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7日
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到处笼罩着一种精神浪漫的氛围，这本书的受欢迎是此种氛围的一个反映。在那个年代，国门开放不久，从前被堵在门外的现代西方思潮一股脑儿地涌了进来，人们陶醉于各种新的或似乎新的思想、理论、观念，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皆是激动人心的名字，谈论他们成了一种时尚。在回顾那个年代时，学界有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随着体制的转型和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普遍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
在这本书里，我主要是把尼采当作一位人生哲学家看待的。读他的著作，最使我震撼的是他面对人生难题的无比真诚的态度。我自己对人生也有许多困惑，然而，在我生长于其中的那个体制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取代了一切思考，人生思考始终处在失语状态。与尼采相遇，我的最大收获之一是找回了人性的语言。我仿佛突然发现，我完全不必再用意识形态语言曲折地表达我的人生思考了。耶稣说，把恺撒的给恺撒，把上帝的给上帝。套用此言，把意识形态的给意识形态，把人性的给人性，道理就这么清楚。尼采是一面镜子，我从中看清了自己的性质，从此愉快地走上了属于我自己的哲学之路。
对于今天的青年，我期待本书会有一种交流的价值。我完全理解你们在今天社会中所承受的巨大生存压力，无意劝你们仿效我们当年的精神浪漫。但是，读了这本书，也许你们会同意，浪漫并不限于物质，在财富的时代也应该给精神生活保留一个位置。一个四十岁的青年在本书中向你们说话，希望你们不做二十岁的老人。
二十年后的今天，时代场景又一次发生巨变。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学人已从中青年逐渐步入老年，那么，与人相比，时代似乎老得更快。当年以思潮为时尚的精神浪漫，已被今天以财富为时尚的物质浪漫取代，最有诗意的东西是金钱，绝对轮不上哲学。回想起那个精神浪漫的年代，真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那个年代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的传说。
那么，现在来出版这个纪念版，莫非是为了怀旧？应该不是。尼采所揭示的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问题，包括传统价值的崩溃，信仰的空白，自我的迷失，文化的平庸，在今天并不是解决了，反而是更加尖锐了。如果说在转型初期的当年，我是凭借热情和预感去理解尼采的思考的，那么，在转型日益深入和艰难的今天，一方面，思潮早已消退，另一方面，病象业已明显，人们也许可以更加冷静也更加具体地思考尼采所揭示的问题了。
书出版后，反响之热烈出乎我的意料，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一再被列在大学生最喜爱的书籍之榜首，在新潮青年艺术家群体中也获得了众多的知音。之所以会有如此轰动效果，据我自己分析，原因有三。其一，在我国长期的宣传和教学中，尼采哲学一直遭到全盘否定，被简单地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开始出现了正面评价和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这本书毕竟是第一部旗帜鲜明的著作，把一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还原成了一个真诚思考人生问题的个性鲜明的哲学家，评价上的这种巨大逆转自然会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二，这本书的文字风格不同于一般哲学书，流畅而富于激情，因而能给人以新鲜感，也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书中借尼采之口谈了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考。当我对尼采发生巨大共鸣之时，实际上已把尼采在昨日欧洲思考的问题转换成了我自己的问题，而读者的巨大共鸣表明，它们也是今日中国许多人面临的问题，触及到了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机。
任何纪念都是一种提醒，让人想起被纪念之物已成过去。对于我来说，这个纪念版所提醒的，首先是我生命中二十年光阴的消逝。二十年，人的生命中一个完整的季节，足以使青年变中年，中年变老年。平时日子一天天过，浑然不觉，现在一提醒，蓦然回首，那个风华正茂的年代已是遥远的记忆。
在当时写的“前言”中，我把尼采的人生哲学归纳为两点，一是健全的生命本能，二是超越的精神追求。这样的一个归纳，既是对尼采的理解，也凝聚了我自己的思考。生物性和精神性是人性的两端，一个人惟有两端皆发育良好，拥有健康的本能和高贵的灵魂，才是优秀的人。一个社会惟有为产生这样的人提供合宜的环境，由这样的人组成，才是美好的社会。可是，在我们的传统中，本能和精神都受到压制，我们宁肯牺牲两端以成全中间的社会性，结果得到的是一种抹杀个人的平庸的社会性。出于切身感受，我心中踊动着为个人的优异正名的强烈愿望，而阐释尼采哲学恰好使我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
毫无疑问，这样写出的一本论述尼采的书，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我自己的浓郁颜色，以至于当时就有读者说，读了这本书，不知道是否懂得了尼采，却懂得了周国平。不过，现在我依然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强烈的共鸣，是尼采思想对我的经验的唤醒，在我的经验中的复活，我基本上没有误解他。当然，我对他的理解还很不全面，只看到了他的一个方面，但的确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现在重读这本书，我发现它也的确像是一本年轻人的著作，具有年轻人著作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当时的我，虽然读了尼采的一些作品，还正在翻译《悲剧的诞生》等著作，但远未下过系统研究的功夫。对于这位我要论述的哲学家，我几乎是凭着一种直觉去把握的，相信自己和他有着超越历史和民族的沟通，完全不顾忌客观研究所必须保持的距离。在写作时，我分不清究竟是尼采的声音在通过我喊出，还是我的声音在通过尼采喊出。我也不想分清，因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心中的熔岩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
这本书可以算我的处女作，虽然我写它时已四十岁，不折不扣一个中年人了。此前的漫长岁月里，我也总在写点什么，但真实的想法往往只能诉诸私人日记，不可能公开发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解冻，上天终于给了我们这一代学人一个迟到的青春。那些日子里，万物复苏，百废待新，我们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一个个都觉得自己还年轻。当时我真的年轻，单身住在一间地下室里，吃最简单的食物，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内心充满孤独感和激情，不到两个月，一气写出了这部十几万字的稿子。
周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