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开始工作！”
迪富尔的夫人还很年轻漂亮，她站在门框旁边说：
埃德娜微微启齿向梅格雷说道：
象那个“俄国女人”一样，他的眼里闪出炽热的光芒，但是眼睑却又显得疲惫不堪，眉宇间透出一股不可名状的卑视与傲慢的神态。没有一个人过来跟他握手，和他说话。
“我知道，这一切都还不清楚，要是一个检察官，他是不会把我的话听到底的。可是，探长您瞧，我敢和您打赌，写信的这个男人得了重病，而且他自己也知道。如果他用右手写那封信的话，我会向您提供更多的情况……噢，我还忘了一个细节，信纸上有几个脏点，可能是印刷时弄上去的，然而不管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是一滴加奶咖啡。纸的上端已经裁掉，用的不是一把刀，而是象匙子一类的圆东西我开的。
“谢谢你，小伙子。请把那封信还给我好吗？”
过往行人对于即将来临的冬天还不很适应，都锁着双眉，流露出不愉快的样子。
有几个顾客边走边说：“……还没到喝开胃酒的时候，要不，咱们去喝啤酒吧……”
比如，有一个女郎，年龄绝不到二十二岁，身穿一套剪裁合体缝制讲究的黑衣裙，但是这套衣服看上去，可能洗熨不下一百回了。女郎奇怪的脸色中露出了神经质和疲倦，在她旁边放着一个小本子。置身在喝价值十法郎开胃酒的阔佬之中，而她只喝一杯牛奶，吃着一只月牙面包。现在已经是午后一点钟，显然这就是她的午餐了。她抓这个空儿，正在读一份俄文报纸，那是咖啡店给顾客们备下的读物。她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慢慢啃着月牙面包，时而呷一口牛奶。她同桌的一群人，酒已过了四巡，而她对此也都漠然处之。
“我也没指望找到指纹。”
梅格雷的眼前又浮现出那张苍白的脸，无声无息地沿着桑德监狱黑黝黝的墙往上攀；探长的耳旁又回响起迪富尔的电话：
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身材细高秃顶的年轻人，带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用惊奇、激动的目光盯着探长。他的桌子上有各种尺寸的放大镜、刮刀、镊子、装墨水和装试剂的瓶子，还有一个滤光玻璃板，一盏高瓦数的电灯照在上面。这个年轻人就是研究纸张、墨水和笔迹的专家莫尔。他知道梅格雷到这儿来是找他的，然而探长此刻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好象毫无目的地在那里踱来踱去。
中午十二点半，在蒙帕纳斯十字路口，街市的热闹景象达到高xdx潮。拉斯帕伊大道附近的四家大咖啡店，顾客们熙来攘往，虽然已近深秋，窗外临街的客位上还是座无虚席。顾客当中，外国人要占百分之八十的比例。
酒吧间里所有在场的人中，数他丰姿优雅，无疑是最不露俗气的一个。克罗斯比温柔地跟大家握手，问询他的朋友们：
“你们这儿有写东西的纸笔吗？”梅格雷向一个侍者问道。
“我走了，过两天再见。但愿这一切会好起来的。”
“絮西没在这儿吗？”
梅格雷点点头。
一对通红的眼睛窥视咖啡馆的里面，这时候走来一个伙计让那个穷光蛋滚开。
还有一个男人，引人注目也不亚于她。单单他的头发就不免引起注意，那是一头棕红色的鬈发，而且长得出奇。一身深色的西装已经穿旧，磨得发亮，里面套一件蓝衬衫，不系领带，领口敞开直到胸上。他坐在酒吧间的最里面，神态说明他是一个老主顾，没有人敢来打扰他，就这样，他一勺一句地吃着一罐酸牛奶。
“好吗，鲍勃？”
她使劲握了握梅格雷的手，然后继续跟克罗斯比夫人用英语交谈。这时候威廉抱歉道；
“你们已经从比亚里茨回来了？”
“弄得怎么样了，莫尔，我的小伙子？”
“怎么样，老兄？”
几乎无需这两位吩咐，鲍勃正把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送到克罗斯比面前，给年轻的太太斟上一杯玫瑰酒，然后问道：
寄给《哨音报》的那封信，还放在莫尔前面的滤光玻璃板上。
“两杯玫瑰酒，两杯！”有人向侍者嚷道。
“还可以吧……落下伤疤的地方怕是不会长头发了，以后我可能得戴假发了……”
这儿有两个大家都认识、都打招呼的女人，其中一个年龄已经不小，开始发胖了，现在的季节就穿上了毛茸茸的冬装。梅格雷认出了这个闲荡的女人，过去在罗凯特街的一次大搜捕中，曾被叫来，送到圣一拉扎尔去过。她嗓音沙哑，目光懒洋洋的，人们走过那里都跟她握握手。女人坐在桌子后面，神气十足，宛如她独自一人就足以体现了这混乱的场面似的。
探长向他告了别，沿着熟悉的楼道走去。但是他没有下楼上大街去，而是走向法院顶楼的房间。他推开实验室的门。其中的一个专家跟他打了个照面，看见他的脸色，不由得一惊，一边握手一边问道：
“您喝点什么？来杯威士忌吧。”
呆了一会儿，探长说：
“我们在那儿就呆了三天，那里还是比这儿常下雨。”
“认识您很荣幸！”
“我刚才已经向我的上司们宣布，十天以后如果不能把凶犯交给他们，我就呈上我的辞职书。”
瘦弱的预审宫已经激愤得不能自制，神经质地在办公室里走过来走过去，讲话嗓门这样高，可能在楼道里等候的人，都断断续续地听到了。有时候，他抓起一件东西，在手里攥一会儿，然后又砰然一声掼回到办公桌上。法院书记也被闹得局促不安，把视线转向别处，而高出预审宫一头的梅格雷却站在那里，听着他的申斥。最后，预审官又责备梅格雷一阵，往对方脸上瞟了一眼，把头转向一旁。因为毕竟梅格雷是一位四十五岁的人了，二十年来，他经办的各样案件千奇百怪，都是最棘手的。再说，他终究是个人材呀！
“我只懂法语，再不会别的了。”梅格雷回答道。
“不，您看，我已经有了。”
“他能抱怨您吗？打早晨起，他就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他惦记您怎么才能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他还让我上电话局去给您打电话。”
“凶杀案发生在圣克卢，时间大约在凌晨两点三十分，厄尔丹四点钟以前就回到巴黎的王子街，他既没乘火车，也没乘电车，又没有任何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连出租汽车也没坐，那辆三轮送货车又放在塞夫勒街他的老板那里……要么他就是步行回家的？那除非他一刻也不停，一口气跑回来，但这是绝不可能的啊！……”
“好！或者我是大错特错，或者，在我们面前，是个极特殊的人物；他的智力远远高出常人，然而却又是最混乱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毅力和懦弱、冷静和激情的混合体。字是男人的笔迹，但是我也记下了一些笔划有明显的女性特征……”
到处都在搜捕桑德监狱的越狱者、塞纳重罪法庭已宣判死刑的囚犯约瑟夫·厄尔丹，他是在西唐盖特同便衣警察迪富尔遭遇后，经过一场搏斗又逃脱法网的在逃犯。
“不管怎么说，这一下打击可够重的了。”
“今天不行了，我们要到城里赴个约会。”
如果让科梅利奥先生料到，探长对缉拿约瑟夫·厄尔丹的事如此掉以轻心的话，他一定要大吃一惊，而且肯定会激起他的怒火！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亲切的、不拘礼节的，不论是少妇，或者是刚从小轿车上下来，由一群酒肉朋友簇拥着的工厂老板，还是爱沙尼亚的毫无才气的画家，全都是一样。大家都亲见地对侍者领班直呼其名，叫他鲍勃。人们不必经过介绍就互相交谈起来，就象很熟的朋友一样。一个德国人正跟个美国佬在用英语交谈；还有个挪威人至少掺混了三种语言，想让一个西班牙人弄懂他的意思。
“说说情况吧！”
“来吧，给个面子，跟我们共饮一杯吧，我夫人也会非常高兴的……我给您介绍一下：埃德娜·赖克白尔格小姐，斯德哥尔摩造纸商的女儿，上一届夏蒙尼滑冰冠军……这位是梅格雷探长，埃德娜。”
“请把这盘橄揽递给我，好吗？”一个金发瑞典少女问道。
酒吧间里只摆了五张桌子，都已坐满，大部分顾客坐在柜台前的高凳上，或者站在柜台周围。
“你们吃什么呀？”
他现在究竟在哪儿呢？为什么，是的，为什么他要杀死昂德尔松夫人？他和她素不相识，行凶之后又什么也没偷，为什么？
“这封信就是用那间小酒吧的墨水写的。写字的人用的是左手，但他又不是左撇子，而是一个熟悉左手书法，字迹又很象左撇子的人。”
“就是那凶手……您知道……”
克罗斯比太太扑向金发的小瑞典女人，亲吻了她，然后就跟她用英语喋喋不休地交谈起来。
“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可把我气坏了……有了消息，就给我打电话吧！”
就年龄说，梅格雷已属于常去啤酒店喝上一杯的那一辈人了。咖啡店的侍者把一盘橄榄送到他面前，他没动。
门外，那辆镀镍的汽车闪烁着银灰色的光，一个可怜的身影绕过汽车，抬腿向库波尔走来，在咖啡店的转门前停了一会儿。
“好啊！你仍然认为……”
穿黑色衣服的俄国女人一直在埋头读报，红发汉子象在梦境一般，半眯着眼睛，面前放着那只瓷罐，已经刮得干干净净，连最后一点酸奶都没剩。
他很富有。门外有他的大型赛车，他可以开着它出游各地，尼斯、比亚里茨、多维尔或者柏林，总之，要去哪儿都随心所欲。他在乔治五世大道的一座豪华的旅馆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他继承了姑母昂德尔松夫人的遗产，除了圣克卢那座别墅之外，还有一千五百万或者两千万法郎。
梅格雷又跟在实验室一样，踱起圈来，好象不知在哪儿落脚才好。最后他喃喃说道：
克罗斯比的目光注视了梅格雷一会儿，接着说道：
虽然梅格雷住在离这儿只有五百米远的理查一勒诺尔大路，可是他并没有回家，却信步走去，因为他需要走一走，需要有一种置身在人群之中的感觉，他想和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擦肩接瞳地挤在一起。就这样，随着人流，他漫步在巴黎街头，往前走去。在他脸上从早晨就出现的，那种小学生当面受斥责的尴尬面容，也就逐渐消失了。梅格雷的眉宇间露出了坚毅的神色，他又象在心境愉快的时刻一样，一袋接一袋地吸起烟斗来。
“身体不好吗？”
“好，一言为定，在这儿见面。”
梅格雷脱去外套，打个哈欠，让脸上的肌肉活动活动，定定神，然后拎过一把椅子，拉到年轻人旁边，骑在上面满有感情地说：
市警察局里，通宵达旦都在打印通缉令，然后再由公务员送往各处警察局，电寄所有的警察队、各路关卡和车站警察所。
“很好，谢谢！”
他睡了整整一天！
“您能兑给我点儿美金吗？”
“您懂英语，俄语，德语？”克罗斯比问他说。
整个咖啡店都闭哄哄的，房间最里面有一扇便门，时开时关，从里间不断地送出来橄揽、油煎土豆片、三明治和一些热饮。伴随一片杯碟碰撞声，四个伙计同时高喊着侍应客人，操着不同语言的顾客，也在这一片嘈杂声中互相交谈。
莫尔晓得探长是从哪儿来，他内情尽知，但是却装作毫不理会的样子。
突然，转门开处，一对夫妻出现了，梅格雷从镜子里已经认出来，这是受害者昂德尔松太太的侄子克罗斯比和他夫人。他们从一辆美国轿车上走下来，那车的价值少说也要有二十五万法郎！可以看到那辆车停在人行道的旁边，全部镀镍的车身非常引人注目。
“咱们一起吃午饭吧！”
“啊！他看到您一定会很高兴的！”
十月的鬼天气使巴黎的面貌变得阴郁暗淡：象弄脏的天花板似的天空映着刺眼的光。人行道上残留着夜雨的痕迹。
“你埋怨我吗？”
探长听见有一个人向侍者说道：“来杯曼哈顿酒。”
警察还在巴黎城郊各处搜捕桑德监狱的逃犯。而他就在这儿，在可以听到梅格雷话音的地方！
对于梅格雷来说，缉拿逃犯是个次要问题。在他看来，那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就在某处，虽然混迹于几百万人之中，然而探长却坚信，一旦有必要，他就能立刻把他缉获归案。
一些顾客把这对美国夫妇同梅格雷隔开了。一个梅格雷认识的议员走进来，他热情地跟年轻的美国人握手，说道：
莫尔谈到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兴奋得脸色微红。梅格雷情不自禁地微笑了一下，使这位年轻人有点局促不安起来。
他一边咕哝着向在场的人告别，一边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这时候有一个人不无感叹地说：
“在他逃脱的时候，身上还剩有二十二法郎左右。”梅格雷起草的通缉令上这样写道。
“您有时候到这儿来喝开胃酒吗？”这是威廉·克罗斯比在说话，他走到梅格雷面前，把香烟盒递了过来。
梅格雷站起来，和莫尔握了一下手，低声说道：
威廉·克罗斯比走过来，两个顾客让开了一些，于是他把手伸过红木柜台，握住领班的手说：
探长终于愁云消散，释去了肩上的重负。
梅格雷一句话也不再多说。科梅利奥把手指捏得咋咋作响，急促地说道：
这样，人们所遇到的一切警察，不论是穿制服的治安警察，还是公共场合的便衣警察，无论地方警察或是风化警察，他们的头脑中对犯人的外貌都有一个相同的印象，再密切观察所有的人，希望在这里面找出那个人来。就是这样，从巴黎的这头到那一头，直到郊区，警察对所有来往游荡的人，都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在边境的火车上，旅客们受到的盘查要比平时仔细得多，这不能不使人觉得惊奇。
“您指的是什么？”
梅格雷在沉思，他在想着那个逃跑的人：头大得出奇，胳膊特长，口袋里仅有二十多个法郎，他的行这已淹没在巴黎市的人海之中，就在此刻，整个法国的警察都行动起来缉捕他！
“这我都知道。”梅格雷说。
莫尔是公认的梅格雷的崇拜者，他盯了那个说话人一眼，这就足以使那人闭上嘴巴，继续搞他的分析去了。
探长独自一人离开法院，连奥费弗尔滨河街他的办公室都没去，径直乘公共汽车奔巴士底而来。在舍曼一威尔大街的一座高楼的四层楼上，他按响了门铃。
然而，在七月份大家都曾那样肯定了厄尔丹的罪行，预审官立刻接手了这案件，这样一来，就把警方排斥在外了。梅格雷沿着自己的思路想了下去：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有三十岁左右，棕色头发，举止机敏。
“可是到底怎么样，您倒说话呀！”
“她刚出去，可能去玛克西莫斯那儿吃午饭去了。”
克罗斯比显出了不以为然的神色。
梅格雷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任何要抗辩的表示，没有流露出一点儿不耐烦。他面色阴沉，脸拉得长长的，谦卑地把科梅利奥的话听完。当预审官先生激昂愤慨、声色俱厉达到高峰的时刻，梅格雷的喉结突然颤动过一阵，也许这就是他唯一的动作了。
屋里充溢着碘酒气味，中间还夹杂着一股炖鸡的香味。一个还没来得及梳洗的女人说道：
不，他所要费神的不是这件事，而是那封在库波尔写成的信。还有，可能想得更多的是，他从一开始侦查就忽略的一个问题，对此他现在是非常后悔的。
“谢谢您，我只吸烟斗。”
“他睡下了……”
梅格雷一直走到库波尔咖啡店，他看到那间美式酒吧的入口，就挨身进去。
“请容许我离开一下，有我的电话……鲍勃，来两杯威士忌！请原谅……”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寄信人是个知识分子，我担保他掌握了好几种语言，说得流和，写得也好。现在我想搞点儿字相学，但是这可就要脱离精密的科学了。”
他身上带的钱够五个法郎吗？他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这一罐酸奶大概就是他今天唯一的一顿饭了吧？而买酸奶的这几个小钱他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研究那纸头，遗憾的是它辗转经过了很多人的手，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在上面去找指纹了。”
克罗斯比夫人看上去很文弱，然而性格又是爱冲动的，说起话来一口气也不停，并且英语、法语混杂在一起，那口普谁也学不上来。不必看到她本人，只须听到她尖细的嗓音就能辨别出她来。
克罗斯比发现梅格雷在场，向他点头致意。
在喧闹的人群中，有几个孤孤单单自饮自酌的人，或许也给这种场合增加了几分特色：一方面有些人高谈阔论，指手划脚，一桌酒又一席莱，大吃大喝，他们服饰华丽，争奇斗妍；另一方面，这一个，那一个散座的几个人，他们从四面八方到这里来，好象专门为了给这光耀夺目的人群嵌上点儿异样的装饰似的。
一片杯盘撞击声，交织着嘈杂鼎沸的人语，显得越发热闹。
“您看今天报上的牌价……”
一个人站起来，往电话间走去。
“换句话说，就是把约瑟夫·厄尔丹捉拿归案啰！”预审官按自己的理解补充道。
“瓦拉希纳先生，有您的电话！”一个伙计过来喊道。
“换句话说，信是昨天早上在库波尔店里的小酒吧间写的，出自一个喝着加奶咖啡的顾客之手，这个人可以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
梅格雷的眼睛哪儿也不看，只看着自己身上厚厚的黑外套，双手插在口袋里，象一个远游归来的人，以新的眼光来看他的故里似的。他手里翻弄着几张前一天拍下来的一所被劫住宅的现场照片，同时看着他的一个同事约翰写的几个纸条。
“这么说，库波尔在您看来，可能就是各种语言交融的场合，犹如圣经上的巴比伦塔了……我还从来没在这儿看见过您……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外面流传的话是真的吗？”
“我只是说把凶犯交给他们！”梅格雷简单地重复一句。
最后，梅格雷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燃，嗓音有点变调地说道：
他也一边就坐，一边说道：“照样来一杯！”
“说下去吧！”梅格雷催促他。
“明天成吗？”
“今天一大早，我就到库波尔咖啡店去了，检查了所有的墨水瓶。您知道那儿房间的布局吧？隔成了好几间大厅，迎面是啤酒厂，到开饭的时候，一部分就成了食堂，再就是二层大厅，还有沿街的露天座，最后，在左手，有一个美式小酒吧间，那里是老主顾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里的一切，从在座的顾客、咖啡店的侍者，以至于房间的摆设布置，都和谐地浑然一体，形成了笼罩在整个咖啡店内的气氛。
“算了吧，没什么可担心的。”
便衣警察迪富尔在屋子里躺着，神色忧虑不安。
预审官暴跳如雷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