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非常平淡无奇。我头一次追求一个很可爱的小姐时，已经十八岁了，我向她献殷勤的情况同我后来向别的女人献殷勤时一样，仿佛我早已是情场老手了。说实在的，我六岁时就爱上了我的保姆，这是我的初恋，敢是最后一次恋爱，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之间关系的详细情节我都不记得了，即使我还记得，可谁会对此感兴趣呢？”
“啊！”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异口同声地说。“那就更好……请您讲吧。”
“好吧……不过，我并不想讲，因为我不是讲故事的能手，我会讲得枯燥乏味、过于简略，或者是冗长烦琐、很不自然。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身体圆圆的小胖子，脸颊丰满，一头淡黄色头发，他先瞅了一下主人，接着抬起眼来望着天花板。
二
我本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但话到嘴边就缩住了，我只暗自笑了笑。上床睡觉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用一只脚支撑着，转体两三回，然后抹上发油，就躺下了——整整一夜睡得像死人一般。天亮前我醒了一会儿，稍微抬起了头，兴高采烈地望了望四周，又睡着了。
我们的别墅是某个贵族地主的一所有圆柱的木房子，两边有低矮的小厢房。左边小厢房是一家制造廉价糊壁纸的小工场，我到那儿去看过不止一次了。十来个瘦弱的、头发蓬乱、穿着油迹斑斑的长褂、面容枯黄的男孩不时地跳到木杠杆上去压一部印刷机的矩形板，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瘦小的躯体的重量压印出糊壁纸上各种各样的花纹。右边小厢房空关着，准备出租。有一天——五月九日那一天以后又过了约莫三个星期——这间小厢房的百叶窗忽然全都打开了，窗口出现了女人们的脸蛋——有一户人家搬进来了。我记得当天吃午饭的时候，母亲问管家，我们的新邻居是何等样人，一听到是个姓扎谢金的公爵夫人，母亲开头不无一些敬意地低声说：“啊！公爵夫人……”接着补了一句：“大概是个穷夫人吧。”
我记得，女人的形象、以对女性的爱情的幻想，那时几乎还从来没有以一定的模式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但是一种对新奇的、难以形容的甜蜜的女性特征……似懂非懂的、羞涩的预感却潜藏在我所想过的和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之中了。
“坐三辆出租马车来的，”管家恭敬地端上菜盘时说，“他们没有自备马车，家具也极简单。”
我不禁全身一震，发呆了……有个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男人站在栅栏那边，离我很近，他以嘲讽的目光望着我。这当儿那位少女出向我转过脸来……我在一张活泼的、神采焕发的脸上看见了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整个面孔忽然颤动了一下，笑了起来，洁白牙齿闪闪发光，两条眉毛挺有趣地往上一扬……我满脸通红，从地上拾起了猎枪，在一阵响亮的，但无恶意的哄笑声中逃回到自己的屋里，我扑倒在床上，用双手捂住了脸。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觉得害臊，但又很快乐：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
我常常散步——有时在我们别墅的花园里，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里，有时在郊外；我随身带着一本书，例如，卡依达诺夫的历史教科书①，但难得把它打开；而更多的是朗诵诗歌，我背熟了好多首诗；血在我体内翻腾着，我的心发闷——
主人按了一下铃，吩咐收拾晚饭的残杯冷炙。
父亲冷冷地瞥了她一眼，她不作声了。
休息一会儿之后，我梳理了头发，把衣服整理了一下，就下楼喝茶去了。那个年轻少女的形象在我眼前掠过，我的心不再狂跳了，但不知怎么的却令人愉快地揪紧着。
我与父母同住在莫斯科。他们在卡鲁日门附近的涅斯库奇内公园对面租了一座别墅。我准备考大学，可我不很用功，还是优哉游哉过日子。
朋友们起先都不同意，可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却固执己见。两星期后他们又聚在一起了，于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我不在家的时候，母亲收到了她的新邻居送来的一封写在灰纸上的信，信是用棕色火漆封口的，这种火漆印是只盖在邮局通知书上和廉价酒的瓶塞上的。这封信写得文理不通、字迹潦草。公爵夫人在信上恳求母亲给予帮助：用公爵夫人的话说，我母亲跟一些有势力的大人物很熟悉，而她的命运和她孩子们的命运都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因为她正在打一桩非常重要的官司。“我请全（求）您，”她写道，“就像一个贵妇人请全（求）另一个贵妇人那样，同时我也很高新（兴）能利用这个机会。”在信的结尾，她希望母亲允许她来拜访。我正好碰上母亲心绪不佳的当口儿：父亲不在家，她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对“一个贵妇人，”而且还是个公爵夫人的来信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可是回信怎样写呢——母亲却不知所措。她觉得用法文写回信不合适，而俄文正字法又非她所长——她知道这个弱点，不愿意让自己丢脸。看见我回来了，她很高兴，立刻就叫我去拜访公爵夫人，向她口头说明，母亲随时愿意为公爵夫人尽力效劳，请她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光临敝舍。我内心的愿望突然能够很快实现了，这使我惊喜交集；可我没有露出窘迫不安的心情——我先到自己的屋子里去，系上新的领结，穿上常礼服。我在家里还穿着短上衣、翻领衫，虽然我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
献给巴-瓦-安年科夫①……客人们早已散去。时钟敲过了十二点半。只有主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还在屋子里。
的确，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可能是个有钱的女人，因为她所租赁的那间小厢房是那么破旧，又小又矮，稍微有些钱的人都不愿意住这样的房子。不过我当时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并不在意。公爵的封号对我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不久前我读过席勒的作品《强盗》①。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度过的头几个星期。天气非常好；我们是五月九日，即圣-尼古拉节那一天从城里搬来的。
“是呀，”母亲答道，“不过有个邻居到底好些。”
“你怎么啦？”父亲突然问我。“打着乌鸦了吗？”
我有一匹坐骑。我常常亲自给它套上鞍子，骑着它独个儿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我纵马驰骋，自以为是个比武的骑士（风在我的耳边号叫得多么欢快！），或者翘首仰望天空，把那明媚的阳光和蓝天摄入了打开着的心灵。
离我约有几步路远的草地上，在那翠绿的木莓丛中站着一个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高个儿少女，她穿着一件带条子的粉红色衣服，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有四个年轻人紧紧地围住了她，她拿了一些灰色的小花朵轮流地打他们的前额，我叫不出这些花的名称，但是孩子们都非常熟悉它们：这些小花朵的形状像一只只小袋子，它们打在坚硬的东西上，就会啪的一声碎裂的。
“那么这件事就决定了，”他低声说着，更深地埋入圈椅里，并把雪茄点上火抽了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得讲讲自己初恋的故事。您先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下面就是他写在笔记本里的故事：
“年轻人啊，年轻人，”忽然我身旁有人说起话来，“难道可以这样凝望陌生的小姐吗？”
假如你们允许的话，我把我所记得的全部情况都写在笔记本里，然后念给你们听。”
我有一个习惯：每当傍晚时分，我就带着一支猎枪在我们的花园里转悠，守候着乌鸦。我从来就痛恨这些鬼鬼祟祟的、又贪婪又狡猾的鸟类。在上述的那一天，我又到花园里去了，走遍了所有的小径，却一无所获（乌鸦认出了我，老远就断断续续地呱呱叫起来），我偶然走近了那道把我们的花园跟附属于右边小厢房的那个狭长的园子隔开的低矮的栅栏。我埋头走着。突然间我听到一阵说话声；我隔着栅栏一眼望去，不禁愣住了……一片令人纳闷的景象呈现在我的面前。
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渗透了我的身心；我呼吸它，让它在我的血管里，在每一滴血液里翻腾着……它注定很快就会实现的。
“怎样跟他们结识呢？”这是我早晨一觉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在喝茶前，我到花园里去了，但并没有太靠近那道栅栏，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喝过茶后，我几次走过别墅前面的那条街——远远地望着窗子……我觉得她的脸仿佛就躲在窗帘后面，我惊慌地赶快走开了。“不过我该跟她认识一下，”我边想，边在涅斯库奇内公园前面的一片沙地上心绪不宁地走来走去。“可是用什么方式呢？问题就在这里。”我想起了昨天相遇时的一些最微末的的细节：我不知为什么特别清楚地记起了她对我一笑的情景……可是，当我正在焦躁不安，想尽各种办法的时候，命运却来帮助我了。
一
“我没有初恋过，”末了他说，“我是直接从第二次开始的。”
闷得甜滋滋的，真是滑稽可笑；我总是期待着，又似乎有所畏惧，对一切都惊讶不已，并且作好了准备；我浮想联翩，我的想象力环绕着一些同样的形象驰骋着，就象黎明时雨燕绕着钟楼盘旋一样；我时常陷入沉思，心里发愁，甚至哭了；可是在那有时被悦耳动听的诗句、有时被黄昏的美景激起的我的眼泪和忧伤中，我那开始沸腾的青春的欢乐心情，却像春天的小草那样破土而出了。
三
那几个年轻人都那么乐于把他们的前额迎上去——这个少女的动作（我只看见她的侧面）是那么迷人，带着命令的意味，含有亲切、嘲弄，但又十分可爱的成分，我又惊又喜，险些儿叫了起来，我觉得只要这些美丽的指头也来揍我的前额，我愿意立刻放弃人世间的一切。我的枪掉到草地上了。我忘却了一切，目不转睛地望着那苗条的身材、那颈脖和美丽的双手、那白头巾下面有点儿蓬乱的淡黄色头发、那双半张半闭的聪慧的眼睛和睫毛，以及睫毛下面那娇嫩的脸颊……
“那么怎么办呢？”主人开腔了，“我的初恋也没有很多引人入胜的内容：在跟我现在的妻子安娜-伊凡诺夫娜认识以前，我没有爱过谁，——我们的恋爱非常顺利：亲事是由双方父亲提出的，我们很快相爱了，并且毫不拖延地结了婚。我的恋爱故事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了。先生们，说真的，我出的这个谈谈初恋的题目，是指望你们来回答的，你们不能算老翁，但也不是年轻的单身汉了；或许您能给我们讲些什么有趣的，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谁也不管束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去以后，他一想到自己竟会像颗炸弹似的贸然闯进了俄国，心里总是很难过，整天价脸上露出怨恨的神色躺在床上。父亲对待我很亲切，但并不关心；母亲对我几乎毫不过问，虽然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因为其他要操心的事太多，把她吞没了。我父亲还很年轻，而且风度翩翩、十分英俊，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才跟母亲结了婚；她比他大十岁。我母亲过着痛苦的日子：她经常激动、妒忌、生气——不过那是在父亲不在场的时候，她很怕他，他严厉、冷淡、难以接近……我没有见过比他更镇定自若、更自信和专横的人了。
“我的初恋确实不很平凡，”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讷讷地说，他这人四十岁光景，黑头发里已经出现了霜鬓。
当时我已经十六岁了。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