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把手伸到冬日的德里纳河水里，一边思考着，现在依然在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像伊沃·安德里奇在他那永远富有教益的德里纳河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悲观呢？我为什么没有能力形成他确切预见波斯尼亚各民族之间每隔一百年势必要爆发一场战争灾难的图像呢？这到底是不是我的病态呢？难道安德里奇不是一个具有知人之明的人，如此尖锐，从而在他看来，人类的种种图像有时候会变得苍白？难道伴随着眼前的德里纳河，无望会流淌到时代的尽头？一条昔日的竹筏从我眼前划过，上面站着那个著名的形象，一个德里纳河上划竹筏的人——不对，眼前什么也没有。此时此刻，从波斯尼亚岸边传来了吉卜赛人嘹亮的喇叭声，出自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德里纳河进行曲》？—不，眼前什么都没有。
这样说，丝毫没有针对那些——胜过揭示真相——善于发现的记者，实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深入实地，并且把实地的人们卷入其中），也不是为另外那些战地研究者叫好！但的确不敢恭维那些远远手舞足蹈的乌合之众，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书写职业与法官的，甚至蛊惑人心者的角色混为一谈；多少年来，他们总是用千篇一律的笔调和画面夸夸其谈。他们身在国外，高高在上，自行其是，跟战场上那些疯狗没有两样，同样是些凶恶的战争疯狗。
面对德里纳河，我思考着；现在我坐在写字台旁，依然在思考：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在南斯拉夫战争中没有错过成长吗？没有成长为像父辈那一代如此众多的成员一样；他们自以为是、精疲力竭、见识短浅、毫无主见、近乎世故，又那样心胸狭小，而是成长为，成长为什么呢？也许是这样的：坚定而开放，或者容易接受事物，或者像歌德所说的“可教育”，还有被看作这位德国大师的格言的一对连韵诗行“天真的/不可战胜的”，连同变体“天真的-可战胜的”。以这种长大成人的方式，我，一个德国人的儿子心想着，脱离这百年的历史，脱离这一系列的灾祸，去寻求另一种历史。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压根儿说的不是“我要控诉”。我只是被迫寻求公正。或者也许真的只是迫使我产生怀疑，令我思考。
在车站售票大厅里，墙上有一张很大的班车目的地列表，就像纪念油画那么大。上面的文字跟书法一样，是当年在这里通用的西里尔字母：贝尔格莱德，在这下面，也就是最后，是斯雷布雷尼察和图兹拉。这块巨大而古老的公告牌现在已经不用了。当下的发车时刻表贴在一个角落里，草草地写在很小的一张纸上。再说，已经没有开往最后提及的两个地方的班车了。隔壁的咖啡馆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大厅，空荡荡的，只有一位老妇人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旁，不知是老板还是服务员。里面有两个人在下棋，他们俩在接下来的半个钟头里下了大约二十盘快棋。远远的角落里有一位孤独的老人，他喋喋不休地朝着咖啡馆里说着什么，不是自言自语，而是迫切地希望有人听他说话（可惜没人听）。
我当时思考过，现在依然在思考：那种“偏执狂”，也就是对塞族人民最惯用的谴责是从哪儿来的？与之相比，德国（和奥地利）人民对于“二战”期间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巨大伤害抱什么态度呢？这只是“众所周知”，还是依然真的历历在目，在共同的记忆中，就像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灾难一样，或者只是似真似幻，就像遭受创伤的南斯拉夫人今天乃至世世代代依然感受到的？然而，南斯拉夫人因此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国际媒体集团发动的疯狂攻势，一种“人为而冷漠的回忆”，一种“幼稚的不愿忘却”——除非在此期间，一位奥地利总统候选人卷入巴尔干的事件突然间成为时下热门焦点，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只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视当下发生的一切，难道这不是一种与所谓的“偏执狂”迥然各异的精神或心灵疾病吗？一种独一无二的狂妄症？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呢？对此，那个新派哲学家格鲁克斯曼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关系到世界，可是与当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则完全不同：关系到真实的欧洲，与之并行，其余的欧洲似乎才会构建起来。在我的同龄人中，我知道几乎只有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纽约时报》上对塞族人冷酷无情的谩骂，有眼无珠，也不分青红皂白，就像挥舞着一把生锈的大刀；还有作家彼德·施奈德的一封信，同样鹦鹉学舌，渲染敌人和战争图像，随波逐流而不是冲破偏见，支持北约对所谓罪行累累的波黑的干预。此外，这封信在德国发表之前，就已经可以在《解放报》上看到法语版。接着，就是挺进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别的地方？——要变得成熟，要变得公正，不再充当这个世纪之夜的应声虫，使之变得更加黑暗；挣脱这个夜晚。耽误了？我们之后的人们？
“你可别继续走下去了！”脑子里一边这么想着，可是双腿还是伴我一起走出灌木丛，径直来到河边，经过一个出现不久的地坑，里面散落着大量的子弹壳（不，应该不是）。我蹲下身子，这时，河面显得更加宽阔，从脚上的塞尔维亚棉鞋鞋尖到波斯尼亚河岸，无非是冷冰冰雾蒙蒙的德里纳河水，湿乎乎的雪花纷纷落入水中。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会不会也在一次德-德战争中这样蹲在界河边上呢。顺流而下，将近三十公里，应该就到了斯雷布雷尼察这块飞地了。一只儿童凉鞋漂到我脚前。“你不是依然执意质疑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吗？”回到巴黎之后，S这样问我。“不，”我回答说，“但我只是想问问，怎么来解释这样一次大屠杀。正如所说的，在整个世界眼皮下，而且经过了长达三年的战争。人们说，在这场战争中，战争各方，甚至连那些战争疯狗此间都变得已经懒得再杀戮了。更有甚者，据说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系统的、预谋已久的屠杀？”为什么要这样大规模地杀戮呢？到底是什么动因？想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不进行彻底的原因调查（“精神病患者”不成其为理由），却又是赤裸裸的、无与伦比的、由市场决定的事实和假象的交易呢？
但是，难道我真的没有一次独自去塞尔维亚旅行过吗？那是一个雪天，在边境城市巴伊纳巴什塔。天刚破晓，我就出发了，心里只想着两个目的地：长途汽车站和德里纳河（我常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为了达此目的，你恐怕必须早点起来！”）。我不是要过桥去波斯尼亚，而是要去更远的地方，尽可能远离房屋和花园，去德里纳河蜿蜒流过田野和牧场的地方，这儿看看，那儿走走。
后来，我漫步穿过田野，远离最后一处城郊房舍，可是不大一会儿，我就打算放弃继续往前走了：湿漉漉的深雪灌进我的鞋里，特别是面前的雪地上看不到任何脚印，犹如在警告我。难道我还没看够德里纳河吗？可是我的双腿却不由自主地接着向前挪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一直朝着远处昏暗的河谷走去，那里就是边界和德里纳河。（在那本纯克罗地亚语词典里，“河谷”被“港口”取而代之，因为这个意思符合这个海洋之国，而我后来在另一本战前的词典中还找到了“草地”的意思。）河对岸是否也有人在看着我呢？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是一片废墟，还是尚未完工的新建筑？不，是废墟，河两岸又堆放着与房子一般高的、发黑的干草堆，仿佛已经好多年了。我终于穿过了一片洼地，仿佛所有的小鸟都聚集在这里。之前，在穿越塞尔维亚的旅途中，我曾经那样期盼着能够看到它们，有麻雀、山雀、红胸鸲、鹪鹩、戴胜和蜂鸟（不，没有蜂鸟）。我现在终于又可以从一个光秃秃的堤坝上看到德里纳河。它湍急地流去，河面宽阔，河水闪现着深绿色的光。然后，从斜坡上溜下去，越过尚未收割完的、迎风沙沙作响的玉米地，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河谷灌木丛中，我几乎觉得比在大坝上更安全。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比如德国《明镜周刊》上连篇累牍的新闻，在那里，卡拉季奇“先是喋喋不休”，然后又是“表示让步”；在那里，一次晚餐时，在美国的代顿军营——据这家消息灵通的周刊透露说，那些联邦共和国的调停人就在那里，当然是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人——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其中一位与会者被描述（？）如下：“战斗轰炸机和长崎原子弹模型，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会更喜欢哪一个呢？”（如果说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是一个出了名的恶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或者人们以前恐怕会这样说，他就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那么相比之下，米洛舍维奇则显得逊色，即使他也是个恶棍，那么也是个直到今天还相当不出名的恶棍，一个似乎有待记者去发掘的恶棍，而不是一味地对他进行谩骂和谴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呢？一个星期以后，在这些新闻中，那些因为条约而被置于伊斯兰国家统治之下的萨拉热窝塞尔维亚人“觉得自己被骗走了犹大的酬金”；《明镜》语言突然从商业通常的低俗转换为圣经似的神圣。（为此，那个不可缺少的“巴尔干专家”后来在《世界报》上撰文独一无二地认为，在下面那里，“如今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些地方，因为那里的立法者并不是本民族的代表”——难道今天才这样吗？唯独在巴尔干半岛？）《明镜》不愧是德国人的一面特殊的镜子。
在这次塞尔维亚旅行中，我唯一记录下来的东西，除了塞尔维亚语“操！”这种骂人的脏话之外，就是一个男人的告别信里的一段话。他和妻子同是当年的游击队员，在波黑战争爆发后就自杀了。在此，我重复一遍这段话的德语译文，是由扎克·拉德科维奇和兹拉特科·伯科季奇（又名阿德里安·布罗维尔）共同翻译的：
然而，我在德里纳河那里思考着，此刻在这儿继续思考着：带着这些发生在塞尔维亚的小小苦难，带着那里的些许寒冷，带着些许孤独，带着诸如雪花、帽子和奶酪的小东西走来，而边境那边则笼罩着巨大的苦难，有萨拉热窝的苦难，有图兹拉的苦难，有斯雷布雷尼察的苦难，还有比哈奇的苦难。与之相比，塞尔维亚那小小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难道这最终不就是不负责任吗？是的，我也常常一句又一句地问自己，这样一种书写是不是伤风败俗，甚至被唾弃，被禁止——正因为如此，这个书写之旅就变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冒险、危险、常常令人压抑（相信我）之旅。我深深地感受到什么叫“前有岩礁，后有漩涡”。难道讲述这小小的不足（不足挂齿），就能够冲淡、掩盖和模糊大问题吗？
天色阴暗，下着雪，周围群山环绕。汽车站很难找，根本就没有指示牌，我又不想问别人。最后，终于找到了，果然跟我想象的一样，汽车站是一座平房，坐落在被德里纳河支流冲刷而成的一片洼地上，对面就是我在巴伊纳巴什塔镇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栋房子，除了顶上有个十字架之外，一点也不像教堂。
我就这样继续蹲在德里纳河边，想到伊沃·安德里奇笔下的维舍格勒城，或者它就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溯流而上大概五十公里——尤其想到那个在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最初名为《德里纳河上有一座桥》）中塑造得如此鲜明的城市编年史作者的形象。这部小说写于“二战”期间德军占领的贝尔格莱德，男主人公在他的整个书写生涯中几乎没有记录下任何当地的重要事件，并不是由于懒惰或粗心，更多是因为自负，首先是傲慢——在他眼里，那些事件，无论怎样，根本都不值得记录下来。
我在那里继续思考着（或者想象着这样的情景）；我在这儿思考着这样的情景，坚决，一丝不苟，实实在在，觉得那里有太多报道波斯尼亚及其那场战争的记者都是些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人。他们不仅是傲慢的，而且也是虚伪的编年史作者。
而此间甚至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那家要吃掉塞族人的欧洲主流报纸，即《法兰克福汇报》上，他们在那里的仇恨代言人，也是其仇恨的根源，天天都用一种刽子手的语气（？）发表社论（“必须予以清除”，“必须予以隔离”，“一定要使之靠边站”），反对一切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东西，怒不可遏，非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位记者从居高临下的德国视角出发，为什么会走到如此口诛笔伐坚持不懈的地步。我绝对无法理解这个人，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口沫横飞地反对塞族人。然而，我此间不得不认为：莫非他和他的家人就来自南斯拉夫？他，或许他的家人，就像斯洛文尼亚哥特舍地区讲德语的人一样，“二战”后被铁托政权驱逐，无辜，遭受迫害，成为牺牲品，被剥夺了财产，就是因为他或者他的家人是德意志人？或许终归有一天，这位写手不再靠着撰写杀人的文章而同流合污，而是告诉世人，他对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怀有的不知疲倦和造成损害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然而，他当然是不会独自行动的（是的，行动）；整个报纸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我看来，与当年南斯拉夫分崩离析时这个和那个联邦共和国的政客不同：表面上看，它时而充满清醒可喜的理性，可从骨子里是一个十分阴暗的派系的喉舌，一个权力派系的喉舌，而且是一个德国权力派系的喉舌。它向外散发的是绝对和永远都不会有益的毒药：文字毒药。
这样一来，比如说，我就能够很好地理解，那个常驻波斯尼亚的《解放报》特派记者战前与其说是个南斯拉夫通，倒不如说是一个活跃的、时而可以让人赏心悦目的体育记者（尤其是在环法自行车大赛时大出风头）。可是，他从战争前线发回的加急报道，都是关于这样和那样的英雄，还有面目全非、垂头丧气、目光呆滞的战败者或者无足挂齿的士兵——然而，当他在萨拉热窝塞族人居住区看到大幅标语上写着：“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吗？”这个问题时，他为什么非要公开嘲笑这种“荒唐”和“偏执”呢？就像我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情形一样——当然不是那么好——，有这么多的国际媒体，从《时代周刊》到《新观察家》，为了把这场战争兜售给顾客们，都把“塞族人”说成是不折不扣的坏蛋，而将“穆斯林”说成十全十美的好人。
（斯洛博丹·尼科利奇，写于德里纳河边的巴伊纳巴什塔附近的佩鲁采克村，1992年10月8日。）
你现在玩起这诗意的东西？是的，如果这诗意的东西恰恰被理解为朦胧的对立面的话。或者不说“这诗意的东西”，最好说“有联系的东西”、“包罗一切的东西”——促成共同回忆的东西，因为对第二个童年，对共同的童年而言，回忆是唯一的谅解可能。
我继续在那里，在十一月的德里纳河畔思考着。而此刻在这里，在一个类似于冬日的平静的森林池塘边上依然思考着，正好有十多架直升机轰隆隆地飞过池塘上空，载着来自各个大国的首脑，从巴黎郊区的维拉库布里空军基地飞往巴黎去签订和平条约，时间是1995年12月14日：这是不是各民族之间一场程序化的文字游戏呢？即使数代人恐怕都会对此保持沉默，也许是可以遗传的，就像我在我的同胞那里所感受的一样，只要涉及塞族人，一方面是那固有的、针对帝国杀手的愤恨：“塞尔维亚必然成为死敌”；另一方面是那又像新的、居高临下和蔼可亲地冲着阿尔卑斯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的欢呼：“来吧，到我们这里来！”这样一些盲目愤怒变化无常的人会世世代代实现和维护和平吗？不会的，和平只有这样实现：让死人去埋葬死人。让南斯拉夫的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让活着的人重新回到他们的活人中。
如何实现呢？我在这里所书写的一切，不仅面向这些或那些德语读者，同样也面向这些或那些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的读者。这样做出于经验，恰恰通过间接地捕捉一些小事，那共同的回忆、那共同的第二个童年才会苏醒，因为捕捉小事无论如何远比强加主要事实影响更加持久。“在桥上，有一块木板松动有好几年了。”——“是呀！你也注意到了？”“在教堂唱诗班下面一个地方，走路时会产生回响。”——“是呀！你也注意到了？”或者干脆把我们所有人从对历史和当下的无稽之谈的桎梏中转移到无比有益的当下：“看看吧，下雪了！看看吧，那里有孩子在玩耍”（转移的技巧；艺术乃根本的转移）。就这样，我站在德里纳河那里才觉得有必要，找一块石头扔到水面上打水漂，朝着对岸的波斯尼亚（只是一块石头也没找到）。
背叛、我们国家的解体和混乱、我们的人民被抛入其中的严重局势、波黑战争（塞尔维亚克-克罗地亚语为“rat”），灭绝塞尔维亚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经使我的余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决定摆脱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摆脱国家灭亡所带来的苦难。我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难以继续承受这一切，那就让它好好休息吧。
当然，最后我每次都在想：可这不是最终所要的结果。我的工作应该是另外的样子。坚持揭露那些邪恶的事实，就不错了。但是为了和平，还需要另外的东西，不逊色于事实的东西。
（1995年11月27日—12月19日）
在旅途中，至少我并没有把塞尔维亚看成是一个偏执狂的国家——更多是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是的，一个失去父母的遗孤的巨大房间，这是我所有这些年里在斯洛文尼亚从未感受到的东西（但是也许吧，如上所述，我只是走错路了：最近不是又有一个权力集团的喉舌再次大言不惭地辱骂这个小国家吗？说它眼睛就是盯着“历史沿袭下来的东西”，并且坚守“那个变得不安全的巴尔干”）。我无法想象克罗地亚，虽然大南斯拉夫的想法当初就是从那里起家的。但是，谁知道呢？一个陌生人知道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