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 乔奇姆（1130/1135－1201/1202）：意大利神秘主义者、神学家、历史哲学家，被其同时代人尊为先知。
因此，要想得到对恶的问题的答案，而这个问题今天已经提了出来，个人首先且最重要的是需要有自知之明，亦即需要最大限度地懂得他自己的完整性。他必须无情地知道他为善能到何种程度，他又能做些什么恶，并且还得小心提防，以免误认为彼是真实的而此则不过是幻觉而已。二者都是他天性中的成分，而且二者都肯定会在他身上显露出来，要是他想——像他所应该的那样——不自欺欺人或异想天开地生活的话。
有关我自己的任何传记，我认为，必须考虑下述的思想。的确，这些思想很可能使人觉得是高度理论性的，然而创造这种“理论”146，恰似吃喝一样，既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又是我的一种基本功能。
只要分析疗法会使“阴影”具有意识，那它就会造成分裂并使对立双方处于紧张状态，于是它们反过来便会在统一性中求得补偿。这种调整是通过符号来实现的。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我们要是严肃地加以对待，或者它们严肃地对待我们，就会使我们的精神紧张到极限程度。逻辑没有第三种选择证明是有价值的：看不到有什么解决办法。如果一切均一帆风顺，解决办法便像是主动地从其本性中显现出来的。这时和只有到了这时，它才是有说服力的。它使人觉得像是一种“天恩”。既然解决办法逐渐产生自对立双方的对抗与冲突，因此通常说来它就是意识和潜意识的诸种因素的莫测高深的一种混合，因而也就是一个符号或一个钱币被折成了可以精确地拼在一起的两半152。它表示意识和潜意识协作劳动的结果，并以曼荼罗的形式而达到了与上帝的形象相似；曼荼罗大概要算是一种完整观念的最简朴的样式，而且还是在心灵中自发地产生的样式，代表着对立双方的斗争和妥协。最初纯属个人性质的这种冲突，很快便会使人顿悟到，主观的冲突只是对立双方的普遍矛盾冲突的一个独特的例证而已。我们的精神结构，是与宇宙的结构相一致的，而在宏观世界发生的一切也同样发生在精神的无穷小的和最主观的范围之内。由于这种原因，上帝的形象便总是一种强有力的对立物那内心体验的一种投射。这一形象通过具体物来加以象征，而内心体验则从这种具体物中取得其最初的动力；而且从这时起，这种具体物便保存着神秘的意义，或则具有其神秘性及这种神秘性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的特色。通过这种方式，想象力便使自己从物的具体性中解放了出来并试图把那不可见者的形象描绘成某种置身于现象后面的某种东西。在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曼荼罗的最简单的基本形式——圆形——及最简单的（精神性的）等分这个圆的方法：四等分，或可能时的二等分。
当我们构想出足以说明人在宇宙中的存在意义的世界观时，需要通过神话来表述的需要便得到了满足，因为这种观点是产生自精神的完整性，产生自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互相合作。无意义性便排斥了人生的完美性，因而便等同于疾患。有意义可以使许多事物长存永驻——可能还是使一切事物长存永驻呢。科学永远不可能取代神话，而神话也不可能据任何科学而产生出来。原因并非在于“上帝”是一种神话，而是在于这种神话揭示了在人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神圣的生命。发明神话的并不是我们，恰恰相反，神话是以“上帝的话”的形式来向我们讲述的。“上帝的话”传到我们耳朵里，而我们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区别它是否与上帝有所不同及不同到何种程度。除了其方式之外，即它使我们自发地正视它并使我们背上了义务之外，这种“话”没有什么不可以认为是为我们所知的和有着人情味的。它并不受我们意志独断专行的行为所影响。对于灵感，我们是无法加以解释的，我们对它的主要感觉是，它并非是我们自己的推理的结果，而是不知从什么地方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而我们要是碰巧做了一个具有预见性的梦，我们又怎么可以把它归之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呢？说到底，我们往往甚至一无所知，直到过了一些时候，才知道这个梦表示某种预见，或表示着对发生在相隔很远的某种事物的预知。
我们知道，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异己的事物确实会为我们所经历到，情形就跟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并不去“制造”梦或灵感一样，而是不知怎么回事它却自动出现了一样。以这种方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可以说源自超自然力，源自一个魔鬼，源自一位天神或源自潜意识。前面的三个术语有着包括并唤起神秘性的情感特色的巨大优点，而后者——潜意识——却是平庸的，因而也更接近于现实。这后一种观念包括了经验的王国——我们所十分清楚的平凡的现实。潜意识这个用语太过中性化和合理化了，因而无法给想象力赋予最大的推动。从根本上说，这个术语是出于科学上的目的而创造的，它远更适合于没有任何形而上要求的不带感情的客观观察，但对于超验性的观念来说则不大适用，原因是后者属于论战性的并因而趋向于孕育狂热性。
155 德尔菲：最重要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所在地，其神谕威信极高。
但一个人要是面对着一种责任的冲突而能绝对地亲身负责去处理它们，而且还是在日夜坐着判断他行为的是非一位法官面前来作出处理的话，那他很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孤立的地位。现在，在他的生活里确实有了一种无法加以讨论的真正秘密了——要是只是因为他卷入到了一场永无尽期的内心审判的话；在这场审判中，他是自己的辩护律师与无情的审判人，而且没有什么世俗的或是精神上的法官能够使他重新安然入梦了。要不是他早已对这样的法官所作的判断厌烦得要死，他本来绝不会使自己卷入到一场冲突中来的，因为这样一种冲突总是以更高意义上的责任感为前提的。正是这样一种性质，才使其拥有者不去接受一种集体性所作出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便变成了秘密宣布判决的内心世界。
我们并不知道，走向意识的过程可以延展到多远，或它会导向哪里。在创世的故事里这是一种新的成分，而且没有我们可以指望的类似物，因而我们便无法知道它有些什么固有的潜力。我们也无法知道人类这一物种的前景。它是否会与其他一度在地球上曾经兴旺过但现已灭绝的物种的命运相仿？生物学无法预先提出这种情形不可能发生的理由。
神话最终必须严肃对待一神教而置二元论于不顾，然而，官方对此虽大力挞伐，二元论却一直存在至今并与万能的上帝一起登上了永恒的黑暗敌对者的宝座。 在这一体系之内， 必须为库撒的尼古拉斯153哲学上的敌对的复合性及雅各布·波伊姆的道德矛盾性让出地方来；只有这样，“惟一的上帝”才能拥有本应属于他的对立双方的完整性与综合性。实际上确有这样的情形，由于其特有的性质，象征物是能够把对立的双方维系在一起的，而这二者从此便不再离散或冲突，而是互相补充并赋予生命以有意义的形式。这种情形一旦发生，自然之神或造物之神形象中的矛盾性便不难理解了。反过来，上帝必须化成肉身——基督教真义的本质——的神话然后便可以理解成人创造性地正视那对立的双方，正视那对立的双方在我性即人的人格的完整性里的综合。造物之神形象中那不可避免的内部矛盾是可以在作为炼丹术中对立物的相合或作为神秘的统一而在我性的统一性与完整性中取得妥协的。在我性的经验里，取得妥协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上帝”和“人”这对立的双方，而是在上帝形象本身之内的对立的双方了。这便是神圣的功德之意，或者说是人可以奉献给上帝的功德；由于这种光明可以从黑暗产生出来，因而造物主便可以意识到创造，而人则可以意识到其本身。
正是在这一点上，神话术语学的缺点才暴露无遗。基督教有关上帝的观念一般是认为他是全知全能、无处不在、大慈大仁的天父和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要是这个上帝想变成人，他就得变得不可思议地空，以便他的整体缩小到无穷小的人的尺寸之内。甚至在这时，仍然难以明白的是，人的框架何以不为这种化身为人的他所撑破。神学思想家因此便觉得有必要赋予耶稣以超乎常人的种种特色。而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原罪的污点。由于这种缘故而不是由于别的，他才至少是一个神化的人或是个半神。基督教中上帝的形象无法化身成经验性的人而不产生矛盾的——这跟具有其一切外部特征的人似乎只有极少适合于代表一位神的情形是很不相同的。
158 厄洛斯：希腊神话里的爱神。
152 “象征”一词的词义之一是主客之间各方执一的“好客小块”，亦即朋友分手时各执其一的一个钱币的半块。——原注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只要上帝的形象表明是精神的基础，只要这形象的分裂作为一种深刻的一分为二性对人类日渐变得清楚，而这种一分为二性甚至深入到了世界政治里，就会产生补偿的现象。这种补偿采取具有统一性的圆圈的象征形式，这种圆圈表示的是在精神之内对立双方的综合。我想提一下有关不明飞行物体的世界性流言，而早在1945年，我们便已开始听到这种流言了。这些流言要么基于幻觉，要么基于实际的现象。有关幽浮（即不明飞行物体）的故事通常是这样的：它们是从其他星球飞来的宇宙飞船，或甚至说是来自第四维151的。
157 莱维·布吕尔（1857－1939）：法国哲学家，对原始民族的心理状态深有研究。
要是有谁倾向于认为，事物的本性的任何一个方面，可以通过这样的配方来加以改变，那他未免对词语过于轻信了。无论我们赋予其什么名字，实际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受到了影响的只是我们自己而已。要是有人把“上帝”设想成“纯粹的无”，那也与有一种至高的原理的事实无论如何不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只跟以前那样一无所动；名称的改变根本不会从现实中去掉任何东西。要是新名称意味着否定，我们至多不过对现实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态度而已。另一方面，给未知事物起一个肯定的名字则具有使我们采取对应的肯定态度的好处。因此，我们要是把“上帝”说成是一种“原型”，我们对于他的真实性质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而只是让人知道，“上帝”已经在我们精神的那个部分占有了一个位置而已；这个位置是先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因而便不能认为上帝是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我们没有使上帝离我们更远或把他消除掉，而是使他更接近于可以被体验得到的范围而已。这后一种情况绝不是无关重要的，原因是无法被体验的一种事物是很容易被人怀疑成是不存在的。这种怀疑是很引人的，因而所谓上帝的信仰者在我重建那原始的潜意识的精神的企图里便什么也看不见而只看到了无神论而已。或者说，要是不是无神论，便是诺斯替教了——但愿是任何别的，而不是像潜意识那样的一种精神现实就好了。要是潜意识确是任何别的，那它一定包含有我们有意识的精神较早期的各个进化阶段。人及其全部的光荣是在“创世”的第六天里创造出来的，其间并没有任何预备阶段，这种假说今天毕竟是有点太简单化和不合时宜，难于使我们感到满意了。对于这一点，总的说来很多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于精神，不合时宜的观念却仍然顽固地驱之不去：精神没有先它而在者，它是白纸一张，出生时便得到新生且只是它所想象自己所是的那种样子。
比如说，如果我把历史学或神学的知识应用到心理疗法上来，它们自然便会显得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会是限于它们的特定学科时所能得出的结论，因为在它们个别的领域里，它们是为别的目的服务的。
要增强人所宝贵的个性化的感觉，再没有比拥有个人发誓要保守秘密的方式更好了。社会结构一产生，便显示出了对秘密结社的渴望。当没有有根有据的秘密存在时，便制造或虚构出只有特权性的首批门人才得以参与的秘密宗教仪式。“玫瑰十字会”及其他许多结社的情形就是这样。在这些伪造的秘密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却确实存在着其新入会社者所完全不知道的秘密，比如说，主要从炼丹术的传统中来借取“秘密”的那些会社就是这样。
意识是种系发生性和个性发生性的一种附属现象。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明显的事实才最终为人们所掌握。正如躯体有着解剖学上的千百万年的史前历史一样，精神系统的情形也是一样。而正如人体的每一部分今天仍表示着这种进化的结果且到处都显现着其较早阶段的种种迹象一样，在精神上同样可以说也有这种情况。意识从一种动物式的状态开始其进化过程，这种状态在我们看来是潜意识的，而这同样的演变过程在每一位孩子身上都会重复一次。在其有意识之前的状态里，小孩的精神除了是白纸一张外可以是任何别的：精神已经以一种可以让人认出的个人的方式而在起着作用，此外还具有人所特有的所有本能及高级功能的各种先验的基础。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个人的精神便获得了更大的重要意义。这种重要性不只是他那著名的和为社会所规定了的自我的中心，它还是量度它本身价值大小的尺度。没有什么东西会像这种对立物所造成的内心冲突那样促进意识的成长了。要是原告的起诉书中提出了十分令人出乎意料的事实，被告一方就得找到目前尚且还不为人知的理由来才行。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有很大一部分便进入到内心世界里，而通过这一事实，外部世界便被弄穷了或被释放了。另一方面，内心世界却由于被抬高到作出伦理决定的法庭的地位，从而身价大增。然而，一度曾是明确的自我却失掉了只是原告的特权，它必须还得学会扮演被告的角色。自我变得感情矛盾和不明确，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它开始意识到高于它本身的一种反向性的存在。
精神不能超越自己本身。它无法确立起任何绝对真理，原因是其向性决定了这种表述所具有的相对性。精神在什么地方确实宣布了绝对真理——比如说，如“上帝就是运动”或“上帝就是至高无上”——它就必然会掉进其本身的对立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面。因为这两种表述同样可以这样说：“上帝就是静止”或“上帝就是一切”。由于片面性，精神便会解体并失去其认知能力。它变成了一种没有反映性的（因为没有反映能力）的一系列精神状态，而每种状态均设想自己是合理的，因为它看不到，或尚然未能看到任何别的一种状态的缘故。
用讲求实际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善与恶已不再那么不言自明了。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无论善恶均表示一种判断。由于所有人的判断都难免有谬误，因此我们无法相信我们所作的判断总是正确的。我们是很容易成为错误判断的牺牲品的。伦理问题受这一原则影响只能达到我们对道德的评价变得有点拿不准的程度。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然得作出伦理上的种种决定。善与恶的相对性丝毫不意味着这样的分类是无效的或并不存在。作出道德判断的情形总是有的并伴随着带有特征性的心理后果。我已经多次指出过，就像在过去一样，我们在未来所做、所想或所欲做的错事，是一定会向我们的灵魂作出报复的。只有判断的内容才会受制于时空上变化着的条件限制并因而采取对应的不同形式。原因就在于道德评价总是基于一种道德信条中那显而易见的确定性，而这种道德信条又总是装出精确地知道何为善和何为恶的样子。但我们要是一旦知道这种基础是何等不确定，从伦理上作决定便变成了一种主观的、创造性的行为了。只有上帝同意，我们才能使自己相信其确实性——也就是说，在潜意识方面必须具有一种自发的和决定性的冲动时才行。伦理本身，即在善恶之间作出决定，是不受这种冲动影响的，因而对我们来说它便只会变得更为困难。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使我们摆脱掉在伦理上所作出的决定的折磨。然而，尽管看来显得苛刻，如果实在需要我们在伦理上作出这样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一定得拥有自由，不做众所周知的道德上的善而去做被人们认为是恶的事情。再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绝不可屈从于这对立的两方的任何一方。印度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格局。在已知的情况中，道德信条便不可否认地会被取消，于是个人便只好自行作出伦理上的选择了。在这种选择本身中，关于这一观念并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在心理学出现前的时代里，这样的困难选择是人所共知的并归入“职责冲突”的范围中。
随着光明而来的是阴影，也就是造物主的另一面。这种发展在12世纪达到了最高峰。基督教世界现在确实遇到了邪恶的原则在起作用的问题，遇到了赤裸裸的不公正、独裁统治、说谎、奴役他人及良心受压制的问题。这种赤裸裸的邪恶的表现在俄罗斯民族中采取了显然是永久性的形式；但其第一次狂暴地爆发则是在德国。邪恶的这种肆虐表明，在20世纪里基督教已被糟蹋到何种程度了。面对这种情形，邪恶已不再可能通过个人洁身自好这种委曲求全的办法来使之减少了。通过委曲求全的办法已无法把它从这个世界驱逐出去了。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去驾驭它，因为它还得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果与它共存而又不致造成可怕的后果，在目前我们仍然想不出什么办法。
我们的神话已变得哑口无言，并不再作出回答了。过错并不在于它本身，在于它像《圣经》里所写的样子，而是在于我们，在于我们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它，相反反而压制任何这样的企图。这一神话的原型有着大量的起始点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比如说，基督就说过这样的话：“因此，你会像蛇那样聪明而像鸽子那样无害。”人是为了什么目的，才需要蛇那样的狡狯呢？而这种狡狯和鸽子的天真无邪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除非你们变得如同小孩……”谁会费心去想一下在实际生活中小孩是像什么样的呢？主是根据什么道德原则来证实他因需要骑着凯旋般地进入耶路撒冷而牵走的那头驴是有理的呢？而此后不久，他又发了一通小孩子般的坏脾气并诅咒无花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想要说明的是怎样一种道德呢，而启示录式的《耶稣语录》的话“人子啊，你要是知道你所干的是什么，你就有福了；要是你不知道，那你就该受诅咒，就是犯法了”，这对我们自己的困境有着什么深刻的洞察力，有着什么深远的意义呢？最后，当圣保罗忏悔说“尽管非我本意，我却作恶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想再讨论《启示录》中那些一望而知的预言了，因为谁也不相信这些预言，而且其全部的论题均使人觉得不尴不尬。
147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指蛇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一事。
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灵魂的医生）的我信奉这样一种观点，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主要对于如何帮助我的病人再次找到他们健康的基础感兴趣。为了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大量各种各样的知识的，这，我是知道的。医学总的说来毕竟也以相似的方式向前发展了。它所取得的这些进展，并不是通过发现某种独特的疗法窍门来实现并从而极大地简化了治疗方法的。相反，它却逐渐发展成了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其理由根本不在于它从一切可能的学科中借用了某些东西。因此，我对于证实什么东西适合别的什么原理的事并不关心；我只是试图把这些知识很好地应用到我自己这一方面来。自然了，对于这样的应用及其结果如何进行报告，在我来说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在人们把一学科的知识转移到另一学科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时，一些新的情况便会揭示出来。爱克斯光要是一直只是物理学家的财产而没有被用到医学上，那我们的知识便会少多了。然而还有这样的情形，要是放射疗法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危险的结果，这却是医生所感兴趣的；但物理学家对此却不一定感兴趣，因为他们对放射性的应用，方式完全不同和目的不同。在医生指出不可见光线具有某些有害的或受人欢迎的特性时，物理学家也不会认为前者是侵犯了他的领地。
151 指相对论中的时间。
诺斯替教徒所提出过的老问题“邪恶是从何处来的”，基督教世界一直没有作出过回答， 而奥利金150谨慎地提出的魔鬼也可以赎罪的看法，却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了；但是我们却束手无策，踟躇彷徨，而且头脑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们尽管急需一种神话，但什么神话也不会得免苦难。由于政治局势和科学上可怕的——更不要说恶魔般的——胜利的结果，我们为秘密的恐怖事件及前途阴暗的预言所震慑；可是我们却无法可施，而且确实只有极少数人才得出结论说，这一回，久已为人所遗忘的人的灵魂的问题出现了。
当他找到了通向这种自由道路时，并且只有到了此时，他才能处于认识自己正面对着本能性的根基的地位，这种根基是一开始时便赋予了他的，并且不管他多么想摆脱也是摆脱不掉的。他的这种开始根本并不只是他的过去；它是作为他存在的永恒的基础而与他共存的，而且他的意识受其影响的程度亦一如受他周围的物质世界的影响一样。
绝非每一种责任的冲突，并且也许甚至连一种也没有，会确实真的“解决了的”，但是它却可以被进行论争、权衡与被抵消，而且这种情形可以一直继续到世界末日之时。或迟或早，那决定就会就在那儿，会显得像是某种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产物。实际生活是不可能虚悬于一种永久不变的矛盾状态中的。对立双方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却不会消失，甚至即使它们在采取行动的冲动前屈服了片刻时仍然是这样。它们不断地威胁人格的统一性并且一再以其二重性而使生活变得复杂化。
这个神话在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无懈可击而又重要——直到11世纪意识的进一步变化的最初一些迹象开始显现才发生了变化。从那时候起，不安与怀疑的征象日渐增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这时，世界性的大灾难的大略状态已变得有目共睹了——这一灾难最初是以对意识产生了威胁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一威胁产生自“巨大症”——换句话说就是意识的狂妄自大，它断言说：“人及其行为之伟大是什么也比不上的。”来世性即基督教神话的超然存在性失落了，随之失落的则是这样的观点：完美只能在来世才能取得。
二十多年前（1918年），在我调查研究集体潜意识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存在着一种类型相似的显然具有普遍性的符号——曼荼罗符号。为了肯定我的发现，我花了十余年时间收集另外的资料，然后才首次宣布我的发现。曼荼罗是一种原型性意象，它的出现经历了时代的证实。它意味着我性具有完整性。这一圆形的意象表示的是精神基础的完整性，或且用神话的话来说，神性具现于人的身上。现代的曼荼罗与波伊姆的相反，它争取的是统一性。它所表示的是对心灵破裂的一种补偿，或者表示的是预见到这种破裂行将得到克服。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潜意识之中，因而它便使自己到处显现出来。在世界范围内流布的有关幽浮的故事便是这种情形的明证，它们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意向的征兆。
在原始人那里，需要有故弄玄虚的秘密有着至关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因为那为众人所分享的秘密起着维系整个部落的凝聚力的作用。在部落中，秘密很起作用地补偿了个人个性中所缺乏的黏合力，这种个性不断地复归回这个群体其他成员那最初的潜意识的同一性里。人的目标——意识到了其本身所特有的天性的个人的目标——的实现，因而便变成了一种长期的且几乎是无济于事的教育过程。因为甚至因加入结社而得以与闻某些秘密而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个人，从根本上说也得服从群体的同一性法则，所不同的是在他们的情况里，这个群体是在社会性上有所不同的群体就是了。
恰似一切能量均产生自对立一样，因而精神也拥有其内在的向性，这是其活力所不可辩驳的前提条件，赫拉克利特对此早有认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在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中，向性都是与生俱来的。与这种不可抗拒的力相对立的是自我那并不牢固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出现历经一千年并且只是借助于无数的保护性措施才得以产生的。一种自我之毕竟可能，看来产生自这样的事实：所有的对立双方都是要竭力取得一种平衡状态的。这种情形发生在起因于热与冷、高与低等等的冲撞所出现的能量的交换里。潜藏于有意识的精神生命中的能量是先于生命而存在的，因此它最初是潜意识的。当它向意识靠近时，它最初以投射的方式出现在诸如超自然力、神祇、魔鬼等的形象里，而这些形象的神秘看来便成了能量的最主要来源；而就事实而论，只要这些超自然的形象为人们所接受，情形就确是这样。但随着这些形象的消逝与失去其力量时，自我，即经验性的人，看来便会拥有能量的这一源泉，而且在下述这一含糊的表述的最充分的意义上还确实是这样：一方面，他竭力想把这能量抓到手，占有它甚至设想他确实占有了它；而另一方面，他却又为它所占有。
156 故事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在这一复杂的基础上，自我便产生了。在整个生命期间，自我便由这一基础所养育。当这基础不再起作用时，接着而来的便是停滞，然后死亡便到来了。精神的生命及其现实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它比较起来，甚至外部世界也是次要的，因为要是缺少了要把握它和操纵它的内源性冲动，世界又有什么关系呢？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有意识的意志能取代生命本能。这种本能是从内部以难以抗拒的冲动、意欲或命令而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并且我们要是给它赋予个人的魔鬼这样的名字——这在远古时或多或少便已这样做了——的话，我们至少是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心理的状况了。而我们要是采用原型的概念来试图稍为接近地界定魔鬼掌握了我们的那个点时，我们并没有取消掉什么，而只是更为接近了生活的源泉就是了。
从客观的观点来看，凭空作出某些表述——亦即在缺乏充足的理由时这样做——尽管是不允许的，然而也有某些表述，虽没有客观的道理，却显然还得作出来。在这里，其道理是心理动力方面的，亦即通常叫做主观的并被看作是纯个人事情的那种道理。但这便得犯这样一种错误，即这种表述究竟确是出自一个孤立的原因且只由个人动机所激发，还是它是一般性地发生的并且是出自一种以集体的方式出现的动力模式。在这种情况里，它就不应被归入主观性方面，而应归入心理客观性方面，因为数量不明的个人发现自己是受到了一种内心冲动而作出这同一种的表述的，或觉得持某一观点乃是极为必要的。既然原型并不只是一种不活跃的形式，而是一种以特有的能量充实着的一种真正的力，因而它便很有理由被认为是这种陈述的动因，并应作为其原因来加以理解。换句话来说，作出这一表述的并不是个人性的人，而是通过他来讲话的原型。如若这些表述被压制或被不加置理，医学上的经验及常识就会证实，精神的疾病正在积聚。这些疾患将会以精神病症状而出现，或在不产生精神病症状的个人情况里以集体性妄想的形式而出现。
153 尼古拉斯：天主教枢机主教、数学家、古典学家、实验科学家、哲学家。
对这样一种状态的危险与痛苦的洞察很可能便会使人决定留在家里，亦即绝不离开那安全的窝与温暖的茧袋，因为这些东西才允诺提供保护以免受内心紧张的压迫。不必离开父母的那些人对他们来说自然是最安全的。然而为数不少的人却发现自己被推上了走向个性化的道路。根本不用费多少时间，他们就会认识人的天性中正与反的两个方面。
因此，在其本身的魔鬼的驱赶下，人终于跨过了中间阶段的范围而真正进入到那“无人涉足过与无法通行的区域”了，在这里，没有路标给你指示道路，头上也没有遮风挡雨的屋顶那样的栖身之所。当他遇到了前所未见的情形如职责的冲突时，却没有先例可以指引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并不进入到人所据有的区域的情形，其为时之久还不到这些冲突发生之时，然后便迅即在刚觉察到了这种冲突时便结束了。我无法责备那立刻拔脚就走的人，但我也无法对他在自己的软弱与胆怯里发现美德的行为表示赞同。因为我的藐视不会对他有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也很可能这样说，关于这样的屈服条件，我实在也找不出什么可加赞扬的东西来。
我并不敢设想在我对人类及其神话的意义的思考里，说我已说出了最后的真理；但是我认为，这就是在我们双鱼座那漫漫无期的时间的结束之时所能说的话，而且也许还必须考虑宝瓶座（“水夫座”）正在到来的那漫长的时间，这个星座像个人形并在双鱼座的旁边。这是由两条头尾互相倒向的鱼所组成的一种对立的组合。水夫座似乎代表着我性。他以威严的姿态把其水瓶之物倒进南鱼座的嘴里，而南鱼座则象征着是一个儿子，一种仍然没有意识的内容。从这一潜意识的内容里，经过二千余年的又一个漫长的时期，一种未来将产生出来，这未来的特征则由摩羯座154的象征来显示出来：一种怪物， 即羊鱼座的怪异性，它象征的是高山和深海，是生长在一起的两种有所区别的动物成分所构成的一种截然相反性。这种奇异的生物可以很容易地成为面对着安索波斯即“人”的一个造物神的最初形象。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保持沉默，情形一如我所能随意运用的经验性资料一样——而所谓经验性资料，指的就是我所相熟的其他人的潜意识的产物或历史文献。顿悟如果不是自然产生，苦思冥想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我们拥有了类似于我们所拥有的有关宝瓶座的漫长时期的材料那样的客观资料，这种冥思苦想才具有意义。
然而，这个神话的第三个且为决定性的阶段是上帝以人的形式把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即实现《旧约全书》里关于神圣的结合的观念及其结果。早在基督教的原始时期，关于化身为人的观念便已被提纯到只包括直觉出“基督就在我们之中”的程度。这样，潜意识的完整性便深入到了内心体验的精神王国，而人则使其能知道进入到他那真实的形体里的一切。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无论对人还是造物主均一样——在那些走出了黑暗的人的眼里看来，造物主此时已抛弃掉其黑暗的质并变得尽善尽美了。
今天，我们之所以需要心理学完全是由于它与我们的根本生存的种种理由有关系。在纳粹主义的现象面前，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和束手无策，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人一无所知，或者不管怎么说，对人只有片面的和歪曲性的了解。我们要是具有自知之明，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面对着恶这一可怕的问题，可是我们却甚至连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更不用说如何与之进行斗争了。即使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却仍然无法理解“它怎么会发生在这儿”。一个政治家上台了，可是却怀着极大的天真骄傲地宣称说他没有“作恶的想象力”。这很对：我们没有作恶的想象力，但恶却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有些人并不想知道这一点，而其他一些人则与恶同流合污。世界今天的心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有些人自称基督徒并设想他们只要愿意，就能够把恶踩在脚下；另一些人则屈服于恶并不再看到善了。恶，在今天已变成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大国”了。有一半的人类靠着人的推理而制订出来的一种教义而强大起来并养肥了自己，而另一半的人却由于缺乏与这种情形相当的一种神话而生病变弱。在基督教各国，很遗憾，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它们的基督徒性沉睡着了并一直在千百年里忽视了把其神话加以进一步发展。在神话性观念中对生命的黑暗冲动表示了看法的人， 人们对之却拒绝听其陈述，弗洛拉的乔奇姆149、梅斯特·埃克哈特、雅各布·波伊姆及其他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蒙昧主义者。惟一的一线光明只有教皇庇乌斯十二世及其教义。但是当我提起这一点时，人们却甚至不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他们并未认识到，一种神话要是不再具有生命和继续生长，那么它就死了。
正如造物主是完整的一样，他的造物，他的儿子，也应该是完整的。从神具有完整性的观念里是夺不走什么的。但是谁也不知道的是，这样一种完整性却随又裂了开来；于是光明的王国和黑暗的王国便接踵而至。这种结果，甚至在基督出现之前，便明确地有所预见到了，这种情形尤其在约伯的体验中或在基督教时代紧随其后的传布广泛的《以诺书》中，便可观察得到。在基督教中，这种形而上的分裂显然也是久远的：在《旧约全书》中仍然属于耶和华亲密的随从的撒旦，现在却形成了神的世界正相反的永恒的对立物。他是无法被连根除掉的。因此，毫不奇怪，早在11世纪之初，创造了世界的是魔鬼而不是上帝这种信仰便产生了。这样，在天使堕落的神话里已经解释清楚，正是这些堕落的天使教会了人类一种有关科学与艺术的危险知识后，这一主调在漫长的基督教历史的下半期仍然回荡着。这些古老故事的讲述者对于广岛会说些什么呢？
154 摩羯座最初又称“羊鱼座”。——原注
因此，我是更喜欢“潜意识”这个术语的，原因是我知道，我要是想用神话上的语言来表达时，我同样可以提到“上帝”或“魔鬼”。当我确实使用这种神话上的语言时，我心里清楚，“超自然力”、“魔鬼”和“上帝”不过是潜意识的同义词就是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前三者和后者所懂得的，实在不过是半斤对八两而已。人们只是相信对前三者懂得更多——而为了某种目的，这种信仰是远比一种科学概念更有用处和更为有效的。“魔鬼”和“上帝”的概念之所以具有很大好处，就在于可以使对立物更好地客观化，亦即把它人格化了。二者的情感特色赋予了他们以生命和灵验性。爱与恨、恐惧与敬畏走上了对抗的舞台并使它变成了一出戏。本来只是“展示”的东西现在变成了“行动”。整个的人受到了挑战并进入到与其整个现实的斗争。只有到了这时，人才能变得完整，并只有这时，“上帝才能诞生”，也就是说，上帝进入到人的现实里并以“人”的形式而与人发生联系。通过这种化身的行为，人——也就是说是他的自我——便内在地被“上帝”所取代了，而上帝则变成了外在的人；这，与耶稣的说法是一致的：“看见了我的人也就看见了天父。”
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表示一种价值判断，而只是想指出，越过这条界限的事是太经常了。的确，这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则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万物都在流动之中。”跟在论点之后的是对立面，而在二者之间则产生了第三个因素缓解，在此之前这第三因素是无法感知的。在这种情况里，精神再次只是表现了其对立的特性而且确实根本没有超越自己的范围。
尽管如此，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即出于充分的原因，一个人却必须迈开自己的双脚走上通向更广大的王国的道路。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在所有这些摆到他面前的一切服装、生活上那五花八门的形态形式与风尚习俗中，他却找不到特别为他所必需的东西。结果他只好只身前行，以自己为伴。他将像他那群体那样发挥作用，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倾向——这些观点和倾向不必一定是沿着相同的方向前进的。实际上，他会与他本身发生矛盾，而因为共同行动的需要而把他自己的多重性团结起来时，他也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即使他外表上受到了这中间阶段的社会形式的保护，对于他内心的多样性，他却根本无力防范。在他本身之内的团结的瓦解便可能导致他放弃希望，退而变得与世同流。
由于具有思考的能力，人便得以迈出了动物界；而通过他的头脑，他证明了，大自然对意识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通过意识，通过承认世界的存在，他便拥有了大自然，因而也可以说证实了造物主。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各种现象的世界，因为要是没有有意识的思考，它就不会这样了。造物主要是意识到了自己，他就会不需要有意识的生物了；这样的情形大概也是不可能的：费了千百万年才发展起来的无数物种和生物，其极为间接的创造方法，是具有目的的意图的产物。自然史告诉我们，在千百万年吞食和被吞食的时间里，物种经历了杂乱而又属于机遇性的变化。人类的生物学史和政治史是这同样的事情的一种更为微妙的重复而已。但是在思想史方面情形却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思考着的意识奇迹地介入了——第二种宇宙起源学说。意识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大，因而人们不禁怀疑，意义的要素掩藏在所有这些可怕而又显然没有意识的生物性混乱中的某处；还有就是通向证实它的道路最终是在拥有不同智力的热血脊椎动物方面找到的——似乎是偶然地、无意地和并非预见地找到的，然而却又不知何故地出于某种黑暗的冲动而意识到了、感觉到了和摸索到了。
在许多情况下，对这样一种秘密的需要是如此紧迫，致使个人无意中竟卷入到他无法对之负责的观念与行动中来。他这样做的动因既非任性亦非狂妄，而是出于一种迫切的需要，对于这种需要他本人是无法理解的。这种需要以可怕的命中注定性而落到他头上，而且在他一生中也许是第一次亲眼向他显示了存在着某种异己的东西，这种东西比在他最为个人性的范畴之内的他本人还更强有力，而在他自己的范畴之内，他却认为自己是主人。雅各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与天使摔跤，结果以臀部髋骨错位而告终，但是他的角力却得以防止了一次谋杀156。 在那些走运的日子里，雅各的故事人们是不加怀疑地相信的。要是有个当代的雅各也去讲这样一个故事，那人们对他便难免别有用意地一笑置之了。他可能也不愿去讲这种事情的，特别是他要是倾向于保有他关于耶和华信使的本质的私人观点时。这样，他便会发现自己不管愿意与否，却拥有一种无法与人加以讨论的秘密，并会变成偏离开集体性的怪人。自然，除非他终生能成功地扮演伪君子的角色，不然的话，他思想上的保留最终必然昭然于世。但是企图二者兼顾，既使自己适应于其所在群体，同时又追求其个人的目的，这样的人却只会变成精神病患者。我们现代的这位雅各，大概会为自己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天使毕竟是二者之中的强者，而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因为从来没有人曾提出这样的要求说天使最后是瘸着腿走掉的。
这样的体验对人能产生一种有所助益的但也可能是毁灭性的作用。他无法把握、理解、主宰这样的体验；他也无法摆脱或躲开它们，因而他便觉得它们是不可抗拒的。由于认识到它们并不是产生自他那具有意识的人格，他便称之为超自然力、魔鬼或上帝。科学则采用“潜意识”这个术语，因而便等于承认它对此一无所知，原因是它对精神的实质一无所知，而认知的惟一手段又是精神的缘故。所以，诸如超自然力、魔鬼或上帝的用语的确实性是既不能否定也不能证实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确认，与某种客观且又显然在精神之外的东西的体验有联系的奇异感，却确实是真实的。
146 在希腊文中，“理论”一词的原意是“关于世界的看法”，或如德文之意叫“世界观”。——原注
这就是目标，或者是一个目标，它可以使人有意义地适合于创造的规划，同时又给这规划赋予意义。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在我之内慢慢形成的神话是一种解释性神话。这样一个目标我是可以认可和礼敬的，而这样的目标因而便能使我满意。
这些事实以一往无前的力量从内外两个方面向他发起进攻。他把它们归之于神的观念之下，借助于神话来描述它们的作用并把这一神话说成是“上帝的话”，亦即说成是来自“彼岸”的神秘灵感与启示。
在这一点上，事实本身便迫使我注意到，除了反映这一领域外，还有另一个同样广大的（如果不是更广大的话）领域，推理性理解和表象的推理方式在这个领域里却几乎找不到它们可以把握住的任何东西。这个领域就是厄洛斯158的王国。 在古典时代里，当这样的事情得到了恰当的理解时，厄洛斯便被认为是这样一位天神：其神性超越了我们人的范围，因而便既无法加以理解，也无法以任何方式来加以表现。我愿意像先前许多人们所试图做过的那样，冒险对这个魔鬼做一下探讨，这家伙的活动范围，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但要我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找到足以表达“爱”所具有的难以数计的自相矛盾的语言时，我却犹豫了。厄洛斯是一个宇宙进化论者，是所有高级意识的创造者与父母。有时候，我觉得，保罗的那句话“我虽然用人和天使的舌头说话，可是却没有爱”，是很可以当作一切认知及神性本身的精华的第一个条件的。不管学者们对“上帝就是爱”这样一句话是如何阐释的，但这句话却证实了神性的复杂的对立性。在我的医疗实践中及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曾一再面对爱的神秘且一直无法解释它到底是什么。像约伯一样，我只好“用手捂住嘴巴。我已经讲过一次，我是决不回答了。”（《约伯书》）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最大的和最小的，最远的和最近的，最高的和最低的，我们是无法讨论其一方面而不去讨论其另一方面的。对于这种自相矛盾，任何语言都是不够的。人们不管可以说些什么，却无论什么话都表达不了其全部意义的。谈论部分性的各个方面总是过多或是过少，因为只有整体才是有意义的。爱“化生万物”并“忍受万物”。这句话说出了可以说的一切，再添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起源自宇宙之“爱”的牺牲品和工具。我把爱这个字放在引号内目的在于表示，我并不是按欲望、喜欢、宠爱、希望及相类似的种种情感的含义来使用它的，而是把它作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东西，即一种统一的且不可分割的整体来使用的。人由于是其中一部分，因而便无法把握这个整体。他完全受它摆布。他可以同意它或者反抗它，但它却总是被它所掌握并被关在它的圈子里。他依赖它并靠它来维持自己。爱既是他的光明又是他的黑暗，对其目的他是无法看到的。“爱无息日”这句话无论他是用“天使的舌头”还是用科学的精确性来说，都追溯了从细胞开始向下直到其最深处源泉的生命。人可以设法给爱起各种名字，用他所掌握的一切名字加在其头上，可是到头来他仍然会使自己陷进无穷的自欺欺人之中。要是他尚算聪明，他就会就此罢休，给未知物起一个使人更加莫名其妙的名字——就是说，把它叫做上帝。这是对他的臣服，对他的不完美及对他的依附的一种承认，但它同时又是他可以在真理与谬误之间有自由进行选择的一种证明。
然而，总的说来，大多数人——尽管今天也有许多对自己深有所知的人——却不可救药地不完全具备在这种水平上生活的能力。这样的自知之明之所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原因就在于通过它，我们便可以接近本能所在的人的天性中那根本的一层或核心了。最终制约我们的意识所作的伦理决定的那些先在性动因就在这里。这个核心就是潜意识及其内容，对此我们是无法作出任何终极性的判断的。我们关于它的观念肯定是完整的，因为我们无法在认识方面理解其本质并给它加以合理的限制。我们只能通过科学来获得有关大自然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则扩大了意识的范围；因此，深化性的自知之明也需要科学，也就是说需要心理学。谁也无法不懂得光学而只是出于善意，反手之间就造出来一架望远镜或显微镜。
既然教义认为，在三位一体的每一位里，上帝都是完整地出现的，他也完整地出现在那流溢而出的圣灵的每一部分之中，因此每一个人便多少带有上帝及其子裔的完整性了。上帝形象中这种复杂的对立性因而也就进入到人的身上，但却不是作为统一体而是以矛盾对立的形式进入的，上帝形象中黑暗的一半与认为上帝就是“光明”的看法便互相冲突起来。这个过程在我们的时代里正在发生，然而人文学科的官方教师对此却几乎没有认识，按其职责来说，他们本应懂得这种事情才是。的确，人们普遍觉得，在这些年代里，我们已到达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但是人们却认为，伟大的机会只会与核裂变和核聚变或与宇宙火箭才有关系。与此同时在人们心灵中所发生的一切，通常却为人们所忽视。
正像秘密会社的新门人已经摆脱了不加区别对待的集体性一样，单独前行的个人也需要一种秘密，由于种种原因，他是不可以或不能够泄露这一秘密的。这样一种秘密增强了他独自为他个人的目标所进行的奋斗的力量。许多个人对于这种孤独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因而便只好与自己及与他人都躲躲闪闪，无法确实认真地对待人生。一般来说，他们最后只好放弃自己的个人目标而去追求集体性的一致——这一过程是他们所处环境中的一切观点、信仰与理想所鼓励的。此外，也没有什么论点是能够战胜环境的。只有拥有一种秘密才能防止那不然的话便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倒退；这种秘密个人是不能泄露的，是他害怕放弃的，或无法形之于语言的，因而便显得像是胡思乱想一类的秘密那样。
可以肯定，只有在意识的内容被看作是精神存在的惟一形式时，这种古怪的情形才会发生。什么地方有这种情形存在，那里就无法制止由于投射作用而产生的自满的果报。但那里容许潜意识精神的存在，那里投射的内容便可以被接纳进先于意识的生来就有的本能形式里。它们的客观性与自主性因此便得到保存，而自满亦得以避免。先于意识而存在并调制着它的各种原型，便以它们在现实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的面目而出现：即以意识物先验的结构形式而出现。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们并不代表存在于它们自身之内的各种事物，而是相反，它们所代表的是事物可以据之以表达与领悟的那些形式。当然了，制约着各种观念的特殊性的并不只是这些原型。它们只是说明了某一观念的集体性成分。作为本能的一种属性，它们也带有其能动的特性，因而它们便拥有引起或促使固定形式的各种行为或动机产生的一种特定的能量；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具有一种占有性或强迫性的形式（神秘性）。它们是作为魔鬼而孕育出来的，因而便十分符合它们的本性。
148 《以诺书》：伪经，记载人类第七代始祖以诺的故事，内容多为启示性。
神话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始于“圣灵”在使徒身上的大量显现，这样他们便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子了，不但他们，而且通过他们及在他们之后接受了上帝的儿子身份的所有其他人也是这样；这样，他们便得以分享这样的确定性：他们远非是地球所产生的土生性动物，及作为获得两次新生的人，他们的根是在神性的本身方面。他们可以看得见的、物质性的生命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正如基督教有关灵魂的赎救的神话所说的，不可见的、内在的人是来自并终将复归于最初意象的完整性里，复归于永恒的圣父。
这种“话”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容忍它，因为我们是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的牺牲品：由于上帝是个对立物的复合体，因此从这个词的最充分的意义上来说，一切的事情都是可能的。真与假、善与恶，都是同样地可能的。 就像德尔菲155的神谕或像一个梦那样，神话是或可以是歧义的。我们不能或不应该指斥理性；但同样，我们却必须坚信，本能会赶来帮我们的忙的——在这种情况中，正如约伯很早以前就已明白的，上帝正帮助我们反对上帝。“另一意志”通过它而得以表达的一切是从人那里产生的，即从其思想、言词、意象及甚至其种种局限性里产生的。因此，当他开始以心理学不够灵活的术语进行思考时，他便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万物之源，并断定一切都产生自他的意图，产生自他的自身。他像小孩般天真地认为，他知道他能力所及的一切并知道“他身上”具有的是什么。然而，他却始终受到他意识的软弱及对潜意识的相应恐惧的极大妨碍。因此，他根本没有办法把他谨慎地通过推理而得出的结论与从另一来源自发地涌上他心头的东西区分开来。他对自己无法做到客观，然而又不能把自己认为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他在存在中所发现的，而且不管好坏，他是等同于这种现象的。最初，一切都强加到了他身上，一切都发生到了他身上，只是费了很大气力，他才最后成功地为自己征服了并拥有了一个相对的自由的天地。
秘密结社是在通向个性化的道路上的中间性阶段。个人仍然在依靠集体组织来实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性，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认识到，使自己有别于其他所有人及独立自主确是个人的任务。一切集体性的同一性，如加入某些组织的成员成分、支持各种各样的“主义”等等是会影响这一任务的完成的。这种集体同一性是跛足者的拐棍，胆怯者的护盾，懒惰者的温床，不负责任者的保护所；但它同样又是穷人和弱者的庇护所，遇难海员的始发港，孤儿的亲爱的家，理想破灭的流浪者与疲惫不堪的朝圣者的充满希望的国土，迷途之羊的羊群与安全的羊圈，提供促人成长的乳汁的母亲。因此，把这个中间阶段认为是个陷阱便是错误的；相反，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将代表着个人生存的惟一可能形式，在今天，个人看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消灭个性的威胁。今天，集体组织仍然是甚为根本性的，因而许多人便不无理由地认为它将是最终的目标；而在自主性的道路上要求迈出更大步伐的行为则显得像是狂妄自大、异想天开或简直就是愚蠢。
基督教中令人触目的东西就在于，在其教义的体系里，它预见了在神里存在着一种变形物，一种“彼岸性”的历史变化过程。它是以天庭发生纷争这种新神话的形式来作出这种预言的，而这最初在创世的神话里便作了暗示。在这一神话里，造物主的一个蛇形的敌人出现了，它通过答允增大有意识的知识（好坏兼有）而诱使人走向不顺从147。 其第二个暗示就是天使从天而降，这是潜意识的内容所进行的对人类世界的一种最早的侵犯。这些天使是些奇异的种属：他们只能一成不变而不可能再是别的了。他们本身只是些没有灵魂的存在，什么也不代表而只代表他们的主的思想和直觉。因此，堕落的天使便会都是“坏”天使。这些天使产生了著名的“膨胀”作用（这种情形我们今天也可以在独裁者们的自大狂里观察得到）：他们与人结合而生出了一个巨人种族，到了最后，这些巨人竟威胁说要吞吃掉人类。这，《以诺书》148就是这样说的。
具有幻想天才的雅各布·波伊姆认识到了上帝形象的这种自相矛盾性，因而在使这个神话的进一步发展上作出了贡献。波伊姆所画的曼荼罗的象征代表着分裂了的上帝，因为内圈分开成了两个背靠背的半圆。
150 奥利金（约185－254）：早期希腊教会最有影响的神学家与《圣经》学者，曾提出无论是谁，即使是撒旦，通过赎罪，都能重获幸福。
原型性表述是建立在本能性前提之上的，与理性毫无关系。它们既不基之于推理，也无法靠合理的论据来加以排除。它们向来是世界性景象的部分， 或正如莱维·布吕尔157很恰当地称谓的，是集体复现表象。当然了，自我及其意愿在实际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自我所意愿的东西最大程度地受到原型过程的自主性和神秘性的干扰；对于这种干扰的方式，自我通常是无所觉察的。只要宗教可以从心理学方面的观点加以探讨，对这些过程的实际考虑则是宗教的本质。
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表述都是由精神作出的。除了其他方面之外，精神显得像是一个活跃的过程，有赖于对立双方所构成的基础，有赖于对立两极之间的能量的交流。“原则不应增多到超出必要的范围”，这是逻辑上的一条普遍法则。因此，既然以能量的方式来作出的阐释已证明是一条普遍正确地解释各门自然科学的原则，那么我们在心理学方面也必须把自己限定在它里面。可以提出某一别的观点而又具有牢固的事实作基础的情形并不存在；此外，精神及其内容所具有的对立性或各向性亦已通过心理体验而得到了证实。
因此，在精神的动力学里潜藏着一种向性这一事实便意味着，在广义上说，对立双方的整个问题及其所有伴随而来的宗教与哲学上的各方面，便被纳入了心理学的讨论范围之中了。这些方面失去了在它们自己领域内所具有的自主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是按照心理学上的问题的方式来加以探讨的；也就是说，不再从宗教或哲学真理的角度来看待它们，而是检验它们在心理学上的可信性和意义。如果置它们所自称的“独立真理”于不顾，那事实仍然是：要是从经验性来看——也就是说从科学性上来看——它们主要是精神现象。这一事实在我看来是不可争辩的。它们自认有理是与心理学的方法相一致的，这种方法并不认为这一要求是不合理的，而是相反，在处理它时需加以特别考虑。心理学不容许作诸如“只是宗教上的”或“只是哲学上的”这样的判断，尽管实际上我们已习以为常地听到说某种东西“只是哲学上的”这种指责了——这在神学者们方面更甚。
然而，总的说来，个人根本无法有这种意识，因而他便完全无法看出他自己有作出决定的潜力。相反，他却不断地和焦虑地左顾右盼，想找到指导他摆脱这种无可适从的困境的外部法则与规定。除了一般的人的缺点之外，对此所作的指斥大都归因于教育，而教育所传授的则是老一套的一般知识并对私人性的体验的种种秘密只字不提。因此，教育千方百计去做的便是去教授些理想性的信念或行为规范；人们在心目中是懂得这些的，但他们却永远无法做到；而且这些理想也为做官的挂在口头上，但他们却心里清楚，他们本人从未达到过这些高标准，也绝不想去这样做。更甚的是，对于这种教育的价值，却从未有人提出过疑问。
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重新确定方向，需要思想的改变。接触邪恶便会随之招来屈从于它的巨大危险。因此，我们绝不应再屈从于任何东西了。甚至连善也一样。我们要是屈从于一种所谓的善，那么这种善便会失却其伦理的属性。这样做并不是说善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屈从于它可能会招来麻烦。任何一种执迷或瘾都是不好的，无论这种瘾是酒、咖啡还是理想主义。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认为善与恶就是绝对地对立的。伦理行动的标准已不再存在于这样简单的看法中，即善具有一种绝对命令的力量，而所谓恶则可以坚决地加以避免。认识到恶的现实性就有必要使善具有相对性，同样，恶也会把二者改变成为一个矛盾的整体的两半。
现在，要是精神的动力学观念是正确的，那么试图逾越精神的向性的界限的所有表述——比如说，具有形而上的真实性的表述——如若它们想声称具有任何一种正确性，那就一定是自相矛盾的。
在我竭力描述精神的种种局限性时，我无意去暗示说只有精神才存在着。我的意思只是，就感知和认知来说，我们的视野是不可能越出精神之外的。科学不言而喻地证明了，非精神性的、超验的物体是存在着的。但是科学也知道，要把握住这种物体的真正性质是多么困难了，特别是在感知的器官不起作用或正缺乏时及在恰当的思维方式并不存在或仍有待于创造出来时。在我们的各种感觉器官及人造的这种器官装置均无法证实一种真实物体的存在的情况里，其困难性是更为巨大了，因而人们便难免上当，断言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一真实之物。我是绝不去作出这种过分草率的结论的，因为我向来并不倾向于认为我们的感官是能感知所有形式的存在的。所以，我甚至冒险假设，原型的具形现象——具形是典型性的精神事件——可以建立在精神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于一种只是部分地是精神的且可能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上。由于缺乏经验数据，对于这种存在形式我既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理解，但人们通常叫它为精神形式。从科学观点来看，它不是我所认为的物质性的；这，我必须承认我的无知。但只要种种原型作用于我，对我来说它们就是真实的和实际的，甚至即使我并不知道它们的真正本性是什么时也仍然一样。这当然不但适用于各种原型，而且总的说来还适用于精神的本性。关于它本身它无论可以阐述些什么，它总是绝不会越出自己的范围的。所有的理解及所有能理解的，在本质上说都是精神性的，并且我们也在这种程度上无可奈何地被关禁在一个纯属精神的世界之内了。尽管这样，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去假定，在这道帷幕之后存在有动作着并影响着我们的尚未被理解的那绝对之物——而且甚至或特别是在对之无法作出可加证实性说明的精神现象的情况里也认为是这样。有关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表述，只有在专门化的领域里才是可靠的；超出了这些领域，它们便只能是夸夸其谈的假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