧铺间？可是那得花——”
当天晚上，他下班晚了些，路过饭堂时已经听见收拾刀叉餐具的碰撞声和谈话声；实习医生的住处已经走空了，只剩一个叫弗林特的人已穿好夜礼裤和衬衣，正在镜子面前结黑色领带；威尔伯恩进房时他转过身指了一下威尔伯恩床枕上的一封电报。电报已经拆开。“先是放到我的床上，”弗林特说，“我匆匆忙忙穿衣服没去注意看清名字，拿起来就把它拆了，很抱歉。”
“我谈过。但也不知道——你要我给你叫辆出租车吗？”
“我告诉了他。没说我要在旅馆与你约会，只是说，假设我这样做了。但他还是说没门儿。”
“下一站就是哈芒德。”
“我办得到，你知道。”
“不，”威尔伯恩说，“谢谢。”他还没有开始想，为什么不呢？“我没被邀请。”
“去你的，”另一个说，“这是买车票用的。要是任何时候从银行兑现了又没用来买车票，你将以欺骗罪被逮捕。明白吗？我会知道的。”
“是的，也许是吧。你认为如何？”
“听得见呀！什么？什么事？”
这份遗嘱是一九一〇年哈里出生两天后立下的，两年后他父亲在一个乡间小屋为一个手被蛇咬的小孩吸毒而死于毒血症，他的异母大姐领养了他。她嫁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镇上，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她丈夫一直到死都只是一家杂货店的店员。等到哈里该上医学院的时候，两千元并不比他父亲那时的两百元多多少，即使他选一所排名不错而收费又不高的学校，要对付四年的费用实际上还是不够，因为这时宿舍里已装上暖气，大学食堂变成了自助餐厅，不需服务员；年轻人在学校唯一能挣钱的路子是去打橄榄球：自己传球或者阻止持球的人前进。他的姐姐帮助他——偶尔邮汇他一两块钱，甚至写信时小心地在信纸里卷几张邮票。这解决了他的烟钱；靠停抽卷烟一年，他才省出了够参加医学院学生联谊会的会费。当然，更没有钱去向女生献殷勤（医学院是男女同校的），而且他也没有时间花在那事儿上面；他表面上过着苦行僧式的心境澄明的日子，却同华尔街金融大厦里的人员一样，不停地在进行战斗，竭力在日益衰减的存款与翻过的教科书页码之间保持平衡。
“用不着那些。主人也许只穿件浴袍呢。你不是有件暗色的外套吗？”
“你这笨蛋！”她说。他想，她不爱我了，她现在什么也不爱了。她神情紧张地小声说，用拳头敲了一下他的膝盖。“笨蛋！”她说着站起身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他在空无一人的实验室用刮胡刀片把钱包和两张身份卡划破切断，将破碎的纸和皮烧掉，并把灰烬倒入马桶冲走。第二天中午，他买好两张去芝加哥的车票，把剩下的钱揣进衣袋，把唯一的行李包放在对面的座位上；从车窗口往外张望，火车正放慢速度进入卡罗尔顿大街车站。那两口儿一起出现在那儿，他穿一套旧式的不显自信的暗色衣服，一副不露声色的大学高年级学生的面孔，让人感到他在亲手把妻子交给情人，自己光明正大，无懈可击；这情景几乎像是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父亲领着新娘的那一套传统礼仪；她站在他身边，敞开的外套下露出暗色的礼服，留神而又自然平静地看着减速的列车窗口。威尔伯恩再次沉思女人那种天生的娴熟于姘居的本事，即使是单纯而又缺乏实际经验的女人也如此，那种对爱情归宿的透彻自信态度，就像飞鸟相信自己的翅膀一样，那种对即将获得的本该属于自己的个人幸福所持的不顾一切的执着信念，会令她们突然展开双翼飞翔，离开体面的港湾飞入看不见海岸的陌生而又无所依傍的地域（不是罪过，他想，我不相信罪恶，那越来越不合时宜，人一生下来就陷入一条无名的时间大流，周围是你的一生和一代人的沸沸扬扬的无名的万千流动线路，你要有一步不合节拍，要是迟疑犹豫一下，你就会被踩死）。然而，面对这景象没有露出恐惧或者惊慌，这既难说是勇敢也难认为是坚毅：只是完全彻底地信任脆弱而又未经试验过的一双空想的羽翼——空幻而又脆弱的爱情象征曾经令他们蒙受过的一次失败，仔细思考过要飞的具体仪式却又不得不囿于世俗规矩在起飞之前表示放弃。他俩从车窗前一晃而过，消失之际，威尔伯恩看见丈夫俯身去提起包，刹车声在空气中吱吱地响，他坐在那儿猜想：他会同她一道进车厢的，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并不想进来，不比我（她？）更想要他进来，但是他必须进来，就像他得穿那身暗色衣服一样，我不相信那是他想要穿的，像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上他只好待在那儿不断地喝酒，喝得不比任何人少，然而他从不会坐在地板上，让自己的或别人的妻子倚在他的膝头。
“是的，这是又一次感到奇怪。不，是第三次了。听我说，我对你撒了谎。我不会绘画，我用泥土干活，有时用黄铜，还有一回是用块石头，使用凿子和大木槌。摸摸。”她抓起他的手，拉他的手指头摸她另一只手的手掌——宽大、厚钝、坚实、纤弱的五根手指，指甲修剪得齐齐整整，像是被她一一咬齐似的；手掌底部和手指根相联结地带不只长了茧，更是光滑坚硬，像脚底跟一般。“我所制作的东西你摸得着，可以拿起来，手里感到有重量；你可以看它的背面，它能排开空气，排开水；你扔它下地，伤着的会是你的脚而不是它的形状；不是用刀或刷子在一块画布上折腾，不是用根枯树枝穿过笼栅，竭力合成个拼板玩具。所以，我说我能胜过作画。”她说，站着没动，甚至没有扭过头示意他们背后的那个房间。“不只是那种用来刺激一下你的味蕾然后吞下肚去的东西，也许甚至不会停留在肠内，而是会统统倾倒出来，用水哗哗地冲进该死的老阴沟里，那种枉费工夫还不如没有的东西。明天晚上共进晚餐，好吗？”
“你不想先走吗？”他问，“我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
“不能离婚？”
接下去的六个星期里，他俩约会超过五次。现在是在闹市区共进午餐了，因为他不愿再进她丈夫家的门，而他的命运或者说运气也没赐给他再去参加间接邀请的聚会的机会（也许该他晦气，因为不然的话，他说不定会发现：天地辽阔，时光久远，众生芸芸，爱情哪会只限于一个地点，一个瞬间，一个身躯）。现在他俩会去法兰西老城区的场所，在一起午餐，花去每周应寄给他姐姐的两元钱。在第三次约会时，她突然无缘无故地说道：“我已经告诉拉特。”
“锁上门。”她说。他放下包，锁上门。他从没到过特等卧铺间，欣赏地抚摸了一会儿门锁。他转身时她已经脱下了外衣，外衣在她脚边围成一圈，身上只剩薄薄的一层一九三七年的女式内衣，双手掩住脸。然后，她移开双手，他知道那样做既不是因为羞耻也不是羞怯，她是不会的，他看清那样做也不是因为眼泪。随后她跨出围在脚边的外衣，过来替他解开领带，推开他突然变得笨拙的手指。
“没关系，”威尔伯恩说，“许多人经手过的电报，不再有多少个人隐私。”他从信封里取出折叠的黄色纸单，姐姐发来的，上面有花环和涡卷形的象征装饰物，这是电报公司祝贺生日的惯常做法，美国疆土之内不论远近都只需花费二十五美分。他发现弗林特还在镜子里注视自己。
“以什么理由？他会斗到底的。而那必须走到——找一位天主教法官？就只剩下这道障碍了。但是看来，我办不到。”
“你想老是这样下去，缠着我又没有前景，像在树枝头挂上一只久不成熟的苹果？”她从椅子上拿起他的雨衣挽在手臂，站在一边等他。
“再说，我也没有夜礼服。”
“我一个钱也没有。”
两个晚上之后，他去赴晚餐。他在奥都邦公园附近一个还够体面的街区，找到了那朴素却舒适的公寓，一个黑人女佣，两个不特别惹人注目的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四岁，除了头发不稀疏外，很像她们的父亲（他今天穿了另一件暗色的显然很昂贵的双排扣外套，调鸡尾酒并不特别在行，坚持要威尔伯恩称他拉特），她则穿了一件他知道是为半正式场合购置的衣服。那漠然而又满不在乎的神情与他第一次见到她穿着另一件衣服时一样，仿佛两件衣服都是工装似的。他做的晚饭胜过调鸡尾酒的水平；用过晚餐，她领着与他们共餐的大女儿出去了一趟，但很快就回来躺在沙发上抽烟；与此同时，里顿迈耶继续同威尔伯恩聊天，询问他一些有关他职业的问题，像大学生联谊会主席通常会询问医学院的会员一样。到了十点钟，威尔伯恩说该告辞了。“不，”她说，“还早呢。”于是他继续留下，十点过半，威尔伯恩说，他得就寝了，明天要工作，说着便告别二人。这时，她立即灭了香烟，起身来到他所站立的冷壁炉前面，停在他面前问道：“怎么称——大家都称你哈里是吗？那事儿咋办，哈里？”
然而，他办到了；当他抵达终点线时，两千块钱还有剩余，够他做出选择：要么回俄克拉荷马州小镇一趟把羊皮纸的毕业文凭呈上姐姐，要么直接去新奥尔良市开始做实习医生，但是不能两者兼顾。他选择了去新奥尔良市，或者不如说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写了封诚挚的感谢信给他姐姐和姐夫，附上一张签了名的票据以偿还他们往日寄的汇款和邮票，连同利息（他还附上那张毕业文凭，上面是些拉丁文、细长浮凸的称谓词句和院长的字迹难辨的签名，也许唯有他的名字他姐姐和姐夫才会认识）。他投寄了邮件，买了火车硬席坐票，坐了十四个小时抵达新奥尔良，随身只带了一个包，一元又三角六分钱。
“可是，我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