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想一想，一个笨手笨脚、性情温和的巨人，想一想一位历史性人物，他对金钱的知识只局限于抽象的几十亿国债；请想一想一位流亡的王子，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袖扣值一大笔钱！这也就是说——哦，夸张地——我是天底下最不切实际的人啰。这样一个人跟一个出版界老狐狸打交道，刚一见面关系就搞得十分感人的亲密友好，无拘无束，彼此还爽朗地逗逗乐儿开开玩笑，说些亲切而冠冕堂皇的客套话，我也就没有理由猜疑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使得我跟我目前这位出版商——老好人弗兰克这种初交的友好关系不能保持长期稳固的状态。
噢，这类事真是多得不胜枚举。一组戏剧系学生表演了一出讽刺短剧，把我描绘成一个狂妄自负、厌恶女性的人，满嘴德国佬的腔调，经常摘引豪斯曼的语句，而且还爱啃生胡萝卜。谢德逝世前一个星期，有那么一位凶悍的女士，因为我曾经拒绝在她的倶乐部里谈论《哈列瓦利》这个题目（她误把一部芬兰史诗的名字跟奥丁的神殿搅混在一起了），她便在一家杂货店当众对我说，“您，可真是个非常难以相处的家伙。我都纳闷儿约翰和希碧尔怎么居然容忍得了您。”我冲她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这使她气急败坏地又加了一句：“而且，您是个疯子。”
《微暗的火》是约翰·弗兰西斯·谢德（一八九八年七月五日生，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卒）在他一生最后二十天里所创作的一首英雄对偶句诗体的长诗，共四章，九百九十九行，写于美国阿巴拉契亚州纽卫镇他的住宅。这部由八十张中号索引卡片构成的手稿，大部分系誊清的定稿，本书诗文部分完全依据手稿予以忠实付印。在每张卡片上面，谢德把粉红线上端留作写标题用（注明第几章和创作日期），十四行浅蓝线部分用来写诗文，全是用挺好的笔尖写的，笔迹纤细工整，异常清晰，空一行则表示隔行，而且他总是利用一张新卡片开始撰写新的篇章。
约翰·谢德是个办事有条理的人，总在半夜里把每天定额完成的诗句誊清，即使后来又誊写一遍，我猜想他有时会那样干的，他在那张或多张卡片上并不注明最后订正的日期，而是注上修改稿或首次清稿日期。我的意思是说，他保留实际创作日期，而不记下第二遍或第三遍润饰修订的日期。我目前的住处前面正对着一个闹哄哄的游乐场。
谢德尽管心律不齐（见第735行），腿有点瘸，对身体康复的办法也有某种莫名其妙的曲解，可还是过分喜好长距离步行，但是大雪阻挠了他，冬季他只好在下课后等夫人开车前来接他回府。上次相识后没隔几天，有一回我正要离开帕森尼奥斯楼——也称之为主楼（唉，如今已改名为谢德楼）看见他站在门外等谢德夫人来接他。我在柱廊台阶上挨着他站了片刻，一边戴上手套，把十个指头个个朝里按得瓷瓷实实，一边朝前观望，仿佛等待检阅一个军团似的。“这可是件马虎不得的事，”诗人评论道。他看看自己的手表。一片雪花刚巧落在表面上。“结晶和石英相映争辉，”谢德说。我提议用我那辆马力十足的克莱姆勒送他一趟。“谢德先生，太太们常常健忘。”他翘起他那不修边幅的脑袋，朝图书馆里那座挂钟瞥了一眼。这当儿正有两个身穿鲜艳冬装、满面红光的小伙子，一边笑着，一边滑行穿越那一片白雪覆盖、荒凉辽阔的草皮。谢德又瞟一眼他的手表，耸耸肩，接受了我的建议。
现在我们得谈一谈这首诗啦。我相信这篇前言还不算太敷衍了事。所有的注释都按照当场评解的方式加以安排，肯定会满足顶顶饕餮的读者。尽管这些注释依照常规惯例全部给放在诗文后面，不过我愿奉劝读者不妨先翻阅它们，然后再靠它们相助翻回头来读诗，当然在通读诗文过程中再把它们浏览一遍，并且也许在读完诗之后第三遍查阅这些注释，以便在脑海中完成全幅图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排除来回翻页的麻烦，依我之见，明智的办法就是要么把前面的诗文那部分玩意儿一页一页统统裁下来，别在一起，对照着注释看，要么干脆买两本这部作品，紧挨着放在一张舒适的桌子上面阅读，那可就方便多了——桌子当然不能像眼下我的打字机挺悬乎地置于其上的这张摇摇晃晃的小桌。我目前住在离纽卫镇几英里之外的一家破烂的汽车旅馆里，对面游乐场那个旋转木马在我脑海里进进出出，转个不停。容许我声明一下，如果没有我的注释，谢德这首诗根本就没有一丁点儿人间烟火味儿，因为像他写的这样一首诗（作为一部自传体作品又未免太躲躲闪闪，太言不尽意了），竟让他漫不经心地删除否定了许多行精辟的诗句，其中包含的人间现实不得不完全依靠作者和他周围的环境以及人事关系等等现实来反映，而这种现实也只有我的注释才能提供。对这项声明，我亲爱的诗人也许未必同意，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下定论的人还是注释者。
我把这八十张卡片上面的宝贵内容最后细看了一遍之后，就用橡皮筋扎住，虔诚地放好。另外还有十二张薄薄一摞卡片，上面写的一些额外的对仗诗句都在那一阵最初起草时混沌状态中完成了各自短暂而有时含混的使命，我也把它们夹好，跟那批主要产品一起放进一个牛皮纸做的口袋里，谢德通常对待他那些草稿的态度是，一旦觉得不再需要就把它们焚毁：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早晨，阳光灿烂，我站在门廊那儿亲眼目睹他在后院焚毁了整整一大堆，他站在那个焚化炉微暗的火前面，真像一位低头监视的官方送葬者，纸张在这种类似中世纪焚毁异端邪书的处刑当中化为黑蝴蝶随风飘荡而去。但是，他保留了这十二张卡片，因为上面有些尚未利用的佳句在那批草稿废堆中熠熠发光，也许他朦胧地期望再从这些废弃而可爱的后备诗句中挑出若干来取代清稿中某些段落，要么更有可能的是因为他暗自偏爱其中这句或那句优美的短诗，却出于结构上的考虑而忍痛割爱了；要么就是因为谢德夫人不耐烦，使他只好暂时搁置不用，等那份一无瑕疵、大理石般光滑的最后打字稿打出来之后，就会证实那还是很有价值，或者使那句给替换下来的、本来最爽目的诗句显得又累赘又不纯。此外，恕我在此添一句，他本来有意把他的诗念给我听，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因为我知道他原本有这个意思。
容我不再一一列举这种胡言乱语。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反正我在同谢德的友谊上得到了充分的报偿。这种友情尤其珍贵之处在于把亲切的感情隐藏起来，特别是在我们俩不是单独相处的时候，更是如此；彼此之间生硬的态度则是出自那种可以称之为内心尊严的驱使。约翰·谢德一辈子戴着面具，讳莫如深，外表跟沉稳的内心竟是那样不协调，以至于人们都倾向于认为他要么是在拙劣地伪装，要么就是在赶时髦。如果说，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为了赶时髦要显露出男子气概，就袒露出自己那招人的脖颈，修饰脸颊两侧的边幅，并且使山峦湖影映现在那对凝视的椭圆形明眸中，那么当今的吟游诗人，也许老化的机会更多，看上去非得像大猩猩或兀鹫才更符合潮流的要求。我这位崇高的邻居，如果只长着一张狮子般雄伟的脸或者易洛魁人那样的脸，倒也可能有些叫人赏心悦目之处。然而，不幸的是这两种特征掺和在一起了，只能叫人想起霍加斯画的那种性别模糊不清的、肉嘟嘟的酒徒。他那畸形的身躯啦，满头蓬乱的灰白头发啦，短粗手指的黄指甲盖儿啦，无神的眼睛下面的囊袋啦，我们只有把它们看成是那股雕琢纯化他那些诗句的完美力量使他从自身内部排除去的废品，才能解释得通。他自我勾销了自身的形象。
我俩，约翰·谢德和我，从来没对我个人遭遇的不幸详加讨论过。我们之间的亲密友谊是建立在更高一层、纯粹理性的基础上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可以摆脱感情上的苦恼，而不是共同分担它们。我对他那种敬慕在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拔高。每逢我见到他，尤其是当着别人——那伙劣等人的面看到他的时候，我都体验到一种奇妙的惊讶感。我知道他们没有我这种感情，没有我这种觉察，竟把谢德的露面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而没有把每根神经，可以这么说，全都沉浸在他在场这一浪漫传奇的事迹中，这一点更增强了我那种惊讶感。他站在那里，我心里会想那个头颅里装着的脑子，跟他周围那些脑壳里保存的合成果子冻似的糨糊脑子相比，真可说是有天壤之别。他在（三月份那个晚上，站在柯教授家）那个阳台上眺望远方的湖水，我一直待在一旁观望着他。我亲眼目睹一种罕见的生理现象：约翰·谢德边了解边改造这个世界，接收，拆散，就在这储存的过程中重新把它的成分组织起来，以便在某一天产生一桩组合的奇迹，一次形象和音乐的融合，一行诗。我在少年时代也体验过这种激动人心的感觉。有一次我在舅父的城堡里，隔着一张茶桌望着那个魔术师，他刚变完一套绝妙的戏法儿，那当儿正在吃一盘香草冰淇淋。我凝视着他那扑了粉的脸蛋儿，凝视着他别在纽扣眼儿里的那朵神奇的花，它方才变换过各种不同的颜色，如今固定为一朵石竹花。我还特别凝视着他那些不可思议的、流体一般的手指，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些手指就能捻弄那把小匙儿，把它化为一道阳光，或者把那个小碟往空中一扔，顿时变成一只鸽子。
我认为，正如我在最后一个注释里所提到的那样，谢德之死这枚深水炸弹摧毁了我俩之间私下的交情，而且也造成许多死鱼漂浮出来，迫使我在跟那个入狱的杀人犯最后一次交谈后就离开了纽卫镇。注释工作不得不推迟，只好等我能找到一个更安静的环境、采用一个新的化名时再干起来，但是有关具体出版事宜得马上办妥。于是我就乘坐飞机到纽约去，把手稿复制一份，同谢德生前的一位出版商洽谈（我们坐在一座大厦五十层楼上一间由核桃木和玻璃构成的斗室里；下面的街道上，无数金龟子正在川流不息地爬动），可是正当要达成协议那一刹那，我那位对话人在硕大的夕阳慢慢落下去的美景中，突然漫不经心地插了这样一句话：“金波特博士，您想必高兴得知某某教授（谢德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已经同意在我们编辑这玩意儿时当我们的顾问了。”
说真的，谢德的诗就是那种突然一挥而就的魔术：我这位头发花白的朋友，可爱的老魔术师，把一叠索引卡片放进他的帽子——倏地一下就抖出一首诗来。
我想弄清楚他在不在乎绕一段路，在城中心停一下，因为我要去买些巧克力小甜饼和一点鱼子酱。他说没关系。我一人走进超级市场，通过一层厚玻璃窗看到老家伙突然下车走进一家卖酒的铺子；等我买完东西回来，他已经回到车子里，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一份庸俗小报，我原当没有哪位诗人会降低身份去碰那种玩意儿哩。他打了一个挺舒服的嗝儿，这说明身上那件暖暖和和的大衣里准藏着一瓶白兰地。我们转弯进入他住宅前面的车道时，看到希碧尔正把汽车停靠在前方，我便彬彬有礼地从车上一跃而下。她说：“我丈夫不善于给人介绍，那就让我们自己彼此介绍一下吧：您是金波特博士，对不？我是希碧尔·谢德。”接着她就对她丈夫说，他原本应该在办公室里再多等一分钟；她又按喇叭，又喊他，还呼哧呼哧地一路奔到楼上去找他，等等，等等。我不想听夫妻之间的一场争论，就转身走开，可她把我叫住了，“跟我们一块儿喝杯酒吧，”她说，“不如说跟我，因为大夫不准约翰再喝酒了。”我说明不能久待，因为我在家里已经安排好那么一个小小的讨论会，接下来还要打几盘乒乓球呐，是跟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挺可爱的孪生兄弟和另外一个伙子，另外一个小伙子约好的。
另一声明是赫尔利教授和他那个小集团公开发表的，涉及诗的结构问题。我摘自同一篇采访报道：“谁也闹不清约翰·谢德打算把这首诗写多长，不过他留下的遗稿也许只体现了他隐隐约约观察到的一杯酒里的一小部分成分，这也绝非不可能的事。”又是一派胡言！撇开那种响彻在第四章通篇里的真正内在证据的洪亮号角声不谈，希碧尔·谢德（在一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文件上）也肯定地说过她丈夫“压根儿也没打算把这首诗写得超过四个部分”。对谢德来说，第三章就是倒数第二章，而且我本人有一次跟他一块儿在夕阳下散步闲聊时也听他这样说过，那当儿他仿佛在大声自言自语，一边回顾全天的工作，一边比划着那种可以原谅的洋洋自得的手势；与此同时，他那位言行谨慎的伙伴一直徒劳地想法儿叫自己的长腿摇摇晃晃的步子跟那位头发蓬乱的老诗人颠颠簸簸的曳步相适应起来。不仅如此，我甚至还可以断言（正像我们的身影，即使我们不在了，还照样朝前走那样）这首诗只剩下一行没写（那就是第1000行），它想必跟第一行雷同，想必也就使全诗完成结构上的对称；这也就是说，中部那两大相等、丰富而坚实的部分，同它们两侧较短的部分，共同形成一对各占五百行诗句的翅翼，于是铿锵的乐声真可说是绝了。我了解谢德的组合才能和敏锐而和谐的平衡感，因此不可能设想他会照别人瞎猜那样胡乱扩展而使他这个水晶体破了相，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服人——其实完全够了，够了——我在七月二十一日傍晚那次惊心动魄的场合中，还听到我这位可怜的朋友亲口宣称他的创作劳动已告结束，或者接近尾声了。（参见我对第991行的注释。）
唉，我那种平静的心情很快就给破坏了。学术界的外围圈子一意识到约翰·谢德跟我的交情超过了跟其他所有人的交情，那种浓浓的忌妒毒液便开始朝我身上喷来。我亲爱的柯太太，那次在您家里举办的沉闷的联欢会结束后，我正帮助疲倦的老诗人寻找他那双长筒套鞋时，您那阵窃笑并没逃脱我俩的注意。另有一天，我走进英文系办公室寻找一本刊登了昂哈瓦那座王宫照片的杂志，想拿给我的朋友看看，赶巧无意中听到一位身穿绿绒茄克衫、后来我宽大为怀地管他叫杰拉德·埃默瑞德的年轻讲师，正在漫不经心地答复系秘书的一句问话：“谢德先生大概跟那头大海狸一块儿走了。”当然，我个头儿长得挺高，棕色络腮胡子相当稠密而锃亮，这个蠢绰号明明是给我取的，不过也并不值得加以重视；于是我从一张胡乱堆满小册子的桌子上平心静气拿了那本杂志，走出去的时候，从杰拉德·埃默瑞德身旁经过，灵巧地用手指忽地揪住他脖颈上打着的蝴蝶结，一下子就把它抖散了。还有一天早晨，我所隶属的那个系的主任，聂托什达格博士，郑重其事地恳求我坐下来，把门关好，垂头丧气地皱着眉头，又回到他那把转椅那儿坐下，然后大力规劝我“今后要多加小心”。啧，小心什么？有个小伙子向他的导师抱怨了。抱怨什么，老天爷？说我批评了他选修的一门文学课程（“是在一名荒谬的平庸之辈指导下，对一些荒谬的作品做出荒谬的评论”）。我彻底松了口气，哈哈大笑地搂住我这位老好人聂托什卡，告诉他今后我绝对不会再调皮捣蛋啦。我借此机会向他致意。他一向对我那么谦恭有礼，叫我有时都纳闷儿他是不是已经猜到谢德所猜疑的事，猜疑到那桩只有三个人（学院院长和两名董事）肯定知情的事。
我有一张他的照片，这张我特别喜爱的彩色快照是我的一位一度交往的朋友在一个明媚的春天拍摄的，谢德在上面拄着一根原本属于他姑妈莫德（参见第86行）的挺结实的拐棍儿，我穿着一件从当地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买来的白色防风衣和一条来自戛纳的松松垮垮的淡紫色裤子。我的左手半举着——看样子像是想拍拍谢德的肩膀，其实是要取下我的墨镜，可是那个动作在照片上给掐断了，停在半空中永远完不成了；右胳膊夹着那本图书馆的书是一部有关赞巴拉某种健美体操的专论集，我打算拿给那个寄宿在我家里的小伙子，就是拍这张照片的那个人看看，好引起他的兴趣。谁知一个星期之后，他居然背叛了我对他的信任，趁我去华盛顿办事的时候干下了卑鄙的勾当。我是回来之后才发现的。他一直利用那个机会跟埃克斯顿一个火红头发的婊子厮混，我那三间盥洗室里哪儿哪儿都留下了她梳头时掉下来的头发和一股臭味儿。当然我俩立刻分手了；我通过窗帘缝隙看到鲍勃这个剃平头的坏小子，拎着他那个破旧的旅行袋和我送给他的那副滑雪橇，怪可怜的样儿，凄凉地站在路边上，等待一位同学开车来把他接走，永远别再照面。什么事我都能宽恕，唯独背叛不行。
但是，几天过后，也就是二月十六日星期一那天，我在教职员俱乐部午餐时，经人介绍跟那位老诗人相识了。我在记事本上带点讽刺意味地记下这样一句话：“终于递交了国书。”他和另外四五位知名教授请我到他总爱坐的那张桌子那边去一块儿进餐，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华兹史密斯学院的大照片，是在一九〇三年一个异常阴沉的夏天拍摄的，看上去校园简陋得叫人吃惊。他简洁地建议我“尝尝这种猪肉”，这真叫我觉得有趣儿。我是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喜欢亲自下厨做饭。我便向几位脸色红润的肉食者解释，让我吃光我的一位同类已经处理过的吃食，那就好比让我吃任何一种生灵一样叫我恶心，而且我指的生灵当然也包括——我压低嗓音——那位马尾发型、胖乎乎的女学生，她这当儿正在侍应我们，用舌头尖儿舔她手中那管铅笔的尖儿呐。再说，我已经把我放在公事皮包里带来的那个水果吃完了，所以说，来一杯学院精制的淡啤酒嘛，倒还不赖。我这种既坦率又随便的举止，叫大家伙儿都感到无拘无束了。于是人们总爱提的那些问题便向我连珠炮似地袭来，什么我这种癖好的人碰不碰蛋酒和牛奶冰淇淋混合饮料之类的玩意儿，等等。谢德说，对他来讲，事情恰恰相反：他要吃光一盘蔬菜，得费很大的劲儿。开始吃头一道色拉在他就跟大冷天一脚踩逬海水一般；为了袭击一个苹果堡垒，他总得事先打起精神才办得到。我当时还不大习惯美国这些知识狭隘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之间耍弄的这类叫人相当疲劳的俏皮话和玩笑，所以没有当着那些龇牙咧嘴的老家伙的面对谢德说我多么赏识他的作品，唯恐一场严肃的文学讨论降低为一出滑稽戏。于是我就跟他谈起一个我新近争取到的学生、一个忧郁而娇气、蛮不错的男孩，因为他也在选修谢德讲授的课，老诗人却果断地摇晃一下脑门上那绺灰白发，回答说他早就记不住学生们的姓名和面容了，唯一还能想起来的是他那诗歌班里一名拄着双拐从校外来听课的女士。“得啦，得啦，”赫尔利教授说，“你是说，约翰，那位经常出没于二〇二文学课室里、身穿黑色紧身服的金发女郎，也在你心目中或肺腑里真的就没留下一丁点儿她那美得叫人目眩的模样吗？”谢德顿时眉飞色舞，皱纹闪闪发光，慈祥地轻轻拍拍赫尔利的手腕，叫他别往下说了。另一位折磨人的家伙问我是不是真的在我住家地下室里放了两张乒乓球台。我反问道那是一桩罪恶吗？不，他说，可干吗要放两台呢？“犯罪吗？”我又反驳道，于是大家伙儿都笑了。
诗人本人倒是个非常可亲的朋友！日历说明我跟他相识不过个把月罢了，可是我俩的友情却内在地发展成为默契之交，不受那些轮番进行的恶毒鼓噪的干扰而永世长存。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搬进那所郊区住宅（我租住那位到英国去度休假年的哥尔斯华斯法官的），发现它原来正位于这位著名美国诗人的住家旁边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啊！早在二十年前我就曾尝试把他的诗作译成赞巴拉文了。读者会发现我将在一个注释里提到这一点。除去这位富有魅力的邻居之外，我很快就发现哥尔斯华斯的château根本没有什么可值得介绍的地方。供暖系统纯属幌子，按道理是靠地下调节气流的管道供暖，可是地下室那个又抽搐又呻吟的锅炉把微温的蒸汽传送到各间屋子时，那股气儿就跟垂死的人最后剩下那点微弱的气息一样。我堵塞了通往楼上管道的阀门，试图让起居室的暖气更足一点，可是温度仍然很低，无可救药，证明此法完全无效，因为那里和外边北极般的地区只隔一道很薄的前门，也没有一点门厅之类的遮拦——大概当初这所房子是一位天真无知的移居者在仲夏盖起来的，根本就没料到纽卫镇会给他准备着这么冷的冬天；要么就是因为往时那种假正经要求让抽冷子前来拜访的客人在门槛那儿一眼就可以彻底搞清楚客厅里并没有在进行什么不成体统的勾当。
我们由此而掌握了他的创作全部日程表。第一章于七月二日深更半夜开始写起，七月四日完成。他过生日那天着手写另一章，七月十一日完稿。另一周完全致力于第三章。第四章于七月十九日开笔，正如前述，最后三分之一（第949——999行）仅是修订的草稿。这一部分外表极为粗糙，到处是毁灭性删除和变动很大的嵌插，而且字迹也不像清稿上面那样严格遵守卡片上印的杠杠而常常越界出线。其实您一旦纵身跃入，逼着自己在那混乱不堪的表面下睁开两眼窥探清澈的底层，就会发现那原来精确得真是美不胜收。其中没有哪一行诗断裂脱节，没有一处令人产生疑问。这一事实足以表明某报（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刊登的一篇报导严重失实，那是该报记者对一位自封为谢德研究者的采访，这位先生根本没见过这部诗稿，却断言那是“由一部支离破碎的草稿拼凑起来的，没有哪个篇章够得上称为定稿”——这种诋毁纯属那帮家伙的恶毒捏造，他们与其说是想对一位伟大诗人由于死亡而中断创作表示惋惜，还不如说是旨在毁谤这首诗的现任编辑兼注释者的能力，或许还对他的诚实表示怀疑哩。
读者会在我的注释中找到那些删掉的诗句。它们原本所在的位置，都在那些把它们替换下来的既定诗句近旁给标出来，至少给暗示出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其中真有不少比最后定稿中某些最精彩的段落更具有艺术性和历史性价值。我现在该解释一下，《微暗的火》怎么竟会落入我手而由我来编辑这档子事啦。
在赞巴拉，二、三月（我们称之为四个“白鼻子月”的最后两个月）也常常冷得可以，可是连乡下老乡的屋子都始终如一是一个暖和的实体——而不是一个叫人吃不消的通风网状体。人家对我说，我就跟新来的人常会遇到的那种情况一样，确实选了多年来少见的糟糕透顶的冬天来到这个小镇——其实这里跟巴勒莫处于同一纬度。初来乍到那阵子，有一天清晨，我正准备驾驶那辆新买来的马力十足的红色汽车去学院，发现我尚未在社交场合正式结识的谢德夫妇（后来我才知道他俩还当我不爱理人呢）正在滑溜溜的车道上对他们那辆遇到麻烦的旧派克车束手无策，它发出阵阵呜呜的哀鸣，却没法儿让一个受折磨的后轮从一处凹陷进去的冰层地狱里挣脱出来。约翰·谢德笨手笨脚地拎着一个提桶，忙着向结冰的光溜溜的蓝色地面上泼撒一把一把的棕色沙土，那种姿势活脱儿像个农民在播种。他穿着雪靴，骆马绒衣领朝上翻起，花白头发在阳光下仿佛蒙上了一层白霜。我知道他新近病了好几个月，心想让我的邻居干脆搭我那辆马力十足的机器玩意儿一道去校园吧，就连忙朝他俩走去。一条小巷弯弯扭扭地环绕着我租住的城堡所处的那块稍稍隆起的地段，把它和我邻居的车道隔开；我正要跨过小巷，不慎失足滑倒，一屁股跌坐在硬得出奇的雪地上，我这个筋斗像是一种化学反应力起作用于谢德那辆小轿车，它顿时微微晃动一下，接着就嗖地大揺大摆冲向巷道，差点儿打我身上压过去；约翰坐在驾驶方向盘那儿自鸣得意地做着怪脸，希碧尔一个劲儿跟他说话。我不敢说他俩有谁瞧见了我。
从此以后，我便越来越经常地见到我这位大名鼎鼎的邻居。我从一扇窗户观察到的景象，一直提供给我第一流娱乐，尤其是在我等待一位姗姗来迟的客人到来时，心头更是痒酥酥地迫不及待。只要我们两家之间那些落叶树的枝杈还是光秃秃的，从我家二楼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谢德那间起居室的窗子，而且几乎天天夜里我都看得到老诗人一只穿拖鞋的脚在优雅地轻轻摆动。您由此可以推测到他正坐在一把矮椅子上看书呐，可您永远也没法儿看到别的，只能观赏到那只脚和它投下的黑影在那柱灯光下根据主人内心贯注的节律上下晃动。总在同一时刻，那只棕色摩洛哥皮拖鞋便会从穿着羊毛袜的脚上掉下来，那只脚呢，还在继续摆动，不过速度稍微放慢了些。您心里明白这说明睡觉和噩梦的时间无可奈何地迫近了，过几分钟，那脚指头便会去骚扰戳弄那只拖鞋，然后就一齐从我的黄金视野内消逝，我的视线可是穿越一根黑糊糊的弯枝杈才到达那边的。有时希碧尔·谢德好像猝然发起脾气，甩着胳臂，快速地从我的视野中经过，可是没多会儿，她又会慢条斯理地迈步转回来，好像是已经原谅她丈夫跟一个古怪的邻居友好交往似的。她这种行为对我来说真是个谜，可是有一夜我终于把它完全解开了，那就是我一边拨他们家的电话号码，一边密切注视他们的窗户，我魔术般地诱使她又完成一遍那一直使我困惑不解的急促而颇为无害的动作。
第一章（一百六十六行）篇幅较短，占十三张卡片，其中所描绘的飞鸟幻日令人兴趣盎然。第二章，您最喜爱的一章，和那令人震惊的力作第三章，长度相等（均为三百三十四行），各占二十七张卡片。第四章在篇幅上又回复到同第一章相等，只占十三张卡片，其中最后四张是他逝世那天写的，仅留下修改稿而不是清稿。
我从这里把校样寄还给弗兰克，他回信说已收妥无误，并且要求我在前言中提一下——这我当然愿意照办——凡是注释中出现的错误概由我个人负责。居然在一名行家里手面前插入这样一句话。一位专业校对者根据手稿复制件把全诗清样再仔细核对一遍，发现了几处被我忽略的排版小错儿，这当然多亏外界的协助。更甭说我一直多么期望希碧尔·谢德能够给我提供大量有关的生平资料，可惜她离开纽卫镇的时间比我早，如今寄居在魁北克她的亲戚家里。当然我原本还可以跟她进行卓有成效的通信联系，可是那帮谢德研究者却不甘心被甩开。我刚一同她，同她那变幻莫测的情绪断了联系，他们就成群结队一窝蜂似地奔向加拿大，朝那位可怜的女士猛扑过去。我从我在赛达恩的穴居之地给她寄过一封信，列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诸如“杰姆·寇特斯”的真名实姓是什么等等，向她讨教，可她非但没有答复我那封发了一个月之久的信，反而突然给我打来一封电报，请我接受赫教授（！）和柯教授（！）担任她丈夫那部诗篇的副编审。这叫我多么吃惊，多么伤心呵！这样一来自然而然也就排除了我跟我朋友的那位误入歧途的遗孀之间的合作。
我那亲爱的朋友刚一去世，我便立刻说服他那位心神错乱的遗孀签一份合同，大意是说诗人早已把诗稿托付给我，我也绝不拖延，尽快加上注释后把它出版，出版公司由我自行选择，一切得益，除去出版商的利润之外，如数净归她一人所有，而且在出版那天，原稿也会当即转交给国会图书馆永久保存；就是釆用这个办法来事先消除并摧毁那种肯定会对她丈夫那份（早已由我在他的尸体尚未进入坟墓之前就已转移到一处安全地点的）手稿进行种种骚扰的商业性热情和学术界的阴谋诡计。我看任何一位严肃的评论家都不能说这个合同不公平吧。然而，这却被（谢德生前的律师）说成是“一盘异想天开的邪恶大杂烩”，同时另外一位人士（他生前的文学代理人）轻蔑一笑，竟怀疑谢德夫人颤悠悠的签字会不会是“在某种特殊压力的威胁下”签署的。这种卑劣的心灵，这种肮脏的头脑，根本不可能理解一个人对一部杰作所怀有的执著感情能彻底压倒一切，尤其是那编织的底面更叫这位观赏者兼制造者着迷入神，也正是在那儿他自己的往事跟这位天真的诗人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查尔斯·金波特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九日于犹他纳州赛达恩镇
“高兴”这个字眼儿在这里未免显得太主观了吧。我们赞巴拉人有一句挺蠢的谚语：那只丢失的手套才暗地里高兴呐。我当即扣好公事皮包，二话没说就到另一家出版商那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