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对自己作品的估价充分表明，他对《八月之光》充满自信，非常肯定。的确，这是他至那时为止创作的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他在这部小说里展开了更广阔的现实空间，塑造了更多更丰满的人物形象，揭示了更为广泛的美国南方社会的问题，在艺术手法的独特运用上也日臻完善。“这部小说是小说而非轶事”的提法是值得注意的。1932年初，福克纳便使用过“轶事”（anecdote）一词，在他看来，小说《喧哗与骚动》讲述了“一个与巡回演出的男人私奔的姑娘的轶事”。《我弥留之际》则从本特伦一家的几个人物的不同角度来叙述母亲遗体出殡的单一事件，明显带有奇闻轶事的味道。小说《圣殿》的情节虽然较为松散，却始终围绕着邓波尔强奸的前因后果进行描写，这个故事的素材，据说便是福克纳在孟菲斯的一家酒店听来的传闻。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司各特·费茨杰拉德、海明威、多斯·帕多斯等小说家已声名鼎沸，福克纳仍默默无闻。192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军饷》出版，之后又发表了《蚊群》（1927）、《沙多里斯》（1929）、《喧哗与骚动》（1929），但他常常为自己写成的作品难以找到出版商而苦恼。他曾这样叹息道：“现在我有才能创作了，我能够使自己成为一只古罗马人摆在床边的花瓶，花瓶的边沿被亲吻却慢慢地在磨损。”然而，《喧哗与骚动》为他顺利地找到了出版商，而且以其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手法大获成功。从此，福克纳开始充满自信地走上了自己认准的创作道路。
如果说一则“轶事”往往仅是世间流传的故事，一部小说则是一个由作家自己虚构的世界。《八月之光》不是由某个传闻故事衍生出来，它的创作源出于福克纳脑海里的一个意象。谈到《八月之光》的酝酿，福克纳后来回忆说，最初在他头脑里“只是一个名叫莉娜·格罗夫的年轻姑娘，怀着身孕，决心赤手空拳地去寻找她的情夫”。这部由一个意象幻衍出来的真正意义的“小说”，为什么题名《八月之光》？一向为评论家和读者关注乃至争论的情节结构像什么？它的主要人物是谁？反映的社会与人生问题是些什么？由于这些基本问题构成了阅读理解这部小说的初阶，下面拟分别谈谈。
1930年10月，他又有一部以现代主义的多叙事角度手法著称的小说《我弥留之际》问世。可是，先于它交稿的另一部小说《圣殿》却迟至1931年2月才出版。出版之前，曾做了不少修改，出版后其暴力描写（包括强奸和谋杀）的情节引发争议，褒贬不一。当时一位有影响的批评家亨利·坎比称它为“美国小说虐待狂的代表作品”，把福克纳归为美国小说家的“残酷的一派”文学评论》，1931年3月21日。">。这不能不说是福克纳开始走上自己的创作道路之后的一个波折。然而，正是《圣殿》出版前福克纳对该小说繁复的情节结构所做的修改和对大量倒叙的压缩调整，以及出版后暴力内容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对紧接其后的《八月之光》的创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因此，比起《圣殿》来，《八月之光》的结构更为考究，暴力描写更为含蓄，甚至糅进了一些喜剧性情节和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经过修改的《圣殿》的开头和结尾处理，直接影响了《八月之光》的开头结尾的艺术性安排。这也从《八月之光》发表后的评论清楚地反映了出来：一年前把福克纳归入“残酷的一派”的同一批评家坎比，这时称赞《八月之光》“是一部极有见地和感人力量的小说，人物难以置信地丰满，描写生动有时几近诗的境界。小说充满同情精神，救助了那些过于看重生活的艰辛和绝望的人”。另一位评论家J.D.亚当斯写道：“由于这部小说的问世……前一部小说中呈现给人的有些粗糙和纯然暴力的印象很有成效地得到了节制，以致令人难以相信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竟能奏效。”
显然，《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为他赢得高度赞许之后，《圣殿》却又不期而然地带来某些负面影响，福克纳创作《八月之光》时便格外警惕，并对新作抱有很高的期望。从现存的《八月之光》手稿上的标注日期看，福克纳于1931年8月17日（也许更早一些）开始动笔，直到次年2月19日完稿。创作过程顺利，完成后他也很满意，送给出版社后很快排出了校样。他在1932年秋看完校样后致他的朋友兼出版代理人本·华生的信中写道：“我看不出它有什么不妥之处。我希望就照现在这样出版。这部小说是小说而非轶事，也许因此它可能显得头重脚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