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胡适的关系与我爸爸完全无关。我在小学就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从陈正澄那儿借到《胡适文选》，从此才深受他的影响。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我才十七岁。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那时我还念高二，就写了论《胡适文存》的文章。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罗君若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报》已前后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
我的爸爸李鼎彝出身北京大学国文系，他在五四运动后一年考进北大，在校时间是1920年到1925年，那时胡适正在北大文学院教书，是我爸爸的老师。但我爸爸在学问上比起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来，并不出色，胡适对他并没有印象。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京，我爸爸失了业，想找胡适帮忙，可是胡适没见他，也没帮忙。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发表《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间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和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任卓宣和郑学稼，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由《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所泄露的非一般人所知的事，如“九一八”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们赞成中国实行独裁制；胡适“退回政府送他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后来证明无此事），这说明胡适或胡适派，和该文作者的微妙关系；到后来证明该文在发表前，曾交胡适阅过。
在笔仗时候，国民党的刊物就首先推断，“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并说李敖是“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学宗》第三卷第二期），其实全是笑谈、全无此事。但是这种我与胡适关系不简单的传说，却没有停止，见之于文字的，以郑学稼的最为明确。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一个人常常为知道太多、说了真话而付代价，不是吗？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裁，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播种者胡适》虽被外界视为卫护胡适的文章，其实因为直言无隐，胡适本人看了，并不开心。据杨树人回忆，已言之凿凿。再据钱思亮告诉我，胡适死后，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适读了《播种者胡适》后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适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本人还不能看到。
事实上，郑学稼的“以为”，完全“以为”错了！其实我“接近胡适”了什么？关于《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论战的事，在《独立评论》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三○号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及三十二卷一号，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画家》那一本书也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VOL.LXXIX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他郑学稼不去查书、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得之秘，这不是大笑话吗？他郑学稼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证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这种跟国民党总政治部走的所谓学者却如此不学、如此无知，这种人宁愿在我与胡适有“微妙关系”上捕风捉影，也不愿在书本上多下工夫，这种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郑学稼日前死了，蒋经国特颁“绩学贻徽”挽额，由军报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绩学贻徽”？未必未必，积不学贻害，倒庶几无愧也！1987年7月27日
笔仗后九年（1970年1月），郑学稼印行《中共兴亡史》，在书中说：
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除了那一次长谈外，我跟胡适只小谈过三次，一次在台大医院、一次在台大文学院门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写信，并无实际来往。他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我，又写了一幅字，送了我照片和书，在我穷困之时送了我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蛮值钱）。
事实上，我跟胡适既无“微妙关系”，我写“该文”，胡适也全不知情，什么“曾交胡适阅过”，全是造谣。至于其他的事，早在笔仗当时（1962年7月24日、26日、28日），郑学稼在香港《天文台》上发表《我控诉》，就这样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