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惠 译
雪天白头发最后几件事：科隆记者石明（音：Shi Ming）努力想得到顾城在朗根布依希所写作品的版权。有人给了我两幅诗人带框的水墨画，那大概是他们曾挂在朗根布依希家中墙上的东西。今天，这最后的两件作品仍然存放在我的资料库里。资料库里还有些别的东西也记载了一些事情，例如，典型的顾城式回答。那是诗人对蒂蒂·塔特洛（Didi Tatlow）的丹麦小姑子提问的回答。她问，为什么他，顾城，不学英语？他答：那会惹他的中国灵魂生气。这是一位英国记者（现在的香港记者）1999年5月15日这天在波恩的回忆。
2013年
谢烨恳请路德维希女士，给柏林的某人打电话，但不在录音带上留言。她要她转告某人，一个男人，他有生命危险，不要离开住宅。
一些日子以来，我总在想，谢烨应该还活着。我很难不去想她的死亡方式。当我想到顾城时我就自我怨怼：我居然在朗根布依希低估了他，他显然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友好。我不评判不太熟悉的人和关系，也不能赞同你们的评判，说这一结局从两人的生活史看来是符合逻辑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两人有可能分居，如果那样，事情就是另一种结局。这一确信更加让我不安。我相信，在朗根布依希的这段时间，肯定有人，比我跟顾城和谢烨的关系更紧密。因此我能做点什么的机会很小，他们已远远超过了对基金会客人“工作上”的关照的关系。正是这点让我焦虑：当我们的邀请对那些与我们仍然陌生的人明显意味着你必须自我照顾时，我会自责我没能预见到所有的结果，以致在那段日子里，我很少以私人身份为他们做点什么。即使有几次我想做点什么，但终究没做。
还有别的吗？他们出发前在法兰克福的一次报告的录音磁带和草稿，沃尔夫冈·贝尔（Wolfgang Behr，现苏黎士大学教授）多年来总是提到这两样东西。以此看来，还有些资料需要敏感的嗅觉去探寻发掘。
一个医生在村里给两人服用了安定，三个人坐在沙发上哭了，然后在中餐馆吃饭时，三个人又笑了。
顾城憎恨他对谢烨的依赖。他以前也曾打过她，这一点谢烨对她的女邻居承认过。一位罗马尼亚女画家把她带去了医院。迪伦（Düren）的一位心理医生在对顾城进行检查后认为，他没病。后来洛杉矶的一位中国医生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诊断说：一切正常，还会更好。
也许，鉴于已发生的事，这份资料现在显得太符合逻辑，但我找不到更恰当的话来表达我对这位奇特女子不可理喻的结局的感受。
在朗根布依希，人们曾经采取过措施。市长认为，谢烨应该有可能和孩子一起留在当地。然后L就订了一张机票，以便谢烨能去新西兰把她的孩子接回来。机票钱由当地政府承担。
谢烨无论如何也要和顾城一起去纽约。她还从未去过美国，想在一家中国人俱乐部按她的计划举办朗诵会。
有些生命看起来完全像虚度，但有时也会在很多年后对平庸的生活产生一点影响。尽管我对伟大的中国诗人顾城的回忆——德文、英文和中文版，很早就问世，但它们似乎对我影响不大。
他们走了，留下的房间一片狼藉。他们的家当也留在里面。
顾城和他的夫人谢烨，在离开德国之前，曾是科隆附近朗根布依希（Langenbroich）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öllStiftung）的客人。他们在伯尔的房子里度过了1993年的夏天，那是在中国依然享有很高声誉的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期间，我跟基金会有些通信往来，因为不断有中国作家希望到伯尔之家小住、写作。1993年10月21日，基金会负责人L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有如下段落：
他曾经把她推下楼梯。因为不能离开她，他又和她一起去了医院。他也想要求助于医生：“医生，医生。”这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他做了什么。当谢烨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顾城和罗马尼亚的女艺术家以及陪伴她的路德维希女士坐在一起，说：“我可怜的孩子还在新西兰！”谢烨不想住院，要跟他一起回到伯尔之家。
几年之后，在一次我和印度尼西亚诗人阿古斯·沙约隆（Agus R. Sarjono，生于1962年）在波恩大学的朗诵会之后，我在一位波恩人的私人公寓里，遇见了伯尔基金会的路德维希女士。她读过我翻译的顾城的作品和发表在《袖珍汉学》杂志上的我与顾城的访谈录。
1995年1月23日，我最后一次有机会，和这封信的作者对这次谋杀和自杀进行交谈。现将当时的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在我波恩的中国当代文学资料库里，有四份材料，它们在1993年以后总是让我感动。我不该把它们私藏更久，而该公布出来，让别人也有所感动，从而也让自己减轻悲伤。
“他是个精神病人，”她在2003年1月20日晚上对我说，“刚开始他们两人之间的一切都很美好，直到后来谢烨开始哭，关系就糟了。”
顾彬（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