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衍的指挥下，铸铜元局很快开办起来，大张旗鼓地化制钱铸铜元，又以总督衙门的名义颁发通行“以一当十”的铜元流通命令。实行不久，老百姓便深感不便，怨声载道。但库房的银钱却与日俱增，一个月下来，便赚了近十万银子。张之洞心里高兴。半年下来，库房又增加六七十万银子。张之洞拿出二千两银子来奖励陈衍，称赞他的奇策果然立竿见影。
梁鼎芬这种露骨的献媚，令梁敦彦、陈念扔等人也看不过去，但他们也不敢太拂张之洞的心意，都闭口不做声。辜鸿铭气得咬着牙齿说：“梁节庵，你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袁世凯多次向张之洞写信，以晚辈自居，请他牵头，选择几个有影响的督抚会衔上奏，共同提出关于新政全局的建议来。因为有吴永的那番话，张之洞不理睬袁世凯的示好，而主动与刘坤一联合，希望以他们两人会衔的形式，提出改革方略。戎马一生一向以战功自炫的刘坤一，晚年亲眼目睹湘淮军在洋兵面前屡战屡败的现状，真是痛心不已。洋兵打进京师，帝、后弃逃，在刘坤一看来，这无异于亡国，是军人的奇耻大辱。他欣然赞同张之洞的建议，愿意为中国的复兴，与张之洞一起担当这个重任。
看着陈石遗在辜鸿铭的斥骂下，那副灰头灰脑的模样，众人又免不了笑起来。
张之洞朝大家扫了一眼说：“诸位都说说，陈石遗的这个办法可行不可行。”又对着梁敦彦说：“崧生，你在美国多年，于美国的货币金融应有所了解，谈谈你的看法。”
“什么是通货膨胀？”张之洞打断梁敦彦的话。
在督署里，惟一敢当面批评张之洞的，便只有这个混血儿，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胆量。大家偷眼看了看张之洞，见他脸上并没有生气的神态，知道总督的心思或许已被辜鸿铭所说中。
“卑职遵命。”陈衍满心欢喜。“铸铜元是桩大事，卑职想这得成立一个机构，卑职也得有一个名分才行。”
刚入幕不久的郑孝胥说：“制钱并没有收尽，还可以用嘛！大钱小钱一道用，买酱萝卜、针线就用小钱嘛！”
众幕僚被辜鸿铭的表演弄得笑了起来。
经过两三个月的起草修改审订的过程，关于新政的三个奏折产生了。第一个折子名曰《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此折提出变法图强，以人才为先的主张，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并提出育才兴学四条办法：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举，停置武科举，奖励游学。第二个折子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此折从十二个方面提出对中国旧的法规法则加以改革，即提倡节俭，打破资格限制，停止捐纳，考核官员并增加俸禄，改进官员诠选，取消书吏和差役，改善刑狱，筹八旗生计，裁撤屯卫、绿营等等。第三折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提出应当采纳的切实有用的西法有：广派官员出国考察，编练新军，改良农业，提倡工艺制造，制订有关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货币改用银元，征收印花税，推行邮政，多译各国书籍等等。
第二折的除旧和第三折的布新，都审慎地遵循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理论：关于本体的方面，即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仍得坚持，不能改变；西法西艺，均作为功用而被引进，以促使本体的健壮强大。
这真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梁鼎芬、郑孝胥带头为陈衍的好运鼓起掌来。
郑孝胥与陈衍同为福州人，又是诗友，曾在日本领事馆里做过事，精通日文。年初由陈衍介绍进了幕府，张之洞对他也很器重。
陈衍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众幕僚也被辜鸿铭的这一手所镇住。
吴永离开武昌两个月后，一道关于废除大阿哥的上谕颁发下来。张之洞心里欣慰：太后尽管糊涂迷误过一段时期，但毕竟还是醒悟过来了。
张之洞听陈衍这一解释，知他不是走的野狐禅一类的歪门邪道，遂认起真来：“你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若真的行之有效，你可为湖北的洋务立下一大功。”
张之洞颇为疑惑地望着这位瘦小的八闽名士，见他一脸正经，不像说笑话的样子，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之洞似笑非笑地说：“你有办法可立刻筹集一批大的银钱？”
张之洞点点头说：“如此说来，通货膨胀不是个好东西了。”
张之洞听到这话高兴了：“我们现在也正是这样。总督衙门的担子，要湖广两省的老百姓一道来分担。看来陈石遗的主意可行。”
陈衍哈哈笑起来：“香帅真会取笑。太平世界，朗朗天日，我一个弱书生怎敢打劫别人的金银！”
有了银子，什么事都好办了，湖北的洋务局厂在张之洞的大力经营下，又出现了一派红红火火的场面。不料，正当湖广新政蓬勃兴起的时候，一场意料不到的惨案发生了。这便是中国洋务史上有名的汉阳火药厂爆炸案，一位才干杰出的科技专家因而殉职。此事给张之洞的洋务事业抹上了浓重的阴影。
张之洞惊道：“看不出，石遗，我原来以为你只钻研诗话学，想不到你对西学也有研究。”
“陈石遗在向老夫要权！”张之洞笑了笑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他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把过去广州那个现成名字改一个字移过来，就叫铸铜元局吧。老夫任命陈衍为铸铜元局总办。”
陈衍说：“这个办法其实也简单。湖北现有两台您从广州带来的铸银元机，就用这两台机器，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即铜元，每个铜元合铜二钱七分，由总督衙门规定，一个铜元值十文制钱。如此，湖北银钱短缺之围可立解。”
听陈衍这么一说，果然这一百三四十万两银子的得来并不难。铸银机器确实是现成的，早在光绪十五年张之洞通过郑观应从香港购买了两台。广东省是大清国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地方，张之洞也便成了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官员，如果能在湖北最先铸造铜元，那不又成了中国第一个铸造铜元的人？一向敢为天下先的湖广总督被这个念头所激动，大为兴奋起来。但是，张之洞毕竟对货币金融学没有研究，这是桩关系千家万户生计的大事，不能草率，他想多方听听意见。于是，拍了拍陈衍的肩膀说：“石遗，你这个想法很好，明天一早我在议事厅召开会议。你今夜好好准备下，明天当着众人的面详细说说，让大家一道来参谋参谋。”
第二天上午，督署衙门中西两文案房的一批有头脸的幕僚集会于议事厅，听陈衍讲他的“以一当十”的融资奇策。陈衍以诗人的气质，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眉飞色舞地将他的奇思妙想当着众人的面演说了一番。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满心期待幕友们对他的鼓掌赞扬。不料他的话音刚落，辜鸿铭便用手指着他的鼻尖，脸朝着张之洞说：“香帅，陈石遗乃大奸大恶。我想请你先取下他的头来，再容我批判他这个恶毒的奇策。”
慈禧完全接受这位洋朋友的建议，一面筹备回銮北京的准备，一面筹谋实行新政，并明诏国民：“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为日星之照世，而可变在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又要求各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参酌中西政要，对有关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向朝廷提出有关变法改革除旧布新的建议。一时间，仿佛戊戌年的“百日维新”之剧又重新上演，只是戏中的主角由皇帝变成太后而已！
辜鸿铭说：“苏戡，你不知香帅的脾气。有这么好的生意，香帅岂会不大做特做。要不了三年，湖北市面上就看不到制钱了，哪里还有什么大钱小钱一道用！”
办学堂，办新军，办工厂，凡有兴作，第一步便是筹措资金。到处需要钱，到处都向总督衙门伸手要银子。“银钱”两字，令他焦急，令他忧虑。再一次“银钱短缺”的重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多么盼望能有点铁成金之术：顷刻之间，他的面前便可出现金山银山。他甚至幻想过，能在哪一处施工现场，突然发现前人埋在地下的金窖银库。当然，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怀着满腔洋务宏图的湖广总督，从哪里去获得眼下所急需的大批资金呢？
这一天，陈衍来到签押房。他对面有愁容的总督说：“卑职知香帅为资金一事苦恼，愿向大人献一奇策，可立解燃眉之急。”
张之洞也笑了，说：“那你的奇策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它以形式上的温和中庸，内容上的切实可行，时间上的恰到好处，上奏者的地位资望，获得了以慈禧为首的朝廷执政者的一致认可，成为事实上的新一轮新政的实施大纲。这些变法设想，通过以后的一连串上谕，向全国各地陆续颁发推行。
陈念扔接着梁敦彦的话头说：“说穿了，就是政府通过这个办法从老百姓手里紧集一批钱来。说得好听点，就是政府身上的担子，让全体老百姓来分担。”
张之洞望着梁鼎芬点了点头。梁鼎芬见香帅赞许他的话，心里很得意。
张之洞板起面孔说：“汤生，你这讲的什么胡话！幕僚议事，谁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如何敢要他的头？石遗的想法恶毒在哪里，你说给我听听嘛！”
梁鼎芬一直没吱声，他是在揣摸张之洞的心思，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于是开口：“我看崧生说的这两个条件我们都具备：香帅办洋务，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大清国，为了湖广的富强，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大好事，湖广百姓也是完完全全体谅支持香帅的。香帅你就定下吧，按石遗的主意办。”
“香帅，容卑职慢慢解释。”陈衍知张之洞虽热心推行新学，其实是连新学的门槛都没进的人，于是耐心地剖析，“香帅，您是知道的，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文制钱，一千文制钱重八斤，也就是说一千文制钱是用八斤纯铜所铸成。八斤即一千二百八十钱，也就是说，一文制钱含铜一钱二分八，将近二个制钱便可铸一个铜元，这个铜元当十个制钱用，剩下的近八个制钱便是总督衙门所赚的了。十文赚八文，一两银子可赚八百文，百万两银子可赚八万万文制钱，将这八万万制钱再换成银子便可得八十万两银子。我估计湖北一省半年市场银子流通量大约有百万两，当然这种计算是个概数，其实要两个多制钱才能铸一个铜元，再打个八五折，恰好近七十万两。一年下来，可得银子一百三四十万两。香帅，拿这笔银子，你办什么洋务不成？”
庚子年的这场惨变，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会痛心疾首，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要想不亡国灭种，只有变法一条路。相对于两年多以前的那个夏天来说，这次的变法，在表面上已经是没有反对派，大家咸与维新了。在新一轮的变法高潮中，最为积极也最为朝野看重的封疆大吏，当首推既有新政实质、又有“中体西用”理论主张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次则为对办局厂办新军有兴趣的硕果仅存的湘军元戎两江总督刘坤一，另一个则是办新军大有成绩，又在镇压拳民中崭露头角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们都在组织一批智囊文胆，切磋研讨关于变革方略的文稿。
陈衍说：“我的家乡福建侯官，虽不如广州、香港等地，却也因地处沿海而得风气之先。自林文忠公以来，侯官研究西学已蔚然成风。我曾偶尔得到几本西洋人所著的货币和金融方面的书籍，便被这门学问所迷住，多年探索，颇有心得。”
梁敦彦皱了下眉头说：“政府做这种通货膨胀的事，得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所办的事，必须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二是老百姓都能体谅政府，支持政府，愿意与政府来共当担子。”
是的，这次亲身遭逢的巨变，的确给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慈禧以深重的创伤和刻骨的刺激，严酷的现实迫使她不得不自我反省，也迫使她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失误。为了挽回丧失殆尽的人心，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至尊形象，在西逃的路上，她便指示跟从的军机大臣草拟以皇上名义下达的“罪己诏”。又在批准和约的上谕里再次表示“自责不暇，何忍责人”的沉痛心情。在所有痛定思痛的奏章中，慈禧最看重的是朝廷奉为客卿的英国人赫德所上的条陈。这位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四十年的洋人，以极为诚恳的语言劝告太后，西方各国决不是要中国的国土和人民，只是希望中国改弦易辙，实行新政，奉行和他们一样的国策。赫德请太后早日回銮，今后只要认真实行改革，中国是可以富强的；中国富强了，与世界各国也就相安无事了。
梁鼎芬也反唇相讥：“辜汤生，你是反对洋务，坑害忠良！”
陈衍摇摇头：“不是借。现在借钱利息都很高，何况也借不到这么多。”
辜鸿铭指鼻尖的手放了下来，两只灰蓝眼睛狠狠地盯了陈衍一眼说：“香帅既不肯取你的头，就暂且让它留在你的脖子上吧！”
“对老百姓来说，显然不是好事，但对政府来说，则有它有利的一面。”梁敦彦继续说，“政府财政有了亏欠，或是政府准备办一件大事需要一大笔款子，用这种办法可以弥补亏欠，或筹措资金。”
得到张之洞首肯的梁鼎芬决心要讨好到底：“照辜汤生的说法，香帅办的洋务现在还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利，故而老百姓不体谅，不支持？”
张之洞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加速发展湖北的洋务事业，在两湖各府县广设各式新学堂，大量派遣官费生赴日本留学。他又在湖北扩大新军。湖北新军按全国统一军制，将军队编为一镇一混成协，即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五千余人，全部用新式枪炮及西洋器械装备，聘请德、日教官充当军队教习。配合新军建设，又在武昌办起将弁学堂、武备普通中学和陆军小学堂。这三所军校担负起培养新军各级武官的责任。与此同时，张之洞又拟在武昌创办火柴厂、水泥厂等工厂。
陈衍收起笑容，正经八百地说：“我的奇策，既不靠借，更不靠抢，它靠的是真实的学问。这门学问，洋人称之为货币金融学，我已经研究这门学问多年了。”
见议事会变成了攻击会，张之洞大不耐烦起来，他拍了拍太师椅上的扶手，高声道：“都不要吵了。这桩事老夫已弄清了，即便湖广百姓一时不体谅，心有怨言，就让他们说去，到时他们自然会明白老夫的一番苦心的。陈石遗，铸铜元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
辜鸿铭却没有笑，他尖起喉嗓，大声说：“陈石遗此计，乃真正的残害民生的坏主意、恶念头。他也不想想，老百姓没有了制钱，有几多不方便，都用当十的铜元，难道到酱园里去买块酱萝卜，到针线铺去买根针，也要用一个铜元吗？久而久之，一个铜元便变成一文制钱用了，物价不就涨了十倍吗？到时候，香帅不取陈石遗的头，老百姓会剥陈石遗的皮的！”
张之洞问：“你是去借钱？”
辜鸿铭讨厌梁鼎芬这种当面谄媚的作风，说：“香帅，恕我说句直话，你办洋务的确是为了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归根结底，办洋务是为了老百姓。但是，要说老百姓眼下都体谅支持你，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老百姓都是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在没有得到实利之前，要说都支持，怕不可能。”
陈衍点头：“是的，不出两个月，您可得二十万两银子，半年光景，您可得七十万两银子。”
梁敦彦思忖片刻说：“石遗的这个主意，本质上屆于通货膨胀。”
张之洞一边摸着胡须，一边将陈衍这番话在脑子里思考着：“我弄不明白，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为何将制钱换成铜元，就能立即生财？”
“西洋各国已普遍实行纸币，纸币的印刷权利掌握在政府的手里。货币的发行量与实际需要量平衡，市场则稳定，若发行量超过了实际需要量，则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种现象，金融学称之为通货膨胀。”
张之洞盯着陈衍的眼睛：“你想去学梁山泊的草寇，打劫生辰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