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联系了蓝色起源，邀请它派人参加会议，但没能邀到。
但也只能如此了。声势浩大的“水星”和“阿波罗”时代已经过去，就像贫困潦倒、孤苦无依的牛仔骑马走向夕阳。太空事业也为父辈们的悲哀肃穆所取代，因为他们参加了太多子孙后代的葬礼。而年青一辈也开始知道后果，温顺和害怕变得理所当然。
几百个人。许多人的遗体就躺在那儿，成了冰冷的提示，告诉人们登顶探险危机重重。
但这个工厂里还缺少一些东西。SpaceX第一枚火箭的试飞在千里之外的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发射场进行。首次发射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了。但现在公司马上就要尝试首次点燃引擎。
迈克·梅尔维尔在“太空船1号”惊心动魄的驾驶飞行中两次死里逃生——第一回是导航系统失灵，相当于盲飞；第二回则是机翼不受控制地旋转。但他仍然坚持到底，并在此过程中赢得了沙克尔顿近一个世纪前所承诺的荣光——“荣誉和认可”。
“美国是人类探索精神的精华，”他说，“几乎每个人都是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的。责难一群志在探索的人是毫无道理的。”
他们见过各式各样的捕食者，有豹子，也有一对狮子。狮子是哈德曼无意中碰到的，他慢慢地退后并对他的妻子说：“看，威恩，一只狮子。”他们大声呼叫，把狮子吓跑了，并用火把“把狮子赶到了山上，狮子在那儿盯着他们直到日出”。
但行业需要提出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会随着经验的逐渐积累而得到发展。凯利表示：“能够快速积累经验并且学以致用，然后及时反哺行业的人，只能是那些本身就在行业中的人。”
哈德曼并非专门从事杂技飞行，而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业余飞行员，他飞遍了北美、非洲和亚洲，并于1952年完成了长达22000英里的环球旅程。他也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单引擎飞机从南非飞往澳大利亚的人，正如马斯克指出的那样：“他是在没有电子设备的飞机上完成这件事的。供能情况也不同，有些地方是柴油，有些地方是汽油，所以他不得不根据燃料自行重建引擎。”
但是载人火箭方面却没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
当欧内斯特·沙克尔顿于1914年起航，横渡南极洲时，据说他登了一则报纸广告，内容如下：“招募船员，需热衷冒险旅行，能忍受低薪、严寒、长达数月的完全黑暗、持续不断的危险状况以及安全归来的不确定性。若航行成功，将赢得荣誉和认可。”（有些人怀疑这个广告并没有真的登过报。但这仍是段令人惊心动魄、充满危险的旅程。）
但这个国家孕育了尼尔·阿姆斯特朗、查克·叶格、莱特兄弟、刘易斯和克拉克。继往开来的精神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基因的一部分，自《五月花号公约》影响到了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和登月计划。马斯克将冒险探索看作美国的内在精神。
“不幸的是，推进个人航天业时必须时刻铭记，致命事故是不可避免的。”他写道。
一份旅行指南指出，塔克曼不仅是一条溪谷，更代表着一场文化冲突——它宣扬的风气是“为现代社会的各类价值观所厌弃的。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到达那个没有规则可言的地方，任何错误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除了雪地上转瞬即逝的印记外，你的努力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们并不指望肯尼迪能从坟墓里爬出来，为他们提供中意的太空计划。也许他们自己，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人。
塔克曼峡谷（Tuckerman Ravine）这座冰河环形山位于州训为“不自由，毋宁死”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山顶峰之下。那里的雪崩中心会给那些蜂拥而至的滑雪者贴出一份警告，上面写道：“溪谷游客在意外发生时绝不应该期待可获救援。不要指望他人会来救援，你的同行者是唯一能够响应求救的队伍。”
布莱基在她的证词中承认，跟上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将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有两位来自个人航天联盟的代表参加了听证会，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反对他们眼中的烦琐规定。联盟成员之一迈克尔·凯利也曾担任航管局咨询委员会成员，他说他们踏足了前人未达的领域。没有人曾试图以商业形式飞入太空，因此也就没有人试图去规范它。他说，如果政府过于强硬，就“等于禁止将个人航天作为一项活动进行”。
在为情人节那天的会议做准备时，盖德马克意识到，个人航天联盟的“联盟”之名只是虚有其表。诚然这个组织发了新闻稿，宣布要成立，但它没有任何资金，也没有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合法身份。盖德马克认为这两者都是必需的。
死亡更像是一个“会”发生而非“可能”发生的结果，也是他们应当面对并为之计划的残酷现实。但这不该成为阻挡他们的理由。因为要进步，伤亡不可避免——无论是在太空中，还是在如跨越大西洋、探索极地圈或开拓西部等各种形式的探索活动，都是如此。
他表示“自己已经转而支持这个行业了”，之前他还把太空商业化视为“完全令人分心的东西”。他同时还呼吁制定更强有力的法规。这些法规不仅要保护地面人员，还要保护选择参与飞行的乘客。他说联邦航管局总是有“墓碑意识”——等到有人死了，才进行监管……
他们年轻无敌，脑子里都是浪漫幻想，并不知道肯尼迪总统给他们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业内有名有姓的人都到了。当然了，贝佐斯和蓝色起源的人不包含在内。
他觉得人类对空间的探索应该像穿越其他边界（例如从海底到山巅）一样毫无障碍。
他认为，尝试打破市场僵局将会遭遇重重困难，并写道：“树大根深的航空航天业不仅日益被垄断，还得到了联邦政府的大量补贴。”
备忘录一开始就写道：“个人航天联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成立于加利福尼亚州，致力于解决个人航天业面临的监管、法律、政治和其他广泛的战略挑战。”
这可是情人节啊。约翰·盖德马克想，这些太空巨擘脑子里怕是根本没有浪漫。这位23岁的实习生刚刚研究生毕业，在SpaceX狭小的会议室里艰难地推进着排座次的任务。
“这并不安全，”他继续说道，“反而非常被动，这就我介意的原因。”
尽管它将被留存下来以供后世敬仰，但X大奖相关人员乃至整个行业都不希望对这架飞机的纪念成为他们未竟事业终结的标志。他们想要开创一个能让普通人进入太空的新行业。
从那时起，NASA一直在开拓先河，将探测器送上火星，把机器人派去探索太阳系的边陲，此类壮举简直不胜枚举。哈勃太空望远镜揭开了宇宙的神秘面纱。“旅行者1号”发射40年后，已进入了星际空间，距太阳有130亿英里。“旅行者2号”也于1977年发射，是派往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四颗外行星的唯一飞行器。两台飞行器每天都与NASA交流沟通。“卡西尼号”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绕土星飞行的飞船，同时还对神秘的土星环和它的卫星有了新发现。
在执行“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期间，地面指挥中心的员工平均年龄是26岁。飞行指挥官基恩·克兰兹留着平头，是个意志坚定的人。35岁的他已经是个管理人员了。“我是房间里的老人了。”他说。
盖德马克的备忘录警告说：“目前的首要风险就是监管是否会过于繁重。另一项也同样非常关键，即法规不明晰、不规整、不协调。一个行业如果毫无定数、充满混乱，急需的资金也会迅速枯竭。”
一家人带了帐篷，但很少使用。他们的向导会先睡在火堆边上，这样当“他的脚变冷了，他就知道是时候添一把柴火了”，哈德曼写道。然而，他们首次出游的四人组中，最小的孩子李睡觉的时候头上还有东西遮掩——“他睡在汽车的前排座位上，因为他对那些饥饿的夜间捕食者来说太诱人了。”
他还草拟了发展“知情同意”标准的计划，并试图将这个行业当成蹦极或者跳伞这样的极限运动来对待——如果你足够疯狂，敢于跳出飞机，那就做我们的客人吧，但你要知道，死亡也是可能的结果。要记得拉开降落伞的开伞索啊。
“我们应该担心飞机上的人。”他说。
如果整个行业想要迎来真正的改变，那么催生了“太空船1号”的革命就要开始走下一步了。但有些人担心，公众会像阿波罗登月之后那样很快变得意兴阑珊。在化不可能为可能、将人类送上太空之后，NASA的人类航天计划一直在努力复制这种成功。
但正相反，她站出来大力支持了这个行业，将商业航天的重要性等同于一百年前的商业航空，而那时莱特兄弟在“小鹰号”上首次进行了飞行。她赞扬企业家如马斯克、布兰森和艾伦等人的努力，称他们将所有家当都压在这个行业上，还将他们称作“太空企业家”。
“完全不清楚他们的计划是什么，”盖德马克说，“就我们所知，他们更像是一家研发工作室。”
哈德曼是他外孙的榜样。他出生在明尼苏达州，还是个“业余考古学家”，马斯克说，他对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失落之城”非常着迷。他带着孩子们在那里进行了十几次探险，其中就包括马斯克的母亲梅。
连锁酒店美国预算住房（Budget Suites of America）的创始人、亿万富翁罗伯特·毕格罗坐在维珍银河代表的对面，他想要在太空中建酒店。开发了电子游戏《雷神之锤》和《毁灭战士》的程序员约翰·卡马克则坐在中间。
正如他所说，尽管去火星殖民是出于“自我防御”——这样就算地球发生任何事情时人类还有地方可去——但这并不是激励他去火星的原因。
在2006年，蓝色起源仍然讳莫如深、遮掩极严，包括业界同行在内的许多人都搞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参观到某一处时，游戏程序员约翰·卡尔马克自己走开了，对一张桌子上摆放的接线图感到好奇。经过细致的研究后，他抬头看着马斯克说：“我有一个问题。你在这里用了什么电线？”
“现在已经有1800人与我们接触，表达了想要参加飞行的意愿。而且这些人的名字列在一起简直就是一本好莱坞、国会和国际明星的教科书。我们可不想让他们死于一趟飞行，”他告诉委员会，“以最安全的方式进行操作是我们的意愿。”
曾在莫哈韦航空航天港任海军飞行员的斯图·威特坐在桌子最远的那端，旁边则是代表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银河出席的艾利克斯·泰和乔治·维丁希尔。维珍银河正在设计“太空船1号”的继任者“太空船2号”。
一直注重任何细节和快速点火工程问题的马斯克第一次被问住了。
“最让我兴奋的是，我认为这是我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冒险。这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我想不出有什么比未来的火星更令人兴奋、更有趣、更鼓舞人心的事情了。”他曾经这样说，“这将非常困难，可能会有很多人牺牲，而且一路上还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但美国建国的历程也是这样的。”
商业化太空正经历着自己的“林德伯格时刻”，彼得·迪亚曼迪斯和X大奖等各方都希望这巨大的一跃能引发人类太空旅行的革命。林德伯格一手促成了航空界的革命，为此，截至1955年，乘坐商业客机的乘客比坐火车的人还要多。林德伯格的飞行有一个最直接的效果：商业航班机票销售量猛增，同样增加的还有获许可的飞行器。
在完成了历史性的飞行之后，这架飞机已经退役，并被移到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供展出，位置就在林德伯格的“圣路易斯精神号”和叶格的X-1试验机之间。
加斯·格里森在“阿波罗1号”的一次例行测试中因舱内大火而牺牲之前，已经做好准备迎接这个极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盖德马克在黄色的笔记本上勾勒出座位安排。埃隆坐在桌子的一头，作为主持人，他有资格坐那儿。他的左边则坐着彼得·迪亚曼迪斯，他是安萨里X大奖的组织者。
人人都有自尊心。如果把自尊比作燃料，那绝对足够让火箭升空了。有时候在会议桌上，决定谁和谁挨着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份座位表上的人，互相之间都是敌人，他们全都是太空商业化行业里响当当的名字，自然也就成了竞争对手。要安排好他们的座位可是个社交上的技术活。这些与会者必须相处得来。他们得搞清楚怎样才能开创一个新行业。
“如果我们死了，我们希望人们能接受它。”他说，“我们从事的是高风险行业，若有任何事发生，我们都不希望它会拖累整个项目。征服太空值得我们做出牺牲。”
尽管那架著名的航天飞机不会再起飞了，伯特·鲁坦仍然认为“太空船1号”的飞行只是一个开始。
他们正在寻找19世纪由末吉列尔莫·法里尼发现的神秘的城市。1957年开始，哈德曼重新走上探险家的道路，进入了无人问津的地区，使用的地图信息量很少，有时还得自己写。年复一年，哈德曼一头扎进这个贫瘠荒芜的国度，有时候他还得进行距地仅有几百英尺的低空飞行，这样他的向导才可以通过研究地面上的地标进行导航。
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地方允许这种自由——虽常被警告，但从未禁止。没有人告诉林肯·比奇这位航空业早期的特技飞行员，在寇蒂斯D飞机上加一个10加仑的油箱并不能打破10466英尺的高度纪录，飞机只会耗尽燃料，然后滑回地面。没有人告诉他，他不能飞越尼亚加拉大瀑布边缘。当时他离瀑布极近，几乎和瀑布融为一体，飞机飞得极低，看起来似乎已经迷失在底下浓雾弥漫的涡流中。而后，却有15万人共同庆祝了他死里逃生的盛举。当然也没有人告诉他，他不能去做那次最终让他丧命的空中杂技——1915年他在旧金山海湾上空表演垂直S形时发生了空难。
来自美国航空航天监管机构负责人的支持可谓强劲有力，为此企业家们有理由积极一些。他们至少可以暂时松一口气。
最后，该行业也不得不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盖德马克警告道。
战场之外，再没有什么比被绑在火箭顶端所承受的破坏性因素多的了。这是一种使用高度易燃推进剂的遥控爆炸行为。NASA从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选择了如此多的宇航员是有道理的，经过战争洗礼仍斗志满满的战士们拥有一切应有的特质。
死亡是探索太空边界可能带来的结果，这一行为也因而看起来像极其危险的活动。但它是一种解放，某种程度上来看甚至是乐观的。若死后能望到的不是坟墓而是地平线，怎么看这个牺牲都是值得的。初探未知领域，除了必需的充分准备外，总伴有盲目的希望。比如，麦哲伦穿越智利南端那个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并首次进入太平洋时，并未意识到这个地方的广袤，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着陆。
但其他人在听证会上称赞了X大奖的成就及其引发的热情。众议员约翰·米卡表示，“太空船1号”的飞行“已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太空时代”。这次飞行预示着一个令人振奋的未来，并“改变了我们对未来航空系统的看法”，他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各种可能性，包括太空旅游、美国太空港、全球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
他负责将其设立为非营利组织，并把公司章程送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办公室，赶在情人节的会议前一周通过认证。他为他的老板编写了一份备忘录，概述了该行业可能面临的监管障碍。
马斯克总有种流浪的癖好。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就问过他父亲：“整个世界在哪里？”他来自一个冒险家家庭。他的外祖父母约书亚·哈德曼和威恩·哈德曼已经从加拿大移民到比勒陀利亚，以逃避他们认为是压迫性的政治氛围，但其实也是在寻求“可供探索之地”，马斯克说。
SpaceX已经在研究下一枚火箭——“猎鹰9号”。（多年前马斯克就在航管局的招待会上承诺，公司会放弃建造五引擎的“猎鹰5号”。）
情人节的会议休会时，马斯克给了小组成员参观他的设施的机会。对这组工程师和企业家来说，这就像是在邀请六岁的孩子去参观一家巧克力工厂。
“我们对太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局限在火箭发射的倒计时和朱尔斯·伯格曼。”她说，指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报道太空计划的ABC新闻广播员，“对太空的印象是有星光闪烁的黑白照片和宇航员跳来跳去的图片。但以后不再是这样了。美国对太空的热爱不再是间接的。现在有一群大胆的人，这些‘太空企业家’，他们的目标是将太空飞行推广到每个人。”
宇航员和试飞员总是公开谈论死亡，出于同样的原因，海军陆战队队员们也常公开谈论杀戮——这样才能对其脱敏，使之变成现实，并最终接受它作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他们的遗嘱很久以前就已经写好，并签上了名字。他们何时会丧命——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被狙击手的子弹击毙或死于坠机——其实是一场充满风险的俄罗斯轮盘游戏，事关运气。
约翰·肯尼迪曾在1961年承诺，十年内必定把人类送上月球。如果NASA、国会或任一总统无法像他一样，那这件事就交给企业家们来做吧。
在创建SpaceX时，马斯克相信，除了试图让人类成为一个跨行星生存的物种外（最终目标是把人类送上火星），他还将太空旅行看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冒险，甚至超过了对迷失之城堂·吉诃德式的探寻。
当时的许多飞行员在探索边界。他们被认为冒失莽撞，却也被渴望开拓太空的人视为伟大历程的殉道者，做出了完全值得的牺牲。按定义来看，探索——发现陌生事物的行动——要求对风险具有高度的包容，正如约瑟夫·康拉德在《吉姆爷》中所写的那样，要愿意“沉浸在破坏性因素中”。
他们在SpaceX的总部正式联合起来，并自称“个人航天联盟”（Personal Spaceflight Federation）。他们希望这一举措能够引起注意并广为传播，并认为该行业需要组建起行业协会，这样才能保住势头，并告诉国家政府和联邦航空管理局，他们是来真的。
就像他的外祖父可以自由地驾着飞机去往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比如卡拉哈里沙漠、澳大利亚和南非），马斯克也喜欢飞行带来的快感和风险。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买下了一架苏联的L-39战斗机。“我会驾着它做杂技，驾着它靠近植被顶端，飞上一座山的山顶，再倒飞回另一边。”他说，“但之后我就想，好家伙，这可是苏联技术人员制造的，他们拧紧了螺栓最好，也有可能没拧紧啊。我没想太多，当时的心情就是：‘这太疯狂了。我可是有孩子的人。我必须停下来。’”
像马斯克一样，其中一些成员也是硅谷型的人，所以名字中“个人”（personal）实际上来自“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他们想表明，就像计算机从工业大型主机发展到小型台式机一样，太空也能为个人所享用。
但是，对于这个新兴产业的热情以及它预示的未来，如何管理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不过，SpaceX无法确定它会飞还是会爆炸。
听证会的进展情况和他们所希望的一样。但他们必须保持警惕。
你有自由以各种愚蠢的方式杀死自己——这其实非常美国，也是吸引了马斯克这个南非移民的原因之一。他还心醉于美国的自由市场、敢做精神及创业之心。在硅谷淘金热之后，他从比勒陀利亚、多伦多和费城一路走过，搬到了加州，最后去了西部。
除了这个堂·吉诃德式的目标之外，还有一个最为直接的诉求。“太空船1号”激动人心又令人心惊胆战的飞行不仅吸引了整个世界，还有国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关注。正如业内一些人担心的那样，联邦政府现在正在权衡如何最好地管理这个新兴行业。
马斯克引导他们穿过工厂时，小组成员“问出了各种详细的技术问题，而他一一做了回答”。盖德马克说：“他从未说过‘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专利’……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外祖父去世时，马斯克已经三岁了。“所以我唯一的印象就是我外祖母用幻灯片向我展示了各式各样的冒险，”他回忆道，“小时候，我发现幻灯片有点乏味，也有可能是它不知怎的卡住了。现在我很想再看那些幻灯片。但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的态度是：‘我想和我的朋友一起玩。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沙漠的幻灯片？’”
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开始行动，一些国会议员对这个希望能够在没有疏忽的情况下让人们进入太空的新行业嗤之以鼻。
根据其规定，航管局保护的是地面“未参与的公众和财产”。但它没有为飞行器上的实际乘客提供保护。奥伯斯塔认为这很荒唐，需要做出改变。
在SpaceX尚处早期的时候，马斯克曾问一位太空行业的高管：“你知道有多少人死在珠穆朗玛峰吗？”
在情人节会议的前一年，名为“商业太空交通：X大奖之上”的国会听证会给“联盟”的成员们带来了打击。国会长期成员詹姆斯·奥伯斯塔表示，他“像一只鹰般看着整个过程”。
“探访无人知晓、无人命名、无人踏足的地界让人莫名地着迷。”他写道。
几十年后，随着航天飞机时代进入顶峰时期，NASA内部的平均年龄也到了50，对风险的厌恶也随着年岁渐增。“挑战者号”灾难造成7人遇难，紧接着“哥伦比亚号”事故又夺去另外7条生命。调查堆积成山，指责日益激烈，年轻无敌的气势也消失殆尽了。
对成员中那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来说，“联邦监督”和“联邦监管”这样的字眼是为他们的核心理念所深恶痛绝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政府的参与可能导致其公司的消亡。借由群策群力、共同发声，他们可以帮助制定法规，确保华盛顿在这个刚刚起步的行业离巢腾飞之前不会扼杀了它。
在夺取了十四位宇航员生命的“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发生后，许多人担心过于官僚化不利于将人类送往太空。他们认为“阿波罗”之后NASA的一蹶不振将是常态，认为“阿波罗”不过是个异数，是场侥幸，并且是不可复制的。他们还认为尤金·塞尔南在1972年自信满满地承诺“我们将会回来”，自己却成了最后一个登月的人，恰恰昭示了预言如何变成谬误。
至少他们有地方可以见面。埃隆·马斯克慷慨地表示愿意在SpaceX位于埃尔塞贡多的工厂举行这次会议。虽然他的名气还远未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但他仍被这个小组所尊重。他的表态也让这次会议看起来颇为可信，受邀的人在回复时也更容易给出肯定的回答。统筹每个人的档期却简直是个噩梦。但最后，他们还是定了日期——2006年2月14日。
航管局局长马里恩·布莱基的证词可能是最重要的。如果她呼吁国会打击企业，那么个人航天联盟的公司可能会遇到麻烦。
现在，商业航天正重拾NASA未竟的事业，也在担心如果在一次“异常”中“成员失联”（正式语境中那种自欺欺人的话术，用来代替“人”“死亡”和“爆炸”），那么可能真的会惹上麻烦——国会和航管局的调查，各类传票、报告和听证会。所有这些都可能会使“联盟”这股新生的力量崩溃。
维珍银河总裁威尔·怀特霍恩也参加了听证会，他指出，让客户丧生通常不是一种好的商业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