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的小哥哥很快就坠入情网，那女孩子跟他同班，就住我们楼上。那时哥哥正准备考高中。
我再三给哥哥保证今后绝不叫肚子饿，恳求哥哥千万别缀学。红房子我们这一代，个个自视人中龙凤，当不当得成英雄只好看战争机会，但大学的门，是人人都瞅准要进的。哥若初中都不能毕业，父母亲不知会气成什么样。
3个月后哥哥有信来了，厚厚的写了5张纸。父亲阅毕，低声骂了句“混账儿子！”把信扔到一边。过一会儿，点燃板烟丝，又重新拿起那封信，看得很慢。烟斗被吸得丝丝响，那朵红光明明暗暗就像父亲眼中的怒火。
天哪！原来是“大路上，远远地走来一群茨岗……”我一把拍掉他手上那张纸就开始笑，拼命笑，怎么也止不下来，笑得肠胃肚皮一起痉挛痛苦不堪。待我死死咬住牙关终于忍住笑时，已经觉得自己快要虚脱……
从第一天住进红房子，四哥就喜欢给我背诵诗篇，还特别交待在听他读诗的时分，一定要同时想象诗句描述的意境，说只有由诗句带入意境又出意境薰陶心灵，才能真正欣赏到诗人美好的情怀。我就频频点头。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难听得吓人，带着极为原始的广东腔，我要一面听一面在心中随即翻译成普通话，所以，往往顾得上词义就顾不上意境，就不但无法欣赏诗人的情怀，反而把自己的神经弄得紧张兮兮的。广州话，我已经一句都不会说，但听起来还没忘光，有时就可以猜得出四哥念的是什么，有时就让我彻底糊涂。比如有一次，四哥带我去嘉陵江边散步，说：“妹妹，你喜欢汽缸吗？”我说我对汽缸一窍不通。他说那是普希金的长诗，诗中渗透一种悲壮而无奈的美丽，就突然把音调压得深沉宽广，那面容慢慢蒙上一层淡淡的忧伤，诵道；“大漏巷，远远地走来一捆汽缸……”
四哥就把我放上他的背，一级一级去登那溜长长的石梯。我半死不活心有余悸，只好在他耳边软软央求，说：“哥，好哥哥，你今天就别再念诗了，行么？”一路到家果真他就不再念。而且从此以后，他就叫我为他念诗。
哥叫我不要看女孩写的纸条，我就不看。不过她给我一种才高八斗的印象：因为哥哥的诗写好后还要叫我共同斟酌方敢送出；而她，看看馒头看看诗，微笑浅浅，素手纤纤，移过草稿本想也不想，就写。就撕，就迭成三角形给了我，并且那纸条转到哥哥手上后，还能叫他沉醉好一会哩！
幸好市政府的饭堂依然供应白面馒头。爸那份饭票就全买了白面馒头，以保证在全家的晚餐中每人有一个。分给四哥的，就一个接一个都跑去楼上那位“红房子的塔吉雅娜”手里。哥哥的诗越写越绵长，他的馒头却越变越小巧——因为我那时实在太不懂事，也因为那时我实在太饿，就将层馒头皮撕得越来越厚……女孩依然什么都不说。直到有一天，她纤纤索手拈起那个被我撕成一颗心形的白面馒头下楼去，我才吓得魂飞魄散发现自己闯了祸，回过神来，赶紧骑上楼梯扶手滑去追她认错。就眼见她已敲开哥哥的房门又顺手关上，就听见她说：“你的心意我全明白，不要这样苦自己……”我正想敲门进去坦白，她走了出来，我就说：“其实那些馒头皮……”哥就一把捂住我的嘴。
我提着皮带泥塑似地呆看着我的小哥哥。
我就“咚”的一声，直挺挺跪在爸爸面前直挺挺说：“爸爸，请您不要这样对哥哥。哥哥出走的原因也有我一份，要毙您就毙我吧。”就索性把哥哥的话来一句一句学给他听，越学就越觉得哥哥好，觉得拼着被父亲毙了也不能让他枉判了兄长的人品。最后，干脆自己判定说：“我四哥，他有颗金子般的心。他是我做人的榜样。”说完，泪水就不停往下淌。
爸爸见了哥哥留的信气得暴跳如雷，说：“胡闹！胡闹！这混账儿子太胡闹！抓回来毙了他！”
我略微清醒，就一屁股蹲在箱里怎么也不肯起来。哥在我身边坐下，说：“你看家中父母弟妹都饿成什么模样了！叫我这当儿子当兄长的如何还能那么自私只顾自己读书？”我说我家各人也并不比别人家的饿呀！红房子好多人家都开始各人锁上各人的米，蒸饭时，各人吃多少抓多少，放在自己口盅里，然后大家一起看着放进蒸笼盖好顶，蒸好后，各人取出自己的口盅采，绝对混淆不了。我家却绝无此事。虽然各人粮食定量不同，但从无吃多吃少之争。我家从来东西不上锁，家里全交给小弟的奶妈江阿姨管的。而且，按照干部级别，父亲每月有8张优待票，每票一次可以由他带一个人去政协饭堂吃一顿。虽然每票只可以买到两肉一碗汤，但干饭可以任吃，于是去的人就拼命往肚里填饭，使汤淘着；肉则原封不动拿回家，让没去的人分享。我们兄弟姐妹就和母亲、奶妈轮流跟爸去吃饭。轮到四哥，他就总说功课紧张不想去，我就总跳起来说“我替哥哥吃”。除了这8张票，还有周末的包子呢！
近近地，我看见父亲也瘦得很厉害，脸上手上，每一处棱角都显得太过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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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急忙忙去想象地描述的意境。大漏巷在哪儿里不管它，但才想到些汽缸不知被谁用不知使什么做的绳缆扎扎实实捆成庞然一堆，空空哐哐吃吃嚓嚓地远远走来，就觉得这场面十分荒诞不经，简直比什么鬼故事都叫人难以接受！就连忙止住他问：“哥是谁把这些汽缸捆在一起的？”“谁？”哥说，“当然是汽缸们自己成捆的！”我就更加糊涂，心想：“自己怎么捆自己？还是些汽缸！再说捆成一堆了，又怎么走路？还要从远远走来！”越想就把自己搞得越苦恼。大概我当时的模样已经十分可怜，我那想当行吟诗人的哥哥就叹口气掏出纸笔，把普希金的诗句写给我看。
走出大院，四哥回头，向4楼红房子的塔吉雅娜那个窗户望了最后一眼……哥这一去，就去了新疆25年。
第二十五章
……粮食更紧张了，冠生园的职工再不可以领家属回宿舍吃饭。四哥说，他当厨工的使命彻底完成了。他决定去新疆，因为新疆与苏联接壤，更靠近曾希金的故园。当时王震主管的新疆军区建设兵团来四川招人，哥哥带我去看。
这时哥却说：“其实最饿的是妈妈。”我说那怎么会？谁都知道钢铁学校属一类学校，国家给他们的粮食标准比普通学校高；这不，妈拿回的包子，比市委饭堂的还大。妈妈不但吃不完她那半个包子，还从政协饭堂买回来肉都说不大想吃的。哥说：“妹妹你怎么这样傻……钢铁学校的学生每月32斤粮食定量，每人按规定节约两斤给国家。但教师定量才24斤，必须节约3斤，能经几顿饱的？定量中绝大部分是粗粮，包子按细粮卖；我算了算，那些包子恰好用尽妈妈的细粮，她在学校肯定只能吃红薯、蚕豆和土茯苓了。真不知道妈妈平日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夜晚上厕所，好几次见妈妈正在厨房偷偷用酱油冲水喝。”我听得冷汗直冒，恨死自己那么心粗那么嘴馋。哥说；“其实这不怪你，你还小……
起初父亲每读一封就骂一句“混账儿子”，后来渐渐不骂，后来全家出发到哥哥的宿舍吃团圆饭。
女孩收了东西，也一句话都不说。也交给我一张纸。然后坐在书桌边看我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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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哥从广州来时，背上斜挂一盒小提琴，还使根柚木扁担，挑着两个白藤箱闪悠闪悠走进大院……开箱后，我见一头装了满满的书，另一头是对铸铁哑铃。他手上背上的肌肉很结实，是一块一块成板状的。我就很兴奋，问他的理想是不是参加奥运会举重像陈镜开那样夺块金牌回来。四哥却说“不”，说“我的理想是当个诗人，行吟诗人。”
哥不肯。我就说：“你走了，你的塔吉雅挪就没有馒头吃了。”哥说他已想好，一去餐厅就拼命干，一转成学徒，就向领导提出每隔一天吃两顿，将定量省给她吃。我痛苦极了哭着说：“不读书，你就写不出诗，当不成诗人了啊，哥哥！”哥哥就牵起他的衣襟给我擦泪。过了一会儿，他轻轻说：“想当诗人，最要紧的是要有诗人的气质；眼睁睁看着亲人受苦还无动于衷的人，哪里会写得出好诗，哪里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
于是我的小哥哥就挟着他的诗人气质昂昂藏藏出门去。
四哥比我大6岁。因为很迟才从乡下去广州，他入学就晚了，到重庆读初三时，已经快满18岁。
招兵旗下围着一大群年青人。招兵的军官皮肤色调厚重如熟铜，又沉稳又幽默正介绍着新疆，说的是戈壁如何广漠，草原如何美丽，说垦荒如何艰辛，战士如何优秀，说祖国多么需要，说前景多么美好……四哥报了名，去农一师所在的阿克苏。他认为那种严酷辽阔能使生命变得壮丽的地方才是养育诗人的摇篮，他要去那儿开创事业，去那儿寻找爱情，说只有让西北的太阳晒过、西北的大风吹过的姑娘，才足以完全领略一个诗人的情怀。
我的小哥哥将我的心挽进一层一层的诗的意境使我感到生活很美，很美，美得让人有时想叹气。
爸爸看着这个从小就到处闯祸的女儿，却并不再发怒，只是拉起来问道：“那个饭馆在什么地方？”我摇摇头。父亲就很耐心地说，国家是困难，但困难总会过去的。红房子的人家再艰难，也比寻常百姓的日子好过得多。说国家要建设，急需有文化有知识的生力军，哥哥没有权力逃避读书的责任。再说，全家不会有任何人赞成哥哥的选择。爸说我们兄弟姐妹是军人的后代，他一点也不怀疑他的孩子会意志坚强相亲相爱地走出困境，要我快说出哥在哪里，好趁哥还没正式上工，找将回来读书。
女孩上楼去了。我看着心形的馒头……它被红房子的塔吉雅娜放在黑色的圆规盒上，显得很白，很小，只有那么一点点，又可怜又可爱，我难过得话都说不出。哥哥把我搂到身边，拿起那颗心形的馒头默默地，一层一层剥了放进我嘴里……几天之后，我正在厨房烧红那根捅煤炉的铁条准备往四哥的皮带上扎眼——红房子的人越来越瘦，大家久不久就要在皮带上扎个新眼儿出来——哥满头汗将我招去他的房间，栓上门悄悄告诉我，他要去一家饭馆的厨房做学徒，是考上的，当晚就走。
我四哥的枕边总有几本诗集，全是俄国的。他一生崇拜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叶赛宁，就老要我读他们的诗行，他就在一边听着，常常指点我该如何去领会，指点得很细腻……就这样热情洋溢地，就这样南腔北调地，我的小哥哥将我的心挽进一层一层的诗的意境，使我感到生活很美很美，美得让人有时想叹气。
三个哥哥之中，我跟四哥最要好，无话不谈。有一天我问他，我到底有几个哥哥，有没有姐姐。“姐姐……哥哥……哎，看怎么算法罗！”他说，“你还有个大哥哥……不不，得看怎么算。”见我莫名其妙，哥挠挠头，就干脆痛快地告诉我：“妹妹，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和哥哥姐姐是一个妈妈生的，你和弟弟妹妹是一个妈妈生的。”怎么会是这样？怎么没人告诉我？哥说：“可能爸爸妈妈和两个哥哥认为小孩子不必知道太多。其实，知不知道都没关系。”我想想，觉得也是。“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哥又说。哥说他对生身母亲没任何印象，生他时，母亲正生病，一口奶没喂上就去世了。父亲和我母亲结婚后，我母亲一次一次回乡下，将我的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依序接到厂州，托给我的外婆抚养，让外婆守着他们念书。四哥说，他自己的妈妈生了大姐、二姐、二哥、三哥和他。因为父亲和叔叔手足情深，所以俩人的孩子合起来以年龄序长幼，我应该叫大哥、五哥和三姐、四姐的，乃是叔叔所出。
哥说凡考上的，都试工三月。干不好，随时叫走；干好了，3个月后算正式学徒，一个月有6块钱，包吃包住，还可带上家属，每半月在饭馆宿舍大吃一顿，饭菜不许带出门，但随便吃多少肉……哥一边说，一边把他的东西往个白藤小箱拿进拿出。
有天在饭桌上，四哥突然说他对书本最有灵感的时刻正是全家开饭的时刻，说他想做完功课才独自用餐。爸爸就皱皱眉，又点点头。第二天晚上，我睡觉前，就将哥那份夜餐端进地房间。他就从中拿起一个馒头，叫我送上楼上给那女孩。l两面粉蒸一个馒头，他的晚餐是3个馒头一碗稀饭。我有点意外，就问：“整个馒头呀？”他说：“整个。”我又问：“一小半也不剩呀？”他说：“不剩。我就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咕叫，就再问：“一层皮都不剩呀？”四哥就轻轻叹口气说：“妹妹，那你就撕一层皮吃吧。”于是凡有馒头吃的晚上，我就撕一层皮，再把个光身子馒头送到那女孩的房间。
……粮食越来越紧张了，稀饭由稠的变成稀的……由大米熬的变成小米熬的……最后米都不米，成了南瓜汤……再以后，连南瓜皮南瓜藤都熬进锅了，而馒头，就从白面粉做的变成用黑面粉，再变成包谷粉，再变成土茯苓。
哥哥去的那个饭馆在重庆名闻遐迩，叫“冠生园”。是公私合营前上海老板在解放碑开的一间分店，所以菜式都很有传统的淮扬风味。然而冠生园最获盛誉的还是点心，尤其绿豆糕。我四哥才进去100多个日子，人就长好了：不但皮带少扣了两个眼儿，就脸上都开始有了红晕；但他很快又把自己折磨瘦了。我发现他那双瘦得变大了的眼里有一抹久久融化不去的伤痛——因为红房子的塔吉雅娜不肯低下那颗骄傲的头，走进冠生园那间排列着双层架子的集体宿舍。她原封不动，让我将附着长诗的那盒绿豆糕拎走，说：“我要的是你哥哥的诗，不是冠生园的肉。”我指指那封她那纤纤素手拆都不屑拆拆的信，虽然按哥吩咐一言不发，但心中已是忿忿。她伸出一根细长流畅的食指在信封上徐徐滑过，叹息道：“你哥哥从前充满诗人的气质，想不到现在落得跟下里巴人为伍……”我听出她的音调已经含了浓浓的苦涩，还有沉甸甸的惋惜在那双长长的、杏形的眼睛眈眈留连，就知道自己是什么话都不可以说的了。
这土茯苓，原是去湿止泻的中药，那年头，人人胃里肠中本来就没有什么油花经过，却还把些土茯苓来一顿一顿连天累月吃下肚去，哪有不梗阻这理呢？于是在重庆市的个个公共厕所门前，也站起一条一条的轮子来。
哥叫我一句话都不要跟她说。我就不说。只把馒头和我哥的一首诗交给她。写着诗的纸，是迭成三角形的。那些诗，哥哥事先都叫我用四川话朗诵一次给他听，他说自己发音不准，很可能用了些广东韵脚却被那女孩将四川话来读，怕有碍她感受诗中情怀。
我叫妹妹去偷看。她钻进爸爸臂弯又跑回来，摇摇头悄悄说：“四哥的信像天书，我只看得明白‘亲爱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几个字。’”唉，我小哥哥的字跟他的普通话一样令人头疼——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写信回家，居然他就天天写。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哥哥跑哪儿去了。
我拼命吃，吃了很多肉很多饭，回家又喝了很多水。那年头，无论哪个饭馆哪个家，谁烧的菜都重重下盐，因为菜做咸了不仅耐吃，而且吃完口渴了多灌些水到肠里胃里，就不会那么快又空得发慌。但我那天实在吃得太多也喝得太多，就别说躺，连坐着都难受，于是深更夜半赤了脚，在两边楼梯1层到3层左上右落来回折腾，心想下次可再不要这般贪吃了。但每到下次，我又将自己撑得坐立不安。
我们把那个月全家的肉票油票糖票副食品票变成一桌盛筵，父亲为四哥把酒送行，称赞他“好男儿志在四方”。
哥哥的诗开头是：“啊你——红房子的塔吉雅娜！”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欧根·奥涅金那恋人的名宇称呼楼上女孩。哥说怕万一诗落到别人手中会令女孩难为情。
凡母亲从钢铁学校回来，必往家里带几个包子，搅得烂烂的不知什么菜馅里还会出现肉末！星期天早上，全家就像过大节一样欢聚在餐桌上，每人就可以分得半个——那可就是l00％的半两粮，是半两白面做的啊！我吃饭风快，不过那时连我妹妹也快起来了。妈妈反而越吃越慢，我吃完自己的就盯着她的。她每次都会说：“妈妈饱了，你帮帮忙好吗？”就会掰下一角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