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制始行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这一年，宋太宗为笼络士大夫官员，特别恩准：官员在近系家属之间，可以随官方文书一起传带家信。后来因弊端太多，一度废止。但到宋仁宗统治时候，再度放宽，1036年下诏令说：“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燕翼诒谋录》)。开始时官员私书，还只许步递传送，不得影响和干扰国家急递文书，但后来制度逐渐松弛，大量私人书信都通过急递铺附递了。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文章中说：当时他自己和朋友间往来的书信，便是由急脚递传送的。他的信中往往有“近急足还府，奉状”、“急足自徐还，辱书”、“近急脚子还，尝奉讯”等等字样，便是明证。
宋朝以前，尤其是唐朝，官员们通过国家的邮驿机构投寄私书，虽然也在可行之列，而且逐渐频繁起来，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但毕竟没有得到法令的许可。到宋朝，情况就不同了。官员的“私书附递”，成为皇帝诏令中明文规定的事，从此通信范围大大扩大。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许以私书附递，士大夫中书信往来猛然增多，宋以下名人的文集中“书牍”体裁的文章骤然多了起来，有人还以名人的尺牍名闻于世。苏东坡集中便有许多家书体的文章，写得隽永可亲，其中常常有“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别后递中得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专笺”的附言，这“递中”便指的是递铺传送的书信。有些家书，远道寄来，使人喜极涕泗。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表达了他接到书信时的心情：“日暮坐柴门，怀抱方烦纡〔yu迂〕。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开缄读未半，喜极涕泗俱。”(《得子虞濠上书》)这是说，晚年的陆游，被朝廷罢官在家闲居多年，正在愁闷无所发遣之际，忽然听到自远方传来邮递的铃声，得到了来自远方的私书。他感动极了，读着读着，不禁老泪纵横。随送的私书多了，有人也利用这一方便给某人以讥讽。宋人笔记小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是奸相秦桧的爪牙。他的官越做越大，有不少乡邻巴结他，唯独妻兄厉德斯不买他的账，不愿对他奉迎，引起曹泳老大的不高兴。秦桧于公元1155年死去，厉德斯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曹泳处。曹接书一看，原来是题为《树倒猢狲散》的一篇文章，痛骂秦桧奸臣一伙。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奸臣的唾弃，但同时也反映了南宋时私人书信已有各种合法途径递送。厉德斯当时仅是一个地方小官吏，也能投递私书，足以说明那时的私人通信比较普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