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希特勒公寓所在的位置也有力地增强了上述联想程度。摄政王广场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大型广场，也是慕尼黑四大皇家大道之一摄政王大街的终点。这条宽阔的大道始建于1891年，非常凸显那些优美的建筑元素，比如壁阶结构、曲线形状和绿色空间。摄政王大街起始于巴伐利亚首相故居卡尔亲王宫，沿对角线向东伸延一英里多，然后抵达摄政王广场（经过广场后，大道向南拐去，变得狭窄，然后继续伸延四分之三英里）。虽然赐有皇家大名，但是这片区域却同19世纪晚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联系在一起，而资产阶级正是希特勒于1929年入住公寓之后需要为自己的事业争取的对象。
图17 特鲁斯特工作室绘制的希特勒慕尼黑公寓大厅正视图。左边为大门，中间是衣柜，右边为厨房（约为1935年绘制）。
图18 特鲁斯特工作室绘制的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公寓经过改造修缮的客厅室内墙体正视图，从中可以看到新壁炉（位于希特勒的写字台对面）和通向门厅的双开门（约为1935年绘制）。
温特尔夫妇在搬迁至摄政王广场16号时是否也把自己的家具带了过去，尚不得知。希特勒本人似乎没有什么家具。1948年在一次采访中安妮·温特尔透露说，他只从蒂尔施大街那里带来了卧室的家具，然后才开始添置新东西。戈尔迪·特鲁斯特后来回忆说，公寓里的家具陈设五花八门，大多是希特勒的朋友们提供的。1929年，希特勒富有的崇拜者爱尔莎·布鲁克曼从皇家家具供应商莫里茨·巴林那里为公寓购置了一些家具。有目击者后来声称，此时还从手工艺联合公司那里得到了几件保罗·特鲁斯特珍爱的家具。不过，根据安妮·温特尔的回忆，总体来说，在1935年改造修缮扩建之前，公寓里的家具陈设十分稀少。
希特勒公寓附近同瓦格纳和德国艺术相关的建筑物更是随处可见。一座巨大的瓦格纳纪念碑坐落在剧院右侧的一小片树丛中。这座纪念碑由雕塑家海因里希·瓦德瑞创作。建成于1913年的纪念碑所用的大理石块用30匹马从采石场运到当地火车站。石材产自贝希特斯加登的翁特斯伯格山，正对面就是希特勒为自己建造的山中别墅。沿摄政王大街往西走，很快便抵达斯塔克别墅，这是象征主义艺术家弗朗茨·冯·斯塔克的私邸。斯塔克的作品备受希特勒赞赏，并成为希特勒的艺术收藏品。斯塔克的几幅绘画作品就挂在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内，其中包括一幅色情裸体女画《罪》（另一版本现今可在这位艺术家别墅内看到）。1936年5月，一座巨大的亚马逊女勇士骑马青铜塑像（1913年斯塔克设计）竖立在斯塔克别墅前。当年夏季，别墅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斯塔克私邸是这位艺术家工作室19世纪后期推出的最佳建筑典范之一，也是私家场所成为广泛的社会文化交往活动的重要空间之范例。这种在家中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潮流在慕尼黑和维也纳达到高峰。作为活动在这两座城市当中的一名胸怀大志的年轻艺术家，希特勒肯定也梦想过举办自己的艺术沙龙。希特勒所崇拜的许多艺术家，比如汉斯·马卡特、弗朗茨·冯·伦巴赫、阿诺德·勃克林、弗朗茨·冯·斯塔克和理查德·瓦格纳等人当年均以其独创性的卓越艺术沙龙闻名遐迩。希特勒尤其敬重维也纳人马卡特，因为此人通过奋斗拼搏，从贫困当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当时泰斗级艺术家，其艺术工作室闻名整个欧洲。有些艺术形式在建筑上也很有影响。例如，马卡特工作室本身那种豪华舒适的波西米亚风格室内装饰流播甚广，在19世纪末期为资产阶级家具内部装饰引导了新的时尚潮流，其中体现出艺术性的随意凌乱的浪漫理念。
虽然琼斯解释说他在慕尼黑而不是在柏林拜访希特勒，是因为这位德国领导人已经返回去参加司机的葬礼，但是希特勒决意把自己的私家居所展示给琼斯和瓦德·普莱斯，这绝非偶然。尽管这两位拜访者看法不同——瓦德·普莱斯认为希特勒公寓不仅更加素雅低调，而且更加具有鲜明的现代气息，但是他们离去时都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希特勒显然十分愿意在他的私家环境中接受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的拜访。正如他毫无疑问希望的那样，这样做所取得的效果就是向外界传达一种绝对正常，甚至正常得有些乏味的印象，帮助消除那些关于他的私生活道德堕落的生动谣传所形成的记忆。确实，希特勒公寓内这种十分平庸乏味的情调亦曾使李·米勒在战后走进公寓时感到紧张不安。
在特鲁斯特工作室着手施工之前，希特勒上述公寓住房的状况如何尚不完全清楚。从1929年到改造修缮，那套住房里似乎住着好几位成年人：希特勒本人，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直到1931年自杀身亡），还有两对夫妇。第一对夫妇是恩斯特和马利亚·赖歇特，他们是希特勒在蒂尔施大街上租房的房东，当时希特勒同他们夫妇二人及其女儿在那里住了9年。他们搬到摄政王广场时，女儿安东尼·赖歇特应该16岁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她也同父母一道搬去。恩斯特·赖歇特自称是个商人，虽然他手头拮据以至于必须招个房客。据希特勒本人描述，他们在蒂尔施大街住的那套住房共有四五个房间。也许上述那对夫妇搬来时把家具也带过来了。
室内家具如何摆放，谁住在哪个房间目前无法确定，只有格莉·劳巴尔的房间可能是例外。据温特尔战后交代，1935年改造修缮之前她和她的丈夫还有希特勒住在公寓一侧，劳巴尔和赖歇特夫妇住在另一侧。据温特尔和其他目击者透露，劳巴尔死后，希特勒就关上了她的房间，把它像圣地一样保护起来，一直没变。如果情况属实，1935年明显没有得到改造修缮的那个房间（在藏书室旁边）可以断定就是劳巴尔的房间（见图15）。希特勒的秘书特劳德尔·荣格也确定这个房间属于劳巴尔。再者，它的位置正对着摄政王广场，同调查劳巴尔自杀案件的警方描述也相吻合。希特勒的卧室在公寓改造修缮之后配有单独的私用浴室，位于对面较远的一端。有可能1935年以前他也一直使用这同一个房间。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并非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希特勒和他的外甥女各自的房间彼此相邻。他们只是把居住空间相邻当成了关系亲密的证据。据说有一扇门直接把希特勒的房间通过浴室同邻近房间相连，由此引发了幽会的传言。其实在1935年公寓改造修缮之前，这扇门根本不存在。被错认为属于劳巴尔的相邻的房间以前是个狭小的女佣人房间，1935年才被扩建成一个舒适的会客室。
[2] 乌克兰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另外一对夫妇是刚刚结婚不久的乔治和安妮·温特尔夫妇，也同希特勒一道搬进来居住。乔治·温特尔给弗朗茨·里特·冯·艾普将军当贴身男仆，后来通过这位将军他见到了希特勒。1929年10月，33岁的温特尔在艾尔·弗拉格（希特勒的出版商）那里当包装工人。有时也在公寓里帮忙，包括在宴席上招待客人。乔治·温特尔24岁的新婚妻子安妮·温特尔成为希特勒的厨师和管家。后来在肃清纳粹分子影响的特别法庭上提供证词时，乔治·温特尔成功地为自己辩白说，1930年希特勒要求他加入党卫军是为了能够穿上军装招待宴席客人，或者帮助妻子处理公务，给纳粹大佬们留下合适的印象。虽然他没有参加党卫军的工作，但是他的军衔地位却上升了，他的外表形貌也越来越器宇轩昂、派头十足。温特尔声称，他的雇主在仆人服装上表现出来的虚荣心使自己在战争结束时被长期关押，吃尽苦头，几乎丢了性命。
遗憾的是，那套公寓房间几乎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照片。1935年针对《新潮流》杂志提出的请求，约瑟夫·戈培尔明令禁止拍摄旧总理府内希特勒私人房间照片（允许拍摄办公区和公共区照片）。戈培尔没有为自己的上述决定做出任何解释，但是此举表明即便对于在照相机前频频亮相的元首来说，有些空间仍然是拍摄禁区。不过保留下来的特鲁斯特工作室的大量设计图纸和规划记录了公寓改造修缮前后的变化。有一幅由建筑师高尔签字、标明日期为1935年1月的公寓楼层平面图，在当年2月初提交给了当地建筑管理部门。此图即体现出改造意见中扩建修缮后的一些变化。大多数施工似乎是在1935年2月至4月中旬展开的。由于那次施工规模较大，公寓套房内的那些住户全部搬了出来。竣工后，只有希特勒和温特尔夫妇搬了回来。4月29日，希特勒扬扬得意地向外界展示他的新家，邀请三位颇有影响力的女崇拜者前来赴宴。她们是尤妮蒂·米特福德、布伦瑞克公爵夫人（威廉二世皇帝的女儿）、威妮弗雷德·瓦格纳。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特鲁斯特工作室另外一个室内设计装饰的显著特点是采用的材料，尤其是上佳的德国石材、木材，还有大量的意大利丝绸，然而其装饰效果并不花哨俗气。同希特勒本人一样，施佩尔也高度称赞戈尔迪·特鲁斯特的设计才华，并且认为她确立了希特勒的“官方品位”。施佩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戈尔迪·特鲁斯特为元首宫选择的材料及其颜色“素雅暗淡，对于希特勒本人偏爱华丽的审美品位来说确实过于质朴低调了。但是希特勒却是一见欢喜。当时富裕阶层中间流行的平和稳重的资产阶级情调中透露着一种无声的奢华，希特勒对此非常喜欢”。希特勒公寓改造工程也具有上述相同的内部装饰特点，不过其柔和素雅的情调可能具有欺骗误导作用。当时英国的亲德报纸《每日邮报》（在英国估计拥有读者450万~600万人）驻外记者乔治·瓦德·普莱斯以赞赏的笔调描述了德国元首表现出来的谦逊姿态：“希特勒居然住在这套朴实无华的公寓里，这表明他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那谦逊的个人品位并没有改变。那是年收入为1500英镑的商人可能会买的那种住房。”但是没有任何一位中等收入的商人能支付得起那种低调改造装修的实际费用。以戈尔迪·特鲁斯特为希特勒购置的那张博物馆级波斯地毯为例。地毯商人曾在写给戈尔迪的一封信里详细描述了那块地毯，以说服戈尔迪做出购买决定。地毯尺寸为12×26英尺，是16世纪著名的皇家地毯“天堂地毯”的波斯复制品。地毯织工采用自然主义手法描绘了鹿、黑豹、狮子、公牛和其他一些真实与想象中的动物，四周背景的景色上点缀着翠柚、石榴和开花的苹果树等。地毯商人介绍说，那张地毯估计总共有1540万个结，一位织工即使每天织个不停，也要用14年的时间才能织完。10500德国马克的售价超过一位普通商人薪金的许多倍。
离开斯塔克别墅，沿摄政王大街往西行走不到半英里，便可看到壮观气派、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沙克美术馆正面（美术馆由摄政王广场建筑师麦克斯·里特曼设计），馆内有外交官阿道夫·弗雷德里希·冯·沙克收藏的绘画作品。这批绘画收藏品全都是19世纪德国画家创作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里是希特勒在慕尼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这些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品位和后来的艺术收藏活动。事实上，1939年，希特勒曾打算在沙克美术馆建造一个“元首博物馆”，专门展出他自己的艺术收藏品。离沙克美术馆不到200码处矗立着庞大的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馆内收藏着丰富的德国南方艺术品，作品按年代排列，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期。虽然这座博物馆十分庞大，但是建筑师加布里埃尔·赛德尔在其外观体积上作了巧妙布局安排，没有使摄政王大街相形见绌。1929年，在博物馆对面，摄政王大街南端，计划建造一座新藏品博物馆大楼，作为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分馆，专门收藏现代设计作品（如包豪斯学院或德国工厂联合会的艺术作品）。虽然希特勒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公开排斥这些机构的现代审美观念，但是他所领导的政府却不断地在工业产品设计生产中运用他们提出的许多理念。
图19 英国首相张伯伦、希特勒与保罗·施密特（希特勒的翻译）坐在希特勒公寓书橱旁的客厅一角。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在签订《慕尼黑协定》后访问希特勒。希特勒的藏书和艺术收藏非常醒目地展现在这张公开发表的照片中，意在通过他的私家环境陈设向公众强调一个有教养之士而不是战争贩子的形象。
图16 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一楼公寓门厅的当时面貌，其中的新艺术风格装饰也曾见诸改造修缮前的希特勒公寓。
1935年，希特勒公寓经过改造修缮之后，特鲁斯特工作室继续装修公寓，购置所需的用品。1942年5月19日订购了六个镶金边的笛形长香槟酒杯，要求“火速”送到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难道又有什么好事要庆祝吗？也许是来自将军们的战场喜报。甩掉格拉斯哥船主的外衣披上勇武之王的战袍之后，希特勒挥师横扫大部分欧洲大陆。在第二场攻击哈尔科夫[2]的战斗中，纳粹德国的国防军正在歼灭苏联军队。5月16日，在攻占刻赤半岛的战斗中，德军统帅部宣布已经占领刻赤市[3]。几天之内克里米亚防线土崩瓦解，17万苏军连同大批坦克和枪支一起被俘获。
图20 慕尼黑市德国艺术馆，由保罗·特鲁斯特设计，戈尔迪·特鲁斯特和高尔负责修建。照片显示了1937年7月德国艺术节的情景。这张照片被海因里希·霍夫曼和艾伯特·伯克哈德收入一个立体相册中，命名为“德国艺术之日”。照片的原有说明文字是“磐石阵线和钢铁阵线”。
最终，在摄政王大街的起点，希特勒建造了他构想的德国艺术馆。建馆工程于1933年委托给了保罗·特鲁斯特，由戈尔迪·特鲁斯特和伦纳德·高尔于1937年合作完成（见图20）。这座巨大的艺术馆原本计划同德国建筑馆（1939年由高尔设计）形成珠联璧合之势。如果德国建筑馆修成，将直接矗立在大街对面。距德国艺术馆不远就是摄政王大街的街首。卡尔亲王宫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大厦1803年由卡尔·冯·费舍尔设计建造，1937年经改造后用作接待外国贵宾，而第一位贵客便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
《每日电讯报》是英国一家深受政治上保守的中上层社会读者所喜爱的报纸。该报在希特勒发表国会演说数周之前曾经描绘了一幅图画。1935年4月25日，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专门报道摄政王广场希特勒公寓的改造修缮情况，称希特勒亲自监管施工情况，“室内所有陈设和装饰皆按希特勒本人的设计进行施工安排”。由于文章内容来源很可能是纳粹自己的新闻办公室，把公寓内的施工创意功劳错算在希特勒头上似乎是有意为之。文章还进一步报道说“这位元首非常热爱德国18世纪艺术”，最近刚刚“从一位美国商人那里购买了6幅由18世纪德国艺术家创作的绘画作品”。文章又提到了希特勒对于音乐的热爱，“他的公寓房间装饰采用了具有英雄气概的蓝、金黄、白三色色彩设计形式。瓦格纳的歌剧使这种色彩设计天下闻名。室内陈设全都采用这同样的风格”。（这篇文章还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标题是《希特勒的品位彰显出瓦格纳的影响》。）通过私邸空间的改造装修，希特勒被描绘成当之无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这篇文章既暗示了他的财富，又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如此钟情于艺术和文化，就连他枕头的颜色都述说着他的理想主义。可能有人会说此处暗含荒诞之意，因为这篇文章标题的用词是“巴洛克式”，这既可指希特勒所喜爱的风格（据该文认为），也可以指公寓内的精美装饰。尽管如此，通过私邸内部空间显现的有文化教养的公寓主人形象在这篇文章中保留了下来。
所以，当1929年希特勒终于抛弃了波西米亚式的个人形象，过上了适合国家领导人的更加稳定的家庭生活时，他选择了一处对于更宽阔的政治视野来说蕴含着丰富象征意义的栖身之地。通过摄政王广场上的私家居所和摄政王大街上的建筑工程，希特勒就是这样沿着特定的德国文化艺术之轴塑造自己，定位自己。在轴的一端，生活着集艺术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新德国元首；在轴的另一端，矗立着他最伟大的庙堂——德国艺术馆。沿着整个轴线，你可以看到许多主题主旨——根植于艺术、音乐和建筑之中——被希特勒反复运用，以构建他理想中的雅利安超级神话般的幻象。
对于希特勒来说，使英国外交家和新闻记者相信他同他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德国迅猛扩充军备，已经威胁到了英国的国家利益。虽然他根本不想让他的国家停止军事化进程，但是他深深懂得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能够帮助他实现更大目标，避免同英国展开一场他认为有可能输掉的军备竞赛。由于担心爆发另一场战争，许多英国人一厢情愿地认为通过谈判协议可以更好地控制军备，实现欧洲和平安全。1935年6月签署的《英德海军协定》对于希特勒而言是一次惊人的成功之举，因为它使德国摆脱了由《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它的海军限制，为这位独裁者一心希望的同英国结盟对付法国和苏联奠定了基础。在说服英国举行谈判方面，希特勒表现出的泰然自若的可信姿态也发挥了一定作用。1935年5月21日，他在德国国会发表了一次重要的“和平”演说，提倡举行谈判，承认英国的海上优势，并许诺尊重一切谈判内容，在英国引起“一片如释重负的评论赞扬之声”。在把他新近经过改造装修的慕尼黑公寓展示给英国客人的时候，他深深懂得，如同安慰之言一样，室内摆放的器物和家具也能为他传情达意，在旁观者的心里为公寓主人树立起一个自己极想看到的个人形象。
公寓内的大部分家具和固定装置均由特鲁斯特工作室负责设计，外形简洁，保留传统特色，将装饰成分降到最低。许多设计元素后来又出现在国王广场纳粹建筑和德国艺术馆上，这些建筑的内部设计出自高尔和戈尔迪·特鲁斯特之手。例如，摆在藏书室附近一角的那张带有暗色大理石桌面的圆形咖啡桌——希特勒在这里接待客人——同国王广场希特勒办公室所在地元首宫里摆放的咖啡桌极为相似（见图19）。希特勒客厅的壁炉装饰采用了不同颜色的大理石——壁炉架大理石为砂土色，前面的地面大理石为红色。这种颜色组合重现在元首宫安有楼梯的大客厅里。另外，此处和餐厅里的壁炉架的沟槽线装饰形式同上述大厅和德国艺术馆里的暖气片外罩非常相像。公寓起居室（见图18）暖气片护栅上采用的方形网格纹也出现在元首宫大厅和室外阳台的栏杆上（后者已由保罗·特鲁斯特画出草图）。就连很有特色的门把手（圆柱上固定一个方形把手）在国王广场的纳粹建筑和德国艺术馆的门上也可以看到。藏书室和客厅之间装上了带有暗色木框的戏剧性的长方形门洞，同国王广场的纳粹建筑和德国艺术馆门框的醒目装饰形式如出一辙。由此可见，特鲁斯特工作室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装饰风格，私邸、官邸都能适用，大型建筑和一般建筑均可采纳。在简朴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表现框架内，特鲁斯特工作室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色彩和材料，创造出独具特色、强有力的视觉语言。无论私邸、官邸，从特鲁斯特工作室的室内设计这一点上一眼就能辨认出元首的室内空间。
上述那些理想或明或暗地均以暴力为基础，而摄政王大街在第三帝国期间的变化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暴力的迹象。希特勒保留了摄政王大街上最著名的纪念碑——和平天使纪念碑。这座纪念碑1899年落成于鲁特博尔德大桥东侧。鲁特博尔德大桥横跨于伊萨尔河，连接着摄政王大街。与柏林的纪念1871年促成德国统一之战的同类飞翼纪念碑不同，坐落在慕尼黑市的和平天使纪念碑庆祝的是后来随之出现的长久和平时期。尽管看上去有些不协调，但是连这样一个象征物都可以被纳入希特勒的自我神话化当中。在1939年入侵波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希特勒继续把自己装扮成一心避免冲突之人，只是一遇劲敌便立刻采取行动。在第三帝国时期，“和平天使”目睹了摄政王大街上的整个军事化进程。按赫尔曼·戈林的命令，一个长近250码、雄伟壮观的区域航空指挥部于1937年至1938年间建成于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对面（此处曾打算作为新藏品博物馆大楼）。支持纳粹的保守派建筑师杰尔曼·贝斯特尔梅耶受命设计这一巨型建筑。他在窗户上方的三角形饰物上嵌入了钢盔图案，并在大门和铁栅上饰有纳粹党徽图案。所有这一切至今仍可见到。航空指挥部和德国艺术馆这两座庞然大物矗立在摄政王大街上，使人颇有压抑之感，这是原来策划者们竭力加以避免的后果。这两座庞大建筑物破坏了连接城南城北的那些绿色空间的连续伸延状态。在位于威廉·退尔大街和布鲁克纳大街之间的那段摄政王大街上（摄政王广场以东，距希特勒公寓约150码），纳粹当局于1942年至1944年间修建了一系列模范住宅小区，把防空塔也纳入了设计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模范住宅小区里，每套宽敞舒适的住房都有通向中心地堡的私家大门。纳粹世界观认为，美好家园理应带有地下防爆掩体。
[3] 克里米亚港口城市。——译者注
在张伯伦来访之际，希特勒同意拍摄他的公寓并将照片对外发表，这在第三帝国期间是唯一一次（见图19）。照片由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当天张伯伦主动提出私下会晤德国领导人希特勒。前一天白天和晚上，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尔经过争论，最终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注定了捷克斯洛伐克遭到瓜分的命运。第二天上午，张伯伦前往公寓拜访希特勒，要求他签署一份简短的联合声明，大意是《慕尼黑协定》和签署于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象征着我们两国人民永远不再相互开战的愿望”。张伯伦认为，如果希特勒同意签署，后来又不信守诺言，就可以向全世界暴露他的真实人品。希特勒当时尽管情绪低落，还是签署了这份联合声明，但是对其内容没什么兴趣。张伯伦满心欢喜，认为他已经把希特勒逼上了绝路。
从摄政王广场16号往西不到200码，矗立着摄政王剧院，该剧院于1901年作为瓦格纳戏剧节庆演剧场向公众开放。剧场演出的整体设计参照了作曲家瓦格纳本人提出的意见。首演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门票20德国马克，相当于工人平均一周的工资收入。当年希特勒正是在这里首次观看了瓦格纳歌剧在慕尼黑的演出，后来则经常定期参加剧院每年举行一次的瓦格纳戏剧节，非常关注剧院大门口上方的题词“献给德国艺术”。1932年，经济不景气迫使剧院关门，遣散演职人员。希特勒执掌大权之后没过几个月剧院重新开业，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1933年11月9日正逢啤酒馆暴动失败十周年纪念日，剧院新任艺术总监为纪念这一新政治时代，组织上演了弗雷德里希·福斯特-伯格拉夫创作的纳粹戏剧《天下负一人一人为天下》。第二年，剧院由纳粹组织“快乐力量”接管。该组织将其称为“德国工人文化中心”。剧院改名为“人民剧院”，继续上演戏剧，但是所演出内容日益充斥着宣传性的剧目，其艺术性甚至遭到了为纳粹报刊撰稿的评论家们的质疑。虽然票价较低，只有0.9马克，但是剧场座位经常空着一半。
【注释】
公寓内这一整个部分全都交付给希特勒使用，从门厅向左转进入的西侧那部分变成了服务区。同一侧面朝广场的两个房间改造成温特尔夫妇居住使用的卧室、起居室和浴室。他们房间前面走廊里的一道墙将他们的生活空间与希特勒的生活空间分隔开来。温特尔夫妇房间对面的厨房为整个公寓里的住户提供饭食，也经过扩建，呈现出现代风貌。原来位于旧厨房内食品储藏室旁边的女佣房间和洗手间已被拆除。左边卧室区内一间旧有的女佣房间被略微扩建了一下。
[1] 莱妮·瑞芬斯塔尔（1902~2003），德国电影演员、导演、摄影师、舞蹈家，曾效力于纳粹政权。——译者注
即使希特勒打算举杯庆祝上述胜利，一年后那些香槟酒杯也要在柜橱里落满灰尘。1943年春夏两季，戈尔迪·特鲁斯特又订购了数套新家具、窗帘和地毯以及其他装修用品，总价值超过24000德国马克。这项工作开始于斯大林格勒向德军投降之后，一直持续到轴心国军队在北非吃了败仗，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关心着室内新装修，只能说是一种疯狂举动，旨在摆脱战场惨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鉴于希特勒倾向于把政治和设计结合在一起，因此不难理解此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随着德国在1943年呈现战场颓势，希特勒的谋士们力劝他同斯大林或丘吉尔举行谈判，消除其中一个战场。尽管戈培尔在1943年2月正式宣布发动“全面战争”——希特勒在同他的敌人举行谈判的问题上表现得毫不妥协，固执己见，但是在盟军炸弹开始雨点般向慕尼黑倾泻，重新装修公寓在大多数租户看来纯属病狂举动的情况下，希特勒打算再把公寓装扮一新，这很有可能表明他准备举行新一轮外交谈判。至少他在期望接见一些重要来客，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
1939年年末，希特勒在摄政王广场16号拥有了自己的秘密地堡，耗用钢材近五吨，建在后院里。保留至今、镶有橡木墙板的地堡内部完好无损。一年前，即1938年12月27日，希特勒花费14万德国马克买下了整幢公寓大楼，结束了他身为租客的漫长阶段。但是其他租户继续住在那里。正如瓦德·普莱斯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些邻居都受到过纳粹秘密警察的全面审查，鉴于上萨尔茨堡极为严格的保安措施，他们能继续住在希特勒公寓也着实使人吃惊。出于小心谨慎不批评纳粹政权的考虑，瓦德·普莱斯只能认为这些邻居有同希特勒共享安全的“优势”。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的行动自由和其他自由受到了多大限制？公寓外面有两名党卫军警卫巡逻，另一名党卫军警卫控制着通向临街大门的过道，还有一些侦探一天24小时都驻守在一楼的一套房间里。显然，希特勒感觉受到了充分保护，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甚至接见达官贵客和世界领导人。最引人注目的是1937年接见墨索里尼，第二年又接见了张伯伦。
希特勒公寓的规划和施工图纸体现出对于细节的高度关注，这也成为特鲁斯特工作室后来在工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除新家具外，飞檐、镶板、门、把手、暖气片外罩、照明固定装置，甚至浴室瓷砖全都经过精心设计。浴室和厨房里非常强调卫生和合理的设计，这也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现代建筑特点。与国王广场上的建筑和德国艺术馆不同，希特勒公寓的设计不如原来设想的那样全面，因为需要摆放已有的家具，考虑温特尔夫妇在自己家里的品位特点（根据一件古旧家具发票上的说明，他们的品位似乎更加传统），还要使一个房间（可能是格莉·劳巴尔的房间）保持原样。希特勒并不在意自己的私家住处的这种混杂情况：他的三处居所全都经过改建修缮，体现出一种根植于过去的崭新面貌。即使在希特勒入住使用的全新国家建筑里，古典装饰形式的运用也体现着同过去的关联。但是在他的私家居所里，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旧式结构外在的保留和传承上。可能有人认为这种室内设计具有实用或象征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希特勒一生从未为自己建造过一处新家，而是不断地改造翻新，但仍然割舍不下对过去的缅怀。虽然也制订过建造新居的计划，但从来没有付诸实施。
此次改造工程同总理府那次相似，只是规模有别，打通了公寓内的主要空间，重新安排设计室内布局以强化各种实用功能（见图2、15）。一进公寓向右拐，穿过楔形门厅，就来到原来的女佣房间和分开的大厅洗手间之处。这个洗手间被拆除以扩大女佣房间的面积，而这个扩大的房间又与一个同希特勒卧室共用的浴室相连接。爱娃·布劳恩可能在过夜逗留期间使用过这个浴室。希特勒卧室对面，公寓东南端原有那个方形房间旁边也是个比较狭窄的房间。两房之间的墙被拆除，修建了一个面积较大的餐厅，里面修有大理石壁炉架（它是装饰用的，后面安有暖气片），摆放着一张可围坐12人的餐桌。从餐厅可以进入公寓内最大的空间，里面安有两排凸窗。离餐厅最近的凸出的侧厅里有希特勒的书房，对面摆放着座椅，还有一个新安装的壁炉（见图18）。另外一个侧厅里包含一个坐息凹室，旁边的墙已拆除，使之和新建成的藏书室相连通（见图19，彩图12）。这片生活区的空间面积比总理府接待厅狭窄，但是特鲁斯特工作室营造出一种渐次展开的室内空间，一个空间顺畅地流转接通另一个空间。据亨利特·冯·席拉赫和特劳德尔·荣格回忆，希特勒对于公寓内的大房间情有独钟。他曾经对席拉赫说，人们需要空间来繁衍。这句话如果不是出自一位由于同样原因而赞成种族灭绝的狂人之口，倒也并不显出恶意。
概括地来说，可根据建筑平面图和大楼内一些原有室内装修被保留下来的楼层情况，重新复制改造修缮之前公寓的样子。建筑师弗朗茨·波普在1907年至1908年设计这幢公寓大楼时，采用了当时慕尼黑流行的“新艺术”设计形式。带有曲线的实木线脚以及大门上方的圆形拱顶给人以雅致美丽、古色古香的感觉（见图16）。据戈尔迪·特鲁斯特透露，希特勒并不喜欢新艺术风格，认为它“过于极端”。1935年公寓改造修缮时拆掉了所有这样的新艺术装饰，代之以朴素的暗色直线条装饰形式。这种装饰形式是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国王广场上的纳粹建筑和德国艺术馆的显著装饰特点（见图17）。拆除隔墙，减少隔墙数量也使室内空间增强了明亮宽敞的感觉（见图2、15）。结果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的非常现代简洁的特色。当然，公寓（现用作办公室）本身相对空旷也增强了这种视觉效果。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李·米勒来到这里，拍摄了一些希特勒家的室内照片。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她目睹达豪集中营囚犯挨饿和毙命的惨状，于是决意避免拍出光明现代的感觉，因为这同她刚刚在集中营里的所见所感差别太大了。她拍摄的照片绝不是交给建筑杂志向外传播的浮华照片，而是再现美国大兵占领独裁者巢穴情景的照片。大多数照片似乎拍摄于夜间，或者拍摄时拉下了窗帘。在有些情况下，米勒可能把室内物品陈设重新摆放布置了一番，所以拍摄出一种能引发幽闭恐惧症般的混乱效果（如在希特勒的卧室内），虽然她把室内描述为“非常宽敞，布置非常简朴”。1945年7月那期英国版《时尚》杂志上发表的这些黑暗拥挤的室内照片使当今看惯了这座公寓通风良好的内部的读者感到很不适应。
1935年，特鲁斯特工作室对位于慕尼黑市摄政王广场上的希特勒公寓进行改造扩建，重新装修，总共花费12万德国马克，颇为奢华铺张。这笔费用相当于当年德国医生平均年收入的10多倍。与改造总理府不同，这次希特勒自掏腰包支付工程费用，资金就来源于出版商为他开设的银行账户。《我的奋斗》一书版税收入使他银行账户金钱满满，富富有余。希特勒利用高额版税购买了一套公寓住房，自信可以在那里接待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这样的世界级领袖。再次委托特鲁斯特工作室说明希特勒对他们改造扩建总理府感到满意，说明他相信特鲁斯特工作室有能力设计建造出符合他本人私家需要和身份地位的恰到好处的建筑形式。因为这是最具私家特点的居所，戈尔迪·特鲁斯特和伦纳德·高尔可以在不同于总理府或贝格霍夫别墅改造扩建工程的、更亲密的层面上开展合作。但是他们也找到了其他方法向外界表明，这绝不是普普通通的民居私宅。
照片显示，张伯伦、希特勒和他的翻译保罗·施密特坐在客厅的凹室一角，旁边是藏书室。希特勒占据照片中心位置，四周呈现出显示其文化教育的器物摆设：左边是一排排的精美藏书，前面摆放着艺术品，其中有一件好像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头像，另一件是一位年轻人的半身铜像（也许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卢卡·德拉·罗比亚的作品），身后墙上挂着一幅爱德华·冯·格鲁茨纳创作的油画。这是19世纪时的一位慕尼黑画家，深得希特勒的喜爱。照片中心设计的人物场面把希特勒展现为一位有文化教养的人士，更具体地说，是一位有着古典爱好的德国人，巴伐利亚人。在谈话过程中张伯伦问道，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抵抗，是否会轰炸首都布拉格，或者发动空袭，屠杀妇女和儿童。对此希特勒回应说，“一想到婴儿被毒气弹杀死，他就感到厌恶”。希特勒身旁那些精心挑选的器物似乎支持印证着上述情感，表明他是一位胸怀欧洲最高文化价值观的人士。
图15 1935年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的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公寓楼层平面图，未标明日期。
托马斯·琼斯是一位前高级公务员——英国内阁副部长，曾于1936年5月17日拜访希特勒，商讨希特勒邀请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访问德国事宜。他以熟悉英国上层社会人士的那种洞察财富的眼光观看了希特勒公寓的室内摆设装饰。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被带进了一间宽敞的客厅，客厅一端是个凹室，摆满了书籍，很多都是带插图的四开本书。装饰很纯净，是维多利亚式的。客厅里有一幅作曲家瓦格纳的小幅肖像，一幅俾斯麦的半身肖像，作者是伦巴赫。此外还有费尔巴哈、克拉纳赫、施温德、祖格尔和勃鲁盖尔等人创作的绘画作品。没有任何现代作品。我们仿佛置身于1880年英国格拉斯哥市帕克特雷斯的一位船主的客厅里”。在琼斯看来，眼前的家居环境颇有一种亲切沉稳之感，同危险的激进分子毫不相干。而这恰恰是希特勒及其发言人力图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在去往慕尼黑的前一天，琼斯会晤了即将上任的德国驻英国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后者引用希特勒本人的话说，“我是保守派中最保守的人士”。不可否认，琼斯对希特勒抱有良好的印象。他曾被历史学家戈尔登·亚历山大·克莱格描述为“后来被称为绥靖派人士中最热情、最天真的成员”。但是那次拜访又进一步使琼斯确信了希特勒体面可敬的一面。克莱格写道，他回到英国后决心说服鲍德温接受访德邀请。
莱妮·瑞芬斯塔尔[1]在1935年拍摄的影片《意志的胜利》中，把阿道夫·希特勒美化成一个伟大的统一国家的巨人式领导者。无论是在主席台上面对全神贯注的观众发表演说，在纽伦堡中世纪式的大街上向冲锋队和党卫军行礼致敬，还是在战争纪念碑前赞颂阵亡士兵，希特勒都表现出一位国家领导应有的庄重举止和沉稳成熟。这部关于1934年纳粹党纽伦堡集会的文献纪录片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助于消除该集会发生前数周的残酷的“罗姆暴动”的恶劣影响。那场暴动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希特勒的杀戮欲望和德国混乱的政治生活。但是随着1936年奥运会的临近——这位独裁者希望本届奥运会能够为他领导的政权赢得一场国际公关大胜利——希特勒正准备展开新阶段的外交谈判以实现其不断提出的领土要求，这位千面之人决心再次重塑其个人形象，以实现下一批政治目标。这需要取得外国政府的尊重和信任。而建筑可在这一粉饰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其重要作用不仅仅限于纳粹党大多数标志性公共建筑，比如阿尔伯特·施佩尔设计的纽伦堡集会广场。在外交层面，旧总理府的改造扩建也体现出了政府街区的自信新风格。即便在表面上不事张扬的希特勒私家生活领域，种种变化也体现出泰然自若的稳健成熟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