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对了，”戈达尔夫人说，“听说她有抽搐的毛病。我丈夫还认识一位地位很高的人，当然，这些先生私下议论起来……”
她一个劲地谈论丈夫的部，仿佛它曾是奥林匹斯似的。为了转移话题，斯万夫人转身对戈达尔夫人说：
“对了，夫人，正像那位驼背的礼宾司司长。他每次来，不到五分钟我必定要碰碰他的驼背。我丈夫说我会让他丢了差事，有什么办法呢，让他的部见鬼去吧！对，让他的部见鬼去吧！我该把这句话印在信纸上作为座右铭。我这样说一定使您听着刺耳吧，您是位和气的人，而我，我承认，我喜欢小小的恶作剧，不然生活就太单调了。”
“这么说，您可以一口气接待五十位医生夫人？”她对戈达尔夫人说，因为后者对谁都和蔼可亲，认真履行义务。“啊，您是有美德的人。我嘛，在部里，当然我必须接待。哎！那些官太太，您知道，真没办法，我没法不对她们伸舌头。我的外甥女阿尔贝蒂娜也和我一样。您不知道这小姑娘有多冒失。上星期我的接待日那天，来了一位财政部次长的夫人，她说她对烹调一窍不通。我那位外甥女露出最美妙的微笑回答说：‘可是，夫人，您肯定知道烹调是怎么回事，因为令尊大人刷过盘子。’”
“您猜多少钱？……不，第一位数不对。”
很久以前，早在我和她女儿决裂以前，斯万夫人就曾对我说：“您来看希尔贝特，这很好，不过希望您有时也来看看我，但不要在我的舒弗莱里日来，客人很多，会使您厌烦，挑别的日子来，辰光稍晚我总在家。”因此，我的拜访仿佛仅仅是满足她很久以前表达的愿望。我在时辰很晚、夜幕降临、我父母即将吃晚饭时出门去斯万夫人家，我知道在访问中不会遇见希尔贝特，但我一心想的仅仅是她。那时的巴黎不像今天这样灯火辉煌，即使市中心的马路也无电灯，室内的电灯也少见，而在这个当时被认为偏僻的街区里，底层或比底层略高的中二层（斯万夫人通常接待客人的房间就在这里）的客厅射出明亮的灯光照亮街道，使路人抬眼观看。他自然将这灯光，将这灯光的明显而隐晦的起因与大门口那几辆华丽马车联系起来。当他看到一辆马车起动时，便颇有感触地认为奥秘的起因发生了变化，其实只是车夫怕马匹着凉，因此让马匹来回溜达，这种走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胶皮车轮静寂无声，它使马蹄声显得更清脆、更鲜明。
有好几次我感到希尔贝特不愿我去得太勤。的确，她父母越来越深信我对她产生良好影响，我想和她见面时只需让他们邀请我就行了，因此我想道：“这样一来，我的爱情再不会有任何危险。既然他们站在我一边，他们对希尔贝特又很有权威，我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然而，当她父亲在某种程度上违背她的心愿而邀请我时，她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这些表示使我产生疑问：我原先所认为的幸福的保障莫非恰恰是使幸福中断的秘密原因？
“不过，夫人，问题不在于愿意不愿意，而在于能够不能够。您大概不属于神经质的人。而我，一看见国防部部长夫人装模作样，我就禁不住模仿她。我这脾气真糟糕。”
当天晚上我没有收到希尔贝特的信，我归咎于她的疏忽和忙碌，深信第二天清晨的信件中肯定有她的来信。我每天都期待早上的信件，我的心在剧烈跳动，而当我收到的是别人的来信，而不是希尔贝特的来信时，我垂头丧气。有时我一封信也没有，这倒不见得更糟，因为另一个女人对我的友好表示会使希尔贝特的冷漠更为无情。我接着便寄望于下午的信件。即使在邮局送信的钟点以外，我也不出门，因为她很可能让人送信来。终于，天色已晚，邮递员或斯万家的仆人都不会登门了，于是我便将平静下来的希望转寄于第二天上午。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我的痛苦不会持久，我必须不断地予以姑且说更新吧。悲伤依旧如前，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成不变地延长最初的激情，而是每日多次地重新开始，激情的更新如此频繁，以至于它最后——它是纯粹物质的、暂时的状态——稳定在那里，因此，前一期待所引起的惶惑还未平静下来，第二次期待便已出现，我每天无时无刻不处在焦虑之中（忍受一个小时也非易事）。这次的痛苦，比起从前那个新年假日来，要严峻百倍，因为这一次我并非完完全全接受痛苦，而是时时盼望结束痛苦。
最后我毕竟接受了痛苦，我明白这是决定性的，我将永远放弃希尔贝特，这也是为我的爱情着想，因为我决不愿意她在回忆中仍然蔑视我。从此刻起，当她给我订约会时，我甚至往往允诺，免得她认为我在为爱情赌气，但到最后一刻钟，我写信对她说我不能赴约，并一再表示遗憾，仿佛我在和某位我不想见的人打交道。我觉得，这些一般用于泛泛之交的表示歉意的客套话，比起对所爱的女人佯装的冷淡口气来，更能使希尔贝特相信我的冷漠。我不用言词，而用不断重复的行动，以便更好地说明我无意和她见面；等我真正做到这一点，她也许会重新对我感兴趣。可惜，这是空想。不再和她见面以便重新唤起她和我见面的兴趣，这种办法等于永远失去她，因为，首先，当这个兴趣重新苏醒时，为了使它持久，我便不能立刻顺从它，其次，到那时最严酷的时刻已成过去，因为我最需要她的是此时此刻。我真想警告她，很快，这种分离的痛苦将大大减弱，我将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为了结束痛苦而想到投降、和解，重新和她相见。将来，等到希尔贝特恢复对我的兴趣，而我也可以毫无危险地向她表达我的兴趣时，这种兴趣经不起如此漫长的分离的考验，将不复存在。希尔贝特对我来说将成为可有可无的人。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没法对她讲。如果我告诉她长久不见面我不会再爱她，那么她会以为我的目的仅仅是让她赶快召唤我。在此期间，我总是挑希尔贝特不在家，她和女友外出不回家吃饭的日子去拜访斯万夫人（对我来说她又成为往日的她，当时我很少看见她女儿，少女不来香榭丽舍大街时，我便去槐树大街散步），好让希尔贝特明白，我之所以不见她，并非被别的事缠身，也并非身体欠佳，而是不愿意见面，尽管我作了相反的表白。这种办法使我比较顺利地坚持了分离。既然我能听见别人谈到希尔贝特，她肯定也听见人们谈到我，而且她会明白我并不依恋她。像所有处于痛苦中的人一样，我觉得自己的处境虽然不妙，但并不是最糟的，因为我可以随意进出希尔贝特的家（虽然我决不会利用这项特权）。如果痛苦过于剧烈，我可以使它中止。所以我的痛苦每天都是暂时的，这样说还不够，每小时中有多少次（但此刻已无决裂的最初几个星期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焦虑的期待——在我回到斯万家以前），我对自己朗诵有一天希尔贝特将寄给我，或者亲自送来的那封信！这个时时浮现在眼前的、想象的幸福，帮助我忍受了真正的幸福的毁灭。不爱我们的女人犹如“失踪者”，尽管我们知道再无任何希望，我们却仍然期待，等待稍稍一点儿动静，稍稍一点儿声响。好比母亲虽然明知作危险勘察的儿子已葬身大海，但仍时时想象他会奇迹般得救，而且即将身强体壮地走进门来。这种等待，根据回忆的强弱及器官的抗力，或者使母亲在多年以后承认这个事实，逐渐将儿子遗忘并生活下去，或者使母亲死去。另一方面，一想到我的悲伤有利于我的爱情，我便稍稍得到宽慰。我探望斯万夫人而不和希尔贝特见面，这种访问每次都是残酷的，但是我感到它会改善希尔贝特对我的看法。
我即将经历艰难的处境，人在一生中往往会多次面临此种处境，而每一次，即在不同的年龄，人们所采取的态度也不相同，尽管他们的性格或天性并无改变（我们的天性创造了爱情，创造了我们所爱的女人，甚至她们的错误）。此时，我们的生命分裂为二，仿佛全部分放在相对的天平盘上。一个盘里是我们的愿望，即我们不要使我们所爱但不理解的人不高兴，但不能过于谦卑，巧妙地稍稍冷落她们，别让她们感到她们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人，因为这种感觉会使她们离开我们。另一个天平盘里是痛苦（并非确定的、部分的痛苦），它与前一种状态相反，只有当我们不再试图讨好这个女人，不再让她相信她对我们可有可无，从而再去接近她时，这种痛苦才有所缓解。如果我们从装着自尊心的天平盘上拿去被年龄耗损的一部分毅力，往装着悲伤的天平盘里加进我们逐渐获得的、并任其发展的生理痛苦，那么天平所显示的将不是我们二十岁时的勇敢决定，而是我们年近半百时的决定——它十分沉重、缺乏平衡力，令人难以承受。何况，处境在不断重复中有所变化，我们在中年或晚年时，可能乐于将某些习惯与爱情混为一谈（这对爱情是致命的），而青年时代却不承认这些习惯，它受到其他许多义务的约束，不能随意支配自己。
她正是为我的事业着想才叮嘱我第二天无论如何要去和贝戈特同桌吃饭（正好比志愿兵和上校见面），她似乎认为文学佳作是“通过交往”而产生的。
在那些年代里，不论在哪条街上，只要住房离人行道不是太高，从街上就能看见室内的“冬季花园”（如今只能在斯达尔新年礼品丛书的凹版照片中见到），这种花园与如今路易十六式客厅的装饰——极少鲜花，长颈水晶玻璃瓶中只插着单独一枝玫瑰花或日本蝴蝶花，再多一枝也插不进——恰恰相反，它拥有大量的、当时流行一时的室内装饰性植物，而且在安排上毫无讲究，它体现的不是女主人如何冷静地采用毫无生气的装饰，而是她如何热切爱着活生生的植物。它更使人想到当时流行于公馆中的便携式微型花房。元月一日凌晨，人们将这种花房放在灯下——孩子们没有耐心等到天亮——放在新年礼品中间，而它是最美的礼品，因为人们可以用它培育植物，从而忘记光秃秃的冬天。冬季花园不仅和这种花房相似，还和花房旁边的那本精美书本上的花房图画相似，那幅画也是新年礼物，但不是赠给孩子们，而是赠给书中女主人公莉莉小姐的，它使孩子们如此着迷，以至他们现在虽已老迈，但仍然认为那些幸运年代的冬天是最美好的季节。过路人踮起脚往往就能看见在这冬季花园的深处，在各式各样的乔木的内侧（从街上看进去，亮着灯的窗子仿佛是儿童花房——图画或实物——的玻璃罩），一位身着礼服、纽扣上插着一枝栀子花或石竹花的男人，正站在一位坐着的女士面前，两人的轮廓影影绰绰，如同一块黄玉中的两个凹雕，客厅充满了茶炊——当时是新进口货——的雾气，这种茶炊雾气今天仍然有，但人们习以为常，不再理会。斯万夫人很重视这种“茶”，她认为对男人说“您每天晚一点来，我总在家，您来喝茶”这句话既新颖又有魅力，她暂时用英国口音，并伴之以温柔甜蜜的微笑，因此对方十分认真，神情严肃地向她鞠躬，仿佛此事至关重要，奇异不凡，人们应该肃然起敬，决不可掉以轻心。斯万夫人客厅里的鲜花不仅具有装饰性，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个与时代无关，仅与奥黛特旧日生活有关的原因。她曾经是交际花，大部分时间和情人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她家中，因此她要安排好自己的家。在体面女人家里所看到的，并且被体面女人认为重要的东西，对交际花来说就更为重要。她每天的高峰时刻不是穿衣去给别人观赏，而是脱衣和男人幽会。她无论穿便袍还是穿睡衣，都必须像出门打扮一样风度翩翩。别的女人将珠宝炫耀于外，而她却将它藏于内室。这种类型的生活，要求并且使人习惯于一种隐秘的、几乎可以说是漫不经心的奢侈。斯万夫人的这种奢侈也扩及花草。在她的安乐椅旁总有一个硕大的水晶玻璃盆，里面全都是帕尔马蝴蝶花或是花瓣散落在水中的雏菊花。花盆似乎向来访者证明这是她所喜好的消遣——正如她喜欢独自喝茶一样，可惜被不速之客打断了。这种消遣甚至比喝茶更亲密，更神秘。因此，当来客看到展示在她身旁的鲜花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向她道歉，仿佛他翻看了奥黛特尚未合上的书的标题，而标题会泄露她读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她此刻想的是什么。何况鲜花比书籍更有生命。人们走进客厅拜访她，发现她并非单独一人而惶惑不安；人们和她一同回家，看到客厅并非空寂而惶惑不安。这些鲜花在客厅中占有神秘的地位，它们与人所不知的女主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们不是为来访者准备的，而是仿佛被奥黛特遗忘在那里。它们以前和现在都与奥黛特密谈，因此，人们害怕打扰它们，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如稀释水彩般的、淡紫色的帕尔马蝴蝶花，徒劳地试图窥见其中的奥妙。从十月底起，奥黛特尽量按时回家喝茶，当时它仍然称作five o'clock tea（五点钟的茶），因为奥黛特听说（并喜欢向别人重复）维尔迪兰夫人办沙龙正是为了告诉别人她这个钟点一定在家。奥黛特也想办一个沙龙，与维尔迪兰沙龙同一类型，但是更自由，用她的话说，senza rigore。因此，她仿佛是德·莱斯比纳斯小姐，从小集团中的迪·德方夫人那里夺来最讨人喜欢的男人，特别是斯万，好另立门户。按某种说法，在她的分裂活动和隐居生活中，斯万一直追随她，然而，尽管她能轻易地使不了解往事的新交相信她的话，她自己却并不信服。然而，当我们喜欢某些角色时，我们一再在众人面前扮演，又一再私下排练，因此想到的往往是它们虚幻的见证，而将真实几乎遗忘殆尽。斯万夫人整天在家时，穿着双绉丝便袍，它如初雪一般洁白纯净，有时穿着百褶薄纱长袍，上面洒满了粉色和白色的花瓣。今天，人们可能认为这身装束与冬天不相称，其实不然。这些轻盈的丝绸和柔和的色彩使她（那时的客厅挂有门帘，十分闷热，描写沙龙生活的小说家当时最高的褒词便是“舒舒服服地垫得厚厚的”）像她身边那些仿佛冬去春来裸露出肉红色的玫瑰花一样显得娇弱畏寒。地毯使脚步声难以觉察，女主人又隐坐在客厅一角，毫不觉察你的到来，因此，当你来到她面前时，她仍在埋头看书，这增加了浪漫性，增加了魅力——仿佛突然发现奥秘，至今我们记忆犹新。斯万夫人穿的便袍当时已不时新，大概只有她还仍然穿着它们，因此仿佛是小说中的人物（只有亨利·格雷维的小说中才见过这种便袍）。此刻是初冬，奥黛特客厅里硕大的菊花万紫千红，这是斯万从前未在她的寓所见过的。我赞赏它们——当我闷闷不乐地拜访斯万夫人时，我的失意使这位希尔贝特的母亲具有浓厚的神秘诗意，因为她第二天会对女儿说：“你的朋友来看我了”——可能是由于那些菊花或是和路易十五式丝椅垫一样呈浅粉色，或是和她的双绉睡袍一样雪白，或是和她的茶炊具一样呈铜红色，它们给客厅的布置又加上一层装饰，这层装饰也同样艳丽高雅，但却具有生命，而且只能持续几天。使我尤为感动的是，与十一月黄昏薄雾中的夕阳所放射的绚丽的红色或深褐色相比，菊花的颜色并非转瞬即逝，它持续的时间更长。我看见阳光在空中暗淡下去，我跨进斯万夫人家，发现阳光再现，转移到菊花那火焰般的色彩上。这些菊花仿佛是高超的彩色画家从瞬息万变的大气和阳光中猎取来装点住宅的光彩一样，它们敦促我抛开深沉的忧郁，利用喝茶的这个小时去贪婪地享受十一月份短暂的乐趣（这乐趣闪烁在我身旁那亲切而神秘的菊花光辉之中）。可惜，我所听见的谈话并不能使我达到这光辉，谈话与光辉毫无共同之处。时光不早，但是斯万夫人温柔地对戈达尔夫人说：“啊不，还早呢，别瞧钟，还不到时间，钟也不准。您有什么事要急着走呢？”同时又朝并未放下小皮夹的教授夫人递去一小块馅饼。
“何况，”我心里想，“去斯万家消磨时光，我这不是和贝戈特一样吗？”我父母几乎认为，既然我和名作家同在一沙龙，那么，在那里度过的时光一定能大大促进天才，虽然我十分懒惰。不从本人内部发挥天才，而从别人那里接受天才，何其荒谬！这就好比是一个根本不讲卫生、暴食暴饮的人仅仅依靠和医生经常共餐而居然保持健康！然而，这种幻想（它欺骗我和我父母）的最大受害者是斯万夫人。当我对她说我来不了，我必须留在家里工作时，她那副神气仿佛认为我装腔作势，既愚蠢又自命不凡。
“我并不需要这样做，夫人，我这人很随和。”戈达尔夫人轻声说，“首先，我没有您这样的特权地位。”她略略提高声音。每当她在谈话中塞进微妙的殷勤和灵巧的恭维，以博得好感并有益于丈夫的事业时，她总是这样略略抬高声音以增强效果的，“其次，我对教授是鞠躬尽瘁的。”
然而，这种友好关系的恢复仅仅持续了片刻，即我去斯万家的路上。它的破灭并不是因为膳食总管（他很喜欢我）对我说希尔贝特不在家（当晚我从遇见她的人口中得知她确实不在家），而是他的说话方式：“先生，小姐不在家，我向您担保她确实不在家。先生如果想打听清楚，我可以去叫小姐的随身女仆。先生尽可相信我会尽一切努力使先生高兴的。小姐要是在家，我会立刻领先生去见她。”这番话的唯一重要意义在于它的自发性，因为它对矫饰的言语所掩盖的难以想象的现实进行了X光透视（至少是粗略的）。这番话证明，在希尔贝特身边的人眼中，我是个纠缠者。这些话刚从他口中说出来，便在我心中激起仇恨，当然，我乐于将他，而不是将希尔贝特，当做仇恨的对象。我将对她的全部愤怒集中倾泻在他身上，这样一来，我的爱情摆脱了愤怒，单独存留下来。然而，这番话也表明短期内我不应去找希尔贝特。她会写信向我道歉的。尽管如此，我不会马上去看她，我要向她证明没有她我照样可以活下去。再说，等我收到希尔贝特的信后，我能更轻易地忍受与她暂不见面之苦，因为只要我想见她便一定能见到。为了承受这故意设计的分离而不至过于痛苦，我的心必须摆脱可怕的疑虑，例如莫非我们从此绝交，莫非她与别人订婚走了，被劫走了。接下来的几天和新年那个星期十分相似，因为当时我不得不在没有希尔贝特的情况下继续生活。不过，当时我很清楚，那个星期一结束，她便会回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便会像以前一样见到她，另一方面，只要新年假不结束，我去香榭丽舍大街也没有用。因此，在那个已经遥远的、愁闷的星期中，我平静地忍受忧愁，既无恐惧也不抱希望。但现在却不然，这后一种感情，即希望，几乎像恐惧一样，使我痛苦得难以忍受。
“啊！我真喜欢这故事，妙极了！”斯万夫人说，接着又向戈达尔夫人建议道：“医生出诊的日子，您至少能享受一下可爱的家，和花草书本及您喜欢的东西做伴吧。”
“就这样，她直截了当地给了那位女士两下，砰，砰，她可不含糊。事先一点风也不透，这个小坏蛋，像猴子一样机灵。您是幸运者，您能克制自己，我特别羡慕那些善于掩饰思想的人。”
这样一来，无论是斯万夫妇，还是我父母——他们在不同时刻似乎应该阻止我——都再没有对我轻松的生活提出异议，这种生活使我能够尽情地，如果不是平静地，至少是陶醉地和希尔贝特相见。在爱情中无平静可言，因为人们永远得寸进尺。从前我无法去她家，便把去她家当做高不可攀的幸福，哪里会想到在她家中将出现新的烦恼因素。当她父母不再执意反对，当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时，烦恼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每天都开始一种新友谊。夜间归来，我总想到某些对我们的友谊至关重要的事，我必须和希尔贝特谈，这些事无穷无尽也永不相同。但我毕竟感到幸福，而且这幸福不再受任何威胁。其实不然，威胁终于出现了，而且，遗憾的是，它来自我认为万无一失的方面，即希尔贝特和我。那些使我感到宽慰的事，那个我所认为的幸福，原本应该引起我的不安。我们在恋爱中往往处于一种反常状态，觉得最简单最常见的小事具有最大的严重性。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在我们心中有某种不稳定的东西，我们不断努力去维持它，而且，只要它未转移，我们几乎不再觉察。确实，爱情包含持久的痛苦，只不过它被欢乐所冲淡，成为潜在的、被推迟的痛苦，但它随时可能剧烈地爆发出来（如果人们不是如愿以偿，那么这痛苦早就爆发了）。
斯万和奥黛特结婚时，曾要求她不再和那个小集团来往（他这样做当然有许多理由，而且，即使没有理由，他也会这样做，因为忘恩负义是一条规律，它容不得例外，它更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不是缺乏远见就是毫无私心）。他只允许奥黛特和维尔迪兰夫人每年互访两次。“女主人”的某些信徒十分气愤，认为这未免太过分，为她鸣不平，因为多年以来，奥黛特，甚至斯万，一直被她视为上宾。小集团中诚然有虚情假意的兄弟，他们不去维尔迪兰夫人家，而是偷偷地赴奥黛特的约会，而且，万一事情泄露，他们便借口说想见见贝戈特（尽管“女主人”说贝戈特不去斯万家，又说他毫无才华可言，但她仍然想方设法——用她的话说——吸引他），但小集团中也有“过激分子”，他们对妥善的个别处理方式（它往往使当事人避免采取极端态度来对待某人）一窍不通，而是盼望维尔迪兰夫人与奥黛特一刀两断（这个愿望当然落空），使奥黛特从此再不能得意洋洋地笑着说：“自从分裂出来，我们很少去‘女主人’家。我丈夫还是单身汉时，去她家比较容易，可是结婚以后就不那么容易了……说老实话，斯万先生受不了维尔迪兰大妈，所以他也不愿意我和她经常来往。而我呢，作为忠实的妻子……”斯万陪同妻子出席维尔迪兰家的晚会，但是当维尔迪兰来看奥黛特时，他往往回避。因此，如果“女主人”在座，他就让阿格里让特亲王一个人进去。奥黛特单独将亲王介绍给维尔迪兰夫人，她不愿意维尔迪兰夫人在这里听见默默无闻的姓氏，而愿意让她看到许多陌生面孔，从而自认为置身于贵族名流之中。奥黛特的这番算计十分奏效，维尔迪兰夫人当晚便带着鄙夷的神气对丈夫说：“她的朋友们真可爱，的确是反动势力的精华！”
“不，您知道，我是罗德尼兹商店的信徒，再说，这是改的。”
“您看上去真漂亮。是勒德弗商店做的？”
父母希望贝戈特在我身上所发现的智慧能化为杰出的成就。在我还不认识斯万夫妇时，我以为我无心写作是因为我不能自由地和希尔贝特见面，是因为我焦灼不安。可是当他们向我敞开家门时，我在书桌前刚刚坐下便又起身向他们家跑去。我从他们家归来，独自一人，但这只是表象，我的思想仍无法抗拒话语的水流，因为在刚才几个小时里，我机械地听任自己被它裹挟。我独自一人，但继续臆造可能使斯万夫妇高兴的话语，而且，为了使游戏更有趣，我扮演在场的对话者，我对自己提出虚构的问题，目的是使我的高见成为巧妙的回答。这个练习虽然在静默中进行，但它却是谈话，而不是沉思。我的孤独是一种精神沙龙，在这个沙龙中，控制我话语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想象的对话者；我表述的不是我认为真实的思想，而是轻手拈来的、缺乏由表及里的反思的思想，因此我感到一种纯粹被动的乐趣，好比因消化不良而待着不动时所感到的被动乐趣。
“怎么，这么便宜，简直是白给的。人家告诉我的比这要贵三倍。”
如果我不是作长期写作打算的话，那我也许会急于动笔。既然我这个打算确定无疑，既然再过二十四小时（明天是一个空白的框框，我还没有进去，所以框中的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我的良好愿望便能轻易地付诸实现，那又何必挑一个写作情绪不佳的晚上来动笔呢？当然，遗憾的是，随后的几天也并非写作的吉日。既然已经等待了好几年，再多等三天又有何妨。我深信到了第三天，我一定能写出好几页，所以我对父母绝口不提我的打算。我宁愿再忍耐几个小时，然后将创作中的作品拿去给外祖母看，以安慰她，使她信服。可惜的是，第二天仍然不是我热切盼望的广阔的、行动的一天。当这一天结束时，我的懒惰，我与内心障碍的艰苦斗争仅仅又多持续了二十四小时，几天以后，我的计划仍是纸上谈兵，我也就不再期望它能立即实现，而且也再没有勇气将这件事作为先决条件了。于是我又开始很晚睡觉，我不必再抱着明晨动笔的确切幻想早早躺下。在重新振作以前，我需要休息几天。有一天（唯一的一次），外祖母鼓起勇气，用失望的温柔口气责怪说：“怎么，你这项写作，没有下文？”我怨恨她居然看不出我一旦决定决不更改。她的话使我将付诸实行的时间又往后推，而且也许推迟很久，这是因为她对我的不公正使我烦恼，而我也不愿意在烦恼的情绪下动手写作。她意识到她的怀疑盲目地干扰了我的意图，向我道歉，并亲吻我说：“对不起，我再什么也不说了。”而且，为了不让我泄气，她说等我身体好了，写作会自然而然地开始。
你所爱的人可能给你带来辛酸的悲伤，即使当你被与她（他）无关的忧虑、事务、欢乐缠住而无暇顾及也罢。但是，如果这悲伤——例如我这次的悲伤——诞生于我们浸沉在与她见面的幸福之中时，那么，在我们那充满阳光的、稳定而宁静的心灵中便会产生急剧的低压，从而在我们身上掀起狂烈风暴，使我们没有信心与它抗争到底。此刻在我心中升起的风暴无比凶猛，我告辞出来，晕头转向，遍体鳞伤，同时感到只有再回去，随便找一个借口再回到希尔贝特身边去，我才能喘过气来。但是她会说：“又是他！看来我对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总会回来的，走的时候越痛苦，回来时就越顺从。”我的思想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将我拉回到她身边。当我到家时，这些变幻不定的风向，这种内心罗盘失调的现象依然存在，于是我动笔给希尔贝特写了些前后矛盾的信。
“是吗，挺有派头！”
“可是贝戈特要来的。难道您认为他的作品不好？不久以后会更好的，”她接着说，“他给报纸写的文章更尖锐，更精炼，不像他的书那样有点嗦。我已经安排好，请他以后给《费加罗报》写社论，这才是the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lace（最恰当的人在最恰当的位置上）。”
“人们就是这样写历史的。”医生的妻子回答说。接着她指着斯万夫人送她的围脖缎带说道：“您瞧，奥黛特，您还认得吗？”
她又说：“来吧，他最清楚您该怎么做。”
每次去看斯万夫人以前，我总要打听清楚她女儿是不是确实不在家，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我决心与她断交，也因为我仍希望和解，这个希望重叠在断交的意图之上（希望和意图很少是绝对的，至少并不总是绝对的，因为人的心灵有一条规律，它受突然涌现的不同回忆所左右，这规律即间断性），并且使我意识不到这个意图的残酷性。我很清楚希望极为渺茫。我像一个穷人，如果他在啃干面包时心想等一会儿也许有位陌生人会将全部家财赠给他，那么他就不会那么伤心落泪了。为了使现实变得可以忍受，我们往往不得不在心中保留某个小小的荒唐念头。因此，如果不和希尔贝特相遇，我的希望会更完好无损——虽然与此同时，我们的分离更成为现实。如果我在她母亲家与她迎面相遇，我们也许交换几句无法弥补的话，那会使决裂成为永恒，使我的希望破灭，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新焦虑会唤醒我的爱情，使我难以听天由命。
我给希尔贝特刚写了一封信来发泄怒火，但也故意安排了几句貌似偶然的话，女友可以抓住这些救命圈与我和解；但片刻以后，风向变了，我写下一些温情脉脉的句子，使用某些甜蜜而悲伤的短语，例如“永不再”之类。使用者认为这些词句感人肺腑，而那位读信的女人则会认为枯燥乏味，或者她觉得这统统是假话，将“永不再”解释为“今晚如果你需要我”；或者她相信这是真话，因此意味着永远分手（和我们所不爱的人分手何足为惜）。既然我们正在恋爱，我们便不可能像将来不再恋爱时那样行事，我们无法想象那女人真正的心理状态，因为，虽然明知她冷漠无情，但我们仍然遐想她以爱恋者的口吻说话（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用美丽的幻想欺骗自己，或是为了解脱沉重的悲伤）。我们面对所爱的女人的思想举止，犹如古代最早的科学家面对大自然现象（科学尚未建立，未知事物尚未被解释），茫然失措，甚至更糟。我们看不到因果关系，看不到这个现象和那个现象之间的联系，我们眼中的世界像梦幻一般缥缈不定。当然，我试图克服这种紊乱，试图寻找原因。我甚至试图做到“客观”，认真考虑希尔贝特在我眼中的地位，我在她眼中的地位，以及她在别人眼中的地位，它们是多么悬殊！如果我看不到这种悬殊性，那么我就会把女友简单的殷勤看做炽热爱情的流露，把我自己滑稽可笑、有失体面的行为看做对美貌的简单优雅的倾爱。但是我也害怕走到另一个极端，以致把希尔贝特的不准时赴约和恶劣情绪看做是无法改变的敌意。我试图在这两种同样歪曲真相的观点中找出正确反映事物的第三种观点，我为此而作的种种计算稍稍缓和了我的痛苦。我决定第二天去斯万家（也许是服从于这些计算的结果，也许是我使计算表达了我的心愿），我很高兴，就像一个人本不愿旅行，并为此烦恼多时，最后来到车站才下决心取消旅行，于是高高兴兴回到家中解开行装。在人们犹豫不决时，采取某种决定的念头（除非不采取任何决定，从而使念头丧失生命力）像一粒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勾画出完成行动后所产生的激情的种种轮廓，因此，我对自己说，不再与她见面仅仅是想法而已，我却像实有其事那样感到痛苦，何其荒唐！再说，既然我最终会回到她身边，又何必作如此痛苦的决定和允诺呢？
门帘掀开了一半，伸进一个脑袋，他毕恭毕敬、彬彬有礼，戏谑地假装唯恐打扰众人，这是斯万。“奥黛特，阿格里让特亲王正在我的书房，他问能不能来看看你。我该怎样回答他呢？”“我很乐意。”奥黛特显然满意地说，但脸色平静。这很自然，因为她曾接待过高雅人士（即使在她当交际花的时期）。斯万将这个批准令带去给亲王。如果不是在这个空隙里维尔迪兰夫人走了进来，他就要领着亲王回到妻子身边。
我最后一次去看希尔贝特时，下着雨。她被邀参加舞蹈训练，但她和那家人不熟，不能带我去。那天我比往常服用了更多的咖啡因以抵御潮湿。斯万夫人大概因为天气不好，或者因为对聚会的那家人有成见，所以在女儿出门时很生气地唤住了她：“希尔贝特！”并且指指我，表示我是来看她的，她应该留在家里陪我。斯万夫人出于对我好意而发出——或者喊出——“希尔贝特”，但是希尔贝特一面放下衣物一面耸耸肩，我立刻意识到这位母亲在无意中加快了我和女友逐渐分手的过程，而在此以前，这个过程也许还可以阻止。“没有必要天天去跳舞。”奥黛特对女儿说，那副明哲的神气大概是她以前从斯万那里学来的。接着她又恢复奥黛特的常态，和女儿讲起英语来，立即，仿佛有一堵墙将希尔贝特的一部分遮盖起来，仿佛有一个邪恶的精灵将我的女友从我身边裹胁而去。对于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我们可以用透明的思想来替代不透明的声音，但是我们所不熟悉的语言却像一座门窗紧闭的宫殿，我们所爱的女人可以在那里与人调情，而我们被拒之门外，绝望已极却无能为力，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阻止不了。这场英语谈话中常出现某些法语专有名词，它们仿佛是线索，使我更为不安。要是在一个月前，我会一笑了之，然而此刻，虽然她们一动不动地在咫尺之内谈话，我却感到这是残酷无情的劫持，剩下我孤苦伶仃。最后，斯万夫人总算走开了。这一天，也许因为希尔贝特埋怨我身不由己地阻碍她去跳舞，也许因为我故意比往日冷淡（我猜到她生我的气），她脸上没有一丝欢乐，干涩木然，闷闷不乐，仿佛整个下午都在怀念我的来访使她未能跳成的四步舞，仿佛整个下午都在责怪所有的人，当然首先是我，责怪我们竟不理解她如此钟情于波士顿舞的奥妙原因。她仅仅时不时地和我交换几句话，天气如何啦，雨愈下愈大啦，座钟走快了啦，中间还夹着沉默和单音节字。我作绝望挣扎，执意要糟蹋这些原本应该献给友谊和幸福的时刻。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么生硬，那么空洞而荒谬，这一点倒使我得到安慰，因为希尔贝特不会将我平庸的思想和冷漠的语气当真的。尽管我说的是：“从前这个钟仿佛走得慢。”她理解我的意思是：“你真坏！”在这个雨天，我顽强奋斗，延长这些没一丝阳光的话语，但一切努力均属枉然，我知道我的冷漠并非如佯装那般凝固不变，希尔贝特一定感觉到，既然我已说了三遍“白天变短了”，如果我再贸然重复第四遍，那我一定难以自制，会泪如雨下。她现在的模样，眼中和脸上毫无笑意，忧愁的眼神和阴郁的脸色充满令人懊丧的单调。这张脸几乎变得丑陋，就像那单调枯燥的海滩，海水已经退得很远，它在那固定不变的封闭的地平线之内的闪光千篇一律，令人厌烦。最后，我看到希尔贝特仍然不像我好几个小时以来所期望的那样回心转意，便对她说她不够意思。“你才不够意思呢。”她回答说。“我怎么了？”我自问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一无所获，便又问她。“当然啦，你认为自己很好！”说完后她笑了很久。于是我感到，我无法达到她的笑声所表达的另一层思想，另一层更难以捉摸的思想，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她的笑似乎意味着：“不，不，我根本不信你的话。我知道你爱我，不过我无所谓，我不把你放在眼里。”然而我又提醒自己，笑毕竟不是一种明确的语言，我怎能肯定自己理解正确呢，何况希尔贝特的话还是富有感情的。“我什么地方不好？告诉我，我一定按你的话去做。”“不，没必要，我没法和你解释。”刹那间，我害怕她以为我不爱她，这是另一种同样强烈的痛苦，它要求另一种逻辑。“你要是知道使我多伤心，那你会告诉我了。”如果她怀疑我的爱情，那么我的伤心会使她高兴，但此刻却相反，她很生气。我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决心不再相信她的话，随她说：“我一直爱你，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罪人们往往说他们的清白无辜将大白于天下，然而，出于神秘的原因，这一天永远不会是他们受审的那一天）。我鼓起勇气，突然决定不再和她见面，但暂时不告诉她，因为她不会相信这话的。
“要从这里出去可不容易。”邦当夫人对斯万夫人说。这句话表达了戈达尔夫人的感想，她惊奇地大声说：“可不是，我的小脑瓜里也总是这么想的。”她的话得到赛马俱乐部先生们的赞成。当斯万夫人将他们介绍给这位毫不可爱、平庸无奇的矮女人时，他们仿佛受宠若惊，一再致敬，而戈达尔夫人对奥黛特显赫的朋友也十分谨慎，用她的话说，“严阵以待。”（她喜欢用高雅的字句来表述最简单的事物）“您瞧瞧，连着三个礼拜三您都失约。”斯万夫人对戈达尔夫人说。“可不是，奥黛特，有多少个世纪、多长的日子我们没见面了。我这不是认罪了吗？不过，您知道，”她用一种过分腼腆和含糊的神气说（虽然是医生的夫人，她谈起风湿病或肾绞痛来也不直截了当），“我遇到不少小麻烦。各人都有难念的经嘛！我的男仆中出了一场风波，其实我并不比别的女人更看重权威，但是，我不得不辞退膳食总管，以示警戒，他也正想找一个更赚钱的工作。他这一走几乎引起内阁全体辞职，连我的贴身侍女也不愿意留下，那场面可以和荷马媲美。不过，我终于掌稳了舵，这个教训使我获益匪浅。瞧，我用这些仆人的琐事来使您厌烦。您也知道，不得已进行人员调整，这是多么伤脑筋的事。您那位漂亮女儿不在家？”她问道。“不，我那位漂亮女儿在女友家吃饭。”斯万夫人回答，同时转身对我说：“我以为她给您写过信，让您明天来看她哩。”接着又对教授夫人说：“您的婴儿怎么样？”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斯万夫人的话向我证明，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和希尔贝特见面，而这正是我前来寻找的安慰，正因为如此，我这段时期的访问成为必不可少的。“没有，我今晚给她写几个字。再说，希尔贝特和我再不能见面了。”我说话的语气仿佛将这分离归结为某个神秘原因，这样一来，我可以保持爱情的幻想，我谈到希尔贝特和她谈到我时的温柔口吻使这幻想不至于破灭。“您知道她十分爱您。您明天真的不来？”斯万夫人说。一阵喜悦突然使我飞了起来，我心里想：“为什么不来呢？既然是她母亲亲自请我？”但我立刻堕入忧愁之中。我担心希尔贝特看到我时会认为我最近的冷淡是伪装的，因此我宁愿继续不见面。在个别交谈中，邦当夫人抱怨说她讨厌政治家的夫人们，并且装腔作势地说所有的人都可厌和可笑，她为她丈夫的地位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