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展出蒋介石致胡适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标点是我加的）
不过，我对雷震这一谈话不无疑义。因为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和VOL.LXXIXNo.9的Time杂志，都登有胡适退还政府给他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钱思亮告诉我他看到胡适写给我的一封残信，也否认此事，前后相较，我认为胡适收下此两万美金的事，是很可疑的。
至于蒋介石盼望胡适在美的活动，胡适办得却有困难。据蒋介石写信前六天，5月22日，胡适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说：“别后，我的心境很不好，没有一件事值得报告你们！到Washington去了两次，都不曾住过一天半。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f.GeorgeH．Blakeslee都觉得‘一筹莫展’！第二次去时，见着Wedemeyer，他也是‘有心无力’。”可见连“魏将军”也一样帮不上蒋介石的忙——蒋介石把中国局面搞得太臭太臭了，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适之先生：11日手示诵悉。魏将军长函亦同时接到。我国在此悲惨境地，而外国友人犹念旧不忘，热忱爱护如此，更觉惭惶万分。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如其能使对华问题成为两党外交，则立法方面，似亦不宜偏废，要在异途同归，密切配合，亦请与少川大使切商之。国内政治问题，首在团结一致，尤应注重于德邻兄决心反共之一点，近日渐有转机，总望其能终始无间，共同一致到底耳。其他改革正在积极进行，若能假我时日，自信必有成效，惟亦不能求之太速。此时如能有三年计划之准备，则赤祸不患其不平，惟须阻止美国承认共产政府为主要条件。务请积极进行是祷。弟中正手启5月28日正午这封信是1949年写的。这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搭威尔逊总统轮到美国去，据他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演讲透露：“当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可见他是被蒋介石“派”出国的。
胡适出国后十七天，4月23日，南京落入中共之手。再过一个月零四天，5月27日，上海落入中共之手。蒋介石这封密件是上海丢了第二天写的，信中所述各点，都是请胡适代为进行海外宣传。信中“魏将军”是指魏德迈（Wedemeyer）、“少川大使”是指顾维钧、“德邻兄”是指李宗仁。
据1952年12月7日胡适在北大同学会上演讲回忆：“……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7月16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编者略）”由这一回忆中，足见蒋介石密件中对胡适的期盼，是落空了的。1990年11月12日
据胡虚一追忆雷震对他的谈话，曾有这样的记录：雷震谈告蒋介石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5月28日写这封信给胡适的时候，胡先生才坐轮船渡太平洋到达美国不久。胡先生是应蒋介石之请，赴美替其国民党政府做反共宣传，并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争取美国朝野的道义支援。胡先生由上海赴美以前，先应台湾省府主席陈诚之邀，访问台湾参观旬日。而赴英不成的王世杰，则做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2月先到了台湾。王得悉陈诚邀胡适于3月间访游台湾后，便立分电邀约雷震和杭立武急到台湾，俾与胡适及已在台北之傅斯年，一起和陈诚共商他们在京沪会商议定之发动展开“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的两大运动，联络并号召所有信持民主自由理念的学术文教界知识分子，抗阻日益扩张的共产主义等大事，雷杭两人立飞台北，与胡适等会商两天后，又各匆返京沪。而胡先生于稍后返沪不久，便首途赴美。雷震、蒋经国和胡在沪住处之主人陈光甫等，都在码头送行。而中央银行奉政府令支送胡适做赴美生活等费用之美金两万元，亦由其总裁俞鸿钧亲自交请雷震转交给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