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身上，实干家和理想主义者的印记同时存在。在此前不久的一次媒体采访中，他谈起了自己的生存技巧：“我是一个非常主动介入社会的人，我不是遁世主义者。”
“比如说，没有人相信《天注定》能通过（审查），我说能通过，它应该被通过，它就真通过了。”贾樟柯半真半假地回答，露出一副神秘莫测且了然于胸的样子。
不能因为没能在中国获得良好的票房，就判断贾樟柯是一个“反商业”的导演，他对此类标签不屑一顾。他曾经说：“艺术是第二位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是自由经济成就了我，因为有了私人公司，我才能得到投资；有了自由贸易，我的电影才能卖到全世界，所以我认可商业精神。”
采访当天，《人物》记者向贾樟柯确认是否确有此段往事。“没有。”他摇摇头，露出更像实干者而并非战士的笑容，“那不是我的性格。”
“我的预感通常很准确。”他说。
贾樟柯的每一部电影都有海外投资，他从中学习发行经验。日本公司不祈求奇迹，但强调目标人群，《站台》在日本发行时，报道的媒体中有2/3是艺术类杂志，剩余的都是女性杂志，包括介绍剪裁、毛衣织法的杂志。法国则有协会专门认证艺术电影，即“对电影有创作性贡献但缺乏市场能力的影片”，获得认证后，政府会有大量补贴。
“预感过什么？”
在贾樟柯成名后，电影学院曾经流传关于他的段子。那时，拍电影是导演系学生天赋的特权，而其他院系拍片会被充满怜悯地视为“拍拍也好，拍了就知道多难了”。据说，有一天，坐在寝室下铺的贾樟柯突然豪情勃发，振臂高呼：“打倒导演系！”
贾樟柯电影的海报都被镶进巨大的、宜家式的黑色木框，挂在工作室客厅的墙上。只有《站台》的海报例外，挂在他里间狭小拥挤的办公室内。电影中，文艺队员们排练时，墙上的马列毛画像都被摘了下来——并非有意设计，拍摄时，毛的画像倒了过来。这一幕被来自法国的海报设计师抓住，他们认为这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年轻人的隐喻，随之以之为为素材制作成电影海报，巨大的片名“PLATFORM”就写在倒过来的蓝色上装领口处。贾樟柯这么挂着，可一些老同志来了对他提出批评，“说这个不好”。现在，他把毛像挂正，“PLATFORM”因而倒了过来。
“除了狐狸精以外，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吗？”我问他。
（罗昕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是少年时代留给贾樟柯的财富之一。他成长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城，很小时就开始对哲学、历史感兴趣。汾阳人的信仰也更多元，基督教、天主教盛行，他家巷口就矗立着一座天主教堂，其中的神职人员，在晚清和民国期间是由梵蒂冈任命的。那时他还是个喜欢暴力的街头少年，父亲告诉他：“最强大的人是别人不敢欺负你，（挑衅性的行为）是幼稚的，简单的，没有智慧的。”
一家商业杂志在一篇报道中将贾定位为“晋商”，并引用影评人的话描述贾樟柯的新形象：闷声发大财的真老板。除了自己的电影，他的公司还投拍年轻导演的作品；当客户向一位4A广告公司客户总监提出“真实的、充满情感的、涵盖不同层次普通大众”的要求时，客户总监推荐了贾樟柯；拍完《海上传奇》后意外发现其中出现了交通银行的长达6秒的镜头，贾的商业开发人员去与交行沟通，后来交行成为该片的首席赞助商。
让-米歇尔·傅东将贾樟柯描述为“在获取中国空间和曝光度上很有智慧的谋略家”。但贾做到了一个电影导演能够在这个国度里做到的最伟大的事情了吗？画家陈丹青以邮件回复《人物》记者的采访，其中一段写道：“眼下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故事，都可做成精彩的电影。60年来，世界上最为鼓吹‘现实主义文艺’的国家，可能是中国，结果呢，如您所说，现实主义电影‘从数量到质量都差到不正常的程度’。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作品更稀少，稀少之中，贾导于是显得稀罕。但我想不出‘这种意义’是什么。中国的审片者，有全套把式使‘现实主义’作品屈服于现实；中国所有艺术家，则早已经学会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观’，即，回避现实。贾导，可能微妙地平衡了现实与回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夹带一点点‘现实’进入电影，以便为中国现实所接受。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自由开放如欧美，电影人也个个懂得平衡现实与‘现实主义’的关系，这是大文章——以欧美电影举例，说来话长，以中国导演为例，想来气短。”
一次，在接受一本杂志的采访时，对方问贾是否有过超自然体验，贾回答，某年夏天，汾阳举行全县物资交易大会，他陪着妈妈逛庙会，看见三姐妹手挽手在庙会里走。她们的衣服都很新，上面还有新衣服的那种褶皱，但款式却很陈旧，散发出一股樟脑球的气味。她们的眼睛都是蓝色或绿色的。他告诉妈妈，可是妈妈说看不见。贾樟柯觉得，那次，他看见了狐狸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