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你再碰见他们就要完蛋了，达比。你还有48小时好活。”
“你还记得星期四上午我们在电话里闲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熟脸孔，我当时就把他的样子跟你说过。”
他沉默了一秒钟。
“上帝保佑你这么说。保佑你。”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认为只要杀死了我，这件事情就没有人知道？”
“好了，玩把戏的是你，加文。你连情况都不跟我谈，叫我怎么信得过你？”
“达比！是你吗？”
“你这样说是开门见山，是不是？”
“说不准。我想是他们害怕了，因为一大批真警察涌到现场，他们就不见了。我在他们的车上，加文。他们已经抓住了我。”
“拜托，别来问我一大串蠢问题。我是在打付费电话，所以别搞开玩笑的玩意儿。”
“很好，达比。我发誓你该信得过我。”
“胖墩？”
沃尔沃汽车停在一处停车场上，离开它的主人家一个半街区，这是一辆1986年的GL型车子，没有安全装置。不消几秒钟工夫车门被打开了。时间将近星期天凌晨4点。一个人坐在车尾行李箱上，点燃一支香烟。另一个人打开一只工具盒，开始对这辆汽车的电话进行加工。他旋开了话筒，装进去一只小发报机，用胶水固定牢。一分钟后，他便钻出车子蹲在后保险杆旁。吸烟的人交给他一粒小黑方块，他把它贴在车子底下油箱后面一个铁格子上。这是一个磁化发报机，它会发出信号，可以连续工作六天。
“我不知道。”
她挂断电话。他把电话一扔，骂了一声。
“稍微待几天。我准备待到找到你。”
“我是在新奥尔良，”她说道。“我知道你要我跟你见面，成为亲密朋友，然后，如你说的那样，相信你那些人会永远保护我。”
“昨天的追悼会上那个人也来了，还有几个人同来。”
“好的，我相信你。还有什么？”
他鞋子未脱，人已熟睡，电话响起。他急忙抓起电话。“喂！喂！”
“可以。我有把握可以跟你这样说，你的小小的案情摘要打中了某一个人的要害。你猜对了，坏人听说了这个案情摘要，所以托马斯死了。他们只要找到你就马上杀死你。”
“我们可能碰上了有人要捂盖子。”
维尔希克深吸一口气。“好吧，达比。不管你怎么说。千万小心。”
“是的。你在玩把戏，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星期六晚上他走访了五六家酒吧，但一无所获，时已半夜，他便悻悻而去。
“我可能要丢掉工作。”
“是的，也是这伙人中的一个。胖墩、鲁珀特、牛仔，还有这个瘦子，都是一伙的。我相信还有别人，只不过我还没有碰到他们。”
“我们等着瞧吧。你在这儿待多久？”
“我说不准。我们很重视案情摘要，可是白宫硬不许我们追查，所以我们只得住手。”
“我该去告诉谁，加文？什么人要捂什么盖子？”
“当然记得。”
“加文？”她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新奥尔良？”
“可能有一批人。”
不到七分钟后他们便走了。星期一，当格兰瑟姆走进第十五街的《华盛顿邮报》大厦时，这两个人便立即进入他的公寓，改装他的电话——
加文-维尔希克到达新奥尔良的时候便已成了一个疲惫的老人，经过两个晚上一家家酒吧的奔波，更显得体力衰竭。葬礼过后不久他闯进第一家酒吧，跟一批年轻人和不知安分的人同喝啤酒，跟他们谈论民事侵权行为、合同、华尔街公司，以及种种他所鄙视的其他东西，达七小时之久。他知道他不应该跟陌生人说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他没有执勤证件。
“你为什么不早来电话？”
“我在看。他迟了几分钟走进来，待了十分钟，便溜出去跟胖墩会面。”
“不是我是谁？”
“我回答不出，也许他们以为你还知道得更多。”
维尔希克闭着眼睛听。“这两个人怎么了？”
“那就对了。不然的话你在几天之内就要活不成。”
“你一定要过来，达比。听我的话。”
“谁在盯着我，加文？”
“那么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不能有所行动呢？”
“他们是什么人？”
“我们现在知道是谁杀死了罗森堡和詹森，对不对，加文？”
“我想我们是知道了。”
“我就在这儿。我明天会给你打电话。”
“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情况吗？爆炸过后不久，托马斯在车子里被烈火烧身，我自己也处于半昏迷中，一个警察名叫鲁用特，把我拖到他的车子旁边，推进车去。另外一个穿牛仔靴牛仔裤的警察马上要我回答问题。我当时有病，还在休克。他们不见了，鲁用特和牛仔，从此不再见面。他们不是警察，加文。他们是守候爆炸的人，因为我不在车上，他们便实施第二套计划。我当时不知道，我可能只是相差一两分钟的时间才脑袋上没有挨一发子弹。”
他看一眼手表，开始解开鞋带。“好啊，你告诉我吧。下一步怎么办？你准备在新奥尔良躲藏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