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遍访欧美，查阅文献资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坐在电脑前写作，专注到了痴迷的地步，这些事没有一样能讨得家里人的欢心。安东尼和弗雷德分别要感谢埃米莉（Emily）和弗朗西丝（Frances），感谢她们再次容忍了这一切。你们值得拥有更好的。
安东尼的研究助理丹尼尔·霍夫曼（Daniel Huffman）在准备采访背景资料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还修改润色了部分弗雷德写作后用谷歌翻译为英文的内容，使之通顺易读，早期的编辑工作也大抵由他经手。在成书的最后阶段，弗雷德的助理凯瑟琳·亨特（Cathryn Hunt）协助我们完成了选择、获取书中照片的艰巨任务。加滕·罗特科普夫咨询公司（Garten Rothkopf）的其他同事——林雨欣（音）、乔纳森·戈尔德施泰因（Jonathan Goldstein）——同样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工作。在早期阶段，詹姆斯·格斯滕藏（James Gerstenzang）帮助我们删繁就简，明确了叙述的主线。
许多朋友和同事就各种初稿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包括达维德·罗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克莱尔·凯西（Claire Casey）、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布鲁斯·卡茨（Bruce Katz）、马克·穆罗（Mark Muro）、约翰·豪格（John Hauge）、丽塔·伦（Rita Lun）、史蒂文·西尔弗（Steven Silver）、卡尔·佩克（Carl Peck）、鲍勃·凯泽（Bob Kaiser）、汉密尔顿·洛布（Hamilton Loeb）、提耶斯·皮尔布姆（Thees Peereboom）、林·范伦特（Rien van Lent）。许多书中的采访对象都非常热心，帮助我们检查（修正）我们所写、所学、所见的内容，确保准确性。彼得·范·阿格塔米尔（Peter van Agtmael）为安东尼拍摄了封底的作者照片，还勇敢地踏进了奥尔巴尼的无尘室。
书中我们谈到了“联络者”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成书过程中，我们也有两位重要的联络者。第一位是扬·弗雷德·范韦嫩（Jan Fred van Wijnen），他是最初为我们牵线的编辑。另一位是约翰·布特曼（John Butman），在我们全无灵感的关键时刻，他加入了我们，以精湛的编辑技巧将本书的创作引回正轨。此外，在我们几经商讨、否定了多个书名之后，他为我们提出了最终的书名。我们对他表示万分感谢。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的彼得·奥斯诺斯（Peter Osnos）在我们身边鼓励着我们写作本书。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编辑约翰·马哈尼（John Mahaney），是他确保了我们始终着眼于全局，并在弗雷德因一场大病停工数月期间灵活变通，不断鼓励我们。谢娜·雷德蒙（Shena Redmond）是我们的项目编辑，她确保了在最后阶段各方面毫无纰漏。我们很幸运，能由一丝不苟、业务娴熟的米歇尔·温（Michele Wynn）经手本书的文字编辑工作。
我们俩（安东尼和弗雷德）均以金融为业，既是从业者，又是观察者。安东尼是一位银行家、投资经理，他目睹了第三世界如何以超出所有人预期的速度发展为新兴市场，也见证了它们的企业如何鼓足干劲跻身全球市场，成为其中有力的竞争者。弗雷德是一名记者，曾追踪欧洲货币发展十余年。他意识到，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中心议题是应以什么样的原则组织起一个统一的欧洲。
非众人相助，本书无以成形。他们鼓励我们写作，帮助我们理清思路，为我们指明新的方向，激发我们的想法。我们对最终的结果全权负责。
安东尼还要由衷地感谢他在世界银行集团、新兴市场管理公司、战略投资集团的同事，他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及在布鲁金斯学会、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参与的讨论。与此相似，弗雷德也要感激《金融日报》和欧洲财经界的同僚。
过去的30年间，我们看到，一种全新的全球金融秩序已经形成，随后，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这一新秩序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传统产业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的情况尤为突出，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认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为陈迹，相反，我们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新趋势已经释放出了早期信号。廉价劳动力正日渐式微，与此同时，竞争王牌已变为由智能创新带来的附加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