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31日，南非开普300周年基金会将1995年度奖颁发给库切，以表彰他终生为文学所做出的贡献。同年，他获得纽约斯基德莫尔学院颁发给他的名誉博士学位。颁发仪式在1996年10月14日举行，致辞人罗伯特·博伊斯（Robert Boyers）教授说：
随着戴比尔斯讲席教授职位遥遥无期地被冻结，在我看来，阿德涅讲席教授的职位应该由一位比我更感兴趣于学术综合领域发展的教师来担任。这也可以让我退出这个可能会令他人反感的职位。
中国的译者询问《等待野蛮人》中的夏宫是否是她所在国家的一座著名历史建筑。(2)库切回答说，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指北京的那座宫殿，但是，他确实是想暗示中国的古老帝国，就像在书中，他用“第三局”是对应沙皇俄国。
学校今年设立了创意写作论文硕士学位，加之我一直在参与硕士（文学研究）项目，我发现自己承担的一半的教学和指导学生工作是在英语系之外，为文学院服务的。我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在文学院承担一个职务，但不属于哪一个具体的系。
库切还接受邀请写了一些图书介绍，比如“世界经典版”的《鲁滨逊漂流记》，荷兰诗人拉特格·考普兰德（Rutger Kopland）诗集《有关未知的记忆》（Memories of the Unknown）的英文翻译版本。2000年，他与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基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以及丹·卡麦隆（Dan Cameron）合作了一本关于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的专著。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库切仍然是一个活跃的授课者，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荣誉学生和硕士学生的培养，包括课程讲授、论文指导与创意写作。在1993年开设的现代文学硕士课程中，他侧重的作品来自德尼·狄德罗、阿兰·罗布-格里耶、塞缪尔·贝克特、纳博科夫、约翰·巴斯、托马斯·品钦、A.S.拜厄特和阿拉斯代尔·格雷。根据目前保留在格雷厄姆斯敦国家英语文学博物馆的课程记录看，很显然，他认为关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作用，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真正新鲜的是作为一个高级的理性运动，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对起源概念的质疑，对历史性和一般文本化的质疑，这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生活的……敌对方被界定为风格、品味、禁欲主义”。他以一种电报的风格做有关贝克特的讲座，尤其注意语言的危机展现模式，如何再现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以及参考笛卡尔，一个人经历的什么是真实而不是梦幻的问题。据他介绍，唯一的科学是能够输送精确知识的科学，如算术和几何。他关于纳博科夫的讲座令人很感兴趣：
在一篇关于戈迪默和屠格涅夫的文章中，库切分析了戈迪默作为作家所处的位置，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他本人：
J.M.库切教授监督我的论文。通过他睿智的评价与指导性的问题，我学会了非常小心谨慎地进行写作，要将一篇文章不断打磨，直到它尽可能接近完美。我会继续带着他的影响来进行未来的工作。他让我知道要重视缜密的聚焦；规矩；用词的打磨；对人物的仔细观察；对情节发展的整体把握以及关于读者完整性的考虑。这不是说我现在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成就的作者。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新起步的作家，一个处于学习中的作者，但是至少在一个课程中，我曾经得到一位文学大师的指导，因此我也知道做他的学生是多么宝贵的经历。
首先，这篇文章让我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体裁面对你给我提出的问题：如何在自传中说实话。其次，我发现我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在那篇文章之时已经有了轮廓；之后它就变得模糊了，将要面临将来更多的问询。38
尽管库切怀疑这一理论是否禁得起科学的验证，但是他却发现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概念：原来的先驱者仅仅是作为旅游者，将非洲看作是一处临时住所。这一主题也将是《男孩》中要探讨的主题。《男孩》是库切自传体作品中的第一部，里面介绍了库切家族位于卡鲁的百鸟喷泉家庭农场：“在农庄大宅的游廊上喝茶聊天的库切们，却像一群季候性迁徙的雨燕，今儿来了，明儿走了，甚或更像一群麻雀，唧唧喳喳，跳跳蹦蹦，却待不久。”35
除了在开普敦大学讲课和指导研究生之外，库切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定期到国外参加会议，宣读论文或接受邀请到美国的一些大学驻校一个学期或教课一个学期。在此类访问期间，他也往往会出现在其他机构——最初是宣读论文，但是，到了世纪之交，他更多的是朗读自己作品中的一部分。他开始越来越觉得应该放弃自己从事了30多年的学术工作，并献身于他所看重的首要任务——创造性写作。他对于大学的发展方向感到不满，这不仅包括南非的大学，还包括世界各地的大学。他遗憾地发现老式的经典训练和广泛的文学历史学习，比如他在开普敦大学学生时代所受的教育（尽管有自身的缺点），已经被能带来社会经济效益的学科所替代。库切在给他的同事哲学教授安德烈·杜托特（Andrédu Toit）的信中说：“现在，在整个西方世界，这种旧式的大学模式正受到攻击，人们越来越多地考量经济因素。哲学与经典只有一个很小的市场，所以哲学和经典研究应该只占大学教育的一小部分内容。其他古老的研究领域：比如历史学和语言学等，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10后来他在《凶年纪事》中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学里所发生的事情让“大学背上了相当丢脸的名声，因为他们屈服于基金削减压力而允许学校转向商业化运作，此前自由地进行学术探求的教授们变成了疲于奔命的雇员，在那些职业经理人的详细考核下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份额”。112004年4月在接受巴西记者希尔维亚·哥伦布（Sylvia Colombo）的采访中，他说人文主义的危机已经在大学出现：“大学的教育基础曾经是人文研究，也为人文研究提供了港湾，但是现在人们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人文研究被推入了一个被忽视的角落，大学有了新的业务，即服务于新兴自由主义经济。人文学科是否应该适应新的情况？不应该。如果这意味着其性质的改变，那就是不应该。”12
当然，人们可能很想说您是某一种小说创作的大家，但是所创作的作品是如此不同，如此具有创新性，以至不知该如何来形容您了。有人论及您的学术精准性，也有人论及您分析的谨慎性，还有人将您称为讽喻家、心理学家、写实主义者、反讽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内陆深处》的评论者称赞其《圣经》般的散文节奏，而后来的《等待野蛮人》的评论者称赞其鲜明、简约且强烈内省的风格。在小说《福》中，您远离了《铁器时代》和《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所描述的南非，重新讲述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而这次的讲述者是一位18世纪的英国妇女，着迷于一个人服从于另一个人的秘密。在《彼得堡的大师》中，您大胆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一个小说化的描述。该人物如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化，在某些时刻，他的乖僻、怜悯以及残忍，表现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恰恰相反，批评不仅不是经典的敌人，而且实际上，最具质疑精神的批评恰恰是经典用以界定自身、从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东西。这个意义上的批评也许是狡猾的历史得以延续的手段之一。29
德克勒克在1990年2月2日的议会开幕式上，宣布解除对非国大、泛非大会和其他解放运动的禁令，并宣布马上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约翰·库切表达了他对德克勒克采取的冒险举措的喜悦之情。他很钦佩德克勒克，因为他不得不在幕后做大量的工作，以防止军队的干预：“当时军方可以很容易地出面宣称，我们将掌管国家。我认为德克勒克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是理性的成功。”1
正如他从来没有想过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群体的先驱者”9，库切也不是那种喜欢在课上进行大量独白的教育者。在2001年5月17日写给劳雷尔·伯纳德（Laurel Bernard）的一封信中，库切说：“我不是那种告诉学生知识的老师。我只是尝试让他们慢慢地读，注意每一个词。”帕特里夏·肖恩斯坦（Patricia Schonstein）是《天使时代》（A Time of Angels）的作者，也是开普敦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受益者。她在2003年10月12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讲到她从库切那里获得了优秀指导。他从不会阻止她往想走的方向前进。他的评论总是精当到位。在关于库切的指导的评价报告中，她这样写道：
根据传统看法，这些先驱是白皮肤的农民，他们当年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枪，乘着牛车来到南非内地，建立了共和政体，在此，他们不受英国人的干涉，自己管理自己；而根据布莱顿巴赫的说法，这些人遗传上的起源极为复杂，他们随着自己的牛群和羊群，游牧来到南非内地，他们从科伊游牧民那里学会了过一种游荡的生活。而且，（布莱顿巴赫认为）现代南非白人越早抛弃自己是黑暗非洲中的光明使者这一幻想，越早把自己仅仅看作非洲游牧民的一支——即看作漂泊无根，对非洲没有土地拥有权的人——他们的生存机会就越好。34
对这些青年人来说，大都会的高雅文化也许能以强有力的体验形式出现；然而，这些强有力的体验，不会以任何显而易见的方式植根于自己的生活中，因此似乎只能存在于某种超验的领域。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青年人会受人影响，责备自身所处的环境缺乏艺术性，并因而会投身艺术世界。这是外省人的一种命运。古斯塔夫·福楼拜曾在爱玛·包法利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给自己的个案研究起了个副标题，叫作“外省风俗”。对艾略特来说，这种外省人的命运实际就是一种殖民地民众的命运，这些殖民地民众在通常所谓的母国文化中成长起来，这种文化在此特定语境中实际上应该称为父国文化。28
当然，在这部关于俄国的小说中，您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人物或心理，而是探索小说的成因。正如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您感兴趣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人或一种情况，而是如某位评论家所说，“决定着话语产生”的规则。虽然很难说J.M.库切的小说看起来一定要像什么样子或包含什么内容，但是，我们可以说，您的作品包含着很多的内容——文学的想法，人与政治——而且每部作品之间又都不相同。
库切在1994年获得了蒙德罗奖（Premio Mondello），1995年获得弗洛尼亚奖（Premio Feronia），这两个奖项都是在意大利颁发的。1995年，他获得了《爱尔兰时报》文学奖。1999年，他被《金融邮报》评选为世纪南非作家。在1999年12月17日的版面上，该杂志引述库切在《双重视角》中讲述的写作本质的话：
在80年代后期，库切在上西区的恩迪科特书店朗读他的作品。在那里我跟他说话，提醒他我曾经是他的学生，并让他知道我现在住在纽约市，正在写剧本。他干巴巴地说：“你逃脱了开普敦大学的英语系。”然后淡淡地一笑。当我在1994年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魔鬼的烟囱》时，我不禁想起《内陆深处》的枯焦景观和《等待野蛮人》的严酷世界。但是在他的阴影下创作，受他的影响，绝不会觉得压抑或窒息。
我们会优先考虑CST的学生，研讨课其他的同学报名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
纳尔逊·曼德拉一出狱就以他独特的气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赫尔曼·吉利欧米所说：“他非常适合当时的情况。他有一个强大的气场，庄重而迷人，同时又幽默而谦逊……他身上确实有一种管理者的痕迹——部落酋长和民主的领导人风格的结合体——但是他又总是很礼貌且举止良好。他知道，没有必要好战。在全世界的眼中，种族隔离已经让南非身败名裂……在说服南非白人交出权力的过程中，他了解并尊重他们的历史。他谴责种族隔离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但他认为南非白人民族主义斗争是一种合法的原住民运动，像黑人一样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2
他也试图归家，但是只能孤独一人——他没有奥德赛式的同伴。这是一个令人伤心和感动的故事。另外，他的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具有创新性的转向；他在《耻》中展现了一个教授，被赶到农场，每日只能试图给流浪狗一点点死亡的尊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方式：所有的人物以自己的经历描述着自己生存的社会。
芝加哥大学没有这种商人的思想。每到秋天，库切和李尔教授会讲一本特定的书，或者与学生就一个共同的话题进行轻松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其目的是进行诚实且坦率的对话，仔细阅读一些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和《追忆似水年华》。有关其讨论方案可以从李尔教授发给学生有关普鲁斯特课程的介绍中看到：
《青春》的手稿也受到了热烈欢迎。艾伦·泰勒（Alan Taylor）在2002年4月21日的《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写道：“库切的《青春》诚实而痛苦地记录了一个人要实现成为作家的愿望而必须采取的迂回路线。对于那些成功的例子，可以用这样的书来证明这一点；对于那些不成功的，只有以沉默回应。另外还有另一个问题：要是真的，会怎样？”希拉里·曼特尔在2002年4月20日的《旁观者》中描述了库切“文笔的庄严、肃穆与清晰”。2002年4月22日，大卫·塞克斯顿（David Sexton）在《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中称《青春》是一本“精彩的书、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可以与任何文学经典媲美”。评论家彼得·波特（Peter Porter）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为这本书给予英国首都的负面描述而感到不安。他在2002年4月26日的评论中表示他发现了这与库切缺席布克奖颁奖仪式的关联：“文学界认为库切不愿前往伦敦接受他的布克奖纯粹是出于私人考虑。《青春》则表明他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所经历的恐怖让他希望远离此地。如果真是这样，那倒是文学的幸事，因为他可以全神贯注于家乡土地上的生活，上个世纪他就创造出了一些最优秀的小说。他没有必要向我们展示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尽管面对如此古怪和缺乏同情心的强迫症表现，有什么可以减少崇拜者对他的欣赏呢？”
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本具有开创性的出版物《双重视角》，其中包括库切从1970年到1989年的文评，以及一系列大卫·阿特维尔对他的采访。将两者放在一起读，它们就形成了库切的思想知识自传。这些访谈将库切的文评放在了较大的自传范围内，成为联系库切小说的纽带。该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入围艾伦佩顿奖，但该奖项最后被授予了蒂姆·卡曾斯（Tim Couzens）的《大冒险》（Trader Horn）。
我希望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为了系里考虑；第二，更多的是我个人的原因。
J.M.库切是一位小说家、政治思想家、评论家、理论家、语言学家和权力解剖学家。您的作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生动而内敛，直接而简约，既有风格又有知识分子的勇气。您的创作来自南非的经历，带着其特有的压力与执着，您没有像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在写作中大谈特谈道义和虚假的英雄事迹，您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谈论特定历史所发挥的力量，同时又不局限于单一的时间或国家。您仔细地观察压迫、残酷和不公正，并教会读者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试图表达自由的困难。
库切出生在南非，目睹了独裁政权统治给当地居民强加的种族隔离。他采取了较温和的观点，他致力于更美好的发展，但他并没有错误地假设，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复杂性、没有任何歧义，甚至在正派人心中也没有任何疑问或不确定性。古人很久以前就知道暴政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关于杀君的问题并不是很明确和清晰。库切教授在一系列作品中通过生动的引人入胜的情节，讨论了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尽管有时看似远离世界，实际却与真实生活密切相关。他向我们展示了迈克尔，这一人物不论是在外表还是在教育上都没有任何优势，甚至除了字母K以外，没有任何姓名，而且运气一直不佳。这里请允许我稍微改动一下吟游诗人贺拉斯有关尤利西斯漫游的描述：
库切对年轻的作家以及促进新的重要文学作品的兴趣让他在20世纪90年代为许多作家的处女作写了简洁的评价，并被用在封面上。举例来说，他非常热情洋溢地推荐佐伊·威克穆（Zoë Wicomb）的小说《大卫的故事》（David’s Story）：“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着看看后种族隔离时代会给南非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佐伊·威克穆交出了答案。诙谐的音调，复杂的技巧，不拘一格的语言，政治上不倾向于任何人，《大卫的故事》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也是南非的小说重塑过程中的巨大的一步。”赫尔曼·吉利欧米的《阿非利堪人》（The Afrikaners）也得到了热情洋溢的称赞：“这是一本值得欢迎的书：一位自豪甚至有点爱国的南非白人作家记录了从第一批欧洲移民到来至目前南非白人的历史，其手法是批判性的，没有被南非白人的民族主义所影响。该书记录了种族隔离制度的起源和消亡，它是我们可以读到的最为清醒、客观和全面的一本书。”
2000年10月库切获得了哈特福德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校方称赞了他的散文、小说和其他作品涵盖了广泛的内容——包括了从种族隔离到动物权利和文字审查。“您已经为那些遭受帝国主义、种族隔离以及后种族隔离时代暴力困扰的南非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您勇敢而不妥协的写作丰富了我们，也给我们带来挑战，迫使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在世界的真相。”2002年6月17日，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库切博士学位。当时的致辞分别以拉丁语和英语刊登在《牛津大学学报》中。英文版部分内容如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库切获得了许多其他荣誉。1989年，他的儿子尼古拉斯去世不久，他飞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校长史蒂芬·B.桑普尔（Steven B.Sample）博士在嘉奖词中说：
他广泛游历于城镇、营地与沙地之间，
在早年的学术写作生涯中，您做过语言学与文体学的分析，后来也体现在您的一些小说之中。您对幼稚的现实主义做了复杂的批判，并研究了历史对后殖民主义作家的影响。人们认为您是当今伟大小说家中最具理论化的一位，但又能够用一种丝毫不理论化和神秘化的方式对最感兴趣的哲学问题进行文本叙述。您的小说反映出对权力、性别、帝国主义、不确定性的思考，对于读者来说是那么的人性化、感性且亲密。尽管解构主义者与符号学家对您的作品有专门的研究，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我们感谢您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散文的能量、叙述的节奏和惊喜、思想的震撼性，以及该思想所表现出的节制与非任性。
起初，库切与阿特维尔的交谈在开普敦现场进行，没有任何录音。然后，一切都写在了纸面上，并有信件往来，再进行编辑。每一部分开头都有一份访谈，然后是文章，涉及贝克特、“互惠诗学”、流行文化、句法、卡夫卡、自传与忏悔、淫秽与文字审查，以及南非作家。阿特维尔指出《双重视角》的所有核心问题是语言。如果说这本书以任何方式影响了对库切作品的理解，按照他的观点，那就是它消除了关于库切对南非政治漠不关心的误解。如今很少有用心阅读库切的人会质疑这样的观点：库切的作品放在一起是在驳斥那些认为他没有政治立场的观点。人们的共识是，其实库切的作品深入地介入了南非的暴力历史。
我还记得阳光照进教室，灰尘在光芒中飞舞，我们听着库切精准的声音，带着精致优雅的思绪。他用一种方式将问题简单至极地提出来。这个时候，全班同学会愣在那里，也许是因为天热，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困顿之中，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十九二十岁的孩子，有太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
大卫·阿特维尔提供了详细的有关该书成形的过程与细节。据他介绍，在库切发表《白人写作》之后，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他出版另外一本与南非无关的语言学研究的文集。库切不太想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再从事那一方面的研究了。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从他的文评中选出一些，再加入一些有关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对话，于是这一学术自传就被整合出来了。
2002年，当《等待野蛮人》和《耻》被翻译为捷克语之后，记者亚历山德拉·布克勒（Alexandra Buchler）以书面的形式问了库切一些问题。当被问及：这两本书出版之间，南非有什么变化，以及第一本书中的”暴政”是否已经被第二本书中的“残暴的无政府状态”所替代。库切在2002年4月的回信中说：
从个人层面上讲，我想做一个提议，因为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发现自己对课堂教学的热情越来越少。如果让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做什么贡献的话，我觉得，最好是做一个指导研究生的导师。
……对经典的质疑不管如何充满敌意，总是经典自身历史的一部分，这种质疑不仅不可避免，甚至还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因为，只要经典在遭受到攻击时还需要人们为之辩护，那它证明自己是否真的是经典的努力就不会有尽头。
李尔对库切的哲学知识有很深的印象，比如他洞悉克尔恺郭尔的思想。库切对学生的专注也令他十分惊讶。他从来没有见过有谁比库切花更多的时间在学生身上。库切承担全部的责任，并参加他不一定要参加的委员会会议。他不仅在课上教，课后也花大量的时间与学生谈话和进行电子邮件往来。李尔钦佩他对学生慷慨、诚实和坦率的态度。他还发现，虽然库切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但他爱笑。在芝加哥，库切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港湾，这是他在开普敦所没有找到的。
库切所开设的创意写作工作坊，也经常与布林克合作，在这门课上，学生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这一点从1995年的课程概述中可以看出：
写作是件寂寞的事情，而靠著书立说来与生养自己的社会作对，则更是件令人孤立、寂寞的差事。作为南非反对派作家，戈迪默能努力寻找历史先例，向先辈学习，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男孩》是库切最易读的作品之一，它讲述了一个男孩的故事。他首先是在家里寻找自己的位置，然后又在自己的直系亲属及延伸家庭中，以及之后在更大的社区寻找位置。然而，家庭和社区中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出生于南非白人血统的家庭，但父母选择英语作为家庭语言。在伍斯特基督教盛行的保守社会群体里，他们是不可知论者，并且反对1948年上台的国民党所提出的种族隔离的口号。在含混中，男孩在学校宣称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同情“父亲般威严的”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而不是其同学所崇拜的美国人。在本书的结尾，父亲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被吊销律师执照，另外那位欣赏他聪明才智的安妮姨妈去世。《男孩》与传统回忆录的发展脉络明显不同，后者通常会包含对过去时光虚伪的情绪。库切一直有意地反抗这一传统。
库切的文章中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自传体潜台词，库切这位来自南非、来自殖民地的人，能不能成功地写出经典？难道艾略特对“经典”的定义没有使其成为不可能吗？库切发现，庞德的这种情绪在来自殖民者的年轻一代那里并不少见：
所以，如果你想选该课程，我建议你尽快发电子邮件给我。我也希望大家知道，按照目前的电子邮件申请速度以及接受/拒绝的比例，我估计研讨课名额将很快报满。
库切对自传很感兴趣，认为它可以被看作一个体裁、可以传递特定的真理。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一篇名为《自传中的真实》的演讲中看到。该演讲是他1984年10月在开普敦大学发表的教授就职演说。该演讲是这样开始的：“自传这种写作形式让你如实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如实是你可以忍受的如实。”库切还说，这种行为可以参照卢梭的创作，是出于真实的意愿，其目的是找到真实并承认它。37这篇就职演说后经库切修改并在1985年写完，重印于《双重视角》中，标题是《忏悔与双重思想：托尔斯泰、卢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受大卫·阿特维尔的采访时，他说，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他作为一个作家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文章，原因有两个：
经典的反面不是浪漫而是粗鄙野蛮；而且，经典的东西与粗鄙野蛮的东西之间，与其说是势不两立的关系，倒不如说是相反相成的关系。赫伯特以波兰历史为借镜来从事写作。波兰这个国家为西方文化所包围，历史上曾被野蛮的邻国所侵凌。在赫伯特看来，经典虽遭受野蛮浩劫，但仍能劫后幸存，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因为其所谓的内在品质。相反，历经最野蛮的浩劫而仍能存留下来的东西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世世代代的人民不愿舍弃它，是因为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所谓经典仅此而已。
他们对他不满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并不总是很容易理解：他挑战传统的关于作家的定义，他写的东西不是美好的或清晰明了的，他常常会给读者留下令人回味的指针和问题，然后让他们自由地做出自己的理解。
戈迪默一方面悉心倾听、接受，甚至赞同与自己同行的黑人作家对欧洲的指责（正题），另一方面，她又表示拥护强大的欧洲文学和政治传统（反题），但（合题）又强调与自己的同行黑人作家目标是一致的。戈迪默这么做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可以说，这与戈迪默至少在当时所面对的想象中的两部分读者有关。在南非国内，她要面对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黑人；而在国外，她要面对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主要是白人；（她敏锐地意识到）每一方对她都心存戒备，看她是不是在讨好双方。30
1989年8月，德克勒克（F.W.de Klerk）成为国家总统后不久，柏林墙倒下，世界共产主义的末日似乎马上就要到来。由于可能的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南非不再试图证明其可以摆脱英美而独立发展。由于苏联的崩溃，非国大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传统盟友，德克勒克认识到非国大应该通过谈判承认财产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市场体系，并与未来的外国投资者保持友好的关系。他预感到西方列强会促使非国大接受和解。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的塞尔维亚语译者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科斯特洛看到她的书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被排列在乔叟、柯勒律治和康拉德图书的旁边，但是离他最近的邻居是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的书；然而，在塞尔维亚语中，除了乔叟以外，其他的名字都是以K开头的，所以乔叟就被翻译成了济慈（Keats）。科雷利（Corelli）在塞尔维亚语中倒确实以K开头，但是她对于塞尔维亚的读者而言毫无意义，所以她的名字被替换为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Kristie）。
库切有时会被译者要求解释一些不常见的英语成语或不寻常的词。例如，韩语翻译想弄明白“dies irae”和“stoksielalleen”（阿非利堪斯语是“完全孤独”的意思），而冰岛同一本书的翻译询问关于“muti”“snoek”和“Kaffraria”的含义。
我不能代表安德烈的意见，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够发挥系里设置讲席教授时所期望的学术上的领导作用。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我只能说我自己并没有申请过阿德涅讲席教授的职位，是系里让我来担任的，因为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在同事的劝说之下接受了这个职位——当时主要是担心这一讲席教授的职位被取消。
您是一位有着杰出贡献的作家，您在作品中传递的信息既不可抗拒，又令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您已经巧妙地展现了文学可以提高读者社会良知的潜力。
《男孩》之后的《青春》创作开始于1996年10月11日，最终由塞克沃伯格出版社于2002年首次出版。显然，库切计划这本书以约翰到伦敦为起点，后来他又加进去在开普敦大学学生时代的一些事情。《青春》延续了《男孩》中的故事，约翰就读于开普敦大学，亲身经历了南非的政治暴力事件，并决定去伦敦以避免被强制征兵。他在伦敦做计算机程序员。在《男孩》中，主人公试图在一个自己时时觉得是外人的社区内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他周旋在与各种女人无真爱的交往中，试图为自己成为作家的梦想闯出一片新天地。然而，他所能做到的只是沉迷于阅读狂潮中。显然，他在伟大城市的孤独痛苦体验并不足以点燃他创意的火花。然而，《青春》可以被看作是一本成长小说，就像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约翰这个人物在大城市里孤独地流浪，经历着敌意，就如同马塞卢斯·艾芒兹的小说《死后忏悔》中的主人公威廉·特默。库切很早之前曾经翻译过这部小说。40
我不知道学校是否有这种先例，但是如果您可以提供任何建议，我将不胜感激。
纳博科夫被迫居住在美国，并以英文写作。正是在这里，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有趣的转折。纳博科夫对英语单词的感觉是准确的，但是仍刻意保持着局外人、鉴赏家的视角。这就令他的文笔产生了格外细化的感觉，这种氛围不仅是有关词语的建构，相反也可以是有关现实主义的透明性。
阿特维尔当时是西开普大学的教师，刚刚从得克萨斯大学结束学术休假返回南非。他给库切发了一些关于他文学创作的问题，和一篇他在奥斯汀的伯恩斯·林德福什指导下所写的开题报告。库切的反应是，首先质疑一下自己是否合适成为一名合作者。他要有意疏远自己与阿特维尔意识形态批评的联系，后者将文学看作位于历史话语之后的文本。阿特维尔自己也意识到，在某些方面，如果他想公正对待库切小说中有关历史的微妙性，他将不得不脱离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
上课时间：每周三15：30—16：45
在评论里尔克的文章中，库切就译者的任务更进一步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观点。他谈到了威廉·加斯，里尔克的传记作者和译者。加斯说，要翻译文学文本，只是了解源语言是不够的，译者还必须要了解作品。库切在回应中仔细分析了加斯的观点：“译者翻译之前，无须首先读懂原文，相反，翻译原文本身成了寻找和创造意义这一过程的一部分；结果翻译仅仅成了只要人们阅读脑中就必然发生的东西，只不过表现形式更加强烈，要求也更高。”22这也正是库切在翻译阿赫特贝格的叙事诗《煤气修理工叙事曲》时所采取的立场。23这也是他虚构的人物，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就“非洲的人文主义”所讲的内容：文本研究首先意味着恢复真正的文本，然后意味着对那种文本进行忠实的翻译。忠实的翻译被证明与忠实的解释密不可分。24在一篇有关卡夫卡作品各种英语翻译版本的讨论中，库切发出很多反对的声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也提到了“权力卑污龌龊的内幕”25，这可能与他的《等待野蛮人》有关。
1.每名学生根据布置的作业带回原创的散文小说。周一13：30学生付费的复印件将会为大家准备好。每位同学要写一份简短的、建设性的批评意见（1—2页）。这些批评意见是课堂讨论的基础。在课程结束时，这些批评意见要上交。
人们可以预料到，像J.M.库切这样的作家将会激发后现代小说和文学理论评论家的兴趣，但是人们没有预见的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他的作品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批评体系。其中的一些研究，比如像大卫·阿特维尔和德里克·阿特里奇的文字，不仅出色地研究了库切的作品，也是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的亮点。库切作品引发的讨论是关于系列文学作品最具穿透力的评论，也是文学理论问题的焦点。
在此期间，库切拒绝了许多演讲邀请，比如，在剑桥大学做六个克拉克讲座（Clark Lectures），参加爱尔兰的斯莱戈节，出席阿姆斯特丹的会议，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以及在芝加哥做关于南非国民性的演讲等。约翰·高邬斯（John Gouws）曾邀请他参加在格雷厄姆斯敦召开的一个关于书的历史的会议，他回信写道：“谢谢您让我知道您和彼得·麦克唐纳正在组织的有关会议。这听起来好像很有趣。不过，我目前正从学术生活中退出，专注于我的写作工作。我不能设想还要准备会议文章。”1998年，他拒绝了2000—2001年度哈佛大学查尔斯·诺顿讲席教授的邀请；2001年9月，他也拒绝了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的英语副教授多萝西·雷恩（Dorothy Lane）的邀请：“然而，一些实际的考虑让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主要是长途旅行的问题。我已经60岁了，对于跨时区的长途飞行觉得越来越难以承担……如果访问里贾纳大学是我更长一段时间在北美洲西部逗留的一部分，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但目前恐怕我必须拒绝这一邀请。”雷恩后来确实邀请他在2002年8月期间，在里贾纳做一系列的讲座，但他也拒绝了。他在2001年9月12日的信中写道：“谢谢您延长了邀请时间，但是目前我正准备从开普敦大学退休。我期待着做一个纯粹、简单的作家。所以我想，我不会再承担新的教学任务了。”
2.每星期会从读本中给学生分配两个段落。这些段落来自不同短篇小说的开始部分。每个学生选择一个段落，续写故事，长度至少一页（300字）。接下来的内容将在课堂上讨论，并在课程结束后上交。该读本包括不同作者匿名的文本。
在他的一系列极具启发性“文学的文化”的文章收录到《白人写作》中出版后，他又出版了《冒犯》（1996），里面收录了一系列关于文字审查的文章，其中不仅包括南非，还包括英国、俄罗斯和波兰等国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为《纽约书评》写过的许多文章都收录到了《异乡人的国度》中。他全面地研究了许多作家，其中包括荷兰作家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和德国诗人里尔克。他说：“哈里·穆里施常常甚至着了魔似的写有关他的祖先的故事，特别喜欢写有关他父亲（麦克斯·戴留士家中仅有的几本书中，有一本是卡夫卡的《写给父亲的信》，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做儿子的如何拼命挣扎，试图逃脱父亲那令人窒息的影响）的故事。”20按照他在《双重视角》中所表述的观点，所有的文字，包括文学批评，都具有自传体的性质，所以我们可能会猜想，库切在做出这种评述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了他与自己父亲难以调和的关系。在英文版的《荷兰山脉》（In the Dutch Mountains）中，诺特博姆小说的叙述者在有关真实和虚构的辩论过程中问道，为什么他会有一种不可控的冲动想不断地小说化，讲述并非真实的东西。库切在他的小说尤其是在他的自传中，也想这样做，并最终在《夏日》中把它发挥到了极致。库切在研究罗伯特·穆齐尔日记的过程中还指出，穆齐尔也在回忆过去艰难生存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小说化，试图了解欧洲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德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最后开始反抗文明。关于里尔克的文章既揭示了作为一个年轻人，里尔克这个德国诗人如何努力与自己的祖国分离，以追求一个更大的整体，同样也有对库切自己早期的描述：竭力逃避殖民地的限制，希望在大都市定居。库切写道：“年轻时，他喜欢称自己是个无国可归的人，甚至宣称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故乡。‘我们来到这人世上，说起来只是暂时的，不管你生在哪儿；在我们的内心里，真正的故乡是慢慢出现的，因此，我们的出生地可说是追忆出来的。’”21
但布莱顿巴赫在他的民族理念里将混杂性和游牧性联系到了一起，从这样的联系中，人们一定能看到对新南非农场上白人的可怕攻击。库切写道：“其中的一些故事，读来令人颇感不安，这不仅因为攻击事件本身的暴力程度已到了变态的地步，而且因为这类事件经常发生。恐怖故事的流传恰恰使白人多疑起来，以为自己正被人赶出那片土地，最终只能漂泊海上。”36布莱顿巴赫1999年出版的《狗心》中所描绘的对农场的攻击主题在库切同年发表的小说《耻》中也有体现。 五
在追溯了库切的生平、学术贡献以及他获得的奖项后，布林克说：
1998年10月，总部位于加州的雷南基金会宣布给库切拨款75000美元，以表彰他对英语文学的贡献。他是该奖项在小说、诗歌与非小说领域的11位受助人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位美国以外的获奖者。1999年4月10日，罗德斯大学授予库切荣誉博士学位。英语系的负责人维维安·德克勒克（Vivian de Klerk）教授说：
国际方面对德克勒克的公告欢呼雀跃，曾经对南非关闭的大门也逐渐重新打开。在关于是否进行改革的全民公投中，69%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在写给他的朋友霍华德·伍尔夫的信中，库切说：“在改革政策得到白人选民的首肯之后，整个国家都松了一大口气。几乎可以看到拥有和平未来的可能性。”至于作为一个作家在不断变化的南非中扮演的角色，库切表现得相当谨慎，因为他不能完全肯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角色：“对于我来说，故事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古老的、非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他在接受瑞安·马兰的采访中说：“我能做好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我不知道是否一个人在想故事的时候，还可以同一时间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所以，回到您的问题，我所看到的自己的角色与作用就是写故事而已。”
库切小说的翻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这一势头在20世纪90年代更加猛烈。他的书除了被翻译为大家所熟悉的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言以外，也被翻译成冰岛语、加泰罗尼亚语、巴西语、波兰语、俄语、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希伯来语、汉语、印尼语、日语和韩语。在被翻译成的25种语言中，库切只知道其中3种，其他的几种语言，他知之甚少，除非双语读者比较两种版本后向他汇报。在《翻译之路：小说家与译者的关系》（Roads to translations:How a novelist relates to his translators）一文中，库切就翻译的陷阱提供了引人入胜的细节。
《男孩》的副标题借用了1950年威廉·库柏（William Cooper）的小说《外省生活场景》。大卫·阿特维尔指出，虽然库柏背后还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其副标题是《外省风俗》。另外这一书名也让人想起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与《青年》，这一系列的三部曲是小说，但也植根于现实与自传。罗斯玛丽·埃德蒙兹（Rosemary Edmonds）在企鹅版的该书三部曲介绍中写道：“当他还是一个19岁男孩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向自己的笔记本倾诉，他想彻底地了解自己，从那时到他82岁去世，他一直在观察和描述着自己灵魂的形态……这并不是对知识的好奇，也不是对智慧的渴求。能够让托尔斯泰一生中持续观察与记录的原因是：对死亡与虚无的绝望和恐惧。”人们也许会问，在母亲、父亲与儿子相继去世后，库切进行这次自传创作的目的是否也可能有类似原因。
库切最初对德克勒克的举措是非常赞赏的，他很佩服德克勒克的勇气。即便如此，1990年2月2日的讲话后不久，南非持续的抗议浪潮和长期暴力不止也让他开始持怀疑态度。在黑人城镇以及黑人青年之间仍然存在着动荡，学生们会发起暴力事件，焚烧报告厅，封锁公路。他写信给霍华德·伍尔夫说：“2月兴奋在这个国家持续了约三个星期的时间。现在，虽然媒体试图保持那种兴奋，但总体感觉似乎是大不如前。暴力已经渗入到黑人城镇之中。没有人有任何明智的话语。即使是左派的政治领导者也不知所措。我自己的感觉是，它是前政治的，是任何级别的政治都难以触及的。暴力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很多黑人青年的生活方式，他们根本不会放弃这种生活方式。”
库切的图书代理们抱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库切的《男孩》书稿。审稿者的反应也非常热烈。在1997年11月20日的《纽约书评》中，约翰·班维尔写道：“艺术家住在极权主义政权的’有趣时代’，既是一种诅咒，也是一种祝福，这一点库切心知肚明。他的成就在于他的书是如此集中、如此泰然自若、如此强烈地居中，以至于它们变成了完全自发的，完全不要求读者必须知道这些小说是在哪里或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创作的。当然，这是真正的艺术经久不衰的识别标志之一。”1997年10月26日，T.凯·诺里斯·伊斯顿在《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中写道：“《男孩》是一本叙述巧妙、简约、易读的回忆录，与另一本完全不同的库切学术自传《双重视角》相得益彰……在农场的那一章节必须挑出来：这是故事叙述的一个创举。当那个具有不寻常洞察力的儿时自我在思考自己在景观中的归属感时，库切的文笔奇迹般地唤醒了农场的田园美景。”大卫·阿特维尔也在1997年11月2日的《星期日独立报》中赞美库切对卡鲁农场优美的描绘与热切的观察，认为该书中的“每一个细节……沉着而引人注目。该书对作者童年的一个阶段的坦率与探询性的描述会更加人性化地彰显那些经常被认为没必要的遥远的知性。”1997年11月21日，卡伦·拉特（Karen Rutter）在《开普敦时报》中指出，《男孩》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已经超越了传记的束缚。库切对语言、阶级、性别和历史的描述，虽然是通过一个年轻孩子的眼睛，但是观察相当犀利”。罗纳德·赖特（Ronald Wright）在1998年1月9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赞扬该书的叙事手法以及表现“一个孤独孩子的落寞”的方式。他总结说：“在《福》中，库切描写的人类处于孤岛之上的神话也许是唯一可写的故事。在《男孩》中，他坦率、娴熟且生动地向我们表明，对于这样孤岛的需要以及救援那些已经猜到外面世界性质者的恐怖。”
库切所评论的作家或作品通常都与其有着联系或共同点。人们可以发现库切与博尔赫斯的平行性：像库切一样，他在多年之后回到故土，但已经超越了区域和本土局限，同时文笔风格也是简约而有节制。
如您所知，自1994年以来我担任阿德涅英语讲席教授。在此之前，我做了十年的终身教授。在担任这两种职务期间，我的教学和管理工作有所减少，同时薪酬也有所降低。
1987年3月6日，母亲去世后不久，库切开始为一本书做笔记，这本书最初计划的名称是《外省生活场景》，但在1997年最终出版时，书名定为《男孩》，不过英国版本把原有的标题用作了副标题。最初的笔记讲的是一个夜晚，他的处于儿童时代的母亲与自己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一起坐着牛车，前往斯瓦特山隘口。内容来自他童年时代记忆的碎片，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进行叙述。但是在最后出版的文本中，斯瓦特山隘口的经历根本没有出现，而是在《铁器时代》主人公卡伦太太的回忆中出现了。很显然，《男孩》出版于1997年，在《铁器时代》《彼得堡的大师》《白人写作》和《双重视角》之后，可见库切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是相当缓慢的。根据保留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哈里·兰塞姆中心的图书手稿信息，该书于1995年7月完成。这些手稿中包含的内容要比最终出版的书籍中的内容多得多，很明显，库切在最终文本中做了大量删减。其中有一个变化是，糟糕教师的名字被改换了，但是优秀教师古斯先生的名字没有变，虽然他讲阿非利堪斯语，但是他的英语也非常好，而且知道说英语的开普敦大学生在用法上应该注意的问题。在很早的时候，库切就将第一人称叙述改为第三人称。对于文本走向的不确定性可以从他在1993年8月8日做的笔记中看到：“不是回忆录，而是一本小说，一本很薄的小说。”1993年9月16日，他写道：“想想在这本自传中我所没有做的一切：生活的氛围，讲轶事。”不过德里克·阿特里奇仍然认为，《男孩》中并没有什么地方特意地非历史化：“毫无疑问，该书的独特力量在于读者可以感觉到，这不是小说（按照狭义的含义）。”39
库切写道：“在每一句话中，我的文字一般是清楚的：单词之间的句法关系，以及逻辑的建构，我都尽量使其明确。但从另一方面讲，我有时所用的词语背后有着厚重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是不容易被转移到另一种国家背景中的……我也会引经据典，但并不会一定要标出典故的存在。”
不合时宜的感觉，生不逢时的感觉，以及活得很不自然、捉襟见肘的感觉，所有这些，在艾略特的早期诗歌中都随处可见，从《普鲁弗洛克的恋歌》到《枯叟》，无不如此。试图理解这种感觉，或曰这种命运，从而赋予其以意义，恰好构成艾略特诗歌创作和批评事业的一部分。这种对自我的感觉在殖民地民众（艾略特概称为外省民众）的心目中是十分普遍的。年轻的殖民地民众每每努力将他们所继承来的欧洲文化，运用于其日常经验的世界中，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感觉尤为普遍。27
或许大家大都和我的感觉一样：心提到了嗓子眼，被这个小小的静谧的人的才智打晕了。他作为作家的天赋是广为人知的，但是他还没有被加冕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当我开始读他的小说时，我听到他的声音在说话，那就是他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风格，同样的简约而坦诚。通过这种方式，他一直是我的老师，是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日子里道德的指南针。等我到了美国通过阅读了解南非，特别是阅读《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时，它将我带回我最初的记忆，我在伍斯特的童年，周围群山环抱的博兰小镇。小说对地貌的描述让人倍感熟悉，迈克尔·K令人难以忍受的孤独被描写得如此生动。
仿照T.S.艾略特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何为经典》，1991年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库切也发表了一个同名演讲，呼应他的前行者。该演讲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讲之一。像艾略特、庞德和V.S.奈保尔（他后来在《内心活动》中有过相关讨论）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库切也离开了“殖民地”，来到大都市。对于艾略特来讲，在任何一个社会对所有文学创造性的保护都包含着传统与当前一代原创性之间无意识的平衡。艾略特将维吉尔放在欧洲文明中的核心地位。艾略特写道：“维吉尔占据了独特经典的核心地位，他处在欧洲文明的中心，这一位置没有任何其他诗人可以与其共享或篡夺。罗马帝国和拉丁语言并不是任意的什么帝国或语言，而是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帝国和语言。那些意识到并表达这一帝国与语言的诗人是有着独特命运的诗人。”26因此维吉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如果没有他，我们都倾向于外省化。
库切在1984年已经晋升为开普敦大学的正教授，1993年又当选为英国文学的阿德涅讲席教授，在他之前豪沃思和吉勒姆都担任过这一职位。他并不想要讲席教授这个职位，但是在同事们的催促下，他接受了，因为在外面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候选人。英语语言方面的戴比尔斯讲席教授职位已经被冻结，现在如果他不接受，阿德涅讲席教授的职位也有被取消的危险。
库切每年去芝加哥的教学一直持续到2003年，另外，他在开普敦大学的阿德涅讲席教授的职位一直保持到1997年。1997年3月3日，他给副校长约翰·马丁（John Martin）写信：
库切总是能从文学的边缘区域给学生提供引人入胜的主题。他在1994年给硕士生布置的一项作业内容如下：
库切可能让一些批评家不高兴，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不是那么具有政治性，也拒绝向他们展示他们所要苦苦寻求的痛苦的白人意识；他一直坚持自我的自由，他也没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南非作家，而是一个在世界范畴内的作者，他所效忠的是小说的话语，而不是南非的政治话语。
就其他南非作家而言，库切并不评论阿索尔·富加德（除了在《1960—1977年笔记》中有所提及），因为他自己也承认，他对戏剧不是特别感兴趣。他钦佩安德烈·布林克在与审查制度的抗争中发挥的作用，尽管他有时会觉得布林克的表述没有必要那么激烈。31他自认为自己更接近布莱顿巴赫而不是戈迪默，那是因为布莱顿巴赫更易于接受这样的观点：故事要自己言说。如果说他对布莱顿巴赫有什么保留意见的话，那是因为他散文中的一种自恋元素，不过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并不存在。32他从来没有像布莱顿巴赫一样仇视南非白人，因为他的第一语言是英语，另外他从来没有陷入南非白人文化之中，只是间接地受到一点影响（发生时间是他在伍斯特生活的阶段）。
他的小说《等待野蛮人》给翻译制造了难题，因为它的背景是一个非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这就让人几乎不可能将环境想为西方，但是里面的皇宫也不一定就坐落在东方。所有的对话，可以理解为以一只无形的手把一个未指定的语言翻译为英语。这样的文字特点是运用非常简化的语法和词汇。中心人物仅仅被称为”治安官”。他是某一边境地区的司法首领，但是在英语中并没有一个词来表述一个人既是法官又是市长。在现代德语中，Der Magistrat指的是整个司法系统，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德语中“治安官”的标准翻译应该是Friedensrichter，但是翻译成英语就成了“太平绅士”。出于这个原因，德国的译者取了der Magistrat的古义，这一含义目前在瑞士仍然在使用。
似乎形成一个规矩，库切的最后5本书的荷兰语版都比英国出版商哈维尔·塞克（Harvill Secker）的英文原文版提前几个月出版。这种非常慷慨的让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库切与他的荷兰出版商伊娃·寇斯（Eva Cossée）的良好关系。库切的作品最先是被荷兰布森出版商伊沃·盖伊（Evo Gay）发现的，后来他到了安博出版社。《等待野蛮人》之后，他出版了库切自传体作品的第一本，但后来他的工作被伊娃·寇斯接管，她出版了库切的后期作品，并在2001年开始创建了她自己的出版公司。这个出版社，每年最多出版25本图书，非常注重质量和书的版式。19不论是在生产、美工，还是宣传与市场营销方面，库切的图书都被他的出版商给予了特殊的关注。荷兰是除了英国和美国之外，按照人口比例，库切图书销量最大的国家。 四
在信件交流中，库切觉得阿特维尔可能会对合作一本书感兴趣，这就是最终将要出版的《双重视角》。这对于库切来说，可能是一个有风险的但很慷慨的提议，因为他知道自己和阿特维尔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但他不希望与一个同意他所有观点的人合作，因为他希望逐渐发展对话。从后来发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阿特维尔希望通过拉康、德里达和福柯的观点来讨论主题，而库切更愿意落脚在其他作家那里，如贝克特、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哈代。
一些白人观察员，也包括一些黑人评论员，比如穆莱齐·姆贝基Moeletsi Mbeki）和曼菲拉·赖姆菲勒（Mamphela Ramphele），甚至包括作家纳布罗·恩德贝莱等，对这种肯定行为的方式，以及任命中倾向于黑人与妇女的政策表达了保留意见。库切虽然从来没有直接做过任何评论，但是《凶年纪事》的主人公C先生评价了1990年取消就业预留法案后南非普遍流行的天真乐观言论。善意的白人以为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就没有了个人之间的种族或肤色的界限或区分。C先生继续说：“因而，当非国大立法决定特准黑人进入职业市场时，人们都懵了。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不可能有比这更倒退的政策了，这是退回到旧时代的政策，那时候人们把肤色看得更重于教育程度、个人抱负及勤奋。”5
总之，我们为您想象力的广度与魄力、您叙述的有形与扭力，您政治分析的透彻以及人物刻画的老到而折服。最重要的是，我们为您所有作品中所描述的眼界而感动——正如纳丁·戈迪默所说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这种眼界直达“人的神经中枢”，它让您看到的“远远大于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所能看到的”。
《洛丽塔》正体现了纳博科夫对美国流行文化的迷恋与拥抱，这让他从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转变为后现代主义者（其中一种身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唯美主义者）。
库切惊讶地发现，定居在伦敦的艾略特在演讲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他的美国根源。他询问道，艾略特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亲英，希望团结在英语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周围吗，还是因为艾略特认为他的美国起源是野蛮落后的，从而感到尴尬？到了1944年，艾略特已经非常清楚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特定的文化大都市，哪里是外省的。艾略特曾宣称伟大诗歌的一个标记是客观，但让人觉得矛盾的是，库切发现艾略特的演讲令人惊讶地表现出他的个人主观性与自传性。表面上，艾略特在谈论维吉尔和自己的纯洁部族语言、重写拉丁语诗歌的任务，但是库切端倪出艾略特个人与生活的潜台词，这位来自殖民地的男子正试图在大都市里建立他的新身份。库切引用了埃兹拉·庞德的话：“生于一个半野蛮国度，这个国度完全不合时宜。”他又继续指出：
一
在库切的回应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乐观的元素。其他评论家则更公开指出威胁国家未来的危险迹象。在曼德拉卸任总统职位一年之前，帕提·沃德米尔（Patti Waldmeir）在《解剖奇迹》（Anatomy of a Miracle）的后记中写道，在她写完这本书之际，发现新南非的喜悦消散了：留给南非人的是解放后的眩晕以及精神的郁闷和痛苦。他们醒来后发现在这个世界里，曼德拉已经开始失去他圣人的光环，腐败和无能再次玷污着新的政府，人们要一直担心着犯罪和暴力；权力的傲慢又找到了受害者。”6 二
几年后，曾在20世纪90年代与库切合作，现在开普敦大学英语系教授现代文学硕士课程（他也曾去听过库切教的一些课程）的安德烈·布林克回忆说：“对于我来说，库切的一些小组讨论，像巴尔扎克、左拉、乔伊斯、贝克特、纳博科夫和许多其他作家，都给我带来触动，我在多年之后仍然能够感受得到。”布林克还说：“对于学生而言，库切的存在是一种’休克疗法’。如果有的学生所讲的是粗制滥造的内容，库切会板着脸问：’你真的认为自己已经投入足够的努力了？’或者干脆说：’恐怕这不是你所能够做到的最好程度。’在其他时候，他也可以让学生面露喜色：’这还不坏’或’我比较喜欢这个’。”所以布林克认为，“经过库切的课程，没有哪个学生不曾被改变，或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8
库切欣然接受的邀请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访问教授职位。这一跨学科的委员会成立于1941年，创始人有历史学家约翰·U.内夫（John U.Nef）、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还有当时的该校校长罗伯特·哈钦斯。该委员会认为有关某一学术话题或哲学/文学作品的严肃研究，要首先做到广泛而深刻地了解该领域的所有基本内容，而学生应该在一种跨学科的氛围中通过熟读一些选定的古代与现代的经典作品来了解这些基本内容，然后聚焦某一个特定的论文题目。多年来，该委员会的临时和永久成员包括汉娜·阿伦特、索尔·贝娄、艾伦·布隆、米尔恰·伊利亚德、T.S.艾略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保罗·利科等等。该委员会的特点不同于其他的院系，它没有特定的题材，也不是根据单一学科或具体的跨学科为组织基础。当时库切正在得克萨斯大学做定期讲学，罗伯特·皮蓬（Robert Pippin）和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说服他来到芝加哥。库切发现这里的知识环境和精神比较适合他，所以他同意每年9月到11月定期来这里讲学。另外的一个原因是芝加哥的英语系曾经有韦恩·C.布斯（Wayne C.Booth）、R.S.克莱恩（R.S.Crane）、诺曼·麦克林恩（Norman Maclean）等其他杰出人物加盟，他们也准备给多萝西提供邀请。这里的缺点在于库切不喜欢大城市，尽管大学旁有一个巨大的湖泊。另外，芝加哥地势平坦，冬天比较寒冷。然而，芝加哥逐渐成为他学术和知识的港湾，在这里他与乔纳森·李尔成为好友。他们每周都会到对方家中共进晚餐，轻松地说些话，其中当然包括多萝西和李尔的妻子加布里埃尔。事实上，他们的交谈形成了李尔的理想大学的苏格拉底式基础。他曾在一次新生入学讲话中说：“我们都认为，在我们活着的这短暂的时间内，如果我们要找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将需要通过交谈。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想法都需要通过与他人的想法的碰撞来进行检测，而且更重要的是，正是别人的想象可以给我们以启迪。”14
在《异乡人的国度》中，库切讨论布莱顿巴赫的自传式三部曲：《天堂一季》（A Season in Paradise）、《重返天堂》（Return to Paradise）与《一个患白化病恐怖分子的真实自白》（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lbino Terrorist），其中最后一部是作者在监狱的回忆录。库切发现布莱顿巴赫对各方的攻击十分狂野且不加节制，他批判所有方面：白人自由分子、南非共产党、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ANC成员。库切认为，他写得最好的部分在于对南非景观的描写，他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深地扎根于其中。虽然他在欧洲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布莱顿巴赫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做个非洲人不是我的选择，而是天生使然。”33在《狗心》（Dog Heart，1999）中，布莱顿巴赫致力于描写西部开普敦，一个叫蒙太古的小镇，这里与他的出生地距离不远。他和妻子在那里买了块地，并建了一座房子。在这一区域的主要人口是白人与有色人种，他们在家说阿非利堪斯语，根据布莱顿巴赫的观点，这里生成的事包含毫不做作的混杂性和游牧性。库切补充认为这种说法是禁不住严谨的科学考察的。然而，它确实给布莱顿巴赫提供了机会修正对南非白人先驱的观点：
开普敦大学的校委会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提名库切为文学院的特聘教授。在提名仪式上，文学院院长威尔莫特·詹姆斯（Wilmot James）教授说：“这是开普敦大学所能够任命的最高学术职位。这种职务通常是授予那些在学术领域取得超常成就，同时被认为是知识界国宝级人物的学者。库切教授是一位闻名世界的作家，他的作品已经赢得了几乎所有主要的英联邦文学奖……他的作品也曾在1996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6……我们很荣幸有他做我们的教员。”
库切讲到当他还是一个15岁的年轻男孩的时候，一个下午，他在花园里听到巴赫的音乐，感受到经典作品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完全可能体验和理解具有内在力量的经典作品，同时这个例子也展现了经典作品是如何长久存在的。他赞成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的观点，认为经典的概念体现在人们的看法中：
3.1965年以来，在过去或现在的社会中，关于药物影响下或精神恍惚状态中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有哪些？
正如您所说的，您要“（如每一个系着枷锁链的囚犯一样）宣讲自由”，自由的表现永远不仅仅是“滑脱自身锁链，把脸朝向阳光的人的阴影”。阅读您的作品能明白，任何可贵的东西都是不易的，也是不能定论的；作家本人不论多么有热情或是充满信念，目前都必须痛苦地警惕自己语言的局限性。为了让事情得到正确的发展，您要帮助我们理解和充分感受到我们辨析和判断的能力，正如您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所说：“你需要神的舌头。”所以，您让我们相信和感受到这一艰难命题的分量。
目前英语系只有两个正教授：安德烈·布林克和我，本来还有一个讲席教授的职位，但是一直空缺。安德烈和我都是50多岁近60岁的人了，我们两个都不是特别感兴趣于教育政策和英语教育在不断变化的南非所起的作用之类的问题，而很可能，这些问题是我系未来发展的主要问题。我们两个人又都经常外出访学。
他还无数次拒绝就他自己的作品发表评论。在2000年10月28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写道：“恐怕我已经定下来一个规矩，那就是不对我自己的作品做任何讨论。我一直认为，作品不应该背负着作者的诠释。”在2001年7月16日的另一封电子邮件中，他回答说：“我一直遵循的原则是让我的书在不受我的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进入这个世界。我特别不希望在书上面加上任何作者的解释。”对于华盛顿的桑德拉·蔡特（Sandra Chait）邀请他去给学生讲讲他的作品的提议，他在2001年9月7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回答说：“坦白说，我一直不愿进入一种状态，就是由我来解释’我的作品，把我的权威施加给读者，而这一点是很难向学生解释的。所以我还是不去您的课堂了吧。”
纳博科夫选择爱戴与欣赏美国——那个由一小撮白人组成的，将选票投给共和党的大学城版本的美国。他成为一个专家，成为美国人的生活，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时代中产阶级文化的鉴赏家，但同时他也非常小心，从不会屈就。在这方面，他与其他大多数欧洲流亡者不同，他们更愿意住在大城市里并感叹美国人民是如何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和约翰·库切将在秋季学期讲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们要求所有选这一课程的同学在今年夏天通读整本书。（我们所使用的翻译版本是蒙特克雷福夫的最新版本，订者为基尔马丁和D.J.恩莱特，六卷本，有平装本。）然后，我们每星期大概读100—150页。鉴于这一点，我们也要求学生在选该课程之前，先来得到我们的许可：显然，我们不希望学生花时间读了整本书后却发现无法选该课程。
尽管他在20世纪70年代曾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发表过几次评论，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不是他喜欢写的文章。《卫报》曾邀请他到以色列待上三到七天，然后就那里的情况写一篇文章，他拒绝了这一邀请。2000年11月1日，他写信给经纪人布鲁斯·亨特（Bruce Hunter）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恐怕都不能接受这样的邀请。对于这样的任务，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天赋。”他还拒绝了大多数记者的采访，除了少数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勉强接受。13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长途飞行来帮助发行新书。2000年8月，他被邀请到西班牙参加《男孩》和《青春》西班牙语版的发行。出版社负责一切费用，在马德里的南非大使馆也打算把这作为一件大事来处理。但库切不感兴趣。他给伦敦的经纪人桑迪·布兰顿（Sandy Blanton）写信说：“做这样的访问对我完全没有意义。来回往返要浪费我两天的时间，然后主办人会要求我坐下来不断回答记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都已经被问过几十次了。然后大使馆将举办招待会，我将不得不与陌生人握手并回答问题，如’您会在马德里待多久？’我没有接受英国任何的采访，也赢得了布克奖。维京版的图书在美国卖了几千本，也没做过任何采访。为什么格里哈尔沃需要采访呢？”
1996年4月18日，库切又从彼得马里茨堡的纳塔尔大学接受了名誉博士学位。英语系的科林·加德纳（Colin Gardner）教授说，库切不只是一位受到高度尊重且具有学术洞察力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是南非有史以来最具原创性的小说家。库切在他的答谢辞中祝愿文学院的学生要比实用学科的学生有更好的成就。后者是被训练出来解决问题的，而文学是激发自由与创造性思维的。离开大学的时候没有一个谋生技巧并不是个问题，因为学这种技能可以在几个下午搞定，但是更难的是意识到人类可以由机器取代。他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路上到处都是开着车跑来跑去的人们。”
在曼德拉被释放，以及其他流亡的非国大领导人回归之后，他们在肯普顿公园开始就民主宪章进行讨论。在1994年4月27日的第一次南非自由民主选举中，非国大获得了远远超过半数的选票。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任南非的首任民选总统。一个民族团结的政府应运而生，并与德克勒克的民族党（NP）和布特莱齐（Buthelezi）的因卡塔自由党（IFP）合作，德克勒克与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任副总统。在他在任的五年中，曼德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包括那些与其保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也佩服他的政治家的智慧。尽管存在种族和肤色的差异，他在总统任期的中心主题是强调和解，让旧政府平稳过渡到新政府。曼德拉在自传中说：“当结果出来后，很明显，非国大要成立政府，我认为我的使命就是宣传和解，修复国家的创伤，激发信任与信心。我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少数族裔，白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会对未来感到焦虑，而我希望他们感到安全。我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人们，解放斗争不针对任何团体或任何肤色的人种，而是对压迫制度的反抗。我利用每一个机会告诉大家，所有的南非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携手合作，要大声地说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我们并肩走向未来。”31995年，曼德拉的和解努力由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来负责，该机构由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主持。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调查自1960年以来侵犯人权的行为，如果违规者能够完全忏悔，委员会有给予特赦的权力。4这一委员会的某些程序，在库切之后的小说《耻》中可以看到，当时主人公因为被一个学生指控性骚扰而被迫到纪律委员会出庭。
1.除《忽必烈汗》(1)，还有什么英语文学作品是在化学物质的作用下创作而成的？
看着世界上的人类，他不明白。
当你写作时——我是说任何类型的写作——你会有一种是否越来越接近“它”的感觉。你有一种感应机制，某种反馈回路；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你就什么也写不出来。如果觉得写作是一个简单由两阶段组成的过程：首先，你决定自己想要说什么；然后你说出来，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写的原因是你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是在书写我们自己。18
作为一名小说家，有七部小说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约翰·库切不仅改变了南非的文学景观，也改变了作为一种体裁的小说的状态与范畴。
如果学生对他的教课主题不太感兴趣，那么就不适合来上库切的课程。如果将库切等同于他在《耻》中的人物，戴维·卢里教授成年累月地批改着作业，讲座毫无收获，上课只是为了生存，那可是大错特错。7库切作为教师和导师，受到学生的高度赞赏。安妮·兰兹曼（Anne Landsman）还记得她上的一门现实主义小说的研讨课，有一讲是关于庞德和T.S.艾略特的：
另外，大家还需知三件比较重要的事：一、我们希望该课程是小班课——可以进行真正的研讨。二、我们将不接受任何旁听学生。三、也是最重要的，参与讨论的学生，就像我们所说的是现在就要求选课的同学。
库切早期作品，1974年的处女作《幽暗之地》中就包含自传元素：不同的人物都有着库切这样的姓氏。在《男孩》与《青春》中，结构的复杂体现在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正是通过这样的角度，自传的视角发生了转移。因为通过在人物约翰和叙述者之间创造空隙，作品摆脱了自传体要通过翔实叙述“事实”来提供“真相”的负担。不同于《鲁滨逊漂流记》《简·爱》和《大卫·科波菲尔》这些小说：它们通过不同的手段邀请读者接受主角的真实性，从而创造出一个自传式的幻觉，《男孩》与青春》的读者则会意识到一段距离（往往是一段具有讽刺意味的距离）存在于写作此书的成年人与书中男孩之间，从而创造出一个童年的影像，在这个影像中，成熟男人的声音有时会篡改少年的声音。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少年的我与成人的我之间产生了距离，中心人物的想法、感情和意见都是成年人的，而不是一个孩子的。特别是在《男孩》中主人公与叙述者之间的智力距离在男孩的性觉醒实例中得到体现。安娜·齐雄（Anna Cichoń）写道：“当主人公意识到性觉醒，这一时刻定格在年轻自我的内部，但是从语言上看，尤其是欲望是什么？’这个问题只适合于成熟的叙述者。”41因此，叙述者带着反讽的口吻回顾年轻的自我，像对待一个奇怪的生物，这样一来进一步颠覆了自传体的方向。马修·切尼（Matthew Cheney）写道：“在《男孩》，尤其是《青春》中，约翰·库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已经疏离且仍在继续疏离的人物，他不仅通过视角，也通过叙述者传递给我们的行为和感觉来挑战读者的同情。”42
这正是库切所钦佩的一种心态，与大学当局追求利润的趋势截然相反。在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些库切对现代大学的批判，他的代言人是戴着面具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和《凶年纪事》中72岁的澳大利亚作家C先生。如果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被问及“今天大学的核心——核心课程——是什么；她会说，是挣钱”。15
2001年，库切被他美国的母校得克萨斯大学选为“杰出校友”和“全球杰出作家”。早期库切曾获非洲地区英联邦作家奖，2002年，他又获得2000年度整个英联邦区域作家奖，并在白金汉宫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手上接过奖杯。他向伦敦兰登书屋的杰夫·穆里根（Geoff Mulligan）描述了这一事件：“与女皇陛下的会面很顺利，英联邦基金会的科林·保尔（Colin Ball）和我在前厅接受了一个关于皇家礼仪的快速培训。想想她见过了多少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女王陛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专业，她真正表现了自己的兴趣。”库切在2003年6月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奖（Grinzane Cavour Prize）。该奖是欧洲最有影响力和最负盛名的小说奖之一。 三
库切提出要隶属文学院的直接原因是他对英语系的不满。他自1972年以来一直服务于该系，但是他一直不怎么开心。这一点可以从他写给常务副校长维兰德·吉沃斯（Wieland Gevers）教授的信中看出来。库切写道：“我1999年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逃避英语语言文学系郁闷和压抑的工作环境。就我的理解，我接受新的职位不隶属于英语系，直接隶属于人文学院院长。我希望确定这一点：新的职位让我能够直接向研究生院院长报告。”吉沃斯教授批准了这一请求，库切不再隶属于英语系，但是他仍然继续指导英语系的研究生。这种不满情绪也可能是为什么芝加哥大学成了他的学术港湾，在那里他与乔纳森·李尔建立了重要的合作关系。
在开始写《耻》之前，库切已经开始筹备一本书，这本书将开启他创作的一个新篇章。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传，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将以《男孩》（1997）和《青春》（2002）两个文本的形式出现。
2.有没有任何有关药物的影响下的艺术生产的研究？有没有任何相关的科学的医疗研究？
关于这本书的生成，阿特维尔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库切将他手上的非小说文章不加分类地都寄给他。阿特维尔写道：“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也读了一些他的其他作品，然后我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感悟。当我准备好了之后，我就提炼出一系列的文章，以及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短文。他会就这些文章起草文字，回忆文章的共鸣，以及哪一个作品的生成与之有关。我将这些笔记记下来，起草问题，重新审视笔记，开辟新的角度。然后他会用更多的文字加以回应，我则发出更多的问题，依此类推，直到我们觉得交谈已经达到了一个自然的结论。然后，我们将开始另一个主题和集群。如此反复。”
在此仪式过程中，校方送给他一座极为宝贵的、由法国设计师勒内·拉利克（René Lalique）设计的玻璃制美国水牛雕像，上面刻着库切的名字。当朋友霍华德·伍尔夫送他到机场，并递给他这座雕像时，库切说：“你留着吧。它实在是太沉了。”伍尔夫大吃一惊。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会等七年。如果到时你还不要它的话，我会保留它。”库切的答复是他特有的沉默。七年过去了，库切仍然没有流露要回去的意愿。伍尔夫将它放入他在阿默斯特学院的收集品中。在从布法罗到伦敦的路途中，库切装着打算留存的证书的手提箱也丢失了。17
现在我想请求，是否可以辞去阿德涅讲席教授的职位，在继续指导研究生的同时，不再承担英语系的行政事务。
1999年，塔博·姆贝基接任曼德拉成为南非总统，并在2004年以超过2/3的多数选票继续连任。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带领民众，经历漫长的殖民主义岁月之后，通过复兴非洲而过上美好生活的南非人。他的魅力、优雅和博学让他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导者和政治家。但是长期失业、高犯罪率、未了的希望以及执法机构越来越低下的效率让他的非洲复兴梦备受打击。面对所有的医疗证据，姆贝基硬是否认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其结果是政府不得不疲于奔命，应对可能导致大量人口消失的艾滋病大流行。对妇女和儿童强奸的发生率位居世界之首，这令记者沙琳·史密斯（Charlene Smith）说，在南非，强奸已经成为文化中的特殊现象。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不顾最高法院的一再干预，继续他的政策，非法侵占白人拥有的农场，并造成反对派支持者在选举期间被恐吓，而姆贝基总统遵循的“安静外交政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在他的心目中，与津巴布韦这位先前自由斗士保持和睦关系要远比声讨其公然犯下的罪行重要。
我不会用“残暴的无政府状态”来形容现今南非的情况。“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太大的词，“残暴”简直是一种侮辱。我们现在的人口与经济情况在非洲太常见了：上百万的年轻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在生活中没有任何前途，加上资金不足、士气低落的执法机关——警察、法院、监狱。另外还有必须加上的一点是公众道德的崩溃，例证就是社会各阶层缺乏对法律的尊重。但是，这些加起来并不等于无政府状态。南非其实也可以是住起来令人兴奋的国家，当然前提是你有冒险气质——冒险的、可能还要外加宿命的气质。
1995年，开普敦大学也授予库切名誉博士学位。颁奖致辞人是他的同事安德烈·布林克。他说，一所大学给自己单位的现任人员授予荣誉学位是一件不经常发生的事情。开普敦大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库切的威望，也是因为学校想向世界证明，关于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欢迎的古老格言也不是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成立的。他还说，他与约翰·库切“渊源已久”：
事实上，自从1761年卡尔·弗雷德里克·布林克与雅克布斯·库切结伴开赴内陆深处，寻找长着长发、穿着黄褐色细麻布衣的有色人种部落，234年已经过去了。毫不奇怪，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这一神秘部落，但是他们却一起多次发现他们对非洲以及人性的着迷，这种迷恋一直持续到今天。
如果说《福》是在处理一个单一主题，那么就是关于作者身份的问题：这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作家，还指像造物主一样的唯一的作家、唯一的创造者。但是在塞尔维亚语中，“autor”不是一种行业，所以翻译不得不考虑“tvorac”（意思是厂商、创建者、创办人），而不是scribe /scrivener”，但是最终他们决定用“Makir”。
他的作品已被描述为严肃、复杂和辉煌的，是智慧、道德与审美的结合体。带着决然与宽恕，库切带给读者的是理解的冷静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