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勤于笔耕，自比春蚕，一生著述六百余万言。冯友兰先生在哲学方面的另一力作就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时创作的《中国哲学简史》。该书的思想、语言风格及文化、哲学涵蕴别具风采，深受外国读者欢迎，先后有法、意、南、捷、日、韩等十二种语言的译本出版，可谓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观。在冯友兰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把哲学的历史与历史的哲学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进行论述，不仅成就了一部中国哲学的历史，而且还成就了一部中国的历史哲学。冯友兰先生在哲学教育和创造领域辛勤耕耘了六十余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并在清华大学教育独立和哲学学派形成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冯友兰先生作为二十世纪名声最大、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哲学家，在其去世多年以后的今天，依然不时地出现在学术界所关注的中心和边缘，这意味着他的学术成就拥有巨大持久的力量。
对于普通人来讲，哲学往往让人联想起某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高高在上地摆出一副冷冰冰的教训人的方式，谈论着一些与生活不相干的、莫名其妙却又自以为高深的问题。而哲学语言又往往过于枯燥和繁琐，经常把简单的问题说得过于复杂。但是，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著作，语言深入浅出，非常通俗易懂，能把最深的哲学问题用大众化的语言恰当地表达出来，其轻松地驾驭哲学语言的功夫真是达至化境，这不能不说是冯友兰先生的著作吸引人的另一大原因。
艾恺先生曾经问梁漱溟先生：“除了您自己以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梁漱溟回答：“我说不上来，说不上来我还要说几句话。有一个人叫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是留美，在美国。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从美国写信给我。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梁先生还说：“他知道的东西多，他还留美、精通英语，其中有些著作还是用英文写的，而且著作等身、很出名，”梁先生还肯定他写的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虽然梁漱溟先生在这段话中没有直接说冯友兰先生是位“学问家”，但是我们却不难推测出，在梁先生的眼中，冯友兰就是一位不错的“学问家”。
冯友兰先生早年曾留学于哥伦比亚，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专攻西方哲学。清华大学建校后，冯友兰先生出任哲学系教授，虽然他归国后一直希望以传播介绍西方哲学为己任，但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却使他转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1927年，燕京大学聘请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那时起，他开始一边研究，一边着手写两卷本的大书：《中国哲学史》。该书一经问世，获得诸多好评。
虽然这六部书涉及到的问题较为广泛，但其核心内容共有两部分——本体论和人生观，前者基本体现在理、气、大全和道体四个概念之中，主要在《新理学》一书中阐述；后者基本体现在人生境界说中，主要在《新原人》一书中阐述。新理学本体论引进了一些新的语言表述和逻辑工具。在语言表述上，冯友兰先生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了对比，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虽然表面上还是中国哲学概念，但内涵已经有了变化，理、气、道体、性、心、无极、太极等便都是这样的概念。在逻辑工具上，冯友兰先生有意识地引进了一些西方的逻辑知识。可以说，折中中西古今或说半中半西、有古有今是新理学本体论的鲜明哲学创作方向。这也是冯友兰先生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哲学增加的崭新的质素。
冯友兰先生最为人所熟知的理论就是“新理学体系”。新理学是冯友兰先生从1937年到1946年用近十年之功建构的哲学体系，具体阐述在他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之中，通过这六部书，冯友兰先生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化，继承发展了中国哲学中“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优秀传统，建立了至今最好的人生境界论。冯友兰先生还对中西文化争论中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哲学上解决了诸如文化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文化的体与用、文化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等重大问题，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走向自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