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
“让我再来读一份材料。‘三月一日，也就是我们远涉野蛮人那儿回到这里的两个星期前，他命令我和另外两个男子（名字）准备马上出发去作一次长途旅行。他那时没有说要去哪里。当我们发现那个野蛮人女孩和我们一起出发时都感到很惊讶，尽管我们没问什么。但我们对准备的仓促也很惊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推迟到春雪融化的时候。直到回来我们才明白他的目的是要向那里的野蛮人透露我们即将发动进攻的预警信息……我们大约在三月十八日和野蛮人见面。在他和野蛮人长时间会晤时我们被排斥在外。他们并且交换了礼物。当时我们曾讨论过如果他命令我们投降野蛮人怎么办。我们决定拒绝命令自己回家……那女孩回到她自己人那里去了。他对她很着迷，但她却不在乎他。’
我说话了。“没人敢当着我的面说这样的话。谁对证言中第一条指控负责？”
“我将用法律手段为自己辩护。”
我在单人囚室里把他这个人推敲了很久，想弄明白他的敌意，试着用他看我的眼光来看我自己。他并没有把我的公文一把推开扔到角落里将自己的靴子搁到我的办公桌上，反倒不吝费神地向我展示他的良好品味。为什么？这副年轻健硕的身肢和街头打手那般肌腱鼓凸的胳膊就这样被塞进第三局为自己这伙人特制的这身紫蓝色制服里。
他手一挥又缩回去。“没关系。你有机会作出答辩。”
也许在这里时她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得用其他方式觉察自己的危境：比方说听到父亲恳求他们住手的声音冲口而出。
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进来，把一叠纸扔在办公桌上，坐下来。他盯着我看不吱声。他是想以某种威严给我留下印象。他费心把我肮脏杂乱的办公室重新弄得像真空一般整洁；他故意延时走进房间；他傲慢无礼地审视我的眼光，所有一切的含义就是：他现在不仅把持着（我还怎么和他抗争？）这里，而且还知道怎么在这间办公室里表现自己，甚至知道怎么带出一种功能性的优雅风度来。何以觉得我值得他如此大费周折？是不是因为我尽管身着发臭的衣服，脸上胡子拉茬却仍然带着某种“贵胄世家”的气派？怕遭我嗤笑所以才着意把自己装饰一番？以我对他们局里上级军官的仔细观察，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即便我告诉他别介意、没关系，他也不会相信我的。我必须留心别笑出来才好。
* *
我站在卫兵旁边，身上还穿着旅行时的那身衣服，内衣洗过一两次，外衣上还带着柴烟熏的气味，我等在一边，看着窗外阳光嬉逐着一树杏花，心里已很满足。
虽说守卫得到命令不能向我透露任何消息，外面院子里传来的只言片语却不难编织起来凑成一个脉络清晰的故事。最新的话题是关于河边的野火。五天前，那里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比西北面的烟雾颜色更深一些。后来这片黑色慢慢蚕食到河道里来，有时静止不动，而通常总是在蠕动着，从城里这边望过去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像一面棕色的幕布覆盖在三角洲上方，那儿是河流注入湖泊之处。
所以我继续殚精竭虑地围绕着女孩难以修复的形象打转，在她身上编织着某种可能性，转而又编织着另一种可能。她倚着两根拐杖模模糊糊地向上瞟去。她看见什么了？是守卫者信天翁 ①的保护羽翼？还是一个当猎物还在喘息就不敢上前的胆小鬼乌鸦的黑色影子？
他清了清嗓子。“我要向你宣读一些我们收集的证词，行政长官，”他说，“以使你对自己被指控的严重性有个认识。”他作了个手势，卫兵出去了。
我闭上眼睛一连几个小时想着这事儿，我坐在地板中间昏暗的光线里，试图重新勾勒出那个很难回忆的男人。所有呈现在我眼前的那个称作父亲的人可能就是所有眼看自己孩子受虐而无法庇护的父亲的形象。无法庇护自己所爱的人——他知道这是自己永远也忘不了的。这是一个父亲的认识，这种自我定罪的认识使他无法承受。怪不得他有舍身拼命那一搏。
想到这里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总是让人心生畏葸。
我可以猜到是怎么回事儿，某些人觉得河岸上留给野蛮人的地盘太多了，如果把河岸清理一下，就可以建立起一道防护线。于是他们决定把岸边的灌木丛统统烧掉。由于风从北面吹过来，火势就蔓延了整个浅浅的河谷。我以前曾见过野火。火势窜过芦苇丛，杨树像火炬一样燃烧起来。跑得快的动物如羚羊、野兔、野猫什么的，都迅速逃窜；一群群的鸟儿惊恐地飞去；剩下的，每样东西都被焚毁。但河边还有大片光秃秃的地带，火势蔓延不到那儿。所以必有一队人马要顺河道而下跟着火势走向去观察焚烧的进程。他们才不在乎一旦土地被如此修理，风就会剥蚀土壤，沙漠就会向前推进。这支准备讨伐野蛮人的远征军为了他们的军事行动正在蹂躏我们的土地、糟蹋我们的祖传遗产。
头脑空空，只是急于邀功讨好乞赏——我敢肯定。对女人充满好奇心，但不会被满足也不会满足别人。谁曾被告知人要爬到最高处就得踏着别人的身体。谁曾梦想着有一天要把脚搁在我的脖子上再使劲踩一下。至于我？我发现很难对他报以同样的恨。通往高层的路对于一个没有钱、没有背景、仅有学历的年轻人来说相当艰难，于是跻身第三局这样罪恶的地方就成了一条捷径（问题是还有什么比第三局更好的地方可让他们选择呢！）。
我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会这样做。我很清楚这般罗织罪名的险恶用心，人家玩的就是这套能把你气疯了的含沙射影和人身攻击的微妙把戏；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想套出什么样的答案应该采用怎样的诘问。只要法律还在为他们所用，他们就要用它来对付我，不行再换别的招儿。这是第三局的伎俩。对于不受法制约束的人来说，合法程序只是多种工具中的一种罢了。
不知哪个角落，有个孩子曾遭凶虐。我想起这个人，且不管她的年龄，反正还是个孩子，她被带进这里，在她父亲面前被弄瞎了眼睛；她看着父亲在她面前遭受屈辱；心里明白他知道她看见了什么。
槅架被清理过了、掸扫过了，擦得锃亮。桌子表面发出亮亮的光泽，桌上除了一只盛着五颜六色的玻璃球的小圆碟，什么都没有。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墙角花几上一只大花瓶里木槿花在空气中散发着清香。地上铺了新地毯。我的办公室还从来没这样漂亮过。
“第一条是：‘他的管理工作有许多为人诟病之处。他总是以武断的方式作决定，申诉者有时要等几个星期才能得到答复，而且他对现金账目的管理也没有什么章程可言。”他放下那些材料。“我得说，在审查了你的账目后我确信你做账确实混乱而毫无章程。‘他不顾自己作为地区行政长官的身份与一个街头女人鬼混并不惜为她耗费大量精力，这是一种渎职行为。这种道德败坏的行为也是对帝国形象的亵渎，因为这个女人曾令人可疑地被一些士兵包养而且与许多人有过淫秽下流的勾当。’我就不重复这些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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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放下证言材料，细心地把四边码齐。我依然沉默。“我念的仅是一些摘要。好让你明白一个大概。我们来到这个办公室清理当地行政事务账目时也发现问题确实严重。尽管我们不是干这行的，可是也看得出来。”
我以一种模棱两可、意义暧昧的父爱方式对那女孩加以庇护。可是为时已晚，她已经不可能对“父亲”有信任感了。我所做的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我想要补偿她。我不想否认这种正当的驱动力，虽说这种驱动力搀和着颇成问题的动机：因为我得为赎罪和修复找个安顿之处。对于那些宣称安全警戒比宽容得体更重要的人，我决不会允许城门向他们敞开。那些人当着她的面把她父亲的衣服剥光，把他折磨得语无伦次；他们拷打她，而他无法阻止他们（那天我一直在办公室里围着账册忙个不停）。从那以后她就不可能再被我们所有的人视为同类姐妹了，她的某种同情心肯定是死了；心理的某种情感活动也不再存在了。我也一样——如果把我关在这个囚室里跟那些萦绕着我的人影一直过下去——不仅有那父亲和女儿，还有那个甚至在灯光下也不肯把遮在眼睛前面的黑色小圆罩摘掉的人、他手下那些把火盆烧红的喽啰们，我也会受此感染而变得对世界万物都失去信任。
从这以后她没有了父亲。她的父亲消失湮灭了，成了一个死人。一定是发生在这个时刻：当她和父亲被隔开的时候，那父亲受到审讯时——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就像野兽似的扑向他们，结果被他们用棍子打倒在地。
于是我们在寂静的晨间互相考量着对方，最后他拍拍巴掌喊卫兵进来把我带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