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把武器扔在后面，咱们去。”头儿说道。于是，步枪和子弹夹都被乒乒乓乓地扔进了汽车后座里。头儿向坐在方向盘前的佩戴着少尉军衔领章的黑人军官弯过身去。
在范·克里夫和地面控制站通话时，DC-4在利伯维尔机场上空盘旋了两圈。这架老式运输机左右颠簸着在一条跑道的终点降落了。这时，一辆坐着两名法国军官的军用吉普车在飞机的机头前突然拐弯，车上的军官向范·克里夫招手，让飞机跟随他们沿着滑行道滑行。
停机坪上，一架“超级星座”运输机已经降落在那儿，DC-4的驾驶员把飞机停在离它20码远的地方，关上发动机，爬出机舱，走上机坪的水泥地。一个非洲人向他跑了过去，他们轻声地谈着。两人穿过黑暗，向一群士兵走去，那群土兵黑乎乎的一团，正背对着那片黑暗的棕榈林。当他们从机坪向士兵们走近时，那些士兵还一直三三两两的，等到那个驾驶DC-4的白人和一个士兵面对面地站着，他们才围了上来。那个白人没有见过这个士兵，却知道有这么个人，甚至在黑暗里，仅借着几支香烟暗淡的微光，也能辨认出他想见而终于见着了的这个人。
“你好，先生。”
那个驾驶员没有戴军帽，因此没有行军礼，而只微微颔首。以前他从未像这样对一个黑人点过头，他也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发出屠杀的号令，让战争的猛犬四出蹂躏。
范·克里夫听见这南非的荷兰语，寻声转过身子，注意到了身后那个人的外形和高矮。甚至在黑暗中他也能看出那人左肩上的标记——黑白两色的骷髅图形。他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机舱的灯光使他们从昨晚日落后第一次互相看个清楚。他们的军服汗迹斑斑，沾上了红土，面孔疲劳得拉长了。雇佣兵的头儿背靠厕所的门坐着，伸直了腿，面对着驾驶舱的机身。卡洛·艾尔弗雷德·托马斯·香农，今年33岁，他的淡黄色头发剪成参差不齐的平头。在热带，头发剪得很短是非常舒服的，因为这样汗比较容易散发出来，而虫子又不会跑进去。他的浑名叫“猫儿”香农，这是因为他的姓名打头的几个字母是“CAT”（猫）。他出生在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的蒂龙郡。父亲送他到英国的一所大学预科里去受过教育，所以他就不再有北爱尔兰的乡音了。在皇家海军陆战队里待了五年之后，他离开了军队，想过平民的生活。六年以前，他替一家伦敦贸易公司的乌干达分公司工作。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悄悄合上分类账本，坐进“流浪者”牌汽车，向西开往刚果边界。一个星期以后他签了合同，在斯坦利维尔的迈克·霍尔的第五突击队当上了一名雇佣兵。
——托马斯·哈代
“我尽力而为，我能做的还不止这些。”等她说完了他说。
他要说的都说了，于是就打住话头。他把右手的五个僵硬的指头伸向帽檐，然后就走了。
这一下又破了先例，因为他曾经发誓不喊这个人“先生”的，也不对任何一个“卡菲尔”人称先生。不过，他在利伯维尔④一家饭店酒吧里遇见的雇佣兵说得对，眼前的这个非洲人是不同寻常的。
“把卡宾枪留下，”他说，伸出一条胳膊去接枪，“詹尼，办利索点，嗯？因为咱们要是不坐那架破飞机离开这儿，过几天就会被砍死的。”
“你好，你是南非人？”
在逃出飞地到利伯维尔去的这个夜里，他才满30岁。
“我叫詹尼·杜普里。”说着他伸出了手。
在袭击机场的40分钟里，小马克找到了他一生的职业。一个星期以后，他开了小差，为了逃避被送回比利时的兵营，加入了雇佣兵。除了拳头大，肩膀宽，这时的小马克已经成了使用火箭筒的极其能干的雇佣兵了。他喜欢使用这种武器，摆弄起来就和一个孩子摆弄玩具手枪那样轻松自在。
“我不是运给养来的，先生。再也不运了。”
离停机坪远一点的地方，也是在一丛棕榈树的遮蔽之下，有五个人坐在“流浪者牌”汽车里，瞅着那个朦胧的人影从树丛向DC-4飞机走去。五个人都不停地抽着烟。
“总共五个。”
年长的爱尔兰修女拽住他那污秽的上装袖子，急切地说开了。他点了点头。
这五个对漫长的禁闭厌烦得发狂的人听罢都欢呼起来。
范·克里夫虽然是个空军的雇佣兵，可对方也是个雇佣兵，因此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亡命之徒有时是声气相通的。
“再见，先生。”
然后他返身向等候着的DC-4走去。
雇佣兵的头儿一个人留在那儿，向“超级星座”瞥了一眼。一队难民，主要是战败者头儿们的亲属，正爬上机后的舷梯。借着从舱门里散射出来的朦胧的光，他看见了他想见的人。当他向飞机走近时，那个人正要上梯子，而别的被指定留下来躲进丛林的人正等着抽走梯子。其中一个对那个正要上飞机的人喊道：“先生，香农少校来了。”
范·克里夫觉得松了口气。但他心中无底，如果由他陪着一个非洲将军飞回利伯维尔，会产生什么政治影响。
香农走到他跟前，敬了个礼。那个将军也举手答和。
这是一个丛林简易机场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也不见一丝月光，只有非洲西部的黑暗，像温暖而潮润的天鹅绒一样包裹着一群七零八落的士兵。云层几乎压到了伊洛何树的树梢。等待中的士兵祈求云层再停留得久一些，好遮住他们免受轰炸。
塞姆勒不安。
由于袭击看守，他多次被打得半死，直到刑满没有被减过刑。1968年出狱后，他只怕一件事，那就是被关在窄小的空间里，关在牢里，或者洞穴里。他早就发誓不再回去坐牢，即使在狱外丢了命也不去，万一重新被抓回去也要杀半打人才算够本。释放三个月后，他自费到了非洲，决心参战，加入了香农的队伍当上一名职业雇佣兵。到这个逃亡的夜里，他31岁。自从出狱以后，他不停地练习他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自他还是科西嘉的一个孩子时就开始学会使用了，他也因为这种武器在阿尔及尔的背巷小街里出了名。这种武器是一根宽皮带，和旧时剃头匠磨剃刀的皮条一模一样，拣合适的地方钉上两个锁钉。他把皮带缠在左手腕上。闲逛时他就带上它，把没有锁钉的一面缠在左手腕上。这时，他在消磨去利伯维尔的时光，左手上缠着那根皮带，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6英寸宽，一刀就能刺入骨头。他使用这个武器动作相当快，匕首藏在袖套里，对手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已经死于刀卞了。他在拉紧的磨刀皮条上来回磨着匕首，不断发出霍霍的有节奏的声音，匕首越磨越快。这个动作使他的情绪安定，也使别的人心烦，不过他们从不发怨言。熟悉他的人也从不和这个小个子拌嘴，因为他总是那么轻声轻气，不然就是面带那种苦巴巴的似笑非笑的神情。
实际上，这五名雇佣兵在那家饭店的顶楼住了四个星期。同时，报界对他们的兴趣也消退了。记者们被编辑叫回他们的总社，因为编辑们觉得，把记者留在一个没有新闻可采访的城市里毫无意义。
“好吧，那么再见了。你已经尽力而为了，谢谢你。”
“他说行，不过你们要快，姐姐。他想尽快把飞机开走。”
“香农。”
“我在巴黎待几天，”香农说，“在这儿找临时活儿的机会比伦敦多。”
坐在他身边的是手足伸开的马克·弗拉明克。别人唤他小马克，其实倒是因为他是个大块头。他是从比利时奥斯坦德来的佛兰芒人，身高6.3英尺，穿上衣服他有250磅，有些人以为他很胖，其实不然。奥斯坦德的警方对他很怵惕，大部分老百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都很怕他。不过，那个城市的玻璃工和木匠倒挺欣赏他，因为他给他们找了活儿。他们说，你能认出小马克打闹过的酒吧，那儿需要几个工匠去修复。
香农没有作答，只是走向等在街边的第一辆出租汽车，他把手提包放进车里。鲁尾随着过来了，脸都气青了。
“他妈的。”他骂道，可还是不停地干着。
——威廉·莎士比亚
“到利伯维尔。他们一上飞机我就走了。你呢？”
当出租汽车开走后，鲁在后面忿然地盯着那辆车。他喃喃自言着大步走向停车场里自己的汽车。
当香农走近时，那个将军转过身来，甚至此时此刻他仍佯装笑脸。
他目睹霍尔离任而由约翰·彼得斯接替。和彼得斯吵翻以后，他被迫北去，加入了在保利斯的德纳特的军队。两年后他参加了斯坦利维尔的一场兵变。在法国人撤到罗得西亚后，他头部负伤，加入了比利时种植园主的殖民者雇佣军布莱克·雅克·施拉姆的部队。他长途行军到过布卡武，又从那儿到了基加利。被红十字会遣返回国后，他又很快志愿去打另一场非洲战争，终于领导起自己的一个营。然而，他去得太晚以致吃了败仗，他总是去得太晚才吃了败仗的。
这个少尉一年以前还是个才应征入伍的小兵，他是凭着作战能力，而不是平步青云坐吃俸禄被提升的。他忧郁地点点头，接受了指示。
“我叫柯巴斯·范·克里夫。”飞行员说，和他握了握手。
“我是范·克里夫上尉。”他操着带南非白人口音的英语说。
“哦，是你们回来了。”
他们必须在那些小屋里等上一个小时。他们不安地坐在直背的木头椅子上，这时，几个年轻的法国军人从门缝里窥视他们，看一眼那几个“Lesaffreux”——他们用这个法国俚语来称呼那些形容可怕的人。雇佣兵们终于听到一辆吉普车发出长而尖的声音在门外停住了，接着是在过道上立正的劈劈啪啪的脚步声。最后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晒得乌黑、面容冷酷的高级军官，身穿热带的浅黄褐色军服，头戴顶上缀着金镶边的法国军帽。香农留神到他那双睿智的、飞快瞥来的眼睛，军帽下的铁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伞兵的翼形徽章别在胸口五排勋章绶带上。塞姆勒一见就迅速立正，站得笔直，下巴朝上，五指也笔直地放在裤子裤线的地方。香农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来者是谁，因为来的正是传奇式的勒·布拉斯。
他伸出手去，两人握了握手。
“上帝保佑你。”爱尔兰女人悄声说。从一个包里流出的几盎司绿色的排泄物粘到了副驾驶的袖子上。
那个法国人轻蔑地笑了，说：“你失败了。”
范·克里夫摇了摇头，他感到谁也不会看到他的动作。他觉得有些尴尬，幸亏黑暗遮掩了他的窘态。他四周的卫兵们捏紧了冲锋枪，眼睛都盯住他。
雇佣兵回过头来，认出了走在头里的修女。他第一次遇见她是在几个月前，那会儿这地区的仗打得很激烈，她主管一家医院，而他当时被迫把整个医院都撤走了。
“少校！”
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说话的腔调与其说像一个非洲人，倒不如说更像他曾经当过的英国公学的学生。范·克里夫觉得很不舒服，就像他许多次从海岸起飞穿过云层飞行时那样，心里总是自问干嘛要上这儿来。
这个倚着舱壁坐的比利时人对面是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此刻正习惯地在干着什么来打发等候的时光。他矮小、敦实、精瘦，皮肤呈橄榄色。他是个科西嘉人，在卡尔维出生长大。18岁那年他在法国应征人伍去打仗，是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时10万法国军队中的一员。过了18个月他就中途被编入正规部队，然后就转入第10殖民地伞兵部队，这些头戴令人敬畏的红色贝雷帽的伞兵是由马素将军率领的，被人称作“Les paras”（法语“伞兵”）。他21岁时出现了危机，一些职业法国殖民军为了永恒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事业重整旗鼓，当时这是由OAS组织来体现的。朗加拉蒂是和OAS组织一起去的，后来OAS组织逃亡了，在1961年4月的暴动失败后，又转入了地下。三年后他在法国被捕，那时他用了一个化名。他坐了四年牢，在巴黎桑戴第一监狱的黑暗、终日不见阳光的单人牢房里苦度光阴，后来转到图尔，最后到了雷岛。他是个桀骛不驯的犯人，有两个看守，死前一直带着被他袭击后留下的伤痕就可证实这一点。
“干嘛一个南非人，一个南非的白人要干这样的事呢？”其中一位阁员问那个将军。当这群士兵的头儿微微一笑时，他的牙齿闪着光。
当范·克里夫命令副驾驶打开机舱灯时，这架飞机已经飞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在这一个小时里，飞机从一个云堆躲进另一个云堆，时而飞出藏身的云堆，时而又迅速穿过低垂的高层云，找到另一个更稠密的云堆躲起来。它总是寻找云堆藏身，不让盘旋着的米格飞机在月光皎洁的夜里发现自己。而当范·克里夫知道自己的飞机已经在海湾上空飞出很远，机尾后的海岸离着它已有不少路了，他这才准许打开机灯。
“你上哪儿？”
那个爱尔兰人又转过脸来对着他。“不，鲁，你听着。我想在巴黎待多久就待多久。在刚果时我从来也没有被你说动过，现在也不会被你说动。拿出你的本领来吧！”
“我有点儿难处，我和我的伙伴们有点儿难处。要是联邦分子们发现了我们，我们就非被砍死不可。你能帮助我们离开这儿吗？”
“我等着你离开地面飞走。”他说，又点了点头。他想伸出手去握对方的手，却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做。他并不知道此时这个非洲将军也和他一样发窘。于是他转过身，向自己的飞机走去。
机灯的灯光在他身后照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景象，这种景象仿佛是多雷的一幅基调比较阴郁的画。机舱的地上铺着湿渍渍。污秽难闻的毯子。一个小时以前，这些毯子是用来裹那些包的。那些包里是40个小孩，他们畏缩着，一个个形容枯槁，由于营养不良都脱了形，在机舱两侧一排排地扭动着身子。蹲着的玛丽·约瑟夫修女从舱门边站起身，开始在这些挨饿的孩子群里走来走去。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前额上都贴上了一块胶布，正好在头发下面一点。由于贫血，头发早就变成赭色了。胶布上都用圆珠笔给利伯维尔城外的孤儿院写清了有关情况，如果身份不明的话，就写一个姓名和号码。他们不给战败者记载身份。
“不错，我们回来了。”
詹尼点头道谢，缓缓走回“流浪者”牌汽车，另外四个白人在车身周围站成了一圈。
“今天夜里可实在叫人吃惊，”他慢悠悠地说，“也许你还不知道哩，今天夜里我的高级顾问和所有有钱的人都穿过火线巴结敌人去了。一个月内其余的人大多也会学着这么干。谢谢你出了力，香农先生，我会记住的。再见了，祝你幸运。”
那个非洲人点头答礼，点头时一簇浓密的黑胡子刷着条纹伪装的军服前胸。
莫报告我的死讯，或者为我的死哀悼，莫将我葬在供人献祭的墓地，也用不着祭司把丧钟敲，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的尸体，也别为我出殡送葬。莫在我坟头上栽花植草，我平生的心愿，便是让世人把我忘掉。
“拿到了，谢谢您，先生。我们都是才拿到的。”那个雇佣兵回答。这个非洲将军忧郁地点点头。
接着他们交换了地址，邮局待领邮件地址，或者是一个酒吧的地址，酒吧的侍者可代传信函，也可以保存信件，等收信人来喝酒时取走。然后他们分道扬镰了。
喊名字的声音是法国腔，语气也不客气。香农转过身来，看见离他10码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于是他把眼睛眯缝起一点儿。那个人长得很粗壮，唇上长着下垂的胡须。他穿着抵御寒风的厚外套，走上前来，直到两人离着大约两英尺面对面地站着。从两人互相打量的神态看，他们谁也不喜欢谁。
“你们有多少人？”范·克里夫问。
“我想咱们是弄不明白的。”他说。
他是个孤儿，在一个神父经办的孤儿院里长大。那儿的神父尽量给这个长得过大的孩子灌输对尊长毕恭毕敬的思想，由于教诲重复得太多，马克竟至失去了耐心，在13岁那年就一拳把一个拄杖的神父打倒在石板地上。
“那一定是南非的飞机。”他们中的头儿说，然后转向身后蜷缩在汽车里的一个白人说：“詹尼，去问问那个机长，能不能给咱们留个空儿。”
那个头儿正要尾随他们一起走，两个修女焦急不安地从停机坪后面幽暗的丛林出来，向他走去。
“让我们保持联系吧。”他们说，眼睛全盯着香农。他是他们的头儿，全靠他去找活儿，签订下次的合同，打下一次战争。同样的，如果他们当中有谁听说和这一伙人有关的事而要和某个人联系，那么他首先想到的也就是香农。
他们把DC-4从机场主楼带往机场的另一头，那儿有一些小屋，随后指示飞机就在那儿停下，但让发动机继续转动着。几秒钟后，一个梯子架在机尾，副驾驶从舱内出来，使劲拉开了门。一顶法国军帽伸了进去，巡视了一下机舱，军帽底下的鼻子因舱内难闻的气味而皱了起来。那个法国军官的眼光停落在五名雇佣兵身上。他向他们招手，让他们跟随他上停机坪。当他们踏上陆地时，那个军官对副驾驶做个手势关上门，旋即，DC-4又向前左右颠簸着绕着机场开往机场主楼。一队法国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正在那儿等候接收飞机上的孩子们，好把他们带往儿童医院。当飞机摇摇摆摆地经过五个雇佣兵身边时，他们一齐向站在舱板上的范·克里夫挥手致谢，随后转身尾随那个法国军官走了。
在机场跑道的尽头，一架被打坏的老式DC-4飞机发出咳嗽般的声音，左折右转，摸索着向那些棕榈树叶铺成的茅屋滑去。跑道指示灯引着它悄悄降落，那些指示灯为最后一次降落只亮了最后的15秒钟。
他走了以后，这群黑人士兵又沉默了一会儿。
将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他点上火，挂上档，在车上坐了好几分钟，两眼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
“是玛丽·约瑟夫姐姐？你在这儿干吗？”
中午，一个军队里的理发师来了，还有一个下土捧来一堆长裤、衬衫、背心、短裤、袜子、睡衣和帆布鞋，他们把这些衣服鞋袜都试穿了一遍，各人拣了合适的留下，然后那个下士就把拣剩下的拿走了。那个军官和四个侍者一起端来午餐，并且关照他们不要走近阳台。万一他们想活动一下身体，也只能足不出户。他说，虽然不能答应拿英国或南非的书和杂志，却还可以带些经过选择的书和杂志来。
当DC-4开始飞近机场的时候，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在孩子们的呜呜啼哭声里，人们还能辨出另一种声音，这是一个男人吹口哨的声音。香农在吹口哨。他的同伴知道，快要打仗前，或者打完了仗，他都要吹口哨。他们也知道他吹的那个曲调的名字，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们。那个曲调叫牺班牙的哈莱姆》。
“我非常感谢，”那声音说，“这一定是十足的旅行了。其实我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超级星座’运输机，我希望这架飞机能带我离开这儿去流亡。”
由于他们从非洲回来的消息很保密，因此没有记者在等着他们。可是，有一个人却听说他们回来了，他一直在等着香农。这时，在别的雇佣兵都走了之后，他们的头儿才步出终点站的大楼。
“我的朋友，我有一言相劝，”鲁忿忿地说，“回到你自己的国家里去吧，别在这儿待着。待在这儿是不明智的。这是我的城市。要是这儿有什么合同可订，我头一个会听到信儿，我就包下来，然后去挑合伙人。”
他转过身去，走上梯子，向“超级星座”灯光昏暗的机舱内走去，这时，恰好四个发动机里的第一个发动起来了。香农往后退了一步，向那个曾雇他服务一年半的人最后敬了个礼。
四个雇佣兵一起说了声再见，就向DC-4走去。
沉默了好一会儿。克里夫能感到这个非洲人透过黑暗正凝视着自己，当旁边的人偶尔扬起香烟时，他看到对方一瞥时露出的眼白。
他穿过停机坪向站在DC-4机翼下的南非飞行员走去，旁观者看得见这两个雇佣兵商量了几分钟。说完后，那个穿军服的人又返身向等候着的两个修女走去。
“不是的，谢谢，先生，到利伯维尔我们有别的交通工具。我只是想说声再见。”
那个名叫詹尼的人点点头，扶正了头上的贝雷帽，从容地向DC-4走去。范·克里夫甚至没有听见身后有胶底鞋走来的声音。
詹尼·杜普里露齿一笑。
“我们没有办法。”香农说。
一架联邦的米格-17夜间战斗机呻吟着穿过夜空向西飞去。这架飞机可能是一个东德飞行员驾驶的；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东德派了六个飞行员来代替害怕在夜间飞行的埃及人。它在云层之上，从地面上是看不见的，就像机上的驾驶员也看不见地面的跑道一样。它正在搜寻闪烁的着陆指示灯，可是指示灯灭了。
自此以后，他就一连进了几个少年罪犯管教所，然后又被送入少年罪犯教养院，在青少年罪犯监狱也曾被关押过一次。而当他应征加入伞兵时，社会上才几乎松了一口气。那时，斯坦利维尔的西姆巴族土人的酋长克里斯托弗·格本耶威胁雇佣兵要把他们在大广场里活活烤死。于是劳伦特上校就和500名伞兵一起空降到那儿去救那些雇佣兵，马克就是其中的一名伞兵。
机舱后部，那五名雇佣兵在灯光下眨着眼睛，向他们同行的乘客瞥了一眼。以前他们也见过这种情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见过多次了。每一个雇佣兵都觉得有些恶心，不过谁也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事最终都是会适应的。在刚果、也门、加丹加和苏丹，他们总是见到这样的一副情景，也总是见到这样的孩子们，并且对这种情景也总是无可奈何。这会儿他们思索着，掏出香烟抽了起来。
“好啦，不过咱们现在就得上飞机。”那个南非人说。
“不，我是来搭你走的，如果你想要离开的话。”
“我懂了，今晚是你的政府命令你上这儿来的？”
“有朝一日我把这狗杂种宰了。”他喃喃自语。不过，这个念头似乎并不能使他的心情变得更好些。
飞往巴黎需要10个小时，在喀麦隆的杜阿拉和法国的尼斯要停两站。次日早晨快到10点的时候，他们到了布尔歇机场。时值9月中旬，机场上寒冷的晨风呼呼地刮着。在机场的咖啡室里，他们互相道别。杜普里选择坐长途汽车先到奥利，然后买一张单程票坐下一班的南非航空公司的飞机到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去。塞姆勒愿意和他同行，不过他至少要先回慕尼黑去看看家。弗拉明克说他想到诺尔车站去，坐直达布鲁塞尔的头班车，然后到奥斯坦德去。朗加拉蒂打算到里昂，搭火车去马赛。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那个满面胡子的脑袋，离着克里夫几英尺向他点着头，可能表示理解，也可能表示迷惑。
坐在朗加拉蒂和香农中间的是这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他是个德国人，名叫库尔特·塞姆勒，今年40岁。在回到那个飞地的初期，正是他设计了用骷髅作标记，佩戴在雇佣兵和他们的非洲受训者的肩上；也正是他曾经用木桩圈出一道前线，每个木桩上挂一个头天被击毙的联邦士兵的脑袋，以此辟出一个5英里的扇形防区来抵御联邦分子。打这以后一个月，他所在的防区是最安静的。他生于1930年，长在德国，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父亲是慕尼黑的一名工程师，后来和托特一起死在俄国前线。15岁那年，塞姆勒作为一个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的毕业生，当然也像那些经过希特勒统治差不多12年的德国青年一样，他领导一个小部队，由比自己年幼的青年和年逾七旬的老人组成。他的任务是阻止乔治·巴顿将军的坦克纵队，而他的武器是一支反坦克火箭筒和三支马枪。毫不奇怪，他失败了，因而整个青年时期他是在他所痛恨的美军占领下的巴伐利亚度过的。他也很少有工夫去侍奉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宗教狂，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个神父。17岁那年他离家逃亡，穿过斯特拉斯堡的法国边界，在斯特拉斯堡的征兵站签约受雇加入法国外籍军团，这个征兵站是专门招收逃亡的德国人和比利时人的。一年之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西迪贝勒阿巴斯随同远征军到印度支那。他在那儿待了8年，后来到了奠边府，由于在现港时外科医生给他切除了一叶肺，所以他很幸运未能看到在河内大败的耻辱就飞回了法国。他养好了伤，1958年他又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成了法国殖民军第一外籍伞兵团里的一名顶好的中士。这个伞兵团在印度支那曾两次全军覆灭，那时先是一个营的编制，后来发展成一个团，他是活下来的少数人之一。他只崇敬两个人，一个是罗杰·福尔奎斯上校，曾经在初期的外籍伞兵连里待过，后来一连人马全军覆灭；另一个是勒·布拉斯司令，也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如今执掌加蓬共和国的保密局，替法国维护那个国家的安全。此外，连曾经领导过他的马克·罗丁上校，在OAS组织最终溃败时也失去了他的尊敬。
“先生，还有一件事，”香农说，“我和我的伙伴坐在吉普车里商议过了，如果什么时候有……哪，如果您需要我们，只要打个招呼，我们都会来的。您只要招呼一下。我的伙伴们希望您明白这一点。”
“再见啦，帕特里克，”他说，“恐怕现在就算结束了。把车开走，丢下它。埋好枪支，在埋的地方做上记号。脱下你的军服，到丛林里去，懂吗？”
滑行着的DC-4上的驾驶员是无法听到他头顶上喷气机的呜呜声的，他打开机灯，想看看自己正往哪儿滑行。这时，黑暗中一个没精打采的声音喊道：“关上灯！”当驾驶员确定了自己的方位后，就熄灭了机灯，那架在他头顶上的战斗机离它有几英里远。南边传来一阵大炮的隆隆声，前线的士兵终于溃败下来，因为他们弹尽粮绝已经两个月了，都纷纷扔下枪炮，跑进能躲藏的丛林中去。
“祝您幸运，”他说，一半是对着自己说的，“您需要运气。”
舱门关上了，发动机转动起来，范·克里夫坐在这架停在机坪上的飞机里等着。这时，他透过黑暗望见机头冲下的“超级星座”轰隆隆地滑上跑道，从他眼前经过，终于飞了起来。两架飞机上都没有一点儿灯光，可是这个南非白人从道格拉斯式的飞机驾驶舱里能分辨出“超级星座”的三个直尾翅。那架飞机突然消失在棕榈树林上空，向南飞去，进入迎来的云层。这时，他才把载着一片哭泣呜咽声的DC-4慢慢滑向前方的起飞点。
“听我说，香农，我警告你……”
“鲁。”香农说。
“那你来干吗？”那个非洲将军轻声地问，“也许是为了孩子？这儿的修女们想让一些孩子坐飞机到安全地区去，可是慈善机关的飞机今晚不会再来了。”
“上帝保佑你。”穿白色修女衣的说，并且对她的同伴连忙吩咐几句。那同伴向机尾跑去，开始登上通往舱门的短梯。年长的修女匆匆地跑回停机坪后一片棕榈树林的黑暗中，从那儿很快出现一排男人，每一个的手臂里都抱着一包东西。走到了DC-4，他们就把那些包递给守候在最高一级舷梯上的那个修女。她身后的副驾驶看见她把第一批的三个包一个靠一个地沿机身开始平放成排，便急急地去帮忙，接过从机尾下伸过来的那些手里的包，传到舱内去。
“香农，你也想上来吗？”
离他最近坐着的是大个子詹尼·杜普里，无可争辩是赞比夕北部最出色的一名迫击炮手。杜普里今年28岁，出生在南非开普省的帕尔，是个穷困的雨格诺血统之家的儿子，他的祖先由于马赞林的愤怒，在法国宗教自由破灭之后逃亡到好望角来的。他的一张瘦削的脸上高耸着鹰钩鼻，鼻下是两片薄嘴唇。他看上去比往常显得更加形容枯槁了。由于精疲力尽，他的两颊上起了深深的皱纹，淡蓝色眼珠上的眼皮低垂着，茶色的眉毛和头发被尘土弄脏了。他低头瞥了一眼躺在机舱通道里的孩子，对占有财富和享受特权的世界咕哝了一句“Bliksems”（这些杂种）：他自己对世上的艰难也负有责任。这时他极力想睡着。
一个精瘦得像麻杆儿似的高个子男人从汽车后座下了车。和别的人一样，他从头到脚也穿着以绿色为主的丛林伪装军服，其上有棕色条纹。脚上穿着士兵穿的长统靴，裤管塞在靴子里，裤带上挂着一个水壶和一柄长猎刀，一支FAL卡宾枪和三盘子弹夹背在肩上，子弹夹里都是空的。当他绕到汽车前面时，那个头儿又把他喊住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坐上四周遮严的货车，从后门进了他们的住所。他们住在甘巴大饭店顶楼的五间卧室里。这是一家新建的饭店，离路对过的机场主楼才1000码，因此离市中心还很远。陪他们同来的年轻军官告诉他们就在这层楼吃饭，并且待在那儿听候通知。1个小时以后他又回来了，带着毛巾、刮脸刀、牙膏、牙刷、肥皂和海绵。一托盘煮好的咖啡也送来了。每个人都快快活活地泡在冒着热气、发出肥皂香味的大浴缸里洗澡，这是六个月来第一次洗澡。
塞姆勒在第一外籍伞兵团时，这个团的每个人都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的暴动。后来，这个团被夏尔·戴高乐永久解散了。他一直跟随法国军官，服从他们的领导。1962年9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后，他在法国马赛被捕了。他在牢里服了两年刑。由于他有四排战斗勋章的缓带，使他不致遭到更惨的结局。1964年，他20年来第一次过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带着自己的打算去和以前在狱中同牢房的难友碰头，准备和他一起在地中海地区进行走私。三年里，不算有一年他被送进意大利监狱，他从地中海这一头到那一头经营过酒类、黄金，偶尔是武器走私。后来，他终于在香烟走私中发了财。不料，这时他的合伙人既欺骗了买家，也欺骗了卖主，却把责任推给塞姆勒，并且卷包逃走。因为有许多找他算账的人，所以他只好渡海到西班牙，又坐了一连串的汽车到达里斯本，一走了之。到那儿以后，他和一个军火商朋友挂上钩，就投身到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非洲战争中去了。香农把他当做可操胜券的赌注接纳了他。塞姆勒凭着打过16年的仗，比他们所有的人在丛林战上都有经验。现在，他在飞往利伯维尔的途中睡着了。
自从上一次战后休假以来，他们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还从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吃完饭，这五个人就钻进被窝睡着了。当他们睡在还不习惯的褥垫和难以置信的被单上打呼噜时，范·克里夫在薄暮中把DC-4离停机坪，飞出了一英里，经过甘巴大饭店的窗口，又向南往纳米比亚的卡普里维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飞去了。他的任务也完成了。
勒·布拉斯沉思地点了几下头。随后他向他们大伙儿说：“我会让你们住得很舒服的。不用说，你们需要洗澡、刮脸，吃点东西。你们显然是没有换洗衣服啦，衣服会供给你们的。恐怕你们暂时只好待在你们的住处不能出去，这只是预防措施罢了。城里有许多新闻记者，同他们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接触。一旦办妥，我们就安排你们坐飞机回欧洲去。”
高个子男人点点头。
一天晚上，勒·布拉斯司令官总部的一名法军上尉没有预先通知就来找他们。他笑容满面地说：“先生们，我给诸位带来了好消息。诸位今晚将飞往巴黎。诸位将坐23点30分的非洲航空公司的班机。”
“好吧，上飞机。不过要快。那架‘康尼’一离开我们就起飞。”
“是呀，仗打得够长的。如今算是打完啦。恐怕是打完了，无论如何几年内是不打了。我很难相信我的人民会永远被奴役下去。顺便问一句，你和你的同事根据合同拿到钱了吗？”
“在这样的夜里飞行很危险，范·克里夫上尉，”他冷淡地说，“再运给养来可有点儿迟啦。”
“不，”范·克里夫说，“是我自个儿的主意。”
这位身经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老牌军人和每个雇佣兵都握了握手，在塞姆勒面前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AIDRS（哦），是塞姆勒吗？”他温和地说，脸上慢慢漾起笑意，“还在打仗。不过，不再是副官，我想，现在该是上尉了。”
“Out mon Colnmandant（是的，司令官先生），不过，我是上校了——只是临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