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回到市侩的国土，
不管怎样，我和第二人格之间却产生了分裂，结果，“我”被指派给了第一人格，并在相同的程度上与第二人格分隔了开来，后者因而可以说便获得了一种独立的人格。我并不把这与任何一种肯定的个性的想法联系起来，而这种个性乃是一个幽灵所可能有的；由于我是在乡下长大的，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本不应显得奇怪才是。在乡下，人们按照情况的不同，是相信这样的事物的，即是但同时又不是的事物。有关这个精灵的惟一明确的特征是其具有历史性的特性，即他在时间上有延展性，或更确切地说，他是没有时间性的。当然，我并不用这样多的话来告诉自己这一点，对其在空间的存在也没有形成任何观念。在我那第一人格的存在的背景里，他起着一种要素的作用，从来不是明确地限定了的然而又是确定地存在着的。
30 萨克森地区哈兹山脉的最高峰。登山者常可看到自己的影子，因光学原因被放大后投射在对面山峰顶部的云雾上。
这些话重重地击中了我的心灵。从前，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也是个充满热情的学生，情形就跟我现在一样；世界向他打开过大门，就跟它现在对我那样；知识的无穷财宝摆在了他的面前，就跟现在摆在了我面前一样。后来，一切对他来说却枯萎了，变得充满了辛酸，这种情形怎么竟发生了呢？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说找到的答案太多了。那个夏夜喝过葡萄酒后他所发表的那篇演说是一次最后的机会，使他得以跳出回忆，而像他本应是的那样度过了一段时光。此后不久，他的健康情况恶化起来了。到了1895年秋末，他卧床不起了，1896年初便去世了。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突然灵机一动：我何不去学医呢？奇怪的是，这一点以前我却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尽管我那听别人谈过很多的曾祖父曾经是个医生。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对于这种职业我以前便有一种抵制感。“一切均可，但切不要步人之后”便是我的座右铭。但现在我却告诉自己说，学医至少是与科学性的科目结缘的。在这方面，我便可以干我所愿意干的了。此外，医学这个范围包容很广，因而以后要专某个方面，也总是机会很多。我肯定地选择了科学，而惟一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去办呢？我得挣得自己的生活费用，而我既然没有钱，我便无法到国外上大学，因而也就无法获得有可能使我有机会从事科学性生涯的那种训练了。我充其量最多只能成为科学方面的一个半瓶醋而已。既然我又有一种个性，使我的许多同学和说话算数的人（就是老师们）不喜欢我，我也就没有希望找到一个会支持我的追求的资助者了。因此，在我最终选定了医学时，我的心情却是不那么痛快的，总觉得它不是步入生活的一件好事并能有远大前程。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作出了这不可逆转的决定，现在我总可以如释重负地大大松口气了。
我绝对忘不了这段穷困的时间，一个人这时便懂得了珍惜价钱便宜的东西。我仍然记得有过这么一次：有人把一盒雪茄当礼物送给了我，我喜欢得不得了。这盒雪茄我足足抽了一整年，因为我只准许自己在每逢星期天时才抽一根。
唯灵论者的观点，在我看来是古怪的和值得怀疑的，然而就客观心灵现象而言，它们却是我所见到的首批记录。诸如像左尔纳和克鲁克斯等人的名字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实际上便读完了那时我所能到手的全部这方面的书籍。很自然，我也把这些事情给我的朋友们谈起过，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反应既有嘲弄或表示不信的，也有急忙起而抗辩的。我奇怪的是他们竟会态度肯定地断言说，像鬼魂和转动桌子这一类事情是不可能有的，因而也就是骗人的，而在另一方面，他们这样作时又显然表明他们是采取不说有也不说无的守势态度的。我自己也不敢肯定这些报道的绝对可靠性，但是说到底，何以就不应该有鬼魂呢？我们怎么竟会知道某种事是“不可能的”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急急忙忙地表明态度又是什么意思呢？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种种可能性是极为有趣和极为吸引人的。它们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又一个新天地；世界具有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说，梦有可能与鬼魂有点什么关系吗？康德的《一个看见鬼魂的人的梦》的出版真是十分及时，而且我还很快就发现了卡尔·杜普雷尔这个人，他的著作从哲学上和心理学上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价。我还挖掘到了埃斯肯梅耶、巴萨旺、吉斯提奴斯、克尔纳和格雷斯的著作，还读了斯威登堡39的七卷著作。
33 指《联想及其治疗作用》（莱比锡与维也纳，1888年版）。——原注
在我看来，圣灵是无法想象的上帝的化身。圣灵的活动不但是崇高庄严的，而且还带有那种奇异及甚至是令人怀疑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又是雅克威38 的行为所特有的；对于雅克威，我是天真地把他等同于上帝的基督形象，这是我在接受坚信礼时他们所教导我的（这时我仍然不知道，严格地说来，魔鬼也是与基督教同时产生的）。我主耶稣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因而便是一个也会产生错谬的人物，要不就是圣灵的喉舌而已。这种甚为不正统的看法，是跟神学上的看法相距甚远的，自然便使人觉得完全不可理解了。我对此所感到的失望便逐渐导致我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麻木不仁，此外还证实了我的看法：在宗教问题上，只有体验才是重要的。
我要离开巴塞尔，这对我母亲来说可就不好受了。但是我知道，我是无法帮助她解除这种痛苦的，而她则勇敢地承受住了。她与我妹妹住在一起，我妹妹是个清秀而病恹恹的人，在一切方面均与我有所不同。她仿佛生来就注定了一辈子得当老姑娘，而她确实也终身未嫁。但她培养起了一种非凡的个性，我对她的处世态度也很钦佩。她不得不经受一次据称是没有什么妨害的手术，但却不幸死在了手术台上。当我发现，她已事前把她的一切事情，甚至连最后的一个细节，都早已安排妥帖时，我实在深为感动。在心底里，她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陌生人，不过我却很尊敬她。我是很爱动感情的，而她却总是显得镇定自若，尽管在内心深处她是很敏感的。我可以想象出来，就像我祖父他那惟一的妹妹经历过的那样，她在妇女敬老院里是怎样打发她的时日的。
35 新教：指德国路德进行“宗教改革”而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
这是1898年，此时我已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起当一个医生的生涯了。我很快得出结论，觉得自己必须学有所长。这种选择看来在于外科和内科之间。我倾向于选择前者，原因是我受过解剖学的专门训练，此外我还很喜爱病理学，而要是我拥有足够的资金，便很有可能使外科成为我的职业了。向来，为了上学而使自己债台高筑，一直使我痛苦不堪。我知道，期末考试之后，我便得尽早地开始挣钱养活自己了。我设想过在某个县级医院当助理医师的生涯，在那种地方比起在一个诊所来，更有希望谋得一个有薪金的职位。此外，在一个诊所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其负责人的支持或其个人的利害关系。由于我人缘有问题，与别人又落落寡合——这种体味我实在太多了——因此我不敢设想会好运临头，于是便只好满足于在一所地方医院谋个职位这种并不过高的前景了。其余的便取决于努力工作，取决于我的本事和申请了。
回顾起来，我现在可以看出，我童年时的发展，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已预示了我未来的事件并为我在适应父亲在宗教信仰上的崩溃及为有关这个世界的破坏性的新发现的这种种情形扫清了道路——今天我们大家都明白的新发现并不是经过一两天就形成了的，而是事先就已长时间地在发生影响。尽管我们人类拥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然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其岁月以世纪作单位来计算的一种集体精神的代表者、牺牲者和促进者，我们很可能终生都在认为，我们向来是凭本能行事的，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不过是世界戏剧舞台上的跑龙套的角色而已，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却存在着种种因素，使我们的生活不由自已地受其影响，而要是这些因素不为我们所觉察，其影响的程度也就更甚了。因此，我们的生命至少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好几个世纪里的——这个一部分，只供我自己利用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第二人格”。它不是一种个人的玩物，这种情形可以由西方的宗教所证实。这种宗教明确地把它自己施加到这个内在的人的身上，并在为时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认真地竭力使他认识带有其个人的先入之见的我们的表面意识，“无须到外面去找，真理就潜藏在这个内在的人的身上。”
然后，那痛苦的问题便显现出来了：从哪里弄到这笔钱呢？我父亲只能筹集一部分。他向巴塞尔大学替我申请定期生活津贴费，这使我觉得很丢脸，但却居然被批准了。我之所以觉得丢脸，主要原因不是说我们家的贫困被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是因为我向来私下里相信，所有“上层”的人，所有说话能“算数”的人；对我都抱有成见。我从来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这种好处。我显然是由于我父亲的名声而得到了照顾，因为他是个仁慈而又胸怀坦荡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跟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我对自己抱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从第一人格的眼里来看，我觉得自己是个落落寡合、天分中等却又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具有一种不受约束的气质且态度暧昧，一会儿天真热情，一会儿又孩子气地易于失望，在其本质的最深处是个隐士和蒙昧主义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把第一人格看作是一种困难的和吃力不讨好的道德任务，是一门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的课程，这一课程由于下述五花八门的过失如一段时间的懒惰、泄气、沮丧，对没有人认为有价值的想法和事情却有不适当的热情、轻信别人的友谊，见识有限、易抱偏见、愚蠢（在数学上！）、对别人缺乏了解、在哲学问题上看法不明确且又混乱、既不是个诚实的基督徒又不是别的什么人等等而变得复杂起来。第二人格是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性格的；他是一种永存的生命，出生了、在活着、死了，集一切于一体，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幻觉。关于他自己虽然无情地清楚，他却无法通过第一人格那浓厚的，阴暗的媒介来表达自己，尽管他渴望这样做。在第二人格处于支配地位时，第一人格便被包含在他里面而被湮没了，这就恰如反过来，第一人格把第二人格看作是一个内里一片黑暗的区域一样。第二人格觉得，关于他的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均像掷到世界的边缘上空的一块石头，最后只能毫无声息地掉进那无穷的黑暗之中。不过在他（第二人格）身上，光明处于统治地位，其情形恰如一处王宫的那些宽敞的大厅，其高大的窗子全都朝着洒满了金色阳光的风景洞开着一样。在这里是意义和历史的连续性，它们与第一人格生活中的不连贯的偶然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与其环境并没有真实的接触点。另一方面，第二人格觉得自己暗中与《浮士德》所体现的中世纪相一致，与一种过去的遗产相一致，这一遗产显然使歌德内心深处激动不已。因此，对于歌德来说，第二人格也是一种真实——这，因此对我来说便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我现在震惊地认识到，《浮士德》对我来说所含有的意义，要远胜于我那可爱的圣约翰的《福音书》29 了。在《浮士德》里有某种可直接作用到我的感情上的东西。圣约翰所说的基督在我看来显得古怪，但更古怪的还是其他几本福音书中所说的那位救世主。另一方面，《浮士德》是第二人格的活生生的等同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就是歌德给其时代所作出的回答。这种顿悟不但对我很有安慰作用，它还给予我一种更大的内心安定感及一种我属于人类社会的感觉。我不再是孤立的了，也不再只是一个怪人，一个残忍的大自然的嘲弄对象。我的教父和权威是伟大的歌德本人。
44 比才（1838－1875）：法国著名作曲家，著名歌剧《卡门》的作者。
一打开序言，映入我眼帘的是：“大概是由于这个科目的特殊及其发展尚不完全之故，精神病学方面的教科书便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一种主观性的印记。”几行之后，其作者把精神病患者称作“人格之病”。我的心突然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我只好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变得十分激动，因为在一闪而过的启示里，对我来说已变得很清楚，精神病学才是我的惟一可能目标。只有在这里，我的兴趣的两股激流才能汇流到一起，形成一条水流并冲出一道河床来。这里是经验性的天地，与生物学和精神性的事实存在着共性，这样一个天地我一直在寻找着，可是却一直没找到。这里终于有了一个天地，一个大自然和精神的冲撞变成了现实的天地。
我心里清楚了，我是生活在一个人必须挣得其生活资料的时代和世界里。而要这样，一个人就得成为这样那样的人，而我所有的同学全都痛感有此必要并且不作他想，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古怪。何以我就不能下定决心并使自己埋头于某一确定的事情中呢？甚至连我那德文老师认为学习努力而且自觉、可作我的楷模的那位死抠硬背地学习的家伙某某，也早已决定要学神学了。我明白了，我必须定下心来，好好把这件事想通想透。比如说，我要是学动物学，那我将来就只能当个中学教师，或最多也不过是在动物园里当个雇员就是了。在这方面是没有前途的，甚至在你要求不高的情形下也是一样——当然了，比起来我更乐于在动物园工作而不愿度那当中学老师的粉笔生涯。
我一心一意扑在工作研究上，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几乎不用说便使我与我的同事们疏远了起来。他们当然不会知道，精神病学对我是多么奇妙，而我又是多么急于想参透其玄机了。那时候，我在治疗学方面的兴趣尚未觉醒，但所谓正常性的病理变异却迷住了我，因为它使我获得了久已渴望的机会，得以更深入地洞察那具有总括性的心灵了。
我的大学生活在我来说是一段美妙的时光，一切均充满了理智的活力，它还是一个交朋结友的时候。在兄弟会的几次会议里，我就神学和心理学方面作了几次讲演。我们还进行过许多热烈的讨论，但并不总是医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叔本华和康德进行争论，我们还懂得西塞罗34文体的优美的一切，我们还对神学和哲学有兴趣。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在傍晚六点钟时回到家里，结果发现我们全家——我母亲、我那十四岁的妹妹及那女佣——全都处于一种十分激动的状态。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前，又发生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这一回，却不再是那已裂了缝的桌子了，响声是从餐具柜的方向传来的，这东西是一件沉甸甸的家具，早在19世纪初就买来了。她们已经从上到下把它察看了一遍，但却找不到有什么裂缝的迹象。我立刻动手把这柜子细细检查了一遍，连其周围的地方也细细检查了，但也同样毫无结果。然后，我便开始检查起这柜子的内壁来。在存放着面包篮的碗柜里，我发现了一条面包，在其旁边放着的，则是一把切面包的刀子。刀刃的大部分崩成了几块碎片，刀把躺到了四方形的面包篮的一个角落里，在其余的三个角落里，每个角落躺着一片刀刃。这刀子不久前刚使用过，是在四点钟喝茶时用的，然后便被放到了一边。过后便没有人到餐具柜里取过东西。
40 布朗山：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就像《浮士德》为我打开了一道门那样，《查拉图斯特拉》则砰地给我关上了一道门，而且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关着。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老农夫一样，发现自己的两头牛显然是中了邪术，把它们的头套在了同一个笼头里。“这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小儿子问道。“孩子呀，这样的事人们是不会加以谈论的。”他的父亲回答说。
我认识到，一个人除非跟人们谈些他们所知道的事，否则便只能是对牛弹琴。幼稚的人并不意识到，与其友人谈论些后者所不懂的事是一种什么样的侮辱。只有当前者是个作家、记者或诗人时，他们才会原谅这种毫不客气的行为。我逐渐明白了，一种新思想，或甚至只是旧思想的一种异乎寻常的一个方面，只有依靠事实才能与别人沟通。事实是站得住脚并且不会被扫到一边去的；某个人或迟或早总会遇到它们并认识到他所发现的是什么。我认识到，我谈话，原因就在于我缺少某种更好的东西，认识到我应该是在提供事实，但这些事实却是我所完全缺乏的。在我手中，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以往很多时候，我发觉自己常常凭经验行事。我开始责怪哲学家们当经验正缺乏时却喋喋不休，而当他们本应用事实进行回答时却把嘴闭了起来。在这方面，他们全都似乎跟浅薄的神学家们没什么两样。我感到，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我已穿越过了一个满是金刚石的山谷，但是我却无法使任何人相信——在我更仔细地观察它们时甚至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说我所带回来的样品并非只是些石块而已。
在斯图加特，我拜访了姑妈弗劳·雷玛·荣格，她的丈夫是个精神病学家，此次拜访，未料却是与她永诀的一次。她是我祖父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的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她是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有光，生性活泼愉快。在我看来，她仿佛完全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不可捉摸的幻想和拒绝消亡的各种往事的回忆的世界里——生活在一种正在消亡和一去不复返的往事的最后一息中。这次拜访是对我童年的怀念的永诀。
32 《所罗门之歌》，即《圣经·旧约》里的“雅歌”。
接着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这次我又梦见自己处身在一座树林里；树林里溪流纵横交错，在最幽暗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圆形的水塘，水塘四周丛生着茂密的灌木丛。半身淹没在水里的是一种最古怪和最奇妙的生物：一只圆鼓鼓的动物，身上闪烁着乳白色的光泽，它由无数的小细胞，或者说是由形状犹如触手的各种器官所构成。这是一只巨型深海放射目动物，身粗大约三英尺。这一威严的生物竟躺在那儿，躺在这不为人知的地方，躺在这清澈的深水中，谁也不来打扰它，这在我看来实在是妙不可言。它在我身上激起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结果我醒来后心还在怦怦地跳着。这两个梦对我作出喜欢科学的决定起了压倒一切的作用，同时也消除了我的所有疑虑。
比才44 的音乐陶醉了我，征服了我，使我在一望无际的大海的波涛上随波起伏。而第二天，当火车载着我越过边境而进入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之时，《卡门》那优美的旋律仍萦绕我脑际。在慕尼黑，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古典艺术；这种艺术与比才的音乐合在一起，使我处身于一种春天般的、新婚之夜般的快乐气氛之中，这种气氛的深邃和含义，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有所领会。然而在外部世界里，这却是阴沉的七天，其时是1900年12月的1日至9日。
我明白，我显然再次走进了一条谁也不能谁也不会跟着我走的死胡同。但是我懂得——而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使我偏离我的目的——我作出的决定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也是命里注定的事。它就像两条河流汇合到了一处而形成了一股急流，毫不留情地载着我流向远方的目的地。我是一个“两重性格合而为一”的人的这种自信的感觉，如同一个有魔力的巨浪承载着我一样，使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而且还考了个第一名。很有典型性的是，在奇迹之路上我一帆风顺，但潜藏着的重大障碍却使我在最拿手的科目上栽了跟头，这科目就是病理解剖学。由于一种古怪的错误，在除了各种各样的碎屑之外似乎只含有上皮细胞的显微镜的承物玻璃片上，我却看漏了藏在一个角落里的一些霉菌。在其他科目上，我甚至猜出了我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由于这个，我胜利地越过了好几个危险的暗礁。但是报复却来了：在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地方，却由于最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而翻了船。要不是由于这一点，在这次考试中我本可取得最高分的。
我的世界观又一次发生了九十度角的转动；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道路无法改变地通向外部世界，进入到具有三维特征的有限区域和黑暗之中。在我看来，亚当一定曾经以这种方式离开过伊甸乐园；伊甸乐园对他来说已变成了一个幽灵般的使人恐惧的东西，而他得满头大汗地耕种满是石头的土地这种活计也就成了一种轻松的活儿了。
小孩子对于大人所说的话所作出的反应，远比不上对在周围环境下摸不着猜不透的事物所作出的反应更甚。小孩是潜意识地使自己适应于它们的，而这便在他身上产生了具有补偿的种种相关性。甚至在我最幼小的儿童时期便逐渐拥有的特定的“宗教”观念，便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物，只可以认为是我对我父母的环境及对时代精神所作出的反应。我父亲后来只好屈从对宗教的各种怀疑自然便只得经历一个很长的酝酿时期。自己的世界及大体整个世界发生的这样一种剧变，便会把其影响向前推进；这种影响的时间越长，我父亲那意识着的头脑便会愈加拼命地反抗其威力。我父亲所具有的预感使他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状态，尔后这种种不安又传到了我身上，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第二天，我把这把坏了的刀子拿到镇上一个最有名的刀具商那里去。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裂痕，然后便摇了摇头。“这把刀子完全没有什么毛病。”他说道，“钢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有人故意把它一片片地弄坏的。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可以把刀刃插进抽屉的裂隙里，然后一次折掉一片。也可以用别的办法，如从高处把它朝下落到石头上。但是好钢是不会炸裂的。一定是有人在跟您开玩笑吧。”我小心地把刀子的这些碎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既吓坏了我也鼓舞了我。梦中我身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时值黑夜，而我则顶着强劲的大风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浓雾到处飘飞。我把两只手作成杯状来护一盏小灯，而这灯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一切均取决于能否保住这盏小灯使之不灭了。突然之间，我觉得背后有个东西正向我走近。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硕大无朋的黑色人影正跟在我后面。但与此同时，尽管我吓坏了，却还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还一定得保住我这盏小灯，以便度过这个狂风之夜。我醒过来后，便立刻意识到这个人影就是“布洛肯峰30 的鬼魂”，亦即我自己的影子在我带着的这盏小灯的灯光照射下投放在飞漩的浓雾上而形成的。我还知道，这盏小灯就是我的意识，我所拥有的惟一一盏灯。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所拥有的惟一财富，而且还是最大的财富。相比起来，与黑暗的威力相比，这盏灯虽然显得无穷的小和脆弱，但它却仍然是一盏灯，我的惟一的灯。
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我发现，科学虽然打开了通向大量知识的大门，但在提供真正的顿悟方面却少得可怜。而这种顿悟，总的来说是有着特有的性质的，我从哲学著作的阅读中懂得，心灵的存在是造成这种情境的原因。没有心灵，便不会有知识，也不会有顿悟。然而关于心灵，却不见有只字提及。它到处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而甚至当有人提及它时——例如，C. G. 卡鲁斯就是这样——却显出对它没有真正的了解而只有哲学式的沉思冥想，而这实在是太容易作出这种那种的冥想了。对于这种言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随后的两个学期是有关临床的学习，这使我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可供我涉猎与此无关的其他方面了。只有在星期天，我才有时间研究康德。我还刻苦地研读了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有一段时间，尼采也列入了我的计划，然而我却迟迟没有开始阅读其作品，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还未作好充分的准备。那时候，他受到人们的广泛讨论，但大都贬多于褒，讨论者多是据说是有能耐的哲学方面的学者们；从这些褒贬中我可以推想出他在高层人士们中引起了多么大的敌意了。当然，这些人中的最高权威是雅各布·布尔克哈特了，他那各式各样的对尼采的批评性评论到处可见。此外，我们大学还有些与尼采本人有些过从的人，此时便到处散布有关他的各种各样并非恭维的琐事闲言。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尼采的著作连一个字也没有读过，因而便只好就他的外表性的怪癖大作文章，如摆绅士的架子，他弹钢琴的架子、他文体的夸张——这些怪癖使当时巴塞尔市有身份的人士们很觉碍眼。使我推迟了阅读尼采著作的当然不是这些事情——相反，它们倒起了最强烈的推动作用。我之所以推迟了，是因为我暗地里害怕，我也许也会像他那样，至少是在那种“秘密”方面会像他那样，结果导致与周围的人和环境隔绝。也许是——有谁会知道呢？——他曾有过内心的种种体验和种种顿悟，而不幸的是他又企图对此谈论谈论，结果却发现没有人能理解他。很明显，他是或至少被人认为是个怪物，是个大自然的嘲弄对象；而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想成为这样的。我担心，我可能会被迫承认，我也是另一个这样的怪人。当然了，他是个教授，写出了大本大本的厚书，并因此而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荣誉。但是，他也像我那样，是个牧师的儿子。但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国土辽阔的德国，国土一直远伸至海边，而我却只不过是个瑞士人，出身自位于边境的小村子的一个安分守己的牧师家庭而已。他讲的是优雅的高地德语，懂拉丁文和希腊文，可能还懂法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而我有把握地运用自如的惟一语言却只有瓦格斯－巴塞尔方言。他，拥有所有这些堪属可引以为荣的东西，即使被人当作是某种怪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却绝不能让人发现我在多大程度上也像他一样啊。
我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工作开始了，生活也便具有一种要求人必须专心致志的现实性——精神集中、头脑清醒、认真负责等。它犹如进入了一座世俗的修道院，等于屈从于只相信大概可能有的，一般的、普通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放弃奇异的和有意义的一切，及把一切超尘绝俗的东西变成平庸无奇的凡品的誓言。从此之后，有的只是空空如也的表面，有的只是没有连续下去的开端，有的只是没有相关性的事件，有的只是范围越缩越小的知识，有的只是据说是问题的失败，有的只是令人沮丧的狭隘的远景，有的只是日常事务那无边无岸的沙漠。一连六个月，我把自己关禁在那犹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内，为的是要习惯这精神病院的生活及风气；而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患者的思想与心理，我便把五十卷的《精神病学概论》从头开始一页页地读了一遍。我想要弄清楚，人类的心灵在面对其本身的毁灭情境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因为就我看来，精神病学清楚地表达了在精神病出现之时是如何支配那所谓的健康头脑的那种生物学反应的。我的同事们在我看来，也跟病人那样使我发生兴趣。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暗地里编制了我那些瑞士同事在遗传背景方面的统计数字，并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这样做一是为了想使自己获得些教益，二是为了好理解精神病人的智力。
在他去世六个星期后，我父亲对于我便显得像是一个梦。他会突然之间站在我面前，说他就要度假回来了。他的健康已得到很好的恢复，现在正在回家。我觉得，由于搬进了他的房间，他可能会讨厌我的。可是一点儿也不是这样！虽然如此，我仍觉得于心有愧，原因是我想象他已经死掉了。两天之后，我又做了这样的一个梦。我父亲恢复了健康并且正在回家，于是我便再次责备我自己，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死掉了。以后，我便不断地自问道：“我父亲在梦中回转家来，而且他的样子又显得那样逼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次无法忘却的体验，而这便迫使我第一次思考起死后的生活的事来。
我自问道：“这样一个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直到那时我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梦是直接由上帝送来的。但现在我却吸收了大量的认识论的观点，因而便使我怀疑起来了。例如，人们可以说，我的顿悟是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成熟起来，然后才突然以梦的形式破壳而出的。说实在的，它就是那么发生的。但是这种解释却只是一种描述就是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过程和为什么它以意识的形式破壳而出。我并没有故意地干过任何事情来加速任何的这样一种发展；相反，我的同情心却在另一个方面。因此，在这些景象之后一定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是某种理智在起作用，至少是某种在理智上胜过我的东西在起作用。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内心王国之光便以一个硕大无朋的影子显现出来了，这一非同寻常的想法确实不是某种我会自发地想到的东西。现在，完全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许多以前对我来说是无法解释的事情——特别是以前每当我间接提到使人会想起内心王国的任何事情时，人们脸上便会掠过显得尴尬和疏远的冰冷阴影的神情。
那时候，他的烦躁易怒和不满日有所增，而他的状况使我对他很是关心。我母亲避开一切可能刺激他的事并拒绝与他进行争吵。尽管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往往却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脾气。在他大发脾气时我便顺从地不发一语，而在他显得比较和气时，有时我便设法找些话与他交谈，希望得悉点他内心的想法及他对自己的了解情形。在我看来，很清楚，某种甚为特别的事情正折磨着他，而我怀疑此事乃是与他的信仰有关。从他无意中作出的一些暗示里，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忍受着由于对宗教产生了种种怀疑而带来的痛苦。这在我看来，肯定就是他是否已获得了那种必要的体验的那种情形。从我设法与之进行的讨论里我看出了，实际上，某种那样的东西却是缺乏了，因为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他都给以同样的、听腻了的、毫无生气和合乎神学规范的回答，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而这便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情。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吵架时抓住这些机会并跟其景况妥协。我明白，我那些批判性的问题很伤他的心，但尽管这样，我却不想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因为在我看来，他竟没有过对上帝的体验这一所有一切体验中最显著的体验，实在几乎令人难以设想。我对认识论知道不少，因而便认识到，这样一种知识是无法加以证明的；而且我还同样清楚，这实在也跟夕阳西下之美或黑夜的恐怖那样，是无需加以证明的一样。毫无疑问，我曾笨拙地设法向他传达这些明显的真理，满怀希望地帮助他承受起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他身上的这一灾难。他是得与某个人争吵的，于是他便与他家里的人和他自己吵起来了。他何以不与上帝这位一切造物的阴沉的创造者进行争吵呢，因为只有他才应为世上的各种痛和苦难负责啊？上帝肯定会以答案的方式而让他做一下那种奇妙的、无限深刻的梦；尽管我没有向他请求，上帝却让我做过这种梦并让这种梦来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并不知道其原因，它只是这样就是了。对呀，他甚至让我瞥了一眼他自己的本形。这是一个重大的秘密，我是不敢也无法向我父亲揭示这一点的。要是他能理解有关上帝的直接体验，我本可能向他揭示这一点的。但在我与他的交谈中，我却从来没有走出这么远，甚至从不走近到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范围，因为我总是以一种非心理学的和理智的方式来处理它并尽一切可能来避开会引起感情冲动的各个方面。这种方法每一次都像对着公牛的一块红布那样，导致了我所无法理解的种种恼人的反应。我实在无法理解，一种完全合理的争辩，怎么竟引起了这种感情上的抵制行为的。
在第二学期末，我却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发现将产生重大的结果。在我一位同学的父亲的藏书室里，我无意中找到了一本论述精神性现象的小书，出版日期为70年代。这本书叙述了唯灵论的起源，其作者是一个神学家。我最初的怀疑很快消失了，因为我忽然明白了，书中所述的，总的说来，大都是自童年时代以来我在乡下所再三再四地听到的那些同样的故事。毫无疑问，其材料是可信的。但是这些故事是否具有物质的真实性，对这一重大的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却不能令我满意。虽然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各个时代，这些同样的故事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再三再四地有所报道过。这其中必然有某种原因，而且这种原因不可能就是到处都具有同样的宗教观念这一显著的缘故，因为很显然情况并不是这样。相反，它是必须与人的心灵的客观行为相联系的。但就这个主要问题——心灵的客观性——而言，除了哲学家们所说的东西之外，我却绝对找不出什么东西来。
1900年12月10日，我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职位。我很高兴能到苏黎世工作，因为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巴塞尔对我来说已变得太气闷和乏味了。对于巴塞尔人来说，除了他们这个市镇之外，别的城镇是不存在的，只有巴塞尔才是“开化的”，伯斯河的北岸，便是野蛮人的国土了。我的朋友们无法理解我离开此地的原因，猜想我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但他们完全猜错了，因为在巴塞尔，不论什么时候，我都被人认出是保尔·荣格牧师的儿子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教授的孙子。我是个知识分子并属于一个确定的社交圈子。我对此很为反感，因为我不想也不愿意让自己归入某一类人之中。巴塞尔知识界的气氛在我看来是令人羡慕地具有世界性，但传统的习惯势力却使我受不了。当我来到苏黎世后，我立刻感觉出了这种差异。苏黎世与世界的联系不是通过知识界，而是通过商业。然而在这里，其气氛却是自由的，而我是一贯看重这一点的。在这里，一个人即使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你也不会感到千百年的积垢的重压。对于巴塞尔，我时至今日仍有一种淡淡的怀恋，尽管我知道它已不再是原先的那个样子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巴霍芬和伯克哈特在街上漫步的那些日子。仍然记得在大教堂后面那古老的牧师会会堂，仍然记得那横跨莱茵河河面的那座古桥，仍然记得这桥是半木石结构的。
“为您”这个字眼儿给了我可怕的沉重的一击，我感到往昔的日子的一小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地永远结束了。但同时，男子汉和自由的一小部分则开始在我身上觉醒。我父亲去世后，我便搬进了他的房间并取代了他在家里的地位。比如说，我得每星期把家用开支的钱亲手交给我母亲，原因是她不会计划家庭经济开销和不会理财。
这些毫无结果的讨论触怒了父亲和我，最后我们便放弃了这些讨论，各自背负起自己所特有的自卑感来。神学使父亲和我互相疏远了起来。尽管我觉得并不孤独，我却感到再次遭受到了一次重大的失败。我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他正无法逃避地屈从于他的命运了。他孤独，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与之交谈。至少我知道，在我们的熟人中是无法找到一个我可以加以信任让他来说这种能有所帮助的话。有一次，我听见他在祈祷。他拼命斗争着要保有自己的信仰。我心里震动起来但同时又极为气愤，因为我看出了，他是多么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教会及其神学思想里而不能自拔了。它们堵塞了他本可直接接近上帝的一切通路，可是然后又不守信用地抛弃了他。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较早那次体验的最深刻的含意了：上帝本人已拒绝为神学及建立在神学之上的教会负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上帝又宽恕了这种神学，就像他宽恕过许多别的什么一样。设想人应为这种种发展负责，这在我看来实在荒唐。说到底，人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就跟小狗一样，生下来就又聋又瞎，”我想道，“并像仁帝所有的造物那样，只拥有最模糊的一点光，这点光绝不足以照明他们在其中摸索前进的那一片黑暗。”我同样地确信的是，我所认识的神学家们没有一个人曾亲眼见到过“那照亮了这片黑暗的光明”，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看到了，他们就不可能去教一种“神学的宗教”了；而这种宗教在我看来是有很大的不足的，因为它与此毫无关系而是要不抱什么希望地相信它。这就是我父亲以前极力英勇地这样做了的，但结果却碰了壁。他甚至无法保护自己不受精神病医生的那种可笑的物质主义的侵犯。这也像神学一样是某种人们得加以相信的东西，但只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就是了。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确信的是，这二者均缺少了认识论方面的批判及体验。
几个星期以后，我听说有几个亲戚在搞桌子转动的事已有好些时候，他们还有一个降神者，一个十五岁半的年轻姑娘。这几个人一直想让我见见这个降神者，据说这个人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便想到了在我们屋里的那种古怪的现象，于是我便猜想，它们可能以某种方式与这位降神者有联系。于是，我便开始列席他们的降神会，这种降神会每星期六傍晚定期在我亲戚家里举行。我们在沟通的形式和墙的四壁及桌子发出啪啪声方面果然有了结果。不依赖于降神者，桌子会移动是令人起疑的，而且我很快发现，对这种实验增加某些限制性的条件一般来说会有妨碍性效果。因此，我同意桌子是自动发出啪啪声的，随后便把注意力转到传递信息的内容方面来。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列举出了这些观察的结果。经过大约两年的实验，我们全都对此变得相当厌烦了。我发现了这位降神者通过诡计来企图使人产生异象，而这便使我从此不再参加这些实验了——我后来对此甚觉后悔，因为我从这个例子中懂得了一个第二人格是怎样形成的，懂得了它是怎样进入一个小孩的意识里并最后使后者结合进她本身里。她是那些早熟的异人之一，由于肺结核病，她在二十六岁时便死掉了。在她二十四岁时，我又见过她一次，并获得了她具有个性独立并成熟这一永久性印象。在她死后，我听她家里的人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的个性一点儿一点儿地解体了，到了最后，她竟回复到一个两岁的小孩的状态，而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去世的。
他们垂头丧气地迈步
啊呀呀，我的老天，
那时候，这些便是我开始我那精神病学生涯时的状况——我客观的生活得以从中产生出来的主观实验。我既没有超然于我自己并以真正客观的方式来观察自己命运的欲望，也没有这种能力。我是乐于去犯或者编织一个本来应该如何如何的幻想，或写一部为自己辩解的书这种人所熟知的自传作品的错误的。总而言之，人是一个事件，它是无法自行判断自己的，而是或好或坏，得由他人来作出这种判断。
结果，另一个候选人取得了跟我一样的分数。他是个独来独往的家伙，其个性我不甚了了且使人觉得很平庸。除了“行话”之外，我无法跟他谈任何别的事情。对于每一件事，他都报之以令人莫测高深的微微一笑，这种微笑不禁使我想到了埃伊纳岛43 的希腊雕像。他有一种高人一等的神气，然而在这种神气之下，他却往往显得手足无措并且在任何情景下均很不相协调。这是否是一种愚蠢呢？但我却从未能证明他是。有关他的惟一确实的事是，他给了我他有着几乎是偏执狂式的野心的印象，这一野心使他除了纯粹的事实外对任何事情均不感兴趣。几年之后，他成了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以之作为事情都有对应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我的第一本书是有关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的；在这种心理里，我的人格及其倾向或“人差”便对应于这种“人格之病”。我向来认为，精神病学在最广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病人的心灵与假定“正常”的医生的心灵之间的对话，是病人的人格与施疗治者的人格之间的一种妥协让步，二者从原则上说都是同样的主观。我的目的在于表明，妄想和幻觉并非只是精神病所特有的症状。而且还包含着人人均具有这种种症状之意。
然而，在暑假期间，却发生了某件注定要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一天，我正坐在我房间里学习功课。隔壁房间的门洞开着，我母亲就坐在里面织毛线。那房间是我家的饭厅，里面就摆着那张胡桃木圆餐桌。这张桌子原是我祖母的嫁妆，到这时已大约有七十年了。我母亲坐在窗前，隔那桌子约有一码之远。我的妹妹上学去了，而女佣则在厨房里。突然间，砰地响起了一声有似手枪射击的声音。我一蹦跳了起来，快步冲进了传出爆炸声的那房间，只见我母亲目瞪口呆地坐在她那扶手椅里，毛线团从她手里落到了地上。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出、出、出了什么事啦？就在我身边！”然后她便盯着那桌子。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发生的事情了。那桌子从边缘到中心以外处裂开了一条缝，而且还不是沿着榫眼处裂开的；这裂缝直穿这硬硬的木材。我像遭了雷击那样呆了。这样的事情怎么竟会发生呢？风干了有七十年的一张硬胡桃木桌子——怎么竟在夏季的一天，在我们这里气候所特有的、湿度相对地高的时候，裂了缝呢？如果是在寒冷干燥的冬天，它又摆在一个火炉旁边，发生了这种情形倒还是可以想象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爆炸呢？“古怪的事肯定存在着。”我想道。我母亲脸色阴沉地点点头，“是啊，是啊，”她用她那第二人格的声音说道，“这一定是意味着什么。”虽然出于不得已，我却印象极深，而由于找不到什么话好说，我便生起自己的气来。
我从来没有这种印象，认为这些影响是从我母亲方面发散出来的，因为她是以某种方式扎根于深深的，不可见的土地上的，而这在我看来，绝不是出于她对基督教信仰的坚信。对于我来说，它是以某种方式与动物、树木、山脉、草地及流水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一切，与她那信仰基督教的外表及她通常对信仰加以维护的做法形成了最奇妙的对比。这一背景与我自己的态度很好地对应了起来，因而没有造成我有什么不适感；相反，它反而给予了我一种安全感，使我自信这就是使我可以在其上站稳脚跟的坚实地面。我从来不觉得这一基础是十分“异教徒式的”。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在这种冲突中给予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这一冲突那时已在父亲的传统与我那潜意识因而一直受到激励而创造的奇异的、补偿性的产物之间展开。
往昔的情形已发生了巨变！
在大学期间，在有关宗教问题上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家时，我获得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与以前曾是我父亲地区的主教的一位神学家谈过一次话。他不但以胃口非凡而著称——这我是望尘莫及的——而且还博学异常。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有关教会神父和教规历史方面的东西。他还给我大略地讲了些有关新教35神学方面的一些新知识。里敕尔36 的神学在当时十分流行。这种神学的历史循环论使我很感气愤，特别是那用铁路火车来作出的比较37 。在兄弟会里我与之进行过多次讨论的神学系的学生们，对于基督的一生所给予历史的影响的这一理论似乎全都觉得很满意。但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却不但显得愚蠢，而且还没有丝毫的生气。我也无法赞同这种倾向，即把基督推到前台并使他在上帝与人的戏剧中充当决定性人物的角色的做法。在我看来，这是绝对违背基督本人的这一观点：产生了他的圣灵，会在他死后取代他在人世间的地位。
决定作出了。当我告诉我那位内科方面的老师我的意愿时，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惊异和失望的表情。我那个老创伤——觉得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且与别人疏远的感觉——又再次开始痛了起来。不过现在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没有人，甚至连我本人，也从没想到过我竟会对这一偏僻的小径发生兴趣。我的朋友们既感惊诧又想不通，认为我是个傻瓜，竟放弃了谋取医学内科这一明智职业那令人羡慕的机会，放弃了这一如此诱人且唾手可得的机会而喜欢上这种精神病学上的胡说八道。
当克拉夫特·埃宾讲到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主观性”时，我便开始作出激烈的反应了。这样看来，我想道，这本教科书部分也是其作者的主观表白。由于他那特有的偏见，由于他的存在所具有的总体性，因而他便站到其经验的客观性的背面并以其整个人格对这种“人格之病”作出反应。在医院时，我从来没有听到我老师说起过这样的事。尽管克拉夫特·埃宾的教科书与其他这类教科书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但这几点暗示却给精神病学投射下了一道可使人脱胎换骨之光，使我身不由己地便被它吸引住了。
上完课后我回了趟家，问及了他当时的情况。“唉，还是老样子。他身体很虚弱。”母亲说道。他低声向她说了点什么，她把这向我作了转述，然后使用眼色向我示意，提醒我他已处于神志昏迷状态了：“他想知道你是否通过了国家级考试。”我明白我必须撒次谎。“通过了，考得还挺好。”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接着便闭上了眼睛。稍后，我又进屋去看了他一次。他独自一人，母亲在隔壁房间收拾着什么。他的喉咙发出咯咯的响声。我知道他已处于临死前的痛苦中。我在他床边站着，被这种情境迷住了。以前我还从没看见过人死去。突然之间，他停止了呼吸。我等着，等着，等着他下一次的呼吸，可是却再也没有出现。于是，我想起了我母亲，便跑进了另一个房间，看见她坐在窗前打毛线。“他已在弥留之际啦。”我说道。她跟着我来到床边，看见他已经死掉了。她仿佛觉得十分奇妙似的说道：“这一切过去得多快啊。”
尽管心里有这种种担心顾虑，我还是感到了好奇心的驱使，最后便决心读读他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思想》是我阅读的第一本书。我被其热情弄得心醉神怡，不久后我便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跟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大的体验。《查拉图斯特拉》便是尼采的《浮士德》，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现在便对应于查拉图斯特拉了——尽管这有着把一个鼹鼠掘起的土堆比作布朗山40 之嫌。而查拉图斯特拉——对此可以说绝不必怀疑——是病态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态的吗？这种可能性使我十分惊恐，我也好长一段时间拒绝承认这一点，但这个想法在不合时宜的时刻却再三再四地涌上我的脑际，使我冒出一身冷汗，因此到了最后，我便只好进行自我反省了。尼采只是在晚年才发现了他的第二人格，这时他已年过中年，而我却自童年时代起便认识我的第二人格了。尼采曾幼稚地和不谨慎地谈到过这个阿尔希顿（arrheton），这个无以取名的东西，仿佛它是很合适的。但我很快就注意到，这只会引起麻烦。在他还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将会怎样还不必顾及时，他来到巴塞尔大学当教授，实在是太有见地了。他是如此聪明，本该及时注意到有些事出了毛病才对。我觉得，那就是他那病态的误解，即他毫不担心地和毫不怀疑地在一个人们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和毫不理解的世界里却把第二人格放出来乱跑。他被一种幼稚的希望所促动，想找到能够分享其狂喜及能把握其“对一切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价”的思想的人们。然而他却只找到了有教养的市侩们——使他悲喜交集的是，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像他们中的其余人那样，在他冒冒失失地一头撞进那不可言喻的神秘里并想向愚钝的和为上帝所抛弃了的大众对这种神秘进行赞美时，他却对自己一无所知。这就是他之所以语言夸夸其谈、譬喻堆砌重叠、赞美诗式的欢乐情调的原因所在——全都是妄图引起已把其灵魂卖掉以换取一大堆互不连贯的事实的广大人们的注意。结果他——他宣称自己是走钢丝表演者——便落进了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的深渊。他并不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回头路并且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似的，成了一个人们只能极为小心谨慎地加以对待的人。在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我只听说有两个人是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尼采的追随者的，这两个人都是同性恋者，其中一个以自杀告终，另一个则像个被人误解的天才，成了一个废物，我其余的朋友并没有被《查拉图斯特拉》的现象惊得目瞪口呆，而只是对其大受欢迎无动于衷而已。
尽管我一直在听着精神病学和临床的课，但当时那位讲授精神病学课程的老师讲的却不是那么使人感兴趣和启发思路，而当我回忆起精神病院的体验对我父亲的影响时，这就无法使我对精神病学抱有好感了。因此，在准备回家考试期间，精神病学的教科书我是到了最后才拿起来的。我并不希望从中获得什么，因此我仍然记得，当我打开克拉夫特·埃宾42所编著的教科书时，我便想到了：“好呀，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为了自己到底有些什么话好说吧。”专题讲座和临床示范只留给了我微乎其微的印象。在医院里所见到的病例我连一个也记不起来，我所有的是厌烦和恶心。
我母亲和我妹妹那时正好在那房间里，这突然的轰响使她们吓了一跳。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含义深长地瞧着我，但我却找不到什么话好说。我完全感到莫名其妙，对于已发生的事作不出任何解释，我只好承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桌子裂开缝和刀子破碎了，这是为什么和怎么发生的呢？假定说这是偶然发生的巧合，这样说却实在太过了。出于偶然的机会，莱茵河竟有一次倒流了，这在我看来也是极不可能的——而其他一切可能的解释也被自动地划掉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随后的几天是一片忧伤和痛苦，没有多少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母亲用她的“第二”声音跟我，或者说跟她周围的空气说道：“他为您及时地死去了。”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你们并不互相理解，而他可能已经变成了妨碍您的东西啦。”这种看法在我看来是符合我母亲的第二人格的。
36 里敕尔（1822－1889）：德国基督教信义宗神学家。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重要的体验，它把我较早期的所有哲学一扫而光并使我得以能够获得一种心理学上的观点。对于人的心灵，我已发现了一些客观的事实。然而这种体验再次又是那种我无法言喻的体验。可以把这整个故事对之加以讲述的人我却一个也找不到。我于是只得再次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搁到一边去。直到过了两年之后，我的专题论文才问世。
这个梦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示。现在我才知道，第一人格就是那提灯者，而第二人格则像一个影子那样跟随着他。我的任务是护住那灯并不要回过头去瞧那永存的生命力，后者显然是一个为一种不同的光所照耀的、一个禁止人们涉足的王国。我必须迎着风暴前进，而后者则尽力要把我推回到无穷黑暗的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在那里，除了背景中各种事物的表面之外是什么也意识不到的。在第一人格的角色里，我必须前进——我得学习、挣钱、负各种责任、受各种拖累，糊涂不清、犯各种错误、忍辱负重、经历各种失败等等。把我向后推的风暴是时间，它不停地流向过去并不停地紧跟在我们后面。它发出一种巨大的吸力，贪婪地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吸进其身体里；只有吃力地前进，我们才能逃脱其魔掌，而且还是暂时的。过去是可怕地真实并且是存在着的，谁要是不能以满意的答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它就把谁攫在手里。
39 克尔纳（1786－1862）：德国诗人和唯灵论者；格雷斯（1773－1848）：德国作家；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余者不详。
31 《圣经·旧约》载，亚当和夏娃因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亚当从此只有满头大汗地耕种满是荆棘和石头的土地才能餬口。
很清楚，我一定得把第二人格丢到脑后去。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该向我自己否认他或宣布说他是无效的。这只会等于是自残手足，此外还只会使我失去解释这些梦的起源的可能性。因为无疑在我心中，第二人格与梦的制造是有某种关系的，而我也可以很容易就认为他具有必要的更高的理智了。但我却觉得自己日渐与第一人格同一了，而且这种状态反过来证明只是远更富有理解力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就是了；由于这一原因，我又觉得自己与他又不再是同一的了。他确实是一个幽灵，一个精灵，能够与黑暗世界对抗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在做此梦前尚不知道的某种东西，而且甚至就在此时——回想起来我确信这个——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它而已，尽管我绝不怀疑在情感一上我是认识它的。
那年春，我已进入巴塞尔大学开始学习。我一生中所感到厌烦的惟一的那段时间——我在高中上学的那些日子终于结束了，而通向“文科大学”与学术自由的金色大门正为我洞开着。现在，我可以听到有关大自然的真理了，至少可以听到有关大自然的最根本的一些方面的真理了。我将会学到有关人的解剖和生理学方面现已为人所知的一切，并掌握有关各种疾病的知识。除了这一切之外，我还被批准加入了我父亲以前所属的一个佩戴彩色徽记的兄弟会。在我还在大学一年级时，他赶来参加了兄弟会的一次远足，这次远足的地点是马克格拉芬县属下的一个种葡萄酿酒的村子，他在那里还发表了一篇异想天开的演说。令我快慰的是，他大学时代的那种快乐精神在他的演说里再次表现了出来。我一刹那间认识到了，在他毕业之时，他的生活停止不前了，一首大学生歌曲的歌词便同时回响在我的耳际：
38 雅克威（或耶和华），是上帝的一种别称。
29 《圣经·新约》的“四福音书”之一，其余三者为《马泰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在1892－1894年间，我与父亲进行过一些相当热烈的讨论。他曾在戈廷根学习过东方语言并就阿拉伯版的《所罗门之歌》32 写了其学位论文。随着最后一次考试的结束，给他带来荣耀的日子也就结束了。此后，他在语言上的才华便给湮没了。作为一个乡村牧师，他落进了一种感伤的理想主义里，落进了对他大学时期的黄金时代的回忆里并继续用他当大学生时的长柄烟斗抽烟，他还发现他的婚姻并非如他先前所想象的那么美满。他做了许多的好事——实在太多了——而结果则往往是使人生气的。父母俩都极力过着虔诚的生活，但结果俩人之间互相反目的情形却实在太经常了。这些困难，虽很可以理解，但后来却粉碎了我父亲的信仰。
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全心全意地对我的热情表示同情，但我所认识的其他所有人却显然使我感到泄气。在这以前，我只是撞到了传统观点所筑成的厚墙而已，但现在，我却撞在了人们的偏见及完全不承认有异乎寻常的可能事物的看法所筑成的铜墙铁壁。甚至在我最亲密的朋友中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形。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一切要比我专注于神学还要更加糟糕。我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我已经向前走到了世界的边缘，对我来说具有极大兴趣的，对别人来说却觉得空虚无聊，甚至还使人见了就觉得可怕。
这一显然是突然作出的决定也有其背景。几个星期以前，就在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在竞争拥有作决定的权力之时，我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己处身于沿着莱茵河面生长的一大片阴暗的树林里。我走到一座小山丘上的一个坟堆前，接着便动手挖掘起来。过了一会儿，使我吃惊的是，我竟挖到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遗骨。这使我兴奋不已，但同时我又知道：我一定得了解大自然，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了解我们周围的各种东西。
34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著作家。
在那医务所里，弗列德里希·冯·穆勒取代了老伊玛曼的位置。在穆勒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吸引住了我的很有才华的人。我看到了，一种深邃的理智是如何把握住了问题并提出了疑问的，而在这些疑问中，这个问题便等于解决了一半。在他那方面，他似乎在我身上看出了某种东西，因为到我实习将近结束时，他提议说，我作为他的助手，应该跟他一起到慕尼黑去，因为他已接受了到那里的任职。这一邀请差点儿使我决心献身于内科了。要不是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消除了我对有关未来的职业的一切顾虑的事，我是会那样做的。
怕什么呢？为此我找不到任何解释。不管怎样，认为有可能有越出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有限范畴的事件的这一看法，是没有什么荒唐乖谬和惊世骇俗的啊。动物能够事前就预感到暴风雨和地震，这是人所共知的。确有预见到某些人死亡的梦，确有在人死的一刻停止了走动的钟，确有在危急时刻破碎了的镜子。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童年的世界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到了现在，我却显然成了是曾经听到过这种事的惟一一个人。我以十分认真的态度自问道，我跌跌撞撞地走了进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很明白无误的是，城市的世界对于乡村的世界，对于山脉、树林和河流的世界，对于动物和“上帝的思想”（植物和各种晶体）的现实世界，是一无所知的。我觉得这样一种解释使人觉得舒服。不管怎样，这种解释支持了我的自尊心，因为我认识到，尽管它是个学识的宝库，城市的世界在精神方面却是十分有限的。这种顿悟证明是很有害的，因为它诱使我落进了不时地自觉优越、批评不当和盛气凌人的陷阱之中，弄得我令人讨厌——这可真是自作自受。而这终于又使我重新产生了旧日的各种怀疑、自卑感和情绪抑郁——而这种可恨的情形我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加以冲破的。我不再愿意站在这个世界之外，享受那种我是个怪人这种令人难堪的声誉的。
我开始读序言，一心想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是如何概述其科目的，或到底是如何证实其存在的理由的。通过为我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所作的辩护，我一定清楚地表明了，在那时候的医疗界，精神病学一般来说是十分被人看不起的。没有人真正对此有所了解，也没有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并把人的各种病理变化包括进这一总体图景里的心理学。医院院长及其病人被关闭在同一个医院里，而这个医院又同等地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就像古时候的麻疯病院与其病人，被隔离在城郊之处一样。没有人愿意朝这个方向看上一眼。而其医生们则也几乎像门外汉一样知之甚少，因而他们的感受也跟这些人一般无二。精神病是一种无望治愈的要命之病，这种看法也影响到了精神病学。精神病医生在那时被看作是个怪人，而这，我不久后就获得了亲身的体验。
37 阿尔布列希·里敕尔把基督的到来比作一列火车的车轨。火车头从后面提供推动力，这一推动力便传遍整列火车，于是最前面的车厢便开始移动。以同样的方式，基督所给予的推动也便向下传给以后的各个世纪。——原注
41 这篇论文的标题是“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一种精神病学研究”（1902），载《精神病学研究》。——原注
43 希腊所属的一个海岛。
我父亲显然受到这种印象的左右，即精神病医生已在人脑中发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证明了，在精神本应该所在的地方，有的却只是物质，而“精神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有。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预感到，要是我学医，我应以上天的名义起誓绝不要成为一个物质主义者。这种警告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应该什么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物质主义者相信的是他们的定义，就跟神学者相信他们的定义一样；我还知道，我那可怜的父亲简直就是跳出油锅又入火坑。我认识到，他这一著名的信仰曾恶毒地捉弄过他，不但捉弄过他，而且还捉弄过我所认识的大多数有教养的严肃的那些人。信仰的最大罪过，在我看来，就在于它排斥经验。神学家怎么竟会知道，上帝有意地安排了某些事物同时又“许可”别的某些事物存在的呢，而且精神病学家又怎么知道物也被赋予了人的心灵的种种特性的呢？我要是屈服于物质主义，那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我父亲却肯定不可能这样。显然，有人低声就“联想”说了点什么，因为我发现，他正在阅读伯恩海姆译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关联想的那本书33 。这是一个崭新的和重要的开端，因为以前我从未看见，父亲除了小说及偶尔读读游记之类的书外，是别的什么都不看的。一切“有吸引力的”和有趣的书都属禁忌之列。但是阅读精神病学方面的书根本不能使他稍稍愉快起来。他的沮丧情绪变得越来越经常了和越来越剧烈了，他自疑有病的情形也是如此。一连好几年，他一直在抱怨有各种各样的肠胃病症状，然而给他看病的那位医生却一直未能确切地检查出他身上出了什么毛病。现在，他又抱怨说“腹部有结石”的感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此并不加以认真对待，但后来那医生却也怀疑起来了。这大约是在1895年的夏末左右。
期末考试完毕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让自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了上戏院看戏这一久已渴望的奢侈享乐。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经济情况尚无法允许我进行任何这样的铺张浪费。但靠卖古董得来的钱现在尚余点儿，这就使我不但得以有可能看了一次歌剧，甚至还得以到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游览了一趟。
我开始时的引论性课学完之后，我便变成了解剖学方面的低级助理教员，随后的一个学期，示范老师让我负责讲授组织学课——对此我极感满意，这是不用说的了。我自己主要对进化理论和比较解剖学有兴趣，我还因此熟悉了新生机论。而使我最着迷的是最广义的形态学方面的观点。它是与生理学正相反的学科。后者由于要进行活体解剖，所以我对这个科目很为反感，而活体解剖的目的，则不过是为了进行示范而已。热血动物跟我相似而并非只是有理智的动机，这种感觉我一直无法排除掉。因此，只要我能够，我就把示范课去掉。我认为，我们是得用动物进行实验的，但是，进行这种实验的解剖示范在我看来却是可怕的、野蛮的，而最主要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根据描述，我便足以想象出解剖示范整个过程的情景。我对动物的热爱并非来自叔本华哲学里那种佛教式的装点门面，而是基于一种原始的意向态度更深厚的基础之上的——基于潜意识地与动物等同的基础上。当然了，当时，对于这一重要的心理学上的事实，我是完全一无所知的。我对生理学是如此反感，因而这一科目的考试成绩便相对地差，幸而总算还混了个及格。
42 《精神病学教科书》，第四版，1890年。——原注
随着我父亲的去世，关于我继续在大学读书的困难问题便出来了。我母亲的一些亲戚认为，我该在商行里谋个小职员的工作，以便尽可能快地挣钱养家。我母亲最年幼的弟弟提议资助她一把，因为她的钱财几乎不足以养活她自己。我父亲这边的一位叔父则同意资助我。在我读完大学时，我欠了他三千法郎。其余部分我则是靠当助教和帮助一位年老的姑妈转卖她收集的那一小部分古董而挣得的。我以高价一件件地把它们卖掉，从中便可抽取相当不错的一个百分比的钱数。
尽管我对科学的爱好日渐增高，我却不时地返回到我所爱读的哲学方面的书来。我该选择一种职业的问题已迫在眉睫。我急不可耐地盼望中学时代的结束，然后我便可以上大学了，并学习——当然是自然科学了。这时，我便会掌握某种实际的知识。但我一旦给自己作出这种许诺，心里的怀疑也就接踵而至了。我不是更喜欢历史和哲学吗？还有就是，我不是对埃及和巴比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并极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吗？但是除了巴塞尔之外，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上大学我可就没钱了，而在巴塞尔，教这门课的可没有老师啊。于是这一计划便很快化为乌有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下不了决心，于是便不断地把作出决定的时间往后拖了。我父亲心里十分焦急，有一次，他说：“这孩子对可以设想的一切都感兴趣，但却不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只好承认说他说得很对。随着大学入学考试时间日近，我们便只好决定报考哪种专业了，我草率地报了学科，但我的同学却摸不清我的底，不知道我到底肯定地要学自然科学呢还是人文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