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哼着这同一首歌，直到人们再也没法分得清，究竟是人在唱，还是空气在唱。这首歌在人的脑海里回荡，配合着火车行驶的节奏。它是牲口车厢的布鲁斯，是由天命启动的时间之伴奏曲。它成了我生命中最长的一首歌，女人们整整唱了五年，把它也变得跟我们一样，害了思乡病。车厢门从外面用铅封了起来，推拉门是带滑轮的，总共打开过四次。我们还在罗马尼亚境内时，有两次分别有半只褪了毛的山羊被扔了进来。那羊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砸在地上哐啷作响。第一次时，我们把山羊大卸几块，当成柴火给烧了。它又干又瘪，也就没什么异味，很好烧。第二次时，大家都盛传这是PASTRAMA，即用来吃的风肉。不过我们还是笑着把这半只羊也当柴火烧了。它跟第一只一样冻得发紫，瘦骨嶙峋。我们都笑得太早，过于自负，没有收下这两只罗马尼亚的、善意的山羊。
我打了个小盹，梦见我与母亲站在墓地里一座新坟前。坟上长出一株植物，快齐我的腰高了，叶子上满是毛，茎上有一个带皮扣手的果荚，像只小箱子。它开了手指宽的一道缝，衬里是火狐红的丝绒。我们不知是谁死了。母亲说：把粉笔从大衣口袋拿出来吧。我说：我没有呀。我手伸到口袋里，发现有一截裁缝用的粉笔。母亲说：我们得在箱子上写个简短的名字。就写露特吧。我们的熟人里没人叫这个。我把露特写了上去。
对环境的熟悉感与日俱增。在狭小的空间内，人们做着些琐碎的事：坐下、起身、翻箱子，把东西清出来、放进去，到两条竖起来的毯子后上厕所。每一件小事都会带出另一件来。在牲口车厢内，个性化的东西都萎缩了。人更是因为与他人在一起、而非独处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顾忌毫无必要，大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互相照应。也许是今天讲起来，我才会谈及自己，也许连自己也谈不上。也许牲口车厢内的狭窄已让我没了脾气，因为反正我想离开家，箱子里又还有足够吃的。我们没有料到，不久之后，疯狂的饥饿将如何席卷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饥饿天使造访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就像那冻得发紫的山羊一样，并对它们充满了缅怀之情。
火车鸣起一声沉闷的汽笛，是我听过的最低沉的“呜……”声。大家朝车门蜂拥而去，上车后继续前行。
他的声音引起了共鸣。有几个人哭了起来。空气如玻璃般透明，他的神情像是沉浸在某种幻想中。外套上的唾液也像上了釉似的发亮。这时我看到了他胸前的徽章，他就是那个纽扣上有信天翁图案的男人。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抽泣的声音像个孩子。留下来陪着他的只有污浊不堪的积雪，他的身后是一片冰封的世界。天际一轮明月，宛如X光照片。
男人、女人，年轻的、年老的，都带着行李，靠着床头。说话、沉默、吃饭、睡觉。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当坐车成为一种习惯之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一些亲昵的行为。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份难堪，那份从整个世界袭来的耻辱感。还好只有这片雪地和我们在一起，没有人看到，我们是怎样被迫紧挨着，做同样的事情。我并不想上厕所，但还是脱了裤子蹲着。这夜晚的国度是何其的卑鄙与沉默，看着我们如厕出丑；看着在我左边，特鲁迪·佩利坎是如何提起她的悬钟式大衣，把它夹在腋下，褪下裤子，鞋间响起嘶嘶的撒尿声；看着在我身后的律师保罗·加斯特，在用力憋时是如何地呻吟，而他的妻子海德伦·加斯特在腹泻时肠胃如何咕咕乱叫；四周升腾起的热蒸气如何立刻在空气中被冻得发亮；这雪地是如何给我们下了一味猛药，让我们和光着的屁股、下半身发出的声音一起，感受到孤独；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种一致性中，是何其遭罪。
在梦中我明白死的人就是我，但不愿告诉母亲。我从梦中一下惊醒过来，因为有个上年纪的男人，带了把雨伞，在我身旁的草垫上坐了下来，并凑近我的耳朵说：我连襟还想赶过来，但这大厅四周已经被看得严严实实了。他们不让他进来。我们可还是在城里呢，可他却过不来，我也回不去。他外套的每一只银纽扣上，都有一只鸟儿振翅欲飞，野鸭什么的，更有可能是信天翁。因为我欠身靠近时，发现他胸前徽章上的十字架原来是个船锚。雨伞就像是散步时用的拐杖一样，立在我和他之间。我问：您把这个也带上了？他说：那儿下雪可比这儿还要多。
我对坐在身边的特鲁迪·佩利坎说：我觉得这就像是去喀尔巴阡山的滑雪旅行，那次有一所女子中学，半个班的学生都在布勒亚小屋〔喀尔巴阡山南部罗马尼亚境内海拔〕被雪崩埋了。我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我们根本就没带滑雪的装备。你可以骑上留声机行李箱，骑啊，骑啊，穿过白昼、黑夜、白昼，你不是对里尔克很熟吗。特鲁迪·佩利坎穿着一件悬钟式的大衣，袖口的皮毛长得都快到手肘了。每边的棕色毛袖口看上去就像半条狗，她不时地将双手交叉着伸入袖笼，两个半条狗便合二为一。当时我还未见过荒原，不然会想到土狗的。特鲁迪·佩利坎身上有股温热的桃子味，甚至嘴里都有，在牲口车厢待了三四天后还有。她穿着这件大衣，就像一位女士坐在电车里，正在上班的路上。她告诉我说，她在邻家花园工具棚后面的地洞里藏了四天，然后却下起了雪，房子、工具棚与地洞间的每一步都变得清晰可见。她母亲再也没法悄悄给她送吃的了，整个花园里都可以2034米的布勒亚湖中一个小半岛上的旅社，时至今日都负有盛名。看到脚印。是雪出卖了她，她必须自愿地离开藏身之所，被雪强迫的自愿。她说，我永远不会原谅雪。新下的雪是无法仿制的。人们
无法在雪上做手脚，让它看上去就像没人碰过一样。她说，泥土是可以做手脚的，要是花点心思，沙子甚至草都可以。水自己就会做手脚，它吞噬一切，之后又马上闭合。空气更是早已被做过手脚，因为人们根本看不见它。除了雪，所有一切都会替我保密的，特鲁迪·佩利坎说。厚厚的积雪要负主要责任。虽然它好像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像在家一样熟门熟路，落在我们城里，可却立刻成了俄国人的帮凶。因为雪出卖了我，我才在这儿的，特鲁迪·佩利坎说。
战壕白雪皑皑
没有人告诉我们，必须什么时候、怎样从大厅去火车站。我其实想说的不是“必须”，而是“允许”。我一心只想离开这儿，哪怕是带着留声机箱子，脖子贴着丝绒滚边，坐着牲口车厢去俄国人那里。我不记得是怎么到的火车站。牲口车厢非常之高。我也想不起上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牲口车厢度过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好像我们本来就一直待在里面似的。我记不得我们坐了有多久。我的想法是，坐的时间越长，离家就越远。只要还在车上，我们就不会有事的。只要还在车上，就一切平安。
即使没有胸前的徽章，我也能认出那个男人。在劳动营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巡逻队来带我走时，是1945年1月15日凌晨三点钟。寒气渐重，气温零下15度。我们上了带遮蓬的卡车，穿过空旷的街市，直奔展览厅。它原是萨克森人举行各种盛大庆典活动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报到处。厅内已经挤了三百来号人。地上铺着床垫和草褥。整夜都不断有车开抵，卸下集中来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村民。清晨时分已经有五百来号人了。那天夜里，想要清点人数是徒劳的，没有人能统观全局。大厅内整夜灯火通明。大家都四处闲逛找熟人。有人说火车站征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车厢内用刚伐下来的木头钉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给火车安装小圆铁炉，还有一些负责在地板上锯出蹲厕坑。人们轻声地聊了很多，聊的时候双目圆睁；人们也轻声地哭了很多，哭的时候双目紧闭。空气中混杂着旧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惧、肥腻的煎肉、香草饼干和白酒的味道。有个女人把头巾摘了下来。她肯定是乡下人，把辫子在后脑勺绕了两圈，并用一把半圆形的羊角梳将它盘在头中央。梳齿的那头已没入发间，圆拱形的那边只露出两只角，像竖着的小耳朵。这耳朵和厚厚的发辫，使她的后脑勺看上去像是一只蹲着的猫。我坐在站着的人群和行李堆间，像个观众。
字字伤我心怀
罗马尼亚已在我们身后，俄罗斯的夜晚来临了。在一次数小时的停车时，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冲撞。车厢的轮轴换上了新轮子，是给更宽些的俄国铁轨、给荒原的广阔准备的。皑皑白雪让外面的夜晚亮了起来。这天夜里，在空旷的野外，我们第三次停车。俄国卫兵高叫着UBORNAJA。所有车厢的门都打开了。我们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雪地深处，雪深及膝。虽然不懂俄语，我们都明白了UBORNAJA是集体大小便的意思。高高的天际上，是一轮圆月。我们呼出的气息在脸前飘过，晶莹剔透，一如脚下的白雪。四周是上了膛的冲锋枪。现在要做的是：脱裤子。
火车开了十二天，也许是十四天，不知多久没有停。然后又停下来，不知多久没有开。我们不知道到了哪儿，除了上铺的人，透过上悬窗的缝隙，可以看到站牌，上面写着：布泽乌〔罗马尼亚城市〕。小圆铁炉在车厢正中发出空鸣声。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大家都有了些许醉意，有的是因为喝了酒，有的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被俄国人拉去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虽然脑子里都想过，却并未影响到心情。现在还在路上呢，只有到了目的地，他们才能枪毙我们。他们没有像家乡的纳粹宣传的那样，一开始就枪毙我们。这几乎让我们的心情称得上是无忧无虑了。在牲口车厢里，男人们学会了有事没事喝上几口，女人们则学会了有事没事唱上几句：
林中月桂吐艳
一封短短信笺
也许这一夜突然长大的并不是我，而是我心中的恐惧。也许一致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因为所有的人在如厕时，都无一例外地面朝路堤、背对明月，不敢让敞开的车门离开自己的视线。这扇门已让我们心生眷恋，如同眷恋家中的一扇房门。我们无比恐惧，怕我们还没上车它就关上了，怕火车会丢下我们开走。我们中有人冲着无边的夜色喊道：怕什么，来什么吧，拉屎的萨克森人，大家挤在一齐拉呀。江河日下呀，下的可不只是尿呀。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他干笑着，声音像金属一样刺耳。大家都推搡着，想离他远一些。他有了足够大的地方，便像演员一样向我们鞠躬，并用高亢的声音庄重地重复道：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