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也攻击过僧侣。我猜想他不喜欢僧侣，因为他把他们画得很丑。但是，他们在丑中是美的，他们在其僧侣的卑劣荒淫中是得意扬扬的！这里，艺术占主导地位，艺术如同火一样有净化作用；而在那里，卑躬屈膝腐蚀了艺术。现在，请比较一下艺术家和奉承者吧： 这里是卓越的绘画，而那里是伏尔泰式的说教。
[35]法国作家斯卡龙（Paul Scarron，1610—1660）的《滑稽故事》中的人物。
不过，有一次他也搞出了一些相当好的东西。那是一组青年和老年卫士的服装，不要把它与最近发表的一件类似的作品混为一谈，我认为，后者是一件遗作。人物具有真实的性格。他们彼此大概很相像。但是，举止，动作，面部表情却画得极好。那时夏莱还年轻，尚未自认为是一位大人物，他的名声还不大，他必须正确地画人像，平稳地加以安置。后来他就越来越不自重，最后竟反复地画起庸俗的铅笔画来了，一个稍微有点儿自尊的艺徒都是不屑于此的。还应该提请注意，我谈的这幅作品属于简单而严肃的一类，它不要求任何后来人们无故地归之于一位在滑稽方面如此不完全的艺术家的那些品质。如果我在谈漫画时顺着我的思想直走下去，我是不会把夏莱放在我的名单上的，他不比皮奈利[11]强；但是果真如此的话，人们会指责我有严重的遗忘的。
这个卡勒·维尔奈[2]真是个非凡的人。他的作品是一个世界，是个小《人间喜剧》，因为粗俗的形象，芸芸众生和街头巷尾的速写，漫画，常常是人生最忠实的镜子。漫画甚至常常和时装式样图一样，越是过时越是具有夸张讽刺的意味。因此，当时的人物形象的僵硬和笨拙使我们感到惊奇，同时又奇怪地刺痛了我们。不过那些人远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有意显得奇怪，当时的风气就是那样，当时的人就是那样： 人像画，世界在艺
[23]杜米埃以此为题材画了一组画，二十四幅。
[31]Charles-Joseph de Villers Traviès（1804—1859），法国漫画家。
顺着一座极可疑的房子，走过来一个头戴弗里吉亚小帽的年轻姑娘。她戴着那顶小帽，显出一种民主派的小女工的无邪的媚态。某两位先生（模样认得出来，肯定是两位最尊贵的部长）正在那儿干着一种古怪的营生。他们哄骗那个可怜的孩子，凑着她的耳朵说着温存话或肮脏话，轻轻地把她朝狭窄的走廊里推。门后影影绰绰站着那个人。他的侧影看不见，可那正是他！看那一绺头发和络腮胡子。他在等着，等得心焦。
[13]William Duckett，时任《画报》主编。
但是，我们的伟大的艺术家搞的东西是极为丰富的。我将描述几幅不同类型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版画，然后，我分析这位奇人的哲学和艺术价值，最后，在我与他告别之前，我将提出他的不同类型的作品的名单，至少要尽力而为，因为现在他的作品还是一座迷宫，一座稠密得盘根错节的森林。
人们就夏莱笔下的孩子谈得很多，那是些可爱的小天使，装扮成漂亮的士兵，他们是那样喜欢老兵，拿着木剑玩战争游戏。他们像红皮小苹果一样滚圆、新鲜，待人真诚，目光清澈，笑盈盈地望着大自然。然而，淘气鬼呢，大诗人笔下的苍白的小流氓呢，他们声音沙哑，脸色黄得像一枚旧铜板[9]，夏莱的心太纯洁了，看不到这些。
卡勒·维尔奈，毕加尔，夏莱，杜米埃，莫尼埃，格朗维尔，加瓦尔尼，特里莫莱，特拉维埃，雅克
[6]法语发音的一种规则，一般没有文化的人并不遵守这个规则。
《罗贝尔·马凯尔》，《夫妇风俗》，《巴黎人》，《侧影和轮廓》，《浴者》，《浴女》，《巴黎的划船者》，《女才子》，《牧歌》，《古代历史》，《善良的资产者》，《法官》，《考克莱先生的一天》，《时下的慈善家》，《时事》，《所有的愿望》，《被代表的代表》。再加上我谈过的两组肖像[25]。
也是在这个时期，杜米埃创作了一系列政界人物的讽刺肖像。其中有两组，一组是全身的，另一组是半身的。我认为后一组为时更晚些，只包括一些法国贵族院议员。艺术家表现出对肖像画具有一种卓越的理解。他在突出和夸张像主的独特性的同时，仍然真诚地保持了自然，以至于这些画可以成为一切肖像画家的典范。一切思想的贫乏，一切可笑之处，一切智力的怪癖，一切心灵的罪恶，都从这些兽性化的脸上清楚地流露出来，并且历历如在目前；同时，一切又都是画出来的，被一种雄浑有力的手法加以突出。杜米埃既像艺术家一样灵活，又像拉瓦特一样精确。总之，他那个时期的作品与他现在的作品大不相同。他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即兴能力，也没有他后来出现的画法上的粗率和轻快。那时他有时稍嫌笨重，不过这种情况很罕见，却总是很完美、很认真、很严肃。
[5]指贝朗瑞，当时仍健在。
[21]可能指拉法耶特。
[8]William Hogarth（1697—1764），英国画家、作家。
关于这些画中的两组，即《罗贝尔·马凯尔》和《古代历史》，我有两点重要的意见。《罗贝尔·马凯尔》是风俗漫画的决定性的开端。巨大的政治斗争稍稍平静下来了。坚持不懈的追捕，态度强硬起来的政府，人们精神上的某种厌倦，都往这场大火上浇了不少冷水。必须发现新鲜的东西。喜剧取代了抨击。梅尼贝[26]式的讽刺给莫里哀让出了地盘，杜米埃以一种光彩夺目的方式讲述的罗贝尔·马凯尔的宏伟史诗接续了革命的义愤和影射的绘画。漫画从此具有了一种新的姿态，不再专门是政治性的了；它成了对公民的普遍的讽刺，它进入了小说的领域。
格朗维尔无疑也搞了些美的、好的东西，他的固执、细心的习惯帮了他很大忙；但是他不灵活，因此他从来也不会画女人。格朗维尔所以重要，是在于他的才能的异常方面。他在死前还运用他那总是顽强的意志通过造型的形式来记录梦幻和噩梦的交替，精确得像速记员记录演讲者的演说。是的，作为艺术家的格朗维尔希望铅笔能够解释观念联合的规律。格朗维尔是很滑稽的，但他常常是个不自知的滑稽家。
[10]François Villon（1431—1463），法国诗人，他的作品中有一首诗名为《被绞死者之歌》。
现在是苦役犯监狱了。一位很博学的先生，慈善家，爱打抱不平的侠客，着黑衣，系白领带，出神地坐在两个面目可憎的苦役犯中间，他们像傻子一样愚蠢，像猛犬一样凶恶，像破布一样疲惫不堪。其中的一个向这位先生说他谋害了自己的父亲，强奸了自己的妹妹，或干出了其他光辉的业绩。“啊！我的朋友，您组织得多么好啊！”欣喜若狂的学者喊道。
术的模子里脱胎。人人都僵硬、挺直，穿着过窄的燕尾服和有翻口的靴子，头发垂在额上，每个公民都像是照裸体模特儿画出来的，可以进旧货店的。卡勒·维尔奈的漫画不仅因为深刻地保留了那个时代形象的烙印而具有巨大的价值，即不仅从历史的角度看具有巨大的价值，它还具有一种确定无疑的艺术价值。姿态和动作具有一种真实的色彩，头部和面部的风格，我们中间许多人只要想想小时候常进我们的父亲的客厅的那些人，就能加以证实。他的风俗漫画是绝妙的。谁都记得那幅表现赌场的巨幅版画。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周围，聚集了一群性格各异年龄不同的赌徒。妓女自然是少不了的，她们贪婪地窥伺着好运气，她们是走运的赌徒的永恒的邀宠者。那里有快乐，有强烈的绝望；有暴躁的运气不佳的青年赌客；有老人，在狂风中甩掉已见稀疏的头发。当然，这幅作品像其他出自卡勒·维尔奈及其一派的作品一样，失之拘谨，不过，它很严肃，具有一种讨人喜欢的冷峻，手法的呆板也相当适合主题，因为赌博是一种既猛烈又克制的情欲。
[9]奥古斯特·巴尔比埃的诗句。
[12]指奥拉斯·维尔奈和贝朗瑞。
唉！他给我们这样的画太少了。而且，即令立意是好的，画得也不行，脑袋没有鲜明的个性。这种画本来可以是很美的，肯定，他的画抵不上维永[10]描写他和伙伴们在昏黑的平原上，在绞架下面晚餐的那些诗句。
[11]Bartolomeo Pinelli（1781—1835），意大利漫画家。
总之，他是一个民族愚蠢的制造者，一个缴纳营业税的政治格言商人，一个其生活并不比其他偶像更艰难的偶像，他很快就会知道遗忘的力量，他将和那位大画家及那位大诗人[12]，他在无知和愚昧方面的两位堂兄弟，一起睡在冷漠的废纸篓中，正如那些被无谓地糟蹋了的纸张一样，只配用来造新纸。
[28]Jean-Ignace-Isidore Gérard，dit Grandville（1803—1847），法国漫画家。
特拉维埃近来从画坛上消失了，不知为什么，因为今天和以往一样，滑稽画册和刊物的出版仍很可观。这确是一大不幸，因为他很善于观察，尽管他有犹豫和失误，但他的才能中有某种严肃和温柔的东西，使他特别地给人以好感。
“今晚您做过祈祷了吗，夫人？”这个奥瑟罗-菲力普[18]闷死了天真的自由女神，尽管她喊叫，抵抗。
[32]Aubert，法国出版家。
有一天，特里莫莱画了一幅画，构思很好，思想崇高： 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夜里，一个看起来像是活动的废墟和一包飘动的破衣裳的老人躺在一堵破墙下。他朝着无星的天空抬起一双感激的眼睛，喊道：“我感谢您呀，我的上帝！您给了我这堵墙来遮蔽我，您给了我这张席子来裹着我！”像一切备受痛苦的贫苦人一样，这个正直的人要求不高，他心甘情愿地什么都相信万能的上帝。不管那些乐观主义者们说什么，有些天才是有过这样的夜晚的！而德佐吉埃说那些乐观主义者有时候喝醉了酒跌倒在地，就可能会压扁一个没吃晚饭的可怜人。特里莫莱死了，他在曙光已经照亮他的天际的时候死了，他在更为宽厚的命运想要对他微笑的时候死了。他的才能日渐增长，他的精神机器是好的，起劲地运转；可他的肉体机器受到了往日风暴的严重损坏。
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表达我对夏莱的看法，我感到相当为难。他的名声很大，可以说名闻全国，他是法国的一大光荣。他使现在还活着的整整一代人感到愉快和高兴，据说，他也使他们受到了感动。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真心实意地为夏莱未进学士院感到愤愤不平。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桩和学士院缺了莫里哀一样的大丑闻。我知道，对一些人说他们不该以某种方式寻开心或受感动，这是在扮演一个卑鄙的角色；与举世公认的东西发生争执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然而，必须有勇气说出夏莱并不属于不朽的人物和世界性的天才之列。他不是一位作为世界公民的漫画家；如果有人反驳说一位漫画家永远不能做到这样，我将说他能够或多或少地做到。他是一位应时的漫画家，是一位专一的爱国者，这是成为天才的两大障碍。他在这方面与另一位名人是一样的，我不愿说出他的姓名，因为时机尚未成熟[5]，因为他只从法国尤其是只从军人贵族中获得荣耀。我说这不好，表明了一种狭隘性。他像那一位大人物一样，严重地污辱了教士，这是不好的，我说的是，不好的迹象。这些人在海峡、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以外的地方是不可理解的。过一会儿，我们将谈谈艺术家，也就是说，谈谈才能、手法、构思和风格，我们要把问题谈透。现在，我只谈思想。
他恰恰是我们刚才谈过的那个人的反面。亨利·莫尼埃不是完整地一下子抓住一个形象或一个主题的整体，而是对细节进行缓慢的、不断的研究。他从来也不知道伟大的艺术为何物。因此，普吕多姆先生[27]这个极其真实的典型并没有被构思成一个伟人。亨利·莫尼埃研究过活生生的、真实的普吕多姆先生，在很长时间里天天研究他。为了达到这种神奇的结果，我不知道他喝了多少杯咖啡，玩了多少次多米诺骨牌。研究之后，他把他表现出来，不，我说错了，他把他移印出来。乍一看，结果似乎不同凡响；但是，当普吕多姆先生的事讲完了，亨利·莫尼埃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的《民间场景》当然是很可爱的，否则就该否认达盖尔照相所具有的严酷而惊人的魅力了；然而，莫尼埃根本不会创造，不会理想化，不会处理。他的画，这是我们的重要话题，一般来说是冷漠的、生硬的。说来奇怪，尽管笔触极为精确，它们在人们的思想中却总是模模糊糊的。莫尼埃有一种奇特的能力，然而他只有这一种，那就是冷漠，是镜子的清澈，一面不思想、只满足于反映行人的镜子。
我想，我刚才说过“血腥的诙谐”。事实上，这些画常常是鲜血淋漓，激烈狂暴。屠杀，监禁，逮捕，搜查，诉讼，警察的镇压，一八三〇年政府的初期的这些插曲时时刻刻都在反复地出现，请判断吧：
[1]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七年十月一日。
现在我想谈一个人，他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不仅要谈漫画，还要谈现代艺术；我要谈的这个人每天早晨使巴黎居民开心，每天都满足公众在娱乐方面的需要，给他们提供精神食粮。资产者，商人，孩子，女人，他们都开怀大笑，却常常对他的名字看也不看，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到现在，只有艺术家才理解其中严肃的含义，才知道这的确是值得研究的。人们猜得出这里说的是杜米埃。
[19]Gargantua，拉伯雷《巨人传》中人物。
[17]一种红色锥形高帽，帽尖向前倾折，流行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几年前，亨利·莫尼埃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在资产者的世界和作坊的世界这两类村庄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原因有二： 其一，他像尤利乌斯·恺撒一样，一身而三任： 演员，作家，漫画家；其二，他的才能本质是资产阶级的。作为演员，他是准确的、冷淡的；作为作家，他过分讲求细节；作为艺术家，他有办法根据实物搞一些漂亮玩意儿。
[29]Pierre de Chamblain de Marivaux（1688—1763），法国剧作家、作家。
[18]即莎剧中的奥瑟罗，这里借用来暗指路易-菲力普的罪恶。
[26]Ménipée，公元前四至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和诗人，他善于写作滑稽的讽刺作品，韵文和散文相间，后来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体裁，被称为梅尼贝式的讽刺。
应该提醒收藏家们注意，在与麦约有关的漫画中，众所周知，有一些女人在那个多情而爱国的拉高坦[35]的英雄业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女人不是出自特拉维埃的手笔，她们出于菲利朋之手，他有一些极其滑稽的念头，以一种诱人的方式画女人，以至于他喜欢在特拉维埃的麦约组画中画上女人。这样，每幅画中就有了两种风格，但并不能真的有两种滑稽的意图。
剩下要谈的是特里莫莱[30]、特拉维埃[31]和雅克。特里莫莱的命运令人伤感。看到他的作品散发出来的那种优美而天真的滑稽，人们不大会想到他可怜的一生会有那么多巨大的痛苦和强烈的悲哀。他亲自使用硝镪水，为《法国民歌》丛书和奥贝尔[32]的滑稽年鉴刻了一些极美的画，更确切地说，刻了一些速写，其中充满了最疯狂、最天真的快乐。特里莫莱不画草图，直接在木版上作画，构图很复杂，应该承认，这种方法产生了一些混乱。显然，他对刻吕克山克[33]的作品印象很深，但是无论如何，他保持了自己的独创性，他是一位配享有特殊地位的幽默家。对于味觉灵敏的人来说，他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和有别于其他人的精美的风味。
雅克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具有多方面的智慧，偶尔也是一位值得推荐的漫画家。他在油画和腐蚀版画中总是庄重的、富有诗意的，此外，他画过很好的怪诞画，其思想通常总是表达得很清晰直接，请看他的《米利太里亚娜》和《病人和医生》。他的线条丰富而有才气，他的漫画也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具有长于观察的诗人那种犀利和敏锐。
[27]Prudhomme，莫尼埃创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代表法国资产阶级。
特拉维埃也是运蹇命乖。据我看，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生前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他画得很多，但他缺乏可靠的表现。他想讨人喜欢，但他显然没有做到。有时候，他发现了一件美的东西，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在变好，不断地自我修正；他转过来，又转过去，追求着一个不变的理想。他是厄运之王。他的缪斯是一位郊区的仙女，苍白而忧郁。在他的所有的踌躇之中，到处都有一条隐线穿过，其色彩和特点都是相当显著的。特拉维埃对人民的欢乐和痛苦有着深切的感受。他深知下层人，我们可以说，他以一种温柔的慈悲心爱着他们。因此，他的《饮酒场景》将作为杰作流传后世。不过，他画的拾破烂者一般来说都很相像，那些破烂衣衫又宽又大，具有一种现成风格的几乎不可捉摸的高贵，就像是变动不居的自然提供的一样。不应忘记特拉维埃是麦约的创造者，这个古怪而真实的典型是那样地使巴黎人感到愉快。麦约是属于他的，正如罗贝尔·马凯尔属于杜米埃，普吕多姆先生属于莫尼埃。很久以前，在巴黎有一个滑稽可笑的变相狂，名叫勒克莱，他出入小咖啡馆、小酒吧间和小剧场。他表演面部表情，在两根蜡烛之间[34]，他接连不断地在脸上表现出各种激情。这在《御前画家勒布仑先生谈激情的性质》一书中有记载。这个人是怪人中的例外，比人们所想象的有怪僻的人更接近常人，他很忧郁，酷爱友谊。他除了研究和进行怪诞的表演之外，就是找朋友。他喝了酒，就刷刷地流下孤独的眼泪。这不幸的人有着极高的变形的本领，非常善于化装，他模仿驼子，那驼背，皱纹密布的额头，猴子一样的大手，刺耳的、口沫四溅的说话声，简直可以乱真。特拉维埃见过他，那正是七月的爱国热情蓬勃高涨的时候，他灵机一动，于是，麦约被创造出来了。此后很久，不安分的麦约一直在巴黎人的头脑中说呀，喊呀，高谈阔论，指手画脚。从此，人们承认了麦约的存在，人们相信特拉维埃认识他，照着他的样子把他画了下来。好几个其他有名的创造都是这样产生的。
[33]George Cruikshank（1792—1878），英国漫画家。
还有一句话。杜米埃的杰出特点的最后一点并使之作为特殊的艺术家置身于大师的光辉行列中的是，他的素描天然地具有色彩，他的石版画和木版画有色彩感，他的铅笔除了界定轮廓的黑色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他让人看出思想，也看出颜色。这是一种高级艺术的标志，一切聪明的艺术家都在他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说到道德，杜米埃与莫里哀有一些联系。他和他一样，也是直奔目标，思想一下子显露出来，人们一看就明白。有人在他的画的下面写上说明文字，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一般地说，他的画不需要说明文字。他的滑稽可以说是不由自主的。艺术家并不去寻找，人们甚至可以说他想都没想。他的漫画题材极为广阔，但其中没有仇恨和敌意。他的全部作品中都蕴涵着正直和纯朴。请注意，他常常拒绝处理某些很美很有力的题材，他说因为这些东西超出了滑稽的界限，可能会伤害人类的良心。因此，当他是令人痛心或令人害怕的时候，他几乎总是不情愿的。由于他很热烈地、很自然地爱自然，达到绝对滑稽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他甚至小心地避开一切对法国公众不是一目了然的东西。
加瓦尔尼创造了罗莱特。她的确在他之前即已存在，但是，他使她更加完整了。我甚至认为是他创造了这个名字。有人已经说过，罗莱特不是那种由情人供养的姑娘，那种帝国时代的东西，不得不愁眉苦脸地与她依靠的那具金属般的行尸走肉，将军或银行家，相对为生；罗莱特是个自由的人，来去无牵无挂。她的房门洞开。她没有主人，往来于艺术家和新闻记者之间。她尽可能地要获得一些思想。我说是加瓦尔尼使她更完整了，实际上，他的文学想象力使他至少创造出与他的所见相等的东西，因此，他对风气有很大影响。保尔·德·考克创造了小女工，加瓦尔尼创造了罗莱特；有些同类的姑娘由于向她学习而得到改进，正如拉丁区的年轻人受到那些大学生的影响，许多人竭力使自己像时装式样图一样。
《最后一次洗澡》，一幅严肃而悲惨的漫画。在岸边的护墙上，一个人直挺挺地往河里栽，他还站着，但已经倾斜了，与地面成了锐角，像一座雕像失去平衡一样。他肯定是下了决心，他的胳膊安详地交叉着，脖子上用绳子捆着一块大石头。他发誓非死不可。这不是那种诗人的自杀，为了让人救起来，谈论他。应该注意的是那薄薄的、皱巴巴的礼服，下面是一把嶙峋瘦骨！还有那破损的、蛇一样扭曲的领带，突出的、尖尖的喉头！人们说什么也不敢埋怨这可怜的家伙为了逃避文明的闹剧而投水。背景上，在河的对岸，一个肚子圆鼓鼓的资产者正出神地望着，沉浸在垂钓的无邪乐趣之中。
这里是自由女神被带上重罪法庭或其他什么哥特式的法庭，上面画着一大排穿着旧时服装的现时人物的画像。
我还记得一幅属于同一水平的极美的画： 《新闻自由》。一位印刷工人站在他的解放工具和印刷材料中间，那顶神圣的纸帽扣在耳朵上，他挽着衬衣袖子，身体健美，一双大脚，站得稳稳的，握着双拳，皱着眉头。这个人身体结实，筋肉发达，正像大师笔下的人物形象。在画的背景上，是永恒的菲力普和他的治安警察。他们不敢靠前。
这些例子足以显示出杜米埃的思想常常是多么严肃，他处理主题是多么生动。翻翻他的作品吧，您将会看到一个大城市所包含的一切活生生的丑恶带着幻想的、动人的真实性一一呈现在您的眼前。它所蕴藏着的一切骇人的、怪诞的、阴森的、滑稽的珍宝，杜米埃都知道。活着的、饥饿的行尸，肥胖的、吃饱的走肉，家庭的可笑的苦难，各种愚蠢的东西，各种骄傲，各种热情，资产者的各种绝望，一应俱全。没有人像他那样（以艺术家的方式）了解和喜欢资产者，他们是中世纪最后的遗迹，是哥特式的废墟，他们的生活如此艰难，他们是一种既平凡又古怪的典型。杜米埃跟他们亲密地生活过，日夜观察过他们，他知道他们家庭的秘密，认识他们的妻儿，知道他们的鼻子的形状和脑袋的构成，知道是一种什么精神使一家子上上下下都活着。
请想象一个偏僻的角落吧，它在一座无人知晓、行人稀少的城门旁，阳光直射下来。一个样子阴郁的人，一个埋死尸的人或医生，正在没有叶子的树丛下，靠着满是尘土的木栅栏，与一具丑恶的骷髅面对面地喝酒，旁边放着小罐和石灰。我想不起来这幅版画的题目了。这两个虚荣的人物大概正在打赌杀人或正在就必死性进行一场深奥的讨论吧。
关于教士，指引我们这位偏心的艺术家的是同一种感情。问题不在于以独特的方式描绘和勾勒圣器室的精神丑恶，应该使军人—农夫感到愉快： 军人—农夫吃过耶稣会会士。正如资产者所说，在艺术中，问题只在于使人愉快。
《漫画》正是这样激烈地向政府开战。杜米埃在这种不断的冲突中起了重要作用。人们想出一个办法来贴补《漫画》被判处的罚款，就是在《漫画》上刊登额外的画，其收入用以支付罚款。面对悲惨的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23]，杜米埃的表现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由于没收和销毁，他的画已经相当少了。那不完全是漫画，而是历史，是平凡的可怕的现实。在一间贫穷愁苦的屋子里，无产者的传统的屋子里，几件普通的、必需的家具，四仰八叉地平放着一具工人的尸体，只穿着背心，戴着布帽。屋子里大概有过一场恶斗，因为椅子、床头柜和便壶都翻倒了。在父亲的尸体下面还压着他的幼儿的尸体。这个冰冷的顶楼里只有寂静和死亡。
[14]Achille Ricour，法国记者。
加瓦尔尼的主要创作是： 《信箱》，《大学生》，《罗莱特》，《女演员》，《后台》，《淘气鬼》，《男女作家》，以及大量的零散组画。
[34]指极短的时间。
对杜米埃的作品进行全面的分析，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将提出他的主要作品的题目，但不作过多的判断和评论。所有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些绝妙的组成部分。
至于说格朗维尔[28]，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格朗维尔是一个具有病态的文学天赋的人，他总是在寻找折中的方法使他的思想进入造型艺术的领域，因此我们看见他经常运用那种陈旧的方法，即在他的人物的嘴上画一面写着话的小旗子。关于格朗维尔，哲学家或医生是很可以作出很好的心理学或生理学研究的。他毕生在寻找思想，有时也曾找到过；但是，由于他职业上是艺术家而头脑里是文人，因此他从未能很好地表达出来。他当然触及到好几个重大的问题，但都以空谈告终。他既不完全是哲学家，又不完全是艺术家。他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研究相似性的一般思想。他甚至是从这里起步的： 他写过《日光的变化》。但是，他不知道如何从中得出正确的结果，他像一个脱轨的火车头一样颠簸摇晃。这个人带着超人的勇气，一生都在重复创作。他把创作抓在手里，扭着，摆弄着，解释着，评论着，而自然于是变成了世界末日。他把世界弄得一团糟。他不是写过一本有插图的书，叫做《颠倒的世界》吗？格朗维尔使一些肤浅的人感到开心，却使我感到害怕；因为不幸的是，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家，而不是他的画。进入格朗维尔的作品中，我有某种不舒服，就像是进入一间屋子，其中的混乱被安排得有条不紊，荒唐的突饰挤在天花板上，绘画通过光学家的手段变了形，器物由于角碰角而受到损坏，家具的腿朝天，抽屉不是往外拉，而是往里推。
夏莱的线条几乎只讲漂亮，总是圆形和椭圆形。感情呢，他从歌舞剧中拿现成的。这是一个不自然的人，专门模仿流行的思想。他移印舆论，根据时髦的样式剪裁他的才智。公众的确是他的老板！
[7]暗指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
后来，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毕加尔[3]。毕加尔的早期作品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卡勒·维尔奈活的时间也很长。但是，人们常常可以说这两个同时代的人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不远。这位逗人的、温和的漫画家现在不是还给我们一年一度的画展送一些具有天真的滑稽的小画吗？而这些画在比亚尔先生看来是不行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性格，不是年龄。所以，毕加尔完全不同于卡勒·维尔奈。他的画法是后者所设想的漫画与夏莱[4]的更为现代的漫画之间的一种过渡。现代一词指的是画法，而不是时间。夏莱与毕加尔同时，我对他也作如是观，我一会儿还要详谈。毕加尔对群众的描绘是好的。这不是说他的独创性很强，甚至也不是说他画得很滑稽。毕加尔是一位温和的滑稽家，但他的作品的感情是善良的、公正的。这是普通的真理，然而是真理。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写实的，他采用的方法简单而朴实： 他看，他听，然后讲出来。一般地说，他所有的作品都具有一种高度的纯朴和某种天真： 几乎总是老百姓，民间谚语，醉汉，夫妻吵架，尤其是不由自主地偏爱老人。因此，毕加尔在这一点上很像其他许多漫画家，不善于表现青年，他笔下的年轻人常常是老气横秋的。一般地说，线条是流畅的，比卡勒·维尔奈的要更丰富，更朴实。毕加尔的几乎全部的优点可以概括为： 可靠的观察习惯，良好的记忆力，表现上的足够的自信；他缺少或者没有想象力，但是有理智。他既没有意大利式的快活所具有的那种狂欢的激情，也没有英国人那种疯狂的粗暴。毕加尔本质上是一位理智的漫画家。
[4]Nicolas Charlet（1792—1845），法国漫画家。
夏莱总是讨好人民。他不是自由的人，而是奴隶： 不要在他身上寻找无利害之心的艺术家。夏莱的画很少是一种真理，却几乎总是给予某个他喜欢的社会集团的脉脉温情。只有军人才是美的、善的、高贵的、可爱的、有才智的。在地球上吃喝的几十亿微小动物被上帝创造出来并被赋予器官和感觉，只是为了出神地观看军人和夏莱的光辉灿烂的绘画。夏莱声称丘八和掷弹兵是创造的终极原因。毫无疑问，这不是漫画，而是阿谀和吹捧，这个人是多么奇怪地干着与他的本行相反的事情啊！夏莱带着某种俏皮描绘他赋予他那些新兵的粗野的天真，这种俏皮为他们增了光，使他们变得有趣了。这有点儿杂耍的味道，在这些杂耍中，农民的口误是最动人的，最聪明的。他们有着天使般的心肠，具有学院精神，只是联诵[6]不行。显出农民的本来面目，这是巴尔扎克的一种无用的幻想[7]；精确地描绘人心的丑恶，对霍格思[8]来说是好的，他是一个爱戏弄人、多愁多虑的人；如实地描绘军人的腐化堕落，啊！多么严酷！这会使他们灰心丧气的，著名的夏莱就是这样理解漫画的。
[20]一八四八年四月，鲁昂发生工人起义，受到政府血腥镇压。
奥诺雷·杜米埃的开端并不很轰动。他画，因为他需要画，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使命。最初，他在威廉·杜凯特[13]办的一份小报上发表一些速写。后来，当时做版画生意的阿希尔·里古[14]买了他另一些速写。像所有的革命一样，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引起了漫画热。对漫画家来说，那的确是个美好的时代。在那场反对政府特别是反对国王的斗争中，人们由衷地感到十分激动。今天看来，人们称作漫画的那一长串历史诙谐作品的确值得凝神细看，那是有关滑稽的巨大档案，所有多少有些价值的艺术家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那是一片混乱，那是一个杂物堆，那是一出恶魔的奇妙喜剧，时而诙谐，时而血腥，所有的政界名流都在其中亮相，穿着五颜六色的、怪诞的服装。在这些新生王朝的大人物之中，有多少名字已被人遗忘了！使这篇神奇的史诗达到顶峰的是那只引起诉讼的金字塔形的、奥林匹斯山形的梨子[15]。人们记得，那位时刻都与王朝的司法发生争执的菲利朋[16]，有一次想向法庭证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只恼人的倒霉的梨子更无辜的了，就向旁听者画了一系列速写，第一幅准确地表现了国王的模样，然后一幅比一幅远离最初的原型，也就越来越接近最后阶段： 一只梨子。“你们看，”他说，“在最后一幅速写和第一幅之间有什么关系？”人们还在耶稣和阿波罗的头上进行类似的试验，而我相信人们是做到了使其中的一个像一只癞蛤蟆的脑袋。这绝对证明不了什么。象征是通过一种好意的类比而被发现的。从此，有象征也就够了。有了这种造型的行话，人们就完全有权向人民说出想说的话，并使他们理解。正是围绕着这只专制的、受诅咒的梨子，聚集了一大群吵吵嚷嚷的爱国者。事实是，人们把一种奇妙的激烈和一致带进了这件事中，而司法又是多么顽强地予以反击。翻翻这些诙谐的材料，就可以看到，一场如此狂暴的斗争能够持续数年之久，这在今天是一件令人万分惊讶的事情。
[2]Carles Vernet（1758—1835），法国漫画家。奥拉斯·维尔奈之父。
现在我们来谈一位艺术家，他有古怪的魅力，其重要性与上述诸公不同。加瓦尔尼开始是画机械图的，后来画时装式样，我觉得这种烙印在他身上留存了很久，不过，应该说加瓦尔尼一直在进步。他并不完全是位漫画家，甚至也不仅仅是位艺术家，他也是位文学家。他总是点到即止，留待别人猜出。他的滑稽的特点是观察的细腻，有时到了细微的程度。他像马里沃[29]一样，知道缄默的全部威力，而缄默既是公众智力的诱饵，又是对它的奉承。他自己给自己的画写说明，有时还很复杂。许多人喜欢加瓦尔尼胜过喜欢杜米埃，这毫不奇怪。由于加瓦尔尼艺术家的成分少一些，对这些人来说，他更容易理解。杜米埃是一个坦率直截的天才，去掉说明文字，他的画仍然是美的，清晰的。加瓦尔尼就不同了，他是双重的： 先是画，然后是说明文字。其次，加瓦尔尼并非本质上是讽刺的，他常常是讨好，而不是咬人；他不指责，他鼓励。他本人是个文人，像所有的文人一样，他也轻微地染上堕落的习气。凭着他思想的迷人的虚伪和话只说到一半这种强有力的策略，他无所不敢。有时候，当他的犬儒主义的思想坦率地暴露出来时，他就给它穿上一件优雅的外衣，用它来讨好偏见，并使众人成为它的同谋。出名的原因何其多也！仅举一例： 你们还记得吗？那个高大美丽的女人做出一副倨傲的样子看着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合着双手在她面前哀求：“请给我一个小小的吻，我的慈悲的好太太，看在上帝的分上！”“晚上再来吧，今天早晨已经给了您的父亲了。”人们的确会说，那位太太是一幅肖像。这些家伙那么漂亮，青年人肯定想模仿他们。还请注意，最妙的还在说明文字里，因为画无力说出这么多东西。
[3]Edme-Jean Pigal（1798—1872），法国漫画家。
年轻美丽的自由女神，头戴弗里吉亚小帽[17]，危险地睡着了，不大去想那威胁着她的危险。一个居心不良的男人小心翼翼地朝她走去。他长着中央菜市场的小贩或大有产者那样的粗脖子，他那梨形的脑袋上有一绺高高蓬起的头发，一把大络腮胡子。这怪物只给人一个背影，他的姓名一猜即出，这种快乐使这幅画增值不少。他朝那年轻女人走去。他要强奸她。
在我看来，《古代历史》是一件重要作品，因为可以说它最好地画出了这句著名的诗句：“谁将把我们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杜米埃勇猛地扑向古代，扑向虚假的古代，因为谁也不能比他更深切地感到古代的伟大，他唾弃这个古代；吵吵闹闹的阿喀琉斯，谨慎的尤利西斯，贞洁的珀涅罗珀，忒勒玛科这个大傻瓜，断送了特洛伊的美丽的海伦，所有这些人都在一种滑稽的丑陋中表现了出来，使我们想起那些在后台吸鼻烟的悲剧演员的一把老骨头。这是一种对神明的很逗人的冒犯，而它有它的用处。我记得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异教的抒情诗人对此感到大为恼怒。他称这个为大逆不道，并且谈到美丽的海伦就像别人谈到圣母马利亚一样。但是，那些对奥林匹斯山和悲剧并不很尊重的人自然而然地会感到高兴。
[30]Joseph-Louis Trimolet（1812—1843），法国漫画家。
[25]他不断地均衡地作画，使这份名单更加不完整。有一次，我想和他编一份完整的目录，可是靠我们两个人，我们没有搞成。——原注
在所有这些画中（大部分都画得十分严肃认真），国王总是扮演一种吃人妖魔、杀人犯、贪得无厌的卡冈都亚[19]的角色，有时候还更坏。自二月革命以来，我还没有见过一幅漫画，其残酷的程度令我回想起那个充满着巨大政治狂热的时代；因为与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时代的产物相比，呈现在画面上的总统大选时的那些政治辩护词只提供了一些苍白无力的东西。这是在悲惨的鲁昂大屠杀[20]之后不久，画的前景是一具尸体，躺在担架上，身上弹痕累累。他后面站着城里的所有大人物，身着制服，头发精心地卷起，紧束着腰身，打扮得衣冠楚楚，小胡子两端向上翘起，透着傲气；其中大概有资产阶级的花花公子，正准备上岗或去镇压一次骚乱，上衣的扣眼里插着一束紫罗兰；总之，正如我们最著名的煽动家[21]所说，他们是理想的资产阶级自卫军。F.C.[22]跪在担架前，他身披法官袍，张着嘴，露出两排鲨鱼似的、磨成锯齿状的牙齿，正用他的爪子在尸体上慢慢地摸着，他已经怀着极大的乐趣把那尸体抓得血肉模糊了。“啊！诺曼底人！”他说，“他装死想逃避审判！”
总之，杜米埃使他的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使之成为一种严肃的艺术；他是一位伟大的漫画家。要恰当地评价他，必须从艺术家的角度和道德的角度来对他进行分析。作为艺术家，使他异于众人的是可靠性。他画得跟大师们一样好。他的素描线条丰富、流畅，是一种连贯的即兴之作，但从来也不是什么漂亮。他有奇妙的近乎神奇的记忆力，为他充作模特儿。他的所有人物都画得很稳，动作总是很真实。他有一种很可靠的观察的才能，人们在他的笔下绝找不出一个与托着它的身子吵架的脑袋。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鼻子，什么样的额头，什么样的眼睛，什么样的脚，什么样的手。这是学者的逻辑，被搬进了一种轻巧的、瞬间的艺术之中，而艺术面对的是变动不居的生活。
加瓦尔尼就是这样，作为艺术家，他不仅仅有趣，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要了解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必须翻翻他的作品。共和国有点儿使加瓦尔尼失色了，这是残酷的然而却是自然的规律。他生于平静，隐于风暴。加瓦尔尼和杜米埃的真正光荣和真正使命在于补充巴尔扎克，后者自己也知道，所以把他们看做是辅助者和评论者。
[16]Charles Philippon（1800—1862），法国漫画家。
[24]Nemesis，希腊神话中的报应女神，专司报应。
应该承认，他有时怀着良好的意图。森林里，几个强盗和他们的女人在吃饭，靠近一棵橡树休息，树上吊着一个人，已经变得又长又瘦了，正在高处乘凉，吸着露水，鼻子朝下，脚尖并拢如舞蹈演员一般。一个强盗指着他说： 星期天我们大概就会这样！
杜米埃把他的才能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他负责为一种相当低劣的医学—诗的出版物——《医学的涅墨西斯[24]》——画插图，倒是画了不少美妙的画。其中有一幅是关于霍乱的，展示了一个充满了光亮和炎热的公共广场。巴黎的天空灿烂辉煌，忠于它在巨大的灾祸和巨大的政治动乱时所特有的那种嘲讽的习惯；天空是白色的，因热情洋溢而白热化了。阴影黑而清晰。一具尸体横在门口。一个女人捂着鼻子和嘴急忙回屋去。广场上空无一人，热气升腾，比一个因骚乱驱散了人群而显得僻静的广场更加荒凉。在背景上，惨淡地显出两三辆小柩车的轮廓，拴着滑稽的瘦马。在这凄凉的广场中央，有一条迷失方向的可怜的狗，既无目的又无念头，瘦得皮包骨头，嗅着干燥的马路，尾巴夹在两条腿之间。
[15]路易-菲力普的头像个倒置的梨子。波德莱尔曾因此句获渎上罪。
这里是自由女神被带进刑讯室。人们要轧碎她的纤细的踝骨，要用水灌满她的肚子，或者在她身上干出其他坏透了的事情。这些壮汉赤裸着胳膊，筋肉发达，渴望着酷刑，他们很容易被认出来。那是某某，那是某某，那是某某，都是舆论的眼中钉。
[22]据考证，F.C.指的是弗朗-卡雷，当时鲁昂法院的第一检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