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写了三篇《公德》，但仍然觉得不够。现在再写上一篇，专门谈“国吐”。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英勇善战的民族，我们能够以弱胜强，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外敌和国内反动派，对像“国吐”这样的还达不到癣疥之疾的弊端竟至于束手无策吗？
丈人说：你赊了猪头肉的钱不还，也来问我要，终日吵闹这事，哪里来的晦气！陈和甫的儿子道：老爹，假如这猪头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还钱？丈人道：胡说！我若吃了，我自然还。这都是你吃的！陈和甫儿子道：设或我这钱已经还过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还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该人的钱，怎是我用的钱，怎是我用你的？陈和甫儿子道：万一猪不生这个头，难道他也来问我要钱？
还有一个辩论的例子取自《儒林外史》：
专以中国哲学而论，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不知创造了多少理论和术语。表面上看起来，所用的中国字都是一样的，然而哲学家们赋予这些字的涵义却不相同。比如韩愈的《原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文章开头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大概认为，仁、义、道、德就代表了中国的道。他的解释简单明了，一看就懂。然而，倘一翻《中国哲学史》，则必能发现，诸家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多如牛毛，各自自是而非他。
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几年来，国际旅游之风兴，“国吐”也随之传入国外。据说，我们近邻的一个国家，为外国游人制定了注意事项，都用英文写成，独有一条是用汉文：“请勿随地吐痰！”针对性极其鲜明，但却绝非诬蔑。我们这一张脸往哪里摆呀！
随地吐痰这个痼疾，过去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记得鲁迅在一篇杂文中，谈到旧时代中国照相，常常是一对老年夫妇，分坐茶几左右，几前置一痰桶，说明这一对夫妇胸腔里痰多。据说，美国前总统访华时，特别买了一个痰桶，带回了美国。
中国官方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很多年以前，北京市公布了一项罚款规定：凡在大街上随地吐痰者，处以五毛钱的罚款。有一次，一个人在大街上吐痰，被检查人员发现，立刻走过来，向吐痰人索要罚款。那个人处变不惊，立刻又吐一口痰在地上，嘴里说：“五毛钱找钱麻烦，我索性再吐上一口，凑足一元钱，公私两利。”这个故事真实性如何，我不是亲身经历，不敢确说，但是流传得纷纷扬扬，我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
治这样的顽症有办法没有呢？我认为，有的。新加坡的办法就值得我们参考。他们用的是严惩重罚。你要是敢在大街上吐一口痰，甚至只是丢一点垃圾，罚款之重让你多年难忘。如果在北京有人在大街上吐痰，不是罚五毛，而是罚五百元，他就决不敢再吐第二口了。但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耐心的教育，不厌其烦地说明利害，苦口婆心。二是要有法院和公安局等的有力支持，绝不允许任何人耍赖。实行这个办法，必须持之以恒，而且推向全国。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国吐”这种恶习就可以根除。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我在大学时曾专修过一门课《西洋哲学史》，后来又读过几本《中国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我逐渐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两个或多个哲学家的学说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有如大自然中的树叶，没有哪几个是绝对一样的。有多少树叶就有多少样子。在人世间，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学说。每个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真理。
以上两个辩论的例子，恐怕大家都是知道的。庄子和惠施都是诡辩家。《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要说这两个例子对哲学辩论有普遍的代表性，那是言过其实。但是，倘若你细读中外哲学家辨和辩的文章，其背后确实潜藏着与上面两个例子类似的东西。这样的辨和辩能使真理愈辩愈明吗？戛戛乎难矣哉！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我觉得，惠施还可以答复：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这样辩论下去，一万年也得不到结果。
结果怎样呢？在北京大街上照样能够看到和听到，左右不远，有人“吭—咔”一声，一团浓痰飞落在人行道上，熟练得有如大匠运斤成风，北大校园内也仍然是痰迹斑驳陆离。
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北大动员群众，反击随地吐痰的恶习。没有听说有什么罚款。仅在学校内几条大马路上，派人检查吐痰的痕迹，查出来后，用红粉笔画一个圆圈，以痰迹为中心。这种检查简直易如反掌，隔不远，就能画一个大红圈。结果是满地斑斓，像是一幅未来派的图画。
哲学家同诗人一样，都是在作诗。作不作由他们，信不信由你们。这就是我的结论。
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辨愈糊涂。
哲学家们辨（分辨）过没有呢？他们辩（辩论）过没有呢？他们既辨又辩。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让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顺手举两个中国过去辨和辩的例子。一个是《庄子秋水》：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
真理愈辩愈明吗？
1997年10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