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们会问我，没有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怎么能让人，人类大众，跟随和遵守孔子教导的道德准则，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正如你能够根据信仰上帝给予的权威，宗教给予的让人们遵循和服从道德准则一样吗？在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请让我首先指出你的一个大错误，人们确信神的威信给予的约束力让人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我告诉过你欧洲婚礼的圣礼和不可侵犯的约束力来自教会，而约束力的威信，教会说来自上帝。可我说过这个是表面的形式的约束力。婚姻的不可侵犯的真实的真正的内在的约束力，正如我们在没有教会宗教的所有国家见到的那样，是荣誉感，男人和女人的君子律法。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义务的真正威信是人的道德感，君子律法。因此，对上帝的信念，并不必然让人遵守道德行为。
正是这个事实，让上世纪的伏尔泰和汤姆·佩恩这些怀疑论者，让今日的海勒姆·马克西姆这些理性主义者说，对上帝的信仰是宗教建立者发明、由牧师们维持的一种欺骗或欺诈。但这是个粗野荒谬的诽谤。所有的伟人、有伟大思想的人，始终都相信上帝。孔子也信上帝，虽然他很少提起它。拿破仑这等有如此伟大的实践理智的人也信上帝。正如赞美诗作者所说："只有傻瓜--粗野的、肤浅理性的人--才会真心说没有上帝"。但是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上帝的信仰不同于人类大众对上帝的信仰。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上帝的信仰类似斯宾诺莎：是对宇宙的神圣秩序的信仰。孔子说："五十知天命"--也就是说，宇宙的神圣秩序。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这种宇宙的神圣秩序有不同的称呼。德国人费希特称它为宇宙的神圣理念。中国的哲学语言称他为道--道路。但是，不论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如何称呼宇宙的神圣秩序，正是宇宙的神圣秩序的知识，使得具有伟大思想的人看到遵守构成宇宙神圣秩序部分的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的绝对必要性。（z-25）
而且，正如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绝对神圣责任保证了国家的种族不朽一样，儒教里祖先崇拜仪式保证了家庭的种族不朽。事实上，中国的祖先崇拜仪式与其说建立在来生的信念上，不如说建立在种族不朽的信念上。中国人，当他死了以后，让他感到安慰的不是他相信会有来生，而是相信他的孩子、孙子、曾孙、所有他的亲人，都会记得他、想起他、爱他，直到永远，通过这种方式，在他的想象里，死对中国人来说，就像一个漫长的旅行，就算没有希望，至少也有再次相会的很大"可能"。这样，通过祖先崇拜仪式，以及忠诚的神圣责任，正如别的国家的宗教对来生的信念所给予人类大众的一样，儒教在中国人活着的时候给了他们同样的生存的永恒感，在他们死时给了他们同样的安慰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把祖先崇拜仪式看成和对皇帝的忠诚的神圣责任的原则同样重要。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子教导的、我称之为中国的国家信仰的整个体系，其实只有两个东西，对皇帝的忠诚和对父母的孝顺--用中文说，就是忠孝。具体地说，忠实的三个条款，中文称为三纲，儒教或者中国国家信仰的三个主要责任，按照重要程度分别是--第一，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第二，孝顺和祖先崇拜；第三，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妻子对丈夫的绝对顺从。三个条款中最后两个已经在我所谓的家庭信仰，或者前孔子时代中国的旧约信仰里出现；而第一个条款--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是孔子首先教导的，是他凭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或者新约信仰。儒教里忠实的第一条款--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取代了所有宗教里面的忠实的第一条款--对上帝的信仰。由于儒教有信仰宗教中的上帝的替代物，儒教，正如我说明的那样，可以替代宗教，中国人，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没有宗教需要感。（z-36）
因此，尽管对上帝的信仰并不必然使人服从道德行为的法则，但对上帝的信仰必然让人看到服从这些法则绝对必要性。正是这种关于服从道德行为的绝对必要性的知识，能够使得所有具有伟大思想的人遵循和服从那些法则。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那时，人类大众没有这种伟大思想，无法理解这种使得具有伟大思想的人通向宇宙的神圣秩序的知识的推理，因此也不能理解遵守道德律的绝对必要性。事实上，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样："道德律，首先被当作理念，然后作为律法被严格遵守，是并且只能是圣人所为。人类大众没有足够的思想力量去理解作为理念的道德律，也没有足够的人格力量把它们当作律法来遵守。"正是这个原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伯特·斯宾塞讲述的哲学和道德，只对学者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