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始终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常常使人感到可怕。他在塞万提斯时代的快活、乐观和西班牙式讽刺里融进了一种非常现代的精神，或至少这种精神在现代是被人们迫切地追求着的，这种精神就是对难以觉察的东西的喜爱，对强烈的对比，对大自然的恐怖以及对环境使之奇特的兽性化的人脸的感觉。所有这些关于僧侣的漫画——打呵欠的僧侣，贪吃的僧侣，准备晨经的杀人犯似的方脑袋，狡猾的、伪善的、尖细的、像猛禽的侧面一样凶恶的脑袋——流露出来的精神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怪东西，它出现于十八世纪的讽刺和破坏的伟大运动之后，如伏尔泰在世，肯定会对它感激不尽，但他仅仅为的是思想（这位可怜的伟大人物对其余的一切都不大懂）。说它怪，就怪在这位憎恨僧侣的人是那么频繁地梦见巫婆，巫魔夜会，魔法，用铁钎烤熟的孩子，还有什么？总之是梦的放纵，幻象的夸张，还有那些白皙苗条的西班牙女人，她们被那些永恒的老太婆洗干净，打扮好，或是去参加巫魔夜会，或者晚上去卖淫，这文明的巫魔夜会！明与暗的变化贯穿了这些怪诞的恐怖。多么奇特的快活！我特别记得两幅非凡的版画。其中一幅表现的是一片幻想的风景，乌云和悬崖混成一片。这是无人知晓无人到过的塞拉利昂的一角吗？这是一个混沌的标本吗？在这个丑恶的舞台上，有两个悬在空中的巫婆正进行一场恶战。一个骑在另一个的身上，打她，制伏她。这两个怪物滚在昏暗的空气中。人类理解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丑恶、一切精神上的污秽、一切罪恶都在她们的脸上暴露无遗，而根据艺术家经常的习惯和一种不可解释的方法，这两张面孔介于人和兽之间。
[2]Fualdès，一八一七年在罗岱被暗杀的一位参议员。
西摩和其他英国人一样，作品中有一种粗暴和对极端的爱好，揭示主题的方式是简单的，极其突然的和直接的。在漫画方面，英国人是些极端论者。“啊，深深的、深深的大海呀！”一个肥胖的伦敦人在一种怡然自得的凝视中喊道，他平稳地坐在一只小艇的凳子上，离港口只有四分之一里[4]远。我甚至相信人们还可以在背景上看到几片屋顶。这个蠢家伙过于出神了，看不见他亲爱的妻子的两条粗腿，这两条腿直直地伸出水面，脚趾指向天空。看起来是这位胖妇人头朝下栽进了水里，而水的样子却使这个头脑迟钝的家伙欣喜若狂。那个可怜的人呢，人们只看到她的两条腿。过一会儿，这个酷爱自然的人将冷静地寻找他的女人，不过他再也找不到她了。
[6]Monade，旧哲学术语，莱布尼茨把单子看做精神的实体，此处应指个人。
意大利的气候虽然也是南方的气候，却与西班牙的气候不同，因此，滑稽的发酵也就产生不出相同的结果。意大利的学究气（我用了这个词，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词）在莱奥那多·达·芬奇的漫画和皮奈利的风俗画中得到了表现。所有的艺术家都知道莱奥那多·达·芬奇的漫画，那是一些真正的肖像。这些漫画丑恶，冷漠，不乏残酷，但是缺少滑稽；没有感情的表露，也没有感情的放纵。伟大的艺术家画漫画时并不是在消遣，他是以学者、几何学家、自然史教授的身份画漫画的。他留心不漏掉最小的疣子，最细小的毛发。总之，也许他并不想画漫画，他在身边寻找丑得古怪的典型，然后模仿下来。
[9]有两个布吕格尔，这里是老布吕格尔（Pierre Brueghel，约1525—1569），下面提到的是小布吕格尔（Pierre Brueghel，约1564—1638）。
[8]Léopold Robert（1794—1835），法国画家。
[5]Godoy Alarez de Faria（1767—1851），西班牙政治家，戈雅曾为之作画。
皮奈利是被恶意中伤过吗？我不知道，不过，他的传说就是这样，而我觉得这一切标志着一种弱点。我希望人们创造一个新用语、制造一个新词来谴责此类陈词滥调，这种风度和行为中的陈词滥调，它进入了艺术家的生活之中，也进入了他们的作品之中。再说，我也注意到历史上不乏与之相反的事情，最有创造性、最令人吃惊、构思最古怪的艺术家往往是些生活平静、井然有序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很高的家庭美德。难道你们没有经常注意到，克制的天才艺术家最像完美的资产者吗？
佛来米人和荷兰人从一开始就搞出了一些很美的东西，的确具有独特性和地方特色。人人都见过怪人布吕格尔[9]从前的奇特的作品，但不要像好几位作家那样，把他和魔鬼布吕格尔混为一谈。他的画中有着某种系统化，某种古怪的偏见，某种奇怪的方法，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个奇特的天才具有一个比那种艺术上的打赌更高的起点，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在怪人布吕格尔的幻想画中，幻象表现出全部的威力。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受到某种不为人知的力量的推动，哪个艺术家能创作出如此极度反常的作品？在艺术上，受命于人的意志的部分要比人们以为的小得多，这是一件人们注意得不够的事情。布吕格尔似乎追求过的那种古怪理想与格朗维尔的理想有很多的联系，尤其是人们如果愿意仔细考察这位法国艺术家晚年表现出的倾向的话，就更是如此，例如脑病患者的幻象，高烧引起的幻觉，梦的瞬息万变，观念的古怪联合，偶然的、怪诞的形式的组合。
谈论英国而不提到西摩[3]，那将是不公正的，人人都看见过他对钓鱼和打猎都有瘾的人的两大业绩所进行的绝妙讽刺。蜘蛛的奇妙寓意最先就是从他这里借用的，那只蜘蛛在钓线和钓鱼者的从不会因焦急而抖动的手臂之间结了一面网。
假使人们能够可靠地分析一种像艺术上的感情那样转瞬即逝不可触摸的东西，假使人们能够可靠地分析那种不管两位艺术家看起来联系多么密切而总能把他们区分开来的说不上来的东西，那我就要说，构成刻吕克山克的怪诞的，首先是行为和动作的过分的猛烈，是表现上的爆发。他的所有那些小人物都像哑剧演员一样激烈而喧闹地模仿。他的可以受到指责的唯一缺点是，在他身上才智之士或拙劣的画家常常超过了艺术家，也就是他并不总是以一种足够认真的方式作画。可以说，他在感到沉醉于他那神奇的激情之中的快乐时，作为作者他忘了赋予他的人物一种足够的活力。他作画有些过于像那些以信手涂抹为乐的文人了。那些动人的小人儿生下来并不总是能够成活的。这些小人儿你推我挤，坐立不安，以一种不可名状的活跃搅作一处，他不大关心他们的胳膊腿是否长对了地方。他们常常是略具人形，能怎么动就怎么动。总之，即令如此，刻吕克山克也是一位具有丰富的滑稽才能的艺术家，所有的画集他都会入选的。然而，对那些现代的法国剽窃者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无耻到了这种程度，不仅用了他的一些主题和草图，而且竟使用了他的手法和风格。幸好纯真是偷不来的。他们在装出来的天真中做到了无动于衷，但他们的画法却更加贫乏了。
霍格思，刻吕克山克，戈雅，皮奈利，布吕格尔
另一幅表现的是一个人，一个不幸的人，一个孤独绝望的单子[6]，他竭力想从坟墓里出来。一些恶鬼和一群矮小的地精协力拼命压住开了缝的坟盖。这些警觉的死亡守护者联合起来对付这颗消耗在一切无望的斗争中的不屈灵魂。这场噩梦在朦胧与模糊的恐怖中骚动不已。
怪人布吕格尔的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包含着今天几乎不可解的政治寓意，正是在这一类画中，人们看见房屋的窗户是眼睛，风车的翼是手臂，千百种可怖的作品，其中自然不断地变成字谜。不过，人们常常弄不清这类作品是属于政治寓意画还是属于第二类，而第二类显然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第二类画包含着一种神秘，而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怀疑和无知这种双重性格认为什么都不难解释，会简单地将这类画冠之以幻想和心血来潮。有几位医生已经模糊地感到有必要用不同于伏尔泰派的方便办法——这一派只是到处将欺骗认作巧妙——对大量历史的和神奇的事实作出解释，但他们还没有搞清楚所有的心理奥秘。因此，我不相信能够不用一种特殊的撒旦的恩赐而对怪人布吕格尔的魔鬼般的滑稽可笑的大杂烩作出解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用疯狂或幻觉等词来取代特殊的恩赐一词，但是，其神秘将几乎同样幽微难明。对所有那些画的收集散发出一种传染性，怪人布吕格尔的滑稽令人头晕目眩。一个人的智力怎么能包含这么多的魔法和奇迹，产生并描绘出这么多骇人的荒诞？我不能理解，也不能确切地指出其原因；但是，我们常常在历史上，甚至在现代历史的若干阶段中发现证据，证明道德氛围的传染和禁锢具有巨大的威力，而且我不能不注意到（但我并不装模作样，卖弄学问，想证实布吕格尔可能见过魔鬼显灵，也确实没有此种意图），极端恐怖的这种神奇的繁荣最为奇怪地和著名的历史性的巫师流行病同时发生。
一个不仅在艺术家中间，而且也在上等人中间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个在滑稽方面出类拔萃的艺术家，像格言一样占据了人们的记忆，他就是霍格思。我常听人这样说起霍格思：“这简直是埋葬了滑稽。”我正求之不得。这句话可以被理解为机智，但我希望它被理解为赞扬；我从这种不怀好意的说法中看出有一种特殊优点的迹象和判断。的确，只要留心，就可以看到霍格思的才能本身包含着某种冰冷的、收敛的、阴郁的东西。这令人难受。他是粗鲁的、暴躁的，但他首先是一个道德家，总是关心他的作品的道德感。他像我们的格朗维尔一样，使作品充满寓意的、影射的细节，其作用，在他看来，是补充和阐明他的思想。对于观众，我刚才差一点说对于读者，有时候事与愿违，他的作品延缓了理解，并使之陷入混乱。
关于戈雅，我首先应该请读者们去读泰奥菲尔·戈蒂耶在《爱好者的珍品橱》上写的那篇出色的文章，此文后来被收进一本文集。泰奥菲尔·戈蒂耶极有理解类似气质的天赋。此外，关于戈雅的手法，例如模仿水彩画的蚀刻和腐蚀铜版法混用，再以铜版雕刻术进行修饰，应该谈的东西那篇文章都谈到了。我只想就戈雅引入滑稽中的那种极罕见的成分补充几句： 我指的是幻想。确切地说，从法国方式的角度看，戈雅毫无特殊个别的地方，既没有绝对滑稽，也没有纯粹有含义的滑稽。他无疑常常深入到冷酷的滑稽中去，甚至达到了绝对滑稽的高度，但是，他所看见的事物的一般面貌却主要是幻想的，更确切地说，他投向事物的目光是一个天生富于幻想的翻译者的目光。《幻想曲》从构思的独特和从构思的实现上看，都是一件奇妙的作品。面对《幻想曲》，我想象出一个人，一个好奇的人，一个业余爱好者，对这些画中的几幅所影射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他是一位思想淳朴的艺术家，他不知戈多伊[5]、国王查理、王后为何物；然而他在头脑的深处会感到强烈的震动，其原因在于独特的方式，艺术家圆满而可靠的手法，也在于笼罩着他的主题的那种幻想的氛围。总之，在出于深刻的个性的作品中，有某种东西很像通常包围着我们的睡眠的那些周期性或持久性的梦。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家所特有的那种东西，即使在那些昙花一现的作品，即依附于时事、人们称之为漫画的作品中，这种东西也总是持久的、活跃的，我认为，这就是区别历史漫画家和艺术漫画家、短暂的滑稽和永恒的滑稽的那种东西。
[4]Lieue，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不过，一般地说，这并不是意大利的特点。那里的玩笑是低级的，但也是坦率的。巴桑[7]的那些表现威尼斯狂欢节的画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的概念。那种快活充满了香肠、火腿和通心粉。一年一度，意大利的滑稽在林阴大道上爆发出来，并达到了疯狂的极限。大家都才智横溢，人人都成了滑稽艺术家；马赛和波尔多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这种气质的例证。应该通过《布朗比娅公主》看看霍夫曼是多么好地理解了意大利性格，在希腊咖啡馆喝咖啡的德国艺术家谈论得多么细致，他们缺乏深度，但他们全都真正地陶醉在这种全民性的愉快中了。他们像一般南方人一样是追求物质享受的，他们的玩笑总是有一股厨房和下流去处的味道。总的说来，是一位法国艺术家，即卡洛，通过我国特有的那种思想的凝练和意志的坚强给予这种类型的滑稽以最完美的表现。意大利最好的滑稽家一直是一位法国人。
但是，皮奈利的生活远比他的才能更为浪漫，这大概对他的名气贡献不小。他的独创性表现在性格中远甚于表现在作品中，因为他是老实市民所想象的那种艺术家的最完全的典型之一，也就是说，传统的放荡，通过不端行为和暴烈的习惯表现出来的灵感。皮奈利拥有某些艺术家的一切江湖骗术： 他有两条巨犬，像心腹和伙伴似的到处跟着他，他还有一根疙疙瘩瘩的粗木棍，他的头发编成辫子垂在两侧脸颊上，酒馆，狐朋狗友，如果价钱不满意就决心阔绰地毁掉作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名气的组成部分。皮奈利的家庭生活也不比家长的行为更有条理。有时候他回到家里，看见妻子和女儿正瞪着眼睛，互相揪住头发，处于意大利式的冲动和疯狂之中，皮奈利觉得妙不可言，就对她们喊道：“停住！别动，就这样停住！”于是，这番厮打就变成了一幅画。人们看到，皮奈利是那种艺术家，他们漫步在物质的自然之中，让它来弥补思想的懒惰，他们随时都准备抓起画笔。这样，他就在一个方面靠近了不幸的雷奥波德·罗贝尔[8]，后者也是想在自然中，而且只在自然中发现现成的题材；而对于更有想象力的艺术家来说，这些题材只不过具有笔记的价值罢了。就是这些题材，甚至全民公认的最滑稽最别致的题材，皮奈利也要像雷奥波德·罗贝尔一样，要过过筛子，经过趣味的严格挑选。
戈雅的巨大优点在于创造畸形的逼真。他的怪物是和谐的，生下来就能活。在可能的荒谬这个方向上，谁也不如他有胆量。他的一切扭曲，那兽样的面孔，那狰狞的鬼脸，都渗透着人性。即便从自然史的特殊角度看，也难以对它们提出指责，它们的生命的各部分是那么相似与和谐。一句话，真实与幻想之间的连接线与结合点是不可能把握的，这是一条最细微的分析也划不出的模糊的界线，因为他的艺术既是超验的，又是自然的。
[7]指意大利画家莱昂德洛·巴萨诺（Leandro Bassano，1557—1622）。意大利有四个巴萨诺是画家，有人认为这里提到莱昂德洛·巴萨诺是很奇怪的。
乔治·刻吕克山克的特殊优点（我略过他的其他优点，如表现的细腻，对幻想的领悟等）是在怪诞方面具有取之不尽的丰富性。那种激情简直不可想象，要是没有证据，那将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而证据就是大量的作品，如无数的小画片集，长套的滑稽画册，总之，令观察家记也记不清的大量人物、场面、面貌和古怪的图；怪诞从刻吕克山克的雕刻针下不断地、必然地流出来，就像丰富的韵律从天生的诗人笔下流出来一样。怪诞是他的习惯。
[1]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我刚才说过，画室中的那句俏皮话应该被当做一种赞扬。事实上，我的确在霍格思身上发现某种我说不准的阴森、狂暴和果决的东西，这个忧郁之国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散发着这种气息。在《豪华酒店》这幅画中，除了布满醉汉的生活和道路之上的那些无尽的厄运和古怪的事故之外，人们还发现一些以我们法国人的观点看来并不滑稽的可怕情况： 几乎总是一些暴死。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地分析霍格思的作品，针对这位奇特的细心的道德家，已经有过许多评价了，我只想指出每个重要艺术家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一般特点。
在这些形象的前景上，充满了一种惊人的喧闹和混乱，那些疯狂的公牛怀着仇恨猛烈地攻击着敌人，其中有一头已经把一个斗牛士的裤子在屁股那儿撕掉了一块。这斗牛士只是受了伤，艰难地跪在地上爬着。可怕的畜生用角掀起了那不幸的家伙的已经破碎的衬衣，使他露出了屁股，而它重新低下了它那咄咄逼人的鼻尖。不过，这场屠杀中的这种不雅并未怎么使看客有所触动。
不过，霍格思像一切喜欢探索的艺术家一样，有着相当丰富的手法和作品。他的方法并不总是那么生硬、那么显露、那么琐细。举一个例子。请比较一下《入时的婚姻》这组版画和其他组版画如《纵欲的危险及其后果》、《豪华酒店》、《音乐家的苦恼》、《诗人在家里》吧，人们就会承认后者具有多得多的从容和自然。其中有一幅表现的是一具扁平、僵直、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这显然是最稀奇的一幅。系在顶棚上的滑轮或其他机械把这放荡的死人的肠子拉出来。这个死人很可怕，而最能和这具尸体（当然是唯一的尸体）形成奇特对照的却是那些披着大得异常的、打着卷儿的假发的英国医生的脸，这些形象有高的，长的，瘦的，胖的，都庄严得古怪。在一个角落里，一条狗贪吃地把鼻子伸进一只桶里，偷吃人的某种残留物。霍格思，埋葬了滑稽！我更想说这是埋葬中的滑稽。那条吃人肉的狗总是使我想到那只历史性的猪，正当一架手摇风琴为不幸的福阿代斯[2]的葬礼演奏的时候，它却厚颜无耻地大喝垂死者的血。
晚年的戈雅视力衰退，据说到了不得不让人替他削铅笔的地步，但是就在这时，他仍然作了很重要的大幅石版画，其中有表现人群拥塞、万头攒动的斗牛场面。那是一组惊人的版画，大幅的工笔画，这又一次证实了那一条控制着伟大艺术家的命运的奇特法则，即生命的航向与智力相反，他们在一个方面赢得了在另一个方面失去的东西，他们就这样随着一种渐进的青春，越来越有力，越来越振奋，胆子越来越大，直到坟墓的边缘。
我刚才说到了皮奈利，古典的皮奈利，现在他的光荣已经小多了。我们并不说他是一位十足的漫画家，他更多的是一位有趣场面的速写家。我提到他，只是因我年轻时老是听人赞扬他是高贵漫画家的典型。实际上，滑稽进入其中的只是极微小的一部分。在这位艺术家的所有习作中，我们都发现他在坚持不懈地关心着线条和古式构图，系统地追求着风格。
[3]Robert Seymour（1798—1836），英国画家。
在西班牙，有一个奇人在滑稽方面打开了新的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