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就是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中国最早的历史哲学家当然是战国末期五行学家邹衍。邹衍是齐国人，据说他曾经著书十万言，可惜都已经失传了。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有《史记》和《吕氏春秋》等书中的一些资料，记载了他的地理观和历史哲学。
他用“五行相胜”说明历史上朝代的变化，这种历史观在当时说来，是为地主阶级的新政权做理论的根据。最高统治者都自称为“奉天承运皇帝”，自以为是奉了“天意”及五德的运行来统治劳动人民。
《月令》对宇宙结构及自然现象做了说明之后，又进一步认为这些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四时的变化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以及社会活动。《月令》中的每一个月，都规定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的程序。比如“盛德在木”的时候，东风解冻，草木繁生，人类应该耕种牧畜，不要伐木打猎，以免伤了上天好生之德。“盛德在火”的时节，万物都在继长增高，生命的兴味正浓，因此大兴土木，砍伐大树，都是不合时宜的。“盛德在金”的时节，凉风起，鸿雁飞，谷物熟，人应该收割打猎，安排冬天的收藏。当“盛德在水”的季节来临时，天黄地白，河水结冰，鸟兽绝迹，人应该修理农具，砍伐木材等等，以备来年。这是讲四时的变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关于四时与社会活动的关系，《月令》也按照月份规定了统治者在不同的月份，应该做什么事情。例如：春天万木复苏，阳气开始上升，统治者适于举行庆赏活动，因为庆赏跟阳气是同类的。刑罚一类行为却与阴气同类，所以统治者应当把征兵打仗，处决犯人这种“阴事”，留给秋天，秋天万物萧条，阴气开始回升，天和人的阴气恰好“同气相求”。总之，人类行为必须与自然现象协调一致，“慎因其类”，“必顺其时”。如果不按照适合本月的方式行动，违反了阴阳消息的“大数”，就要造成异常的自然现象。比如，统治者在春天狩猎或出兵打仗，或者在秋天举行庆赏等，都会产生自然灾害，遭自然的报应。冯友兰认为，这些观念都体现了阴阳家迷信思想的一面。
阴阳学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古人认为，宇宙有两种基本势力即阴和阳。宇宙万物都由阴阳构成。阳是宇宙中动的势力，它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阴则是宇宙中静的势力，它是万物得以成形而保持暂时稳定状态的原因。阳即乾天，阴即坤地。古语说：“乾知大始，坤能载物。”“知”就是主宰的意思，乾（或天）是宇宙生命力、创造力的来源，故是宇宙的主宰，是宇宙万物得以存在的活水源头；坤（或地）是宇宙万物凝聚的因素，它像大地母亲一样承载着、哺育着宇宙万物。关于阴阳乾坤的宇宙论含义，主要见之于《易经》。《易经》是古人用来占卜的书籍。古人占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烧灼甲骨，出现裂纹，根据裂纹来断定所卜的吉凶。但是这样的裂纹，形状既不规则，数目也不一定，所以很难用固定的公式解释它们。（这对方士究竟是要求更高呢，抑或是要求更低？）这种占卜方法，到了西周，似乎已经辅之以另一种方法，就是揲蓍草的茎，形成各种组合，产生奇数、偶数。这些组合的数目有限，所以能够用固定的公式解释，解释的依据就是《易经》。后来《易经》的影响越来越大，就像当时的外交家动辄征引《诗经》一样，很多议论军国大事的人，虽然并未占卜，也操起半仙的口气，博引《易经》以自重其说。
中国古代的术数混杂着科学与巫术的因素。在战国时期以术数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哲学流派就是汉人所称的阴阳五行家。
阴阳家企图用五行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用以说明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统一的整体。
机械论：对宇宙结构的一种哲学解释。认为宇宙像一台结构复杂的机器。这种对于宇宙论的解释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多大市场。相反，它在近代牛顿经典力学的召唤下，在西方国家的哲学意识形态中，长时期地占据了人们的头脑。直到康德发动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才将这种机械的宇宙观驱逐出哲学的殿堂。
《月令》最初见于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有十二纪。每一纪里的第一篇专讲某一个月的天文、气候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农业生产所宜做的事情，以及统治者在宗教政治方面所应有的活动。十二月纪有十二篇，综合起来，就成为一年十二个月的月历。汉朝人把这十二个月的月历编入《礼记》，称为《月令》。
《月令》认为，四时的变化，除了五行的盛衰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阴阳二气的衰退和生长。每年五月（农历）夏至，“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从春季到夏季，白天越来越长，气候越来热。照《月令》所说，这就是阳气越来越盛的表现。夏至这一天，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过了这一天，白天就越来越短了。白天的长，至此达于极点（“日长至”）。阳气开始由生长转向消退，阴气由衰退转向生长，这就是一个转折点，是阴阳斗争的环节（“阴阳争”）。阳气盛的时候，生物生长；阴气盛的时候，生物死亡。所以夏至这一天，也是生物死生的分界（“死生分”）。十一月（农历）冬至，《月令》说：“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冬至是一年白天最短的一天（“日短至”）。这是阴气由生长而转向衰退，阳气由衰退转向生长的转折点，是阴阳斗争的又一个环节。随着阳气的开始生长，万物也都开始活动起来（“诸生荡”）。用阴阳二气的斗争来说明气侯季节的变化，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当然这不同于近现代从天文气象学的角度来说明自然界的季节更替变化，但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解释这个世界，如何替人类的生产活动服务。在这个意义上，阴阳学也是科学，它在天文历法上的应用如同它在中医理论上的应用一样，都具有其合理而科学的一面。
《易经》中的阴阳学说
“看日子的人”赖以糊口的就是方术，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手艺”之一。它从原始部落的破草棚里走出来，穿越历史的隧道，到现代大都市里定居下来，实现了“农转非”；有的还漂洋过海，“脱亚入欧”了。听说法国足球国家队守门员为了少丢球，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做顾问，一心钻研球门边放置运动包的最佳方位。一般的方术，如占星、骨相之类，往往中西都有，惟独“风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倘若跟在指南针后列为“第五大发明”，说不定也当之无愧，颇可增强民族自豪感。
《易经》的辩证法思想，不仅仅体现在阴阳学说上。《易经》中有两个排列在一起的卦叫“否”卦和“泰”卦。“否”卦排在前，“泰”卦紧随其后，成语“否极泰来”就是来源于《易经》。“否极泰来”讲的是事物的发展由不顺向着顺利的转化，这是典型的“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的体现。《易经》中的第一卦“乾”卦的各爻爻辞的排列顺序，也体现了物极必反的思想：“乾”卦的第一爻爻辞叫“潜龙勿用”，“龙”谓君子，这爻爻辞喻指处在愚俗中的君子不应锋芒毕露，以免引来小人忌妒，而应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有所作为；“乾”卦的第二爻爻辞叫“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此爻辞说龙来到了地上，是非常有利的，喻指君子终于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乾”卦的第三爻爻辞叫“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意思是说君子应该以事业为重，日则勤勉，夕则自我反省，对言行举止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托大；“乾”卦的第四爻爻辞叫“或跃在渊，无咎。”龙是水中之物，龙在深水中，得其所在，喻指君子事业一帆风顺，发展势头良好。“乾”卦的第五爻爻辞叫“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飞于天，本是腾升之象，此喻指君子的事业发展如日中天，已经接近巅峰。事物发展到巅峰，按中国人的看法，接下来必然要走下坡路。所以“乾”卦的最后一爻爻辞说“亢龙有悔。”“亢龙”是处在高位而失众的龙，喻指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失、知荣而不知辱的人，虽然志得意满，必然悔吝随之。
概念解释：
辩证法：古希腊把对话中，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努力克服这些矛盾求得真理的方法，叫辩证法，古希腊的智者们则把辩证法当作玩弄概念、混淆是非的诡辩术的同义语。通常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含义是描述事物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的哲学范畴。如上和下，难和易，阴和阳等。
邹衍的这种历史观在当时很有影响。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五德终始的观念去文饰改朝换代，为抢过来的江山涂脂抹粉，分明是巧取豪夺的强盗行径，却扭扭捏捏装出推不掉的黄袍加身样儿。最后说一句“承蒙兄弟不弃”，坐了第一把交椅，躲进深宫大院“替天行道”去了。秦朝统一中国，代替了周朝，就自以为是顺承上天旨意，不得已而为之。秦始皇满以为得了“水德”，“以水为德”，应该照着水德制定社会政治措施，以黑色为正色（每一德都有一种相应的颜色为正色）。他还认为水的特性是“润物”、无孔不入，与“事皆决于法”的性质相通。所以秦始皇主张严刑苛法，不讲仁恩道义，不如此不够“黑”。冯友兰指出，秦朝的做法，其实是为其推行的严刑苛法，寻找不可侵犯的神圣的合法性依据。邹衍的历史观由于充当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法权的根据，所以被冯友兰定性为是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如果我们想到，其实我们人人都是历史车轮下大大小小的垫脚石，都在不知不觉间充当着某种“工具”，我们就不会为难古人了。
《月令》的世界图式
五行学说解释了宇宙的结构，但是没有解释宇宙的起源。《易经》阴阳学说解释了宇宙起源。《易经》中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术数
在先秦时期，有两条思想路线试图解释宇宙的结构和起源，一条见于阴阳家的著作，一条见于儒家无名作者们所著的《易传》。冯友兰认为，阴阳家与《易传》一开始是彼此独立发展的，阴阳家的代表作有《洪范》和《月令》，强调五行而少提阴阳；《易传》却相反，强调阴阳，对五行则只字不提。后来这两条路线才互相融合，到了汉代融合趋势更加明显，司马迁的《史记》索性把他们合称为阴阳家，不再（或不能）区别开来。关于阴阳家的起源，冯友兰认为是出于周朝时的方士术数。阴阳家解释自然事物时，力求诉诸自然力，建立因果关系的链条，体现出科学实证思想的萌芽，这是阴阳家对中国思想的贡献。
后来的汉朝皇帝也相信邹衍的历史观，认为他们是“奉天承运”而为王。但汉朝究竟以何德为王，既然汉高祖没有提出定论，后世儒生就众说纷纭了。有人认为，汉朝承秦朝而来，秦朝以水为德，水德之后是土德，所以汉朝应以土为德。但也有人认为，秦朝为时太短，太残暴，不能算是合法的朝代，所以汉朝应是直承周朝而来，周朝以火德为德，火德之后是水德，所以汉朝应以水为德。双方意见争持不下，水火不容。最后，在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决定正式宣布汉以土为德，以黄色为正色，开启历史的一个全新循环。若非这纸英明的圣谕，这场无头学案恐怕要待汉王朝水尽火消之后，才会稍息暂歇，然后儒生们又投入新的“历史课题”：魏朝应该以什么为德？（晋朝马上又来了，……真累！）
《月令》是阴阳五行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它用五行观念来说明宇宙的时空结构，同时还用阴阳二气的相摩相荡来解释宇宙运动的原因。
邹衍的历史哲学在秦汉时期影响较大，冯友兰认为，邹衍的历史哲学不仅用人们熟识的五行观念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而且也为统治者的改朝换代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邹衍的历史哲学，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五德”就是水、火、木、金、土五行的性质。每一个朝代受一种德支配，五德根据五行相生相胜的规律，递相转移，这就说明了朝代的更替和历史的演变。“德”就像贾宝玉的宝玉一样，是一个王朝的护身符，命根子，德失而国亡。照邹衍的说法，每一种德都有盛的时候和衰的时候。在它盛的时候，它支持一个朝代，到它衰的时候，它所支持的那个朝代也行将就木；另外一种“德”冒出头来，支持另一家王朝的兴起。这样的代替是照着五行相胜的次序。五行中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每一德衰的时候，能胜它的那一德就扶持着另一个朝代取而代之。按邹衍的说法，黄帝是以土为德，夏是以木为德，商是以金为德，周是以火为德。朝代的顺序，也是和五行的自然顺序一致。以土为德的黄帝，被以木为德的夏朝取代；以木为德的夏朝，被以金为德的商朝取代；以金德王的商朝，被以火为德的周朝倾覆。按照这个顺序推衍下去，以火为德的周朝，必将为某个以水为德的朝代所克，而以水为德的朝代，迟早也要葬送在以土为德的皇朝手里。如此完成了一个历史循环。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冯友兰认为，五行观念、阴阳观念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中国古人相信，宇宙的时空结构之内的几乎所有现象，从斗转星移、春秋更替，到王朝兴废、天灾人祸，都可以用五行观念来说明。五行观念最早出现于《书经》中的《洪范》篇。据说周武王克商以后，向商朝贵族箕子问统治国家的“大法”（《洪范》）。箕子作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洪范”。文章开篇就说，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好，惹恼了上帝，因此得不到大法。禹治水成功，感动了上帝，天恩赐给他这个大法，大法共有九条，称为九畴。后来人又附会说，上帝叫一个大龟在洛河里现身，背上有文字，就是这个大法，称为洛书。
九畴就是九个范畴，五行是其中的一个范畴。《洪范》认为，水、火、木、金、土是构成宇宙的最基本的五种物质元素，五行不仅能说明自然界的构成，而且也能说明一切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可见《洪范》的作者已经具有朴素的天人感应观念，他们认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影响，而且在性质上也相通，都可以用五行观念来说明。比如，就自然现象说，《洪范》认为有所谓的五种“庶征”：“曰雨，曰旸（即晴），曰燠（即暖），曰寒，曰风”，其中雨属水，旸属火，燠属木，寒属金，风属土。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社会行为上有所谓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这五事各有其应该遵循的标准：“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面容要必恭必敬，言辞要非常委婉和顺，耳要聪，目要明，心思要通达敏睿。合乎标准地行五事，当然自有妙用：“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这里“肃”属水，“乂”属火，“哲”属木，“谋”属金，“圣”属土。这样定性有什么根据，我们留给博士们做论文去吧，现在我们只需明白一点：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以及精神现象，都通过五行的联系，一一对应起来了。由于同类的东西具有共同的性质，就可以做到互相感应。根据《洪范》的说法，君主的谨肃（肃）可以使雨得其时（雨），不致连年抗洪抢险；君主有条理（乂）可以使晴得其时（旸），免得土地和人同成焦炭；君主的明智（哲），将随之以及时的暖和（燠）；君主的谋略（谋），将随之以及时的寒冷（寒）；君主的圣明（圣），将随之以及时的风（风）。总之，君主英明，天下就风调雨顺，黎民安居乐业。反过来说，君主猖狂会带来连绵阴雨或滂沱暴雨，君主越礼会招致毒日当头地面干裂，君主的逸乐将随之以高温，君主的急躁将随之以酷寒，君主的愚昧，只有让狂风来扫除了。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论。
中国古代时空观纯以五行来说明，并且还用五行来说明万物的生成。这反映了中国古人关于“宇宙万物是整体动态系统”的观念。按冯友兰的说法，五行之“行”，主要是运动（action）之意，既然整个宇宙万物及时空都由五行来说明，则宇宙无疑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所以中国古代的时空观的含义与西方科学中的机械论的时空观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时间是动态的韵律化的时间。秦汉思想家把音乐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来配合一年的时间季节，时间被音乐化、韵律化了。所以孔子站在岸边望着滔滔的江水发出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国人的空间也是动态的韵律化的空间，而不是死的物理空间架构。庄子说：“瞻彼阙者，虚室生白。”空间在这里已经成为创化万物的永恒运行着的道的象征，是宇宙万物活泼泼的生命源泉。
照阴阳家的说法，四时的变化，是照着五行相生的的次序进行的。木生火（木料的燃烧产生火），火生土（无论何物经火即成为灰），土生金（矿物由土挖出），金生水（金属能熔化为液体），水生木（水的灌溉使植物生长）。土在夏秋之交，因为它是从夏季的火生出来的，又转而生秋季的金。
中国古代对地理有一种不怕见笑的认识，以为中国是天下之全体。中国人称南海叫天涯海角，认为那就是天的尽头，走到那里就算“顶天”了。历代皇帝都声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天下，也仅局限于中国，我们可不能拿着这种古老的宣言，到英国、美国去宣布占有权。这种观念的产生自然得很，只有当洋人已经站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却依然死抱住这个观念不放的时候，人和观念才同时变得可笑起来。我们今天提及人的时候，不言而喻地指的是“地球人”，假如某一天发现了外星人，外星人也该嘲笑我们是井底之蛙了。但邹衍却一反流俗，独树一帜，认为中国只是全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并非天下全体。中国的地理名称是赤县神州。中国分为九州，在世界的一区中，像中国这样大的地方共有九个，这是大九州。这个大九州共为一区，有裨海环绕着。全世界像这样大的区也有九个，有大瀛海环绕着。所以中国是全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冯友兰认为，邹衍的地理观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之上，有其合理和科学的一面。不过冯友兰又指出，建立在一定经验基础上，推理要有一定的限度，邹衍在地理观上就推得太远，以致成为主观幻想。但不可否认的是，邹衍的地理观大大超过了前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中国乃“天下全体”的这种偏见。照邹衍的说法，以前的人真是“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他的学说极大拓宽了人的心胸，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邹衍的地理观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皇帝还是摆出惟我独尊的派头，不相信他的天父比自己还淫荡，会生出九九八十一个“天子”来统治八十一个中国。至于一般老百姓，生活圈子大约就在方圆八十一里，此外的情形，竟像是隔了八十一重天似的。
目的论：对宇宙的存在、结构及发展变化根本原因的哲学解释。通常有两种：一种叫内在目的性，认为宇宙万物本身具有内在完善的倾向，其发展动力在于事物的本身；另一种叫外在的目的性，认为事物的存在、发展变化是出于外在的原因，比如草的存在是为了给食草动物提供营养，而食草动物的存在则是为了给食肉动物提供营养。有神论的宇宙论，本质上也是外在的目的论，它把宇宙存在、发展变化的动力归结为外在的、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神。
战国时期，以术数为基础，发展出来一个哲学流派，就是汉人所称的阴阳五行家，或称阴阳家。这些阴阳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学问非常庞杂，其中固然有现代人嗤之以鼻的东西，也不乏深邃高明的见识。从《三国志》开始，历代史书都要专列方士传，可以想见阴阳家同样“江山辈有才人出”的。古代天文学就主要出自阴阳家之手，其成绩之卓著是有目共睹的。张衡名气太大，以致人们忘了他的职业名称：阴阳家或术士。中医基本理论也主要来自于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中医认为宇宙是个大阴阳，而人体则是个小宇宙，是个小阴阳。人生病了，说明他身体内的阴阳失衡，或者是阳气旺、阴气衰，或者是阴气旺、阳气衰。中医所配的药，每种阴气与阳气含量不一样。病人通过吸收药材中的不同的阴气与阳气，从而恢复体内的阴阳平衡。
《易经》有八个基本卦，每卦由三条或为阴爻、或为阳爻的爻象组成，即：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在八卦中任取二卦两两组合成每卦六爻的卦，共得六十四卦。
阴阳家学说在古代民间社会深入人心，在群众中颇有点影响。统治者会把一些所谓“通方术而不诡于俗”、“习伎巧而必蹈于礼”的阴阳家招安，为政府服务，然而民间的那些人依然可能是隐患，把他们的超人魅力和能力向反权力的方向发挥。曹操曾经把善于术数的方士集中监禁在魏都，他的解释说：“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
关于《易经》的阴阳学与五行思想家的关系，冯友兰指出，在《易经》和《易传》中并没有出现五行的概念，只是在战国末年与汉朝时期，阴阳家才把阴阳与五行思想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五行描述了宇宙的时空结构，而宇宙的起源、五行交替的根本动力则来自于阴阳的交互作用。他们还进而用数的观念将五行与阴阳结合起来。他们这样说：天之数，一，生水；地之数，六，成之。地之数，二，生火；天之数，七，成之。天之数，三，生木；地之数，八，成之。地之数，四，生金；天之数，九，成之。天之数，五，生土；地之数，十，成之。这样，一、二、三、四、五都是生五行之数，六、七、八、九、十都是成五行之数。而《易经》认为，阳数（天数）为奇，阴数（地数）为偶，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阴阳相摩相荡，相互作用，五行得其动力，而化生成物。当然《易经》与五行家关于宇宙结构的描述和对宇宙运动的根本动力的解释，是古人的一种天才的猜想，缺乏科学观察的依据。但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是不能简单地套用科学不科学的一元模式来衡量的。
照阴阳五行家的说法，在某一德盛的时候，自然界就有一种现象，作为某一德的象征。一个将兴的朝代，就根据这个象征决定它是受某德的支持。这种象征叫做“符应”。《吕氏春秋》说，黄帝在位的时候，地上长出一种大蝼（大概是一种膀阔腰圆的蚂蚁）和大螾（或许你会把它误认做旱地泥鳅），黄帝说：土气很旺盛啊。夏禹在位时，上天特意展示了一种特殊的草木，经秋冬而不衰败，禹说：木气很旺盛啊。商汤在位时，出现了一种兵器，锋利的刃口是从水中生出的。汤说：金气很旺盛啊。及至周文王在位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大火，有很多赤乌口衔丹书，在周文王祭祖的地方集会。文王说：火气很旺盛啊。按照这个顺序，代替周朝的应是以水德盛的朝代，在这个朝代出现之时，必然出现水气旺盛的征象。（周王朝的九鼎归属未定之时，一位望子成龙的母亲，又对“五德终始”说深信不疑，当她发觉自己年近弱冠的儿子还尿床时，是不是会欣喜若狂呢？）
《易经》的两个最主要的观念就是阴、阳。阳字本指日光，阴字本指没有日光。《易经》中的阴、阳就演变成为指代宇宙两种势力的概念。阳代表宇宙的阳性、主动、热、明、干、刚等等；阴则代表宇宙的阴性、被动、冷、暗、湿、柔等等。阴阳两种势力互相作用产生宇宙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易经》主要是由一些图象与解释图象的词语组成，其图象叫卦象、爻象，解释图象的词就叫卦辞、爻辞。《易经》的爻象有两种，一种是“━”，表示阳，称做阳爻；一种是“——”，表示阴，称做阴爻。《易经》共有六十四卦，都是由这两个爻象组成。古人为何以用“━”象阳，以“——”象阴？这是因为阳的基本象征物为天，阴的基本象征物为地。古人目睹天体混然为一，苍苍无二色，故以一整划表示之；地分水陆两部分，故以两断划表示之。
阴阳五行家以传统的术数为资料，以五行观念为基础，用以解释他们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他们由此虚构了一个架子。在他们的体系里面，这是一个空间的架子，也是一个时间的架子，总体来说，是一个世界图式。
《洪范》主要是用五行观念来解释天人感应论的，但用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元素来说明自然的有形之物，还说得过去，可人类社会的无形之物，怎么也让五行附体了，就颇令人费解。即便自然和社会是同一类元素构成的，它们何以就能相互感应、统一，也缺乏进一步的理论说明。后来有两种学说解释了天人感应的原因。一种是目的论。它认为君主方面的恶行，使上天震怒。这一震怒非同小可，比帝王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吓人多了，结果就是山崩海啸这类异常的现象出现，算是上天给君主敲了一个警钟。这种说法倒印证了老子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要警告皇帝，却拿百姓撒气，算什么好汉呢？有种的在宫廷里闹闹瘟疫什么的，祸及帝身，不是灵验得多吗？或者天子真是“上天之子”，上天下不得手，然而这样徇情徇私、草菅人命的上天，我们老百姓还能指望得到公平吗？
在《墨子》书里有一个故事：墨翟要往北边齐国去，遇见一个看日子吉凶的人。这个人说，天帝今天在北方杀黑龙，先生的脸色是黑的，不可以往北边去。墨翟不听他的话，还是往北边走。到了淄水，过不去，又转回来。这个看日子的人说：我就说你不能往北边去。墨翟说：淄水不能过，南边的人不能往北边，北边的人也不能往南边来。这些人的脸色，有黑的，有白的，为什么都不能过呢？照你的说法，天帝于甲乙日在东方杀青龙，于丙丁日在南方杀红龙，于庚辛日在西方杀白龙，于壬癸日在北方杀黑龙。这样一来，天下人的行动岂不都要受到限制了？
另一种是机械论。它认为君主的恶行会自动造成自然界的混乱，因而机械地产生异常现象。整个宇宙是一个时钟似的机械结构。一个齿轮出了毛病，其他齿轮也必然运转不灵。前一种说法把灾难之手归于上天，上天动手是受了皇帝的气，算是一种正当防卫。这里的说法则相信，打开潘朵拉盒子的手，就是皇帝的罪恶的手，账簿分明，赖账不得。就前一种学说来讲，是一种有神的目的论，它把天看成有意志的天神，主宰着自然与人世间的一切。历代封建君主用这种天人相通的道理，来标榜自己是“奉天承运”的；一些官员则利用天意的威慑力来约束君主的政治权力，防止它向极权主义制度转化。他们对天意的解释，谁对谁错，只有天知道。这种神学化的政治观念为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效法和尊奉，然而也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君主并没有因为头顶上的那个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神圣的天意，而对自己糜烂放荡的生活行为、为所欲为的政治野心与妄图凌驾于律法之上的极权意识，有丝毫的收敛。毕竟中国古代君主是万人之上，一神之下。古代君主对于天意、天神的信仰，是人主观内在的心理需要。这种内在的信仰（如果能称之为信仰的话），尚停留在原始的先民信教阶段，没有形成全民的成熟的宗教系统，很难形成道德与规则自我约束的社会氛围。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社会中，缺乏一个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君主滥用权力招致恶果，现实的政治体制不能予以相应的制裁，而仅仅靠内在天意的自我忏悔，自我惩罚，这在绝对权力面前，是弱不禁风的。
《易经》中的八个基本卦，各自象征着宇宙中一定的事物。比如乾卦，由三个阳爻构成，为纯阳之卦。其基本象征物是天，此外还象征着与天性质相通的事物，如朝廷（古人视朝廷为天廷）、君主（古人认为君在一国之中，尊高如天）、君子（君子才德刚建，犹天道刚健）、阳气（因阳气属于天）、刚健（天道刚健，运行有规律而不息）等等。坤卦则由三个阴爻构成，为纯阴之卦。坤卦的最基本象征物是地，此外还象征着与地性质相通的事物，如臣民（臣民位在君下，卑下如地）、小人（小人才德柔弱，犹志道柔弱）、阴气（阴气属于地）、柔顺（因地生养万物随天时而变化，地道柔弱，顺承天道）等等。由八卦两两组合构成的六十四卦象征着宇宙一切事物和现象。《易传》还认为，宇宙的两种基本势力是阴气和阳气，而乾卦与坤卦为纯阳与纯阴之卦，是宇宙基本势力的象征，所以乾卦与坤卦是更为基本的卦象，其他六个基本卦以及六十四卦都由乾卦和坤卦结合而成。在后人解释《易经》的著作《易传》中，乾、坤被称作父、母，而其他六卦以及五十六卦被称做乾坤的子女。《易传》认为，乾坤结合而生其余六卦以及五十六卦，这种过程，也就是阴阳结合而生天下万物这种过程的象征。阴阳结合而生万物，与男女结合而生人是相似的。由此可知，阳是男道，阴是女道，而乾为男道，坤为女道。所以《易传》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地是阴阳的物质表现，乾坤是阴阳的象征表现。冯友兰认为，阴阳生成万物的过程，与男女生成生物的过程完全相似。所以《易经》以其辩证法的思维逻辑，揭示了宇宙的起源。它是对描述宇宙结构的五行学说的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
《月令》牵扯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首先处理的就是宇宙的时空结构问题。它把时间上的东西和空间上的东西配合起来。在时间方面，一年有春、夏、秋、冬这四时，在空间方面，有东、西、南、北这四方。把四时和四方配合起来，春配东方，夏配南方，秋配西方，冬配北方。在一日之中，上午太阳从东方出来，人们会感觉到舒畅清爽，心中充满希望；到下午，太阳在西方落下去了，人们就感觉到暮气沉沉，要收拾东西准备过夜了。古代的人认为春季就有似于一天的上午（所以谚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秋季有似于一天的下午。而且春天东风和暖，秋季西风微寒，所以把春季配东方，秋季配西方。中国处在地球赤道以北，往北走越来越冷，往南走越来越来热。所以，阴阳家就把夏季配南方，冬季配北方。冯友兰认为，这样的配合，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于地理区域和气节变化关系的认识。因此这种时空关系是否适用于南半球，就有待推广试验了。
《月令》还把宇宙的时空结构同五行说结合起来。春季草木复苏，生机勃发，“盛德在木”，就是说木是这个季节的主导力量；夏季烈日横空，地上如同下了火，“盛德在火”；秋季草木凋零，风雨萧瑟，像金属制造的兵器一样，看着阴冷之气侵人，所以“盛德在金”，冬季天寒地冻，“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所以“盛德在水”。这样木、火、金、水四行，就配了春、夏、秋、冬四时，四时的方位，也就是四行的方位，木在东方，火在南方，金在西方，水在北方。说到这里，五行中的土还打着光棍儿呢，没有时空小姐可充“好逑”，眼看阴阳不调了，怎么办呢？《月令》在时间上就把它放在夏、秋之交，在空间上则把它放在东西南北的中央。这虽然有点像强扭的瓜，好歹也算大事圆满了。
《洪范》所讲的五行观念
方术发展到汉朝，理论更加繁复，分工更加细密，被称为“术数”。冯友兰说：术数“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做了一些基本上是歪曲的解释，虚构了一个宇宙图式，其中大部分是宗教、巫术，但是其中也有些科学的成分”。这种态度不可谓不客观，但要执意区分出其中的“科学”成分、“宗教”成分或“迷信”成分，却殊无必要。科学、宗教或迷信都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文化的约定或假设，既无明确的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我们来说，把术数放回到它自身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同情地了解它的内涵和意义，这比什么都重要。
据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术数略》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术数有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与形法。天文是观察星象，推断吉凶。二十八宿，五星日月，一言不发地悬在孤远的天际，好似在冷眼觑着人世间，其实心肠热得发烫，随时准备奖赏或惩办地上的子民。所以子民们得留心他们的脸色。历谱，包括历法，历史年代学，还有算学。把这些高明的技术运用到平常日用之中，就是关于良辰吉日、凶灾之时这类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故事。一直到现代，民间印刷的历书中，还掺杂着许多这样的巫术禁忌。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它们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不仅如此，它们还以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方式，左右着历史的进程。蓍龟（或卜筮）是中国古代占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筮”是巫官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凶。“卜”则是巫官在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所问事情的吉凶。至于杂占与形法，是指看风水的方术，后者还包括看相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协调。所有这些方术，包括了某种共同的东西——一种超过常人理解的卓越之“术”，即所谓“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
邹衍的历史哲学
冯友兰根据《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认为五行和四季的关系还有一种解释，《月令》所说的“盛德在木”等说法，实际上是指五大行星的运行。战国以来，天文学观测和知识有了很大进步，对五大行星的观测在古代历法中尤其重要。所以四时的运行，反映了五星的轮流执政。这五大行星不仅分别主管春夏秋冬四季，同时也在东西南北中各守一方。总之，它们像一个寡头集团，把时间的循环往复和空间的广袤无垠都控制住了。冯友兰说：“《月令》的作者就是从地上的五行和天上的五星等现象中吸取了思想的材料，用以建立起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
造《易经》的人或许没有预卜到，这部占断卦辞的总汇之书，竟然被后世奉为天书神品，先是被指认内里蕴藏着无尽的智慧，到近代，科学家相信它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思想，哲学家相信它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政治家认为运用它能够审时度势，当然阴阳家更不会放弃自己的传家宝。一部好书就像苏东坡眼中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谁识庐山真面目呢？没人，庐山本来无所谓真面目，个人自识其本心就行了。冯友兰称《易经》不仅描绘了宇宙起源的动力以及规律，而且还包含着极为可贵的辩证法的思想。比如，宇宙内部阴阳两种势力的斗争与平衡，就体现了辩证法中相辅相成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