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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化心理 作者:李泽厚 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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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2004) 一 鱼:生命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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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有两个基本含义。这两个基本含义又是相连相通的。

第一个含义是生殖、生存。鱼产子极多,象征着繁殖、生育,与此紧相联系,鱼代表着也象征着男女情爱、交欢。从《诗经》到后世的诗歌和民歌如“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汉),从上层汉镜的“长宜子孙”、“君宜子孙”到今天民间剪纸的“娃娃抱鱼”,“鱼”代表着性爱、生存、生殖、繁衍。它是神圣的生命颂歌。人群的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通由客观社会性以文化符号显现出来,自此“鱼”开始。许多民族都有与性与生存含义有关的“鱼”的符号。中华文化则从远古延续不断地保存到今天。

半坡仰韶的新石器时期,大概是“以佃以渔”的母系氏族社会,捕鱼和鱼是当时生活、生产的核心资料和基本活动之一。中国传说有女娲补天,《易经》歌颂“厚德载物”的地母坤德,正如“鱼”的符号一样,指向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原始社会的生存、生命和生活。

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尼采的“will to power”,海德格尔的Being,说到底,其实也就在标指着这个来自生物本能的强大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尼采和海德格尔反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追求知识和道德的哲学,其实也就是在现代基础上要求追回这个人类源头的生命和生存。但他们把它高度理论化、抽象化和哲学化了。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符号,“鱼”所宣示的“哲学”也正是这个人的生存和生命。所以,不是精神、理性、意识,不是天理、良知,不是现代新儒家的“道德精神”、“德性自我”,而是那实实在在的“人活着”即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才是第一位的现实和根本,是第一原则和首要符号。这也才是真正的“生命哲学”。它是本源性的人的生存本体论(存在论Ontlogoy),即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是一种历史性的展开,历史不只是过去的事件,它是充满空间经验的时间,是人的此刻生存和多种可能的未来。历史作为过去就存在在此时此刻的现实之中。历史使过去成为未来的可能性,成为现在的选择和决断。直到今天,中华大地上“鱼”的符号仍在活蹦蹦地跳跃着,它意谓着、指示着的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撇开虚无,回到艰辛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真实。

这是从新石器时代(彩陶鱼纹和人面鱼纹,距今六千五百年以上)到汉代(距今两千年)、唐代(距今一千年),一直到今日的鱼(民间的各种剪纸)(见文后附图)。这个“鱼”的源头符号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承续,没有间断。“鱼”意味着、呈现着、代表着什么?

从物质生存和语言交流两重含义中,“鱼”成了最早的神圣符号。记得小时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过年过节在乡作客,宴席的中心赫然摆着一条不许动筷的大鱼,或者干脆就摆一条木制的鱼。鱼代表着神圣的欢欣和生命的祸福,从而也就不许去干扰它。它与仰韶陶器上的神秘的人面含鱼到马王堆帛画把整个宇宙托起来的大肥鱼,到汉画中代表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鱼鳞状的身躯,以及后世八卦图中由双鱼代表阴阳所组成的“太极”中心一样,“鱼”在这里就决不止于生存、交往的一般含义,而且是将这含义与巫术信仰、与神明沟通紧紧结合在一起了。它们呈现着这个生的祝福中充满着神秘和神圣。而这神圣性就在现实性之中,神圣的祝福和欢欣就在现实物质生命的生存和交往之中。也就是说,“鱼”给人群生存和生活本身以神圣,这成了中国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基因。

与代表性爱、生存、繁殖紧相连的“鱼”的派生意义,是将“鱼”同音地等同于“余”(有余,余粮,富余,富裕)。《诗经·鱼丽》:“鱼丽于罶”,“物其多矣”。《诗经·无羊》:“牧人乃梦,众维鱼矣,……众维鱼矣,实为丰年。”今天民间过旧历新年贴在大门口的“鱼”,经常与丰满谷穗连在一起,所指向的便是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的富裕和快乐。本来,在远古文献和今日民俗中,男女性爱与物质生产也是连在一起的。傩舞的交媾姿态宣示的不只是性爱和繁殖,而且也是物质粮食的生产;随着这交媾舞蹈姿态的是“一籽落地,万籽归仓”的歌唱。它象征的不仅是人丁兴旺,而且也是五谷丰登。这个含义“有余”的“鱼”,呈现出人类已走出动物界:人不仅维持、延续生存,而且生活开始富裕、丰足,不必像其他动物日夜苦于觅食求存。余食、余粮(“鱼”)使人类有了更多的快乐和自由。所以“鱼”的第一重含义不仅是性爱、生殖和生存,而且是生活的自由和幸福。它标志着由“动物”而“人”。

“鱼”所代表生存意志和生活本身具有神圣价值的观念和感情,已积淀为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当外侮入侵、种族危亡的时刻,更会被强烈唤起。古代“夷夏大防”的微言大义为士大夫所着重,近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天演论”为以和谐止争为美德惯例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就是为了呼唤自立、自信、自强,以维护生命、维系生存。其中还包括“救亡压倒启蒙”的这一近代国史主题在内。

“鱼”的第二重含义是交往(communication)和语言。“鱼腹藏书”、“鱼雁相通”,是中国古代流传的成语和故事。从而,“鱼”所代表的不仅是人的主体性的生存,而且也是人的主体间性的交往。这交往既包括知识经验的信息沟通,也包括情深意真的感情传达。“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汉《饮马长城窟行》)。人的经验性的历史生存使语言成为人的语言,具有属人的语义:它保存了人在生活—生产中的大量的知识、经验和情感。

在大传统和精英文化中,儒、道两家都十分重视现实生存。从孔老夫子的“庶之、富之、教之”,到王夫之的“一姓之兴废不如百姓之存亡”,念兹在兹的就是这个亿万人众的“生存”。道家(庄子)从个体出发讲“养生全身”,道教则追求长生不老、鸡犬飞升:即使在天国也得享受人间的快乐。《礼记》说,“大婚为礼之道”。《周易·系辞》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与亚当、夏娃被逐出天堂乐园受罪相反,儒家经典以肯定肉体交配、物质生存,并以之为出发点来讲述人间秩序(夫妇、父子、君臣等等)的来由。所有这些,仍然是这个源头文化符号“鱼”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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