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主观时间”仅仅是一个和客观时间互相对立的因素，我们就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对于这本书中的人物而言，代表着客观时间的议院大楼的巨钟和圣玛格蕾特教堂的钟声，是拟人化的，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这钟声不仅是结构上的连接纽带，而且是生和死的象征。在空气中振荡着的庄严肃穆的议院大楼的钟声，撞击着克拉丽莎的心扉，似乎在发出警告：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死亡在步步逼近。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声是死亡的象征。另一方面，圣玛格蕾特教堂的钟声，常常在克拉丽莎心中引起一刹那间的强烈感觉，就像一滴“坠落的晶莹水珠”，其中就包含着生命。这钟声使她想起马塞姆夫人，艾丽·汉德森，放冰块的玻璃杯，……各种各样的琐事在那钟声之中滔滔滚滚，纷至沓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声又是生命的脉搏。彼得在克拉丽莎的客厅里听到熟悉的教堂钟声，觉得它是有生命的东西，好像它就是那位女主人的化身，穿着白色的礼服，从楼梯上姗姗而来。而当塞普蒂默斯的尸体放在救护车内运走之时，传入彼得耳鼓的恰恰是送葬的丧钟！
我不妨在这里举两个例子。塔斯莱给小詹姆斯泼冷水，打破了他到灯塔去的美梦，使拉姆齐夫人觉得他十分讨厌。他向夫人吐露心曲，叙述了自己的身世，赢得了她的好感。他不想去看马戏，那股冬烘味儿，又叫她难受。夫人最关心的还是她的丈夫。拉姆齐先生需要牺牲别人来满足他的虚荣心，塔斯莱做了牺牲品，她又有点幸灾乐祸。伍尔夫描写拉姆齐夫人听到她丈夫和塔斯莱在窗外的谈话声突然中断，她的心情陡然变化，觉得海浪的节奏和响度也改变了，可谓神来之笔。伍尔夫就是这样把握住瞬息万变的情绪和若即若离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把主观的、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客观的、外在的现实世界交织在一起。
意识流小说家使用主观性的叙事方法来探索内心的奥秘、发掘内在的真实，就免不了要借助于象征。因为，微妙的心理活动本来就是捉摸不定、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所以，柏格森说：“我们研究纯粹情绪性的心理状态时，……我们就‘先天地’知道：除非通过某种象征的表示，我们几乎无法数出它们。”
在一点半钟，理查德·达洛卫与休·惠特布雷德在布鲁顿女士家中共进午餐。他们为她起草一份给《泰晤士报》的信件。理查德听说彼得已回伦敦，立刻想起了自己的爱妻，决定午餐之后马上就带一束鲜花回去献给她。在街上，他想起成千上万穷苦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他却要回去向妻子表白他的爱情，觉得这真是不可思议。他回到家中，发觉夫人心情不舒畅。因为她不得不邀请一位她所不喜欢的穷亲戚艾丽·汉德森来赴宴，而她的女儿与那位可憎的家庭教师基尔曼小姐又似乎太过亲密。理查德走开后，伊丽莎白和基尔曼去用茶点。
这部作品自始至终是从主观的、内省的角度来表达的。伍尔夫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动、自我感觉和沉思遐想，巧妙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经历，勾勒人物的面貌。她对人物的观察细致入微，甚至能够捕捉意识之流中一刹那间的情绪波动和思想转折，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从而把每个人物错综复杂、变化万端的心理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因此，爱·摩·福斯特说：“伍尔夫是在原子和秒的宇宙中工作。”莫洛亚认为，伍尔夫打开了读者的眼界，“使他能在表面事件之下，发现那种刚刚能知觉到的思想和感情的活动。”
有时候，象征手法也会产生一种模棱两可、扑朔迷离的感觉。例如，伍尔夫在第二部中描写寂静的空屋，其中有一句是：“苍蝇在充满阳光的房间里结成了一张网。”读者也许会奇怪：苍蝇如何能结网？这里就需要使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也许是空屋久无人迹，群蝇在阳光下飞舞，密如蛛网；也许是空屋无人打扫，屋角的蛛网上粘了好多死蝇。如果用传统的客观叙述手法，写成“群蝇在充满阳光的房间里飞舞”或“屋角的蛛网上粘满了死蝇”，就削弱了主观色彩，使我们没有使用想象力的余地，读起来就索然无味了。因此，象征派诗人马拉美说：“要明白地指出对象来，无异于把诗给予我们的满足削弱了四分之三。”
但是，作者并未指明这段插曲是在意识屏幕上出现的回忆画面，而不是眼前发生的事实。但是，当读者顺着塔斯莱意识流动的线索经历了整个插曲之后，站在窗前的塔斯莱对于天气的评论，及时地打断了拉姆齐夫人的思路，使她回到当前的现实中来。作者在第二小节中写道：
在西方音乐的“曲式学”中，有一种三部形式，其结构的排列方式是A——B——A'：
在《到灯塔去》第二部中，作者经常用象征暗示来表达主观的感觉印象。例如，她把海风描述为“探头探脑”的幽灵，把跛足的管家婆的行动描写为“像一条船一样在大海里颠簸荡漾”，“看上去就像一条热带鱼在映出万道金蛇的一泓清水中穿梭游泳。”这种写法，宛如象征派的诗歌，具有极其强烈的主观色彩。它的艺术效果，使我们想起国画中“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写意”画。
拉姆齐夫人……立即迸发出一阵能量的甘霖，一股喷雾般的水珠；……她生气蓬勃、充满着生命力，好像她体内蕴藏的全部能量正在被融化为力量，在燃烧、在发光……。那个缺乏生命力的男性，猛然跃入这股甘美肥沃的生命的泉水和雾珠中去，就像一只贫乏而空虚的厚脸皮的鸟嘴，拼命地吮吸。
然而，在伍尔夫笔下，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的区别是极其显著的：外界的各种事件，在整部小说中只占极小的篇幅，而主观意识屏幕上对这些外界事件的反映，却浮想联翩，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到灯塔去》全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真实”，是染上鲜明主观色彩的内在真实。在小说的第三部，詹姆斯终于来到了灯塔脚下，呈现在他眼前的是赤裸裸的笔直的塔身，上面有小窗，周围晒着衣服，虽然他多年来在心目中还存在着另一幅灯塔的图景：“一座银色的、烟雾朦胧的塔，有一只黄色的大眼睛。”他觉得两幅图画都是精确的，两种景象都是“真实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只是简单的一回事儿。”作者的用意很清楚：每一件事物都有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形态，前者是物质的、躯体的，后者是精神的、心灵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伍尔夫本人，显然是偏重于精神方面的唯灵论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不仅借用了诗歌中的象征手法，而且借鉴了音乐中的“主导动机”，用反复出现的“主导意象”来象征人物的性格。在《雅各之室》中，伍尔夫就开始使用这种方法。在《到灯塔去》中，她又进一步运用这种方法来表现拉姆齐夫妇的性格，实际上也就是她父母的性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6月中旬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克拉丽莎准备亲自到庞德街去采购鲜花，为即将举行的盛大晚宴作准备。当她打开大门，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使她触景生情，想起了十八岁时在布尔顿的乡村生活，以及她与彼得的初恋。在她途经格林公园之时，遇见老友休·惠特布雷德，又想起了她和彼得对于休的不同评价，以及她与彼得经常发生的争论和最后的决裂。当她在皮姆小姐的花店里选购鲜花时，一辆大人物的汽车车胎爆裂，受到人们的围观。在人群中有一对年轻夫妻，丈夫塞普蒂默斯是患“弹震性精神病”的退伍军人，妻子卢克丽霞原先是米兰的制帽女工。塞普蒂默斯曾请霍尔姆斯医生诊视，现在他又和精神病专家威廉·布莱德肖爵士约定，中午去就诊。因为时间尚早，这对夫妇到丽金特公园休息片刻，此时克拉丽莎正在步行回家，他们都看到一架飞机在空中作飞行表演，机尾的白烟在空中拼写出英文字母“T-O-F-F”，为太妃糖作广告。
柏格森把人们常识所公认的时间观念称为“空间时间”，把它看作各个时刻依次延伸的、表现宽度的数量概念。他认为“心理时间”才是“纯粹的时间”、“真正的时间”，它是各个时刻互相渗透的、表现强度的质量概念。他认为，我们越是进入意识的深处，“空间时间”的概念就越不适用。柏格森的“心理时间”理论，对意识流小说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写书时可以像一把扇子似的把时间打开或者折拢”，或者把几分钟时间扩展到好几页篇幅，或者把一段较长的时间加以压缩，或者把眼前所看到、所回忆、所想象的现在、过去、将来的各种情景交织、穿插、汇集起来，彼此交错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取得一种特殊的戏剧化效果。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就曾使用这种时间处理方法。有些学者认为，可能她并未读过柏格森的哲学著作，也许她是通过阅读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间接地受到了柏格森的影响。
第二个层次，写克拉丽莎和其他人物相互之间的看法。克拉丽莎觉得，只要基尔曼小姐“在屋里五分钟，就会让你感到她多么能干，你多么无能，她是多么贫穷，你是多么富有”。克拉丽莎“痛恨”基尔曼的这种阶级对立情绪，认为这是人们“要在黑夜里与之搏斗的幽灵”。彼得喜欢克拉丽莎，觉得她是一位多愁善感、很有教养的小姐。克拉丽莎觉得她和彼得个性爱好不同。她对于大自然的美十分敏感。但是，彼得感兴趣的却是世界的局势、瓦格纳的音乐、蒲柏的诗歌、人们永恒的特性，以及她本人灵魂的缺陷。他认为克拉丽莎的理想就是“嫁一位首相，站在楼梯口迎接贵宾”。从感情上说：克拉丽莎很爱彼得。但是她的理智告诉她，他们俩结合在一起不会幸福。因此她才作出了另一种抉择。彼得不理解她为何拒绝他的爱情，责备她“冷酷、无情、没心肝、假正经”。但是，彼得与别的女人结了婚，克拉丽莎又觉得这“像一支悲伤苦恼的箭，刺进了她的心房”。这种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使我们对于克拉丽莎的认识深入了一层。
伊丽莎白虽然十分尊敬基尔曼小姐，但是这位教师的感情冲动和强烈的支配欲使她不安。她在商店里和基尔曼分手，到海滨去。基尔曼受到冷遇，灰心丧气地到西敏斯特教堂祈祷。五点钟左右，伊丽莎白乘车回家。克拉丽莎在独自沉思。塞普蒂默斯拒绝住院，回到他的家中，神志突然清醒过来，各种幻觉和妄念都消失了，夫妇俩有说有笑，卢克丽霞心中甚感宽慰。但是，霍尔姆斯医生突然来访，他坚持要塞普蒂默斯去接受治疗。塞普蒂默斯听到急促的叩门声，又产生了幻觉，觉得有人在追捕他，就跳楼自杀。此时议院大楼的巨钟敲了六下。
夫人在她亲友的小圈子里寻求真实、建立秩序。她取得的成功是有限度的。她所最器重的子女夭折了；她所促成的婚姻破裂了；莉丽和班克斯也未按照她的心愿结合。拉姆齐先生在理性的王国内寻求真理和秩序，但他的哲学研究始终囿于“Q”的范围，难越雷池一步。莉丽的油画在心中构思了十年，最后终于完成，但她自己未必满意，亦无知音欣赏。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度的，但只要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真诚地追求探索，人生还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作者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在本书的结构中起纽带作用的，除了这钟声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当理查德在布鲁顿夫人家用过午餐之后，在归家的途中，他的思绪飘向克拉丽莎，“就像一根蜘蛛的丝，在左右飘荡了一番之后，黏着在树叶的某一点上。”理查德突然“非常迫切地沿着蛛丝飘动的方向靠拢过去，像蛛丝黏附树叶一般，产生一种依恋克拉丽莎的心情”，他要回去向她倾吐他的爱情。这蛛丝的象征，在本书中反复出现。正是这感情的丝线，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一组人物黏合在一起。
她站在路旁的镶边石上，稍微挺了挺身子，等杜纳尔的那辆货车开过去。一位漂亮的女人，斯克罗普·波维斯想道（他认识她，正如在西敏斯特的隔壁邻居总是互相认识），有点像她身旁的那只鸟儿，那只湛蓝—翠绿、轻快活泼的鸟，尽管她已年过半百，自从她上次患病以来，脸色一直很苍白。她伫立在那儿，并没有看见他，准备穿越马路，身子挺得笔直。
拉姆齐夫人被某些文学评论家看作夏娃、圣母或女神的化身。然而，她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她是一位温柔善良、富于直觉、风姿绰约的夫人。她善于持家和社交，喜欢为亲友排难解纷，促使他们和睦共处，并且经常访贫问苦，助人为乐。就像莉丽所说的那样，要了解夫人的各个方面，你需要“有五十双眼睛”来观察，但还不足以窥其全貌。拉姆齐夫人意识到，“争吵、分歧、意见不合、各种偏见交织在人生的每一丝纤维之中。”对于这些人生的缺陷，她总想全力加以补救。在晚餐桌上，她苦心孤诣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吸引大家参加谈话，创造出一种融洽无间的友好气氛。她终于在流动变迁的日常生活潮流之外，创造了一个焕发着心灵之美的孤岛，使参加晚宴的亲友们感到，他们至少暂时处于一个受到庇护的稳定的世界中。夫人的社交艺术和莉丽的绘画艺术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把混乱的日常生活整理得有条不紊，从而探索人生的意义，发掘深藏于表象之下的内在真实。
三部分的标题各有其不同的象征意义。第一部的标题“窗”是一个沟通内外的框架，它象征拉姆齐夫人的心灵之窗。夫人凭她敏锐的感觉，由内向外直观地洞察人们的思想情绪；各种人物和事件，由外向内投射到夫人的意识屏幕上来。第二部的标题“岁月流逝”，象征时间、寂静和死亡取得了暂时的主宰地位。夫人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成了“转瞬之间就会消失的彩虹”。第三部的标题“灯塔”，象征拉姆齐夫人内在的精神光芒。夫人在世时，经常意识到“那远远的、稳定的光，就是她的光”。夫人死后，拉姆齐先生到灯塔去朝觐，莉丽完成她的油画，都是为了纪念她。这说明夫人虽死犹生，尽管经历了时间和死亡的严峻考验，她的精神之光终未泯灭，仍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既然灯塔象征夫人的内在精神，那么小说的总标题《到灯塔去》，就是象征人们战胜时间和死亡去获得这种内在精神的内心航程。三个部分在长度上的变化“长——短——长”，恰巧合乎灯塔之光在黑夜中茫茫大海上照耀的节奏。
显然，作者有意识地让两个并列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让读者意识到：前面一个世界的欢乐，建立在后面一个世界的痛苦之上；而后面一个世界的阴影，又始终笼罩着前面一个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连克拉丽莎这样的人物，也觉得人生好比“黑暗的地牢”，虽然她要“点亮灯火，照明屋宇”，用她的宴会来给人带来一点友情和温暖，但也始终无法摆脱死亡的阴影。“普遍的爱”和“去联合、去创造”的善良愿望，都无济于事；资产阶级平等博爱的传统神话，的确已经破产了。这就是本书的社会意义所在。
作者是从不同的层次来写克拉丽莎这个人物的。第一个层次，是别人对于克拉丽莎的外表印象。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克拉丽莎。在路边散步的邻居波维斯先生，觉得她是一位美丽的夫人，就像她身旁那只轻快活泼的㭴鸟，但又带有病后的苍白。花店老板皮姆小姐从商业角度来看她那位老顾客，觉得她和以往一样慷慨大度，不过看上去稍为衰老。女仆露西是夫人的崇拜者，在她的心目中，“她的女主人是最美丽可爱的——银器的、麻布的、瓷器的女主人。”（当时露西正在整理餐具、餐巾）。布鲁顿女士佩服夫人的敏锐直觉，认为她有一种“把人物分解开来”的特殊能力。理查德则觉得克拉丽莎是他的“需要支持和帮助”的娇妻。伊丽莎白发现“她母亲喜欢老太太们，因为她们是公爵夫人”。可见这位少女对于古板的老太太们和她母亲的虚荣心感到厌烦。艾丽·汉德森以一个家道式微的人所特有的敏感，猜到克拉丽莎本来是不想邀请她的，觉得她“势利眼”。通过视角的不断变换，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克拉丽莎这个人物各个不同的侧面。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伍尔夫那种娓娓谈心的文体，是和她的意识流技巧默契配合的。作品中的对话有时不加引号，宛如人物无声的思索。有时对话突然中断，语气突然改换，文字突然转折，透露出人物的思维或情绪发生了波折或变化。我们阅读伍尔夫的文字，就好像作者在对我们低声细语，和我们促膝谈心，在不知不觉之间，带领我们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随着他们一块儿思潮起伏，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体验到意识流手法所造成的特殊效果。可见伍尔夫优美抒情的文体和意识流技巧是珠联璧合、浑然一体的。
但是，生活并不平静，一个细微的插曲，也会在心底里激起一阵感情的波涛。她从炎热的街头回到家中凉爽的大厅，见到忠诚的露西笑脸相迎，顿时感到“身心净化”，“十分幸福”。她觉得，“像这样的瞬间，是生命之树上的花蕾，它们是在黑暗中开放的花朵，（仿佛一些可爱的玫瑰，只是为了她而开放）。”但是，当她知道布鲁顿女士没有邀请她去午餐，她的心情陡然起了变化：“她感到自己突然间皮肤起了皱纹，变得苍老、消瘦。”她并不嫉妒，“但她害怕时间本身。”布鲁顿女士圆圆的脸盘儿，在她的心目中似乎化为一具石头雕刻的日晷，她感到她的生命在逐渐缩短；她看到年复一年，她生命的份额被一块一块地切掉，而留下的余地又是多么狭窄。通过这种极其敏感、纤细的情绪变化，我们触到了克拉丽莎这个人物心灵的脉搏。
法国作家莫洛亚给《达洛卫夫人》作了一个恰当的评价，他认为：“彼得的回归、克拉丽莎的晚会、塞普蒂默斯的自杀，都不能构成一个故事。但是，令人钦佩的是，这些不可胜计的印象闪烁呈现：它们是大街上的车水马龙，空中飞机的轰鸣，花朵发出的幽香。那些如雨点一般纷纷坠落的回忆掺和在一起，彼此交织、互相渗透，使读者不知不觉地、身临其境地经历了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的种种感受。读者的情绪不断高涨，因为他们看出，伍尔夫本身和这两个人物有共同之处。”
西方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到灯塔去》的第二部，是伍尔夫独特的抒情风格的典范。多·斯·富尔写道：
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曾经论及布卢姆斯伯里的导师乔·爱·摩尔的审美理想，即人类交际的愉悦和观赏美景的欢乐。《达洛卫夫人》这部优美的意识流小说，可以说就是这种审美理想的具体表现。
克拉丽莎回到家中，知道她丈夫应邀与布鲁顿女士共进午餐，她自己却未被邀请，因而觉得心中不快，感到岁月流逝，人生无常。她在缝制晚宴礼服时，彼得突然来访。在少年时期，她和彼得青梅竹马，很有感情。后来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与诗人气质的彼得分手，嫁给务实的理查德·达洛卫。彼得远走他乡，在印度结了婚，又成了鳏夫，在事业上也一无所成。彼得向克拉丽莎倾诉他的不幸遭遇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时克拉丽莎十七岁的女儿伊丽莎白走了进来，彼得立即告辞。议院大楼的巨钟响了，时间是十一点半。彼得心烦意乱，信步走到丽金特公园，看到一位很有风度的少女，他无意识地尾随着她走了一段路程。十一点三刻，他在公园里看到塞普蒂默斯夫妇，觉得他们似乎是一对正在争吵的小夫妻。塞普蒂默斯十二点钟到威廉爵士处就诊，爵士花了三刻钟时间诊治病人，认为他病情严重，应住入隔离的疯人院。
塔斯莱站在窗前说，“明儿灯塔去不成了。”讨厌的小伙子，拉姆齐夫人想道：为什么老是说那句话呢？
那么，互相对立的两组人物、两个世界，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相同的客观时间、客观地点、客观事件是第一座桥梁。威廉爵士是第二座桥梁，他是塞普蒂默斯的医生，又是克拉丽莎的客人，正是他把塞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带到克拉丽莎的宴会上来。第三座桥梁是莎士比亚的剧本《辛白林》中的诗句：“再不怕太阳的炎热，也不怕寒冬的风暴。”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这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这两句给伊摩琴的悼词，说明他们都把死亡视为一种解脱，他们心中都有一种趋向于死亡的本能冲动。这样，作者就用一根无形的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伍尔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这部书是“一种对于疯狂与自杀的研究：把神志正常的人眼中所见的世界和精神失常的人眼中所见的世界并列在一起”。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雅各之室》中试用意识流方法取得了成功，在《达洛卫夫人》这部长篇小说中，她更加熟练地、全面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此书是她的个人风格趋于成熟的标志。为了说明这种风格，我首先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此书的开端部分。
这里虽然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使用任何标点符号或附加说明来指出前面使用了“心理时间”，但细心的读者可以不很困难地依据拉姆齐夫人的联想和第二小节中客观时间的框架，判断出上面一段插曲显然是属于主观的回忆。
经过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和剖析，达洛卫夫人的形象就赫然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她风度优美高雅而又纤弱苍白；她慷慨仁慈而又庸俗势利；她性格外向、喜欢社交而又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她感情细腻、多愁善感而又缺乏热情、偏于理智；她的举止带有年轻人的活泼，她的脸上带有老年人的皱纹；她知识贫乏，却又富于直觉；她热爱生活，因而惋惜时间流逝；在她的内心深处，感到生命是一种互相依赖的生存，死亡是一种挑战和解脱。这个人物形象，不是“稀薄的抽象”和“简单的规定”，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从这个人物身上互相矛盾的诸因素中，又集中反映出一种主要的倾向。她思想保守，庸俗势利，她为大英帝国的胜利而兴高采烈，她对女王陛下十分崇敬，她对于阶级对立的思想非常痛恨，这些都说明了她资产阶级议员夫人的身份。这个人物鲜明的阶级性，是通过具有多方面性格的总体形象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的，因而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因为曾经在西敏斯特住过，——到现在有多少年？二十多年了——人家觉得……
这部小说运用上面那种独特的技巧，记录了保守党议员理查德·达洛卫52岁的夫人克拉丽莎在一天十二小时之内的现实生活和心理活动。它既无哀婉动人的故事，又无离奇曲折的情节，其内容可谓平淡之极。
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客观真实）；意识流小说则如实地表现各种人物对此客观世界的内心感觉、情绪、印象、记忆等（主观真实）。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描写战后的英国，就会具体地写出有多少建筑物倒坍，有多少人死亡、残废、疯狂、失业等等。意识流小说主要不是去反映这些具体的客观现象，而是要抓住各种人物对于这些客观现象的内心反应。因此，《达洛卫夫人》的着眼点，不是这场战争造成了多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是它在人们心灵深处留下的精神创伤。换言之，它体现了一种表现主观真实的“心理现实主义”。在这部小说中，主客观之间的转换，好比电影摄影机的镜头突然转换拍摄角度，读者必须密切注意这种角度的转换，否则就无法看懂这部小说。
在第二部中，混乱、寂静和死亡似乎占了上风；拉姆齐夫人死了，她的一切努力似乎皆付诸东流。但是，在结尾部分，拉姆齐夫人的形象又在莉丽眼前浮现出来，莉丽完成了她的画，拉姆齐先生抵达了灯塔，这都说明夫人的人格光芒像灯塔一般在人们的记忆中闪耀不灭。归根结蒂，还是爱战胜了死，人类的奋斗战胜了岁月的流逝。这就是作者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这，也就是《到灯塔去》这部小说的主题。
彼得在返回旅馆途中，见到运送塞普蒂默斯尸体的救护车。他回房间换衣服，看到克拉丽莎邀他赴宴的短笺。他吃完晚饭，步行来到克拉丽莎家中，见到了少年时代的老友萨丽·塞顿。赴宴者还有英国首相和布鲁顿女士等头面人物，以及休·惠特布雷德和艾丽·汉德森等亲戚朋友。威廉爵士也来了，他把塞普蒂默斯之死告诉了克拉丽莎。克拉丽莎本来并不认识塞普蒂默斯，听到他的死讯，忽然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因为她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感到死亡的威胁，在心底里也有一种趋向于死亡的本能冲动。她离开了筵席，独自在暗中沉思严肃的生死问题。她意识到死亡是对于人生的一种挑战、一种拥抱、一种解脱。最后，她从沉思中猛然醒悟，又回到客厅中去与宾客们周旋，直至宴会圆满结束。读者们一定会感到惊奇：像这样一个味同嚼蜡的故事，怎么能构成一部文学名著？我或许可以这样说：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并不在于平淡无奇的故事情节，而是在于多角度、多层次的人物塑造方法和独特的网状立体结构。
《到灯塔去》的结构恰恰和这乐曲的结构形式相吻合。第一部以拉姆齐夫人为主题（第一主题）；第二部以时间的流逝为主题（第二主题）；第三部以对于拉姆齐夫人的回忆为主题（第一主题的再现和变奏）。这样的结构安排，在对比和匀称的基础之上，给人以美的感受。
《到灯塔去》的第一个艺术特征，是叙事的主观性，也就是从人物主观的角度来叙述，作者本人毫不介入，采取隐退到幕后的超脱态度。伍尔夫在《雅各之室》和《达洛卫夫人》中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在《到灯塔去》中，她对于这种方法的运用更加炉火纯青。现实主义小说采用“全知角度”的叙述，优点是作者洞察一切，叙述明白晓畅；缺点是作者夹在读者和书中人物之间，指手划脚，使人感到失真而浮浅。于是伍尔夫就放弃了“全知角度”而改用“内心独白”、“内部分析”和“感性印象”。“内心独白”是作者使用第一人称，让人物把他在某一特殊情景中的思想情绪、主观感受用自言自语的方式直接叙述出来，而且这往往是一种无声的叙述，实际上是一种沉思冥想，是一种内心的意识流动。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就是用内心独白写成的。《到灯塔去》中也有这种笔法，如第三部中莉丽的独白。《到灯塔去》的第一部，主要是使用“内部分析”写法，这种写法仍用第三人称，但作家不是站在她自己的立场来叙述，而是通过书中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叙述，其内容不是作家本人的想法，而是人物的观念、感受和思索，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内心独白。使用这种方法，角度可以不断变换，十分灵活，而且可以使不同的角度互相补充，取得一种全面的效果。因此，伍尔夫特别爱用这种笔法。《到灯塔去》的第二部主要是“感性印象”，这是作者用她自己的语言来记录纯粹的五官感觉，描述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人物受脑中不时掠过的各种印象的支配。伍尔夫的感觉既精细入微，又包罗万象，通过她那种力透纸背的印象主义笔触，我们看到了各种画面，闻到了花的香气，听到了大海的涛声。
在传统的小说中，小说家本人站在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地位，他从这种全知角度来叙述，时常插进来对书中的人物或事件发一通议论，作一番分析，使读者意识到这不过是一种书面形式的“说书”或“讲故事”，作品的真实感，无形之中就被削弱了。作者在《达洛卫夫人》中突破了这种传统的叙述方法。第一个层次，写人物的外表，作者本人不置一词，完全通过书中其他人物的眼光来观察达洛卫夫人。这种多角度的叙述方法，可以表现出被观察人物身上互相矛盾的各个方面，又可以体现出每一个观察者的不同身份、处境和个性。后面四个层次，写达洛卫夫人这个人物的判断、分析、联想、回忆、比较等内心活动，以及伴随这些内心活动的感觉情绪，作者本人亦不置一词，她“自始至终将读者置于主人翁的脑中”，让我们直接面对人物的意识屏幕，看到克拉丽莎如何判断别人，如何分析自己，如何感受生活，甚至连潜伏在她心灵深处的本能冲动，亦暴露无遗。读者所注目的，不是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外表，而是他们内心的意识流动，并且感到这个流程中每一个微妙曲折的起伏变化都历历在目。
第一部“窗”，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是9月的某一个下午和黄昏；地点是拉姆齐的海滨别墅；人物包括拉姆齐夫妇，他们的八个子女、几位宾客。客厅的窗口是沟通窗内和窗外两部分的一个框架；在窗内给詹姆斯讲故事的拉姆齐夫人，时刻意识到在窗外平台上踯躅的丈夫和在草坪上作画的莉丽。在这个平凡的下午，没有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情。莉丽把窗口的母子图作为她油画的背景，但她觉得眼花缭乱，把捉不住眼前的景象。拉姆齐先生在夫人讲故事时走过来干扰，并且坚持说第二天不会晴朗，不能到灯塔去，使小詹姆斯十分恼火。拉姆齐夫人给丈夫以安慰和鼓励，使充满自卑感的塔斯莱先生恢复自信，促成了保罗和敏泰的姻缘，并且希望莉丽和班克斯结合。最后，可爱的黄昏在她主持的晚餐宴会上融洽无间的谈笑声中结束。
作者通过莉丽等人物之口提出了这些疑问，并且通过情节的发展逐步回答了这些问题。拉姆齐先生和夫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但是他们相辅相成、伉俪情深。拉姆齐夫人和塔斯莱先生的性格也迥然相异，但她也能给他以同情和帮助。不仅如此，她还促使互相反感的塔斯莱和莉丽的关系融洽起来。莉丽把她和塔斯莱在海滨的片刻友谊和谅解作为一种美好的回忆，“像一件艺术品一般”永远珍藏在心中。拉姆齐夫人就是一位把充满分歧、争论和混乱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和谐融洽的艺术家。可见作者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她那印象主义的细腻笔触，惊人洗炼的描写，在《到灯塔去》这部热情洋溢的小说中，达到了臻于完善的地步。海洋与黑夜浑然一体，时间围绕着一个中心流逝。晶莹的海水，以其涛声和波浪，赋予日常生活、岩石结构、布满水洼、流沙和海风的世界以节奏。创造了友善、微妙而又敏感的气氛。表现了永恒的情趣。
作者企图在《到灯塔去》这部书中探讨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第一，是否有可能在不牺牲自我的个性特征这个前提之下，来获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同情？第二，自我是否有可能在一片混沌之中认识和把握真实，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建立起某种秩序？第三，自我是否有可能逃脱流逝不息的时间的魔掌，不顾死亡的威胁而长存不朽？
第四个层次，是克拉丽莎对于生活的感受和态度。她热爱“生活、伦敦、6月的这个瞬间”。夏季清晨的新鲜空气，旗帜飘扬的白金汉宫，商店林立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一切都叫她喜欢，使她入迷。她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生命诗意的光彩。她在穿越维多利亚大街时想道：“只有天知道，为什么人会如此喜爱生活，如此去理解生活。”
我们的确在这本小说中看到了两个并列在一起的世界。达洛卫夫人和她周围的人们构成了一个世界。战争的结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胜利的欢乐。克拉丽莎眼中所看到的是飘扬的旗帜，心中所想的是庆祝的晚宴。这是一个充满阳光、幸福和生命的世界。塞普蒂默斯和他周围的人们构成了另一个世界。战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失业和恐慌。塞普蒂默斯觉得这个世界“在动摇、在颤抖”。这是一个黑暗、疯狂、死亡的世界。
如果说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描写了她自己和她丈夫的一部分性格，那么她在192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到灯塔去》中描绘的是她父母的性格。她在日记中写道：“这部作品将是相当短的；将写出父亲的全部性格；还有母亲的性格；还有圣·艾夫斯群岛；还有童年；以及我通常写入书中的一切东西——生与死，等等。但是，中心是父亲的性格，……”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拉姆齐夫妇的原型，就是弗吉尼亚的父母。
莉丽必须作画，因为她被一种“真实感”所驱使，她觉得非要用色彩和形态来把它表现出来不可。她企图用艺术来给杂乱无章、变动不居的生活创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稳定巩固的外貌。对她说来，“一支画笔，就是这个充满斗争、毁灭和混乱的世界中唯一可以信赖的东西。”正是绘画艺术，使莉丽体会到：“在一片混乱之中，存在着一定的形态；这永恒的岁月流逝（她瞧着白云在空中飘过，树叶在风中摇曳），被铸成了固定的东西。”莉丽说，“你”、“我”、“她”，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什么也不会留存，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之中；但是，文字和绘画却不是如此，它们可以永存”。因此，莉丽的画究竟是挂在大厅里还是扔在沙发下，是无关紧要的；就像诗人的文字一样，只要它是真诚地表现了某种被深深地感觉到的内在的“真实”，就达到了目的。
同时，我们又必须掌握主客观时间的转换。传统小说的叙述往往按照客观的时间顺序。在意识流小说中，对于过去的回忆和对于未来的想象不断地穿插到人物当前的意识活动中来，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刻交叉、重叠、渗透，这就是所谓“主观时间”。克拉丽莎在庞德街一会儿想到十八岁时的初恋情景，一会儿又想到晚上将要举行的宴会，这种时间上的跳跃变化，是在她的主观意识流动中出现的，这就是“主观时间”。同时，议院大楼的巨钟和达洛卫家附近圣玛格蕾特教堂的钟声，又不断地报出客观时间。作者让我们看到，在同一个客观时间，每个人物的主观意识流动各不相同，有人想到了过去，有人想到了将来，他们处于不同的“主观时间”。而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互相交错，形成了《达洛卫夫人》一书主要的结构框架。
多么有趣！多么痛快！因为，当她嘎吱一声——现在她还能听见那铰链的响声——猛然推开布尔顿别墅里那扇法国式落地长窗，冲到户外的新鲜空气中去的时候，她似乎总是有这种痛快的感觉。那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这儿更为宁静；那清晨的微风拂面而来，宛若海浪拍打着、轻吻着海岸，凉飕飕的，沁人心脾，然而（对于像她当时那样一位18岁的姑娘说来），又使她感到庄严肃穆，似乎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即将发生；她站在那敞开着的长窗门口，瞅着那些花儿、那些晨雾缭绕的树木、上下翱翔的白嘴鸦；她默然伫立、凝神观赏，直到听见彼得·沃尔什说道：“在蔬菜畦里沉思冥想吗？”——他是这么说的吧？——“我可不喜欢花椰菜，宁可和人耽在一块儿”——是这么说的吧？他必定是在吃早饭的时候说这句话的，那天早晨她刚到外面的平台上去过——彼得·沃尔什。最近他就要从印度回来了，她记不清是6月还是7月，因为他的信老是写得单调乏味；人家所记得的是他说过的话、他的眼睛、他的小刀、他的微笑、他的犟脾气，千百桩事儿都已忘得一干二净——这多么奇怪！——像这两句在菜田里沉思的话，却铭记在心。
后期象征派诗人托·斯·艾略特提出，要通过“客观对应物”的象征暗示，来表现思想情绪。伍尔夫受到他的影响，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她的意识流小说之中，通过各种比喻、意象、联想，甚至结构来达到象征暗示的效果。《到灯塔去》这部小说的整个结构和各部分的标题都具有象征意义。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作了分析。
和克拉丽莎形成对比的人物，是狂人塞普蒂默斯。他出身贫苦，热爱莎士比亚。他认为他参加战争是为了保卫莎士比亚的故乡，保卫那位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介绍给他的可敬的女士。结果他亲身经历了一场大屠杀，眼看着自己的好友伊万斯被杀害。他疯了。他觉得他收到了伊万斯从冥界带来的信息：“告诉首相，不许砍伐树木”（因为树木是有生命的）；“普遍的爱，这就是世界的意义所在”。他要“改变这个世界，再也不要有人出于仇恨而杀人”。他听到麻雀用希腊语唱歌，赞颂一个“没有罪恶”、“没有死亡”的世界。
这种朴素的、平静的美，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伍尔夫和她笔下的人物独具慧眼，极其普通的景色或事物，在他们的眼前，也会熠熠生辉、含有艺术意味。达洛卫夫人就曾经面对着普通的景物感叹：“这一切，那么宁静，那么合情合理；由这些普普通通的物体组成的，就是这瞬间的美；美，就是这瞬间的真。美无处不在。”
在传统的小说中，作者本人充当全知全能的讲解员，他在不断地分析、说明、解释。读者看书好比听人讲故事，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在《达洛卫夫人》中，这个讲解员被免职了。作品显得更逼真了，但也就似乎更难懂了。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了主客观真实和主客观时间的转换，弄清本书的结构脉络，“难懂”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时，我们的目光就能透过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细节，感受到生活内部所蕴藏的深邃的诗意，窥探到人物丰富复杂、瞬息万变的内心世界，从而得到一种特殊的艺术享受。伍尔夫的小说艺术，并不是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来抓住读者的心，而是让读者从平凡的生活琐事之中，体验到一种朴素而纯洁的美，领悟到某种人生的哲理。因此，《达洛卫夫人》并非传统意义的小说，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生活的诗篇。“这一类诗作，并不明显刺目，但却需要人去注视它。而它对于细心观察的人，才尽其深刻地展开它朴素的、平静纯洁的美。”
最深的一个层次，是克拉丽莎关于生死问题的几段内心独白。它们是贯穿她的性格发展的一条主线。第一段内心独白，是她在庞德街想到自己的生命总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要结束。但这无关紧要。因为，生命本来就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依赖的生存”。她本人就是她亲友们的生活和记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她故乡的花草树木、屋宇街道的组成部分。“纵然她不在人世，她周围的这一切，肯定会依然存在下去。”个人的生命短暂，万物的生命永恒。她把死亡视为一种解脱，一种把个体生命融化到万物共有的普遍意义的生命中去的手段。第二段独白，透露了她举行晚宴的动机。既然生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值此大战结束的历史性时刻，她的诸亲好友分散于各地，“这是多大的损失，又是多么可惜。”因此，她“要把他们都聚到一块儿”。她觉得，“这就是一种贡献，”因此，她产生了一种“去联合，去创造”的欲望。然而，在宴会上，她发现那些道貌岸然的贵宾，大多数很庸俗浅薄，她最喜欢的萨丽和彼得，已有衰老的迹象，他们青年时代的梦想，早已付诸东流。这又使她感到懊丧。最后一段内心独白，是她听到塞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时终于了悟：“有一件东西是至关紧要的。在她自己的生活中，它却被喋喋不休的闲谈蒙住了，磨损了，模糊了。它每天都在腐朽、谎言和饶舌之中白白地丢失。这件东西，那个死者却保存住了。死亡就是挑战；死亡是一种传递信息的企图。人们总是觉得无法达到那个神秘地避开他们的生命的核心。在死亡面前，封闭的外壳打开了，狂喜的激情消退了，人孤零零地面对着人生的真谛。在死亡中包含着一种拥抱。”于是，一种有关人生哲理的思想，终于在平凡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升华出来，而克拉丽莎这个人物，在我们的眼前也就具有了思想上的高度。
其次，伍尔夫笔下的人物在融洽的人际关系中体验到极大的欢乐。在这部小说的末尾，达洛卫夫人参悟了生与死的奥秘，她不再局促不安，“她那刻板、拘束、笨拙的举止涣然冰释，不复存在。”她周旋于宾客之中，从一个人群“飘”向另一个人群，像一条美人鱼“在浪尖上欢跳着，她的一绺绺长发迎风飘散……完全自由自在”。
据国外学者考证，《达洛卫夫人》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模特儿来塑造的。达洛卫夫人的原型是伍尔夫家的朋友凯蒂·马克西，萨丽·塞顿的原型是弗吉尼亚的表姐麦琪·西蒙斯，卢克丽霞的原型是凯恩斯夫人莉狄亚·洛波科娃，布鲁顿女士的原型是科尔法克斯女士。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莫洛亚的看法。我认为，伍尔夫或许从上述模特儿身上汲取了某些因素来塑造她的人物，不过，她也把她本身的某些经历融入到她的人物中去了。克拉丽莎和理查德之间那种没有性爱的夫妻关系，显然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婚后生活的写照。卢克丽霞对疯狂的塞普蒂默斯的关心体贴，又使我们想起伦纳德对于弗吉尼亚无微不至的关怀。因此，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们始终觉得作者本人的身影在两个主要人物的背后隐隐约约地闪烁着。
伍尔夫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世界并列在一起呢？她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本书中，我的意图似乎是太多了。我要表现生和死，正常和疯狂；我要批判这个社会制度，要表现出它如何在起作用，把它最集中强烈地起作用的地方表现出来。”
第三部“灯塔”，比第一部略短。拉姆齐先生决心到灯塔去，并且命令詹姆斯和凯姆同去。这一部分记述了航行过程中父子三人的内心活动。和这次航行并行交错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是莉丽试图完成以母子图为背景的那幅油画。拉姆齐先生跃上灯塔时，在画架旁边目送他们的莉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们登上彼岸，她得到了创作的灵感，挥笔完成了她的画。航行和绘画圆满结束，小说也就此告终。
《到灯塔去》体现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混乱本质。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和主要配角莉丽与拉姆齐先生都清楚地意识到包围着他们的混乱而无秩序的气氛。他们被混乱所困扰，又力图从一片混乱之中辨认出一个清晰的图案，摸索出一些规律，建立起某种秩序。
第二部“岁月流逝”，开始时书中人物准备就寝，在这部分结束时，一些同样的人物又重复同样的动作，但是在时间上已相隔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时间，作者用一段简短而抒情的散文来加以描述，它所占的篇幅不到十分之一。似乎经过一夜的睡眠，十年时间就朦胧恍惚地消逝了。在这段时间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姆齐夫人逝世了，普鲁难产而死，安德鲁在战争中牺牲了，诗人卡迈克尔赢得了拉姆齐先生所没有的声誉。大战结束后，拉姆齐一家重返别墅，其中有些人准备来完成他们在第一部中没有完成的业绩，以了心中的宿愿。
如果我们把伍尔夫的三部意识流小说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雅各之室》虽然富有诗意，但是枝节过多，主人公雅各有点儿虚无缥缈；《达洛卫夫人》虽然克服了前面一部小说太过空灵的缺点，但又显得过于模式化；只有《到灯塔去》在诗的境界与现实的生活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水准。在《到灯塔去》这部小说中，客观时间和心理时间、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直接描述和象征暗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既需要有五十双眼睛来观察一个人物，又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一座灯塔；对于显然非常简单的事件，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观念和感受。具有多方面性格的人物，沉思着超越时空限制的各种问题；带有诗情画意的抒情语言；富于象征意义的结构形式——所有这些因素，使《到灯塔去》成为伍尔夫意识流小说中的压卷之作。评论家布莱克斯东说：“在阅读了《灯塔》之后去阅读任何一本普通的小说，会使你觉得自己是离开了白天的光芒而投身到木偶和纸板做成的世界中去。”“这本书内涵异常丰富，……充满着思想，充满着感情……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恰当的评价。
布卢姆斯伯里的青年作家莫蒂默说：“谁也没写出过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样好的散文。人们羡慕她所看到的世界是如此美丽——她眼中‘看到的尽是一块块翠玉和珊瑚，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宝石镶成的’。”她受到罗杰·弗赖伊的影响，叙事写景不是对于外部世界自然主义的描摹或“照相式”的再现，而是要像后印象派的绘画那样，表现出有强烈个性的自我眼中所观察到的世界，追求独特的意境和艺术效果。这使她优美抒情的文字带有与众不同的诗情画意，甚至看到桌上一盘普通的水果，也会联想到海神的宴会和酒神的葡萄。她对于遣词造句，又处处精心推敲斟酌，不但注意到结构的匀称，甚至注意到音节的对称和谐，产生一种音乐和诗歌的效果。
我们只要阅读《到灯塔去》的开头三节，拉姆齐夫妇、塔斯莱和詹姆斯四个人物的性格就跃然纸上。我们对他们的衣着穿戴、外形轮廓，印象不很深刻；但是对于他们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却了如指掌。拉姆齐夫人的慈母心肠，拉姆齐先生的严酷、求实，詹姆斯的“恋母情结”和塔斯莱的“自卑情结”，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伍尔夫使我们不但能够把握住人物个性特征的总体，而且通过描写“同情心的上涨和退缩”、瞬间印象、回忆和幻想等等，使我们对于人物心理上每一个微妙的变化，都觉得历历在目。
从叙事的主观性，又派生出这部小说的另外三个艺术特征——象征性，抒情性，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交叉、对比。
书中每一个人物的主观意识，沿着主观时间的线索流动，而客观时间和其他桥梁、纽带，又把所有的人物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立体的网状结构。在《达洛卫夫人》这部小说中，作者伍尔夫用复杂的方法来表现复杂的人生、复杂的人物、复杂的意识，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第一段写达洛卫夫人出门去买花，打开大门，户外的新鲜空气触发了一连串的联想。客观真实是清晨的空气，主观真实是达洛卫夫人的回忆和想象。第二段写达洛卫夫人站在路边，引起了一位邻居的赞叹。客观真实是达洛卫夫人，主观真实是邻居波维斯先生的想象（把她比作一只㭴鸟）。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变化，以及两段文字中视角的转换，作者不作任何解释说明，完全让读者自己去辨别、领会。在《雅各之室》中，作者有时把人物内在的意识活动放在括号和引号里，以示区别。在这部小说中，连这一点形式上的区别也取消了。在上面这两段引文里也有括号，但我们可以看到，放在括号里的并非人物的意识活动，而是作者本人的插话。作者把多少世代以来那些传统的“路标”一概拆除，让读者直接去摸索道路。
在《到灯塔去》这部小说中，伍尔夫对于时间的特殊处理方法，比前面一部小说中的更加引人注目。此书的第一部，从客观时间来说，只有一个下午和黄昏，但从“心理时间”来看，由于记录人物的意识流动，穿插了许多回忆和想象，现在、过去、将来交错在一起，因此就显得很长。第二部从客观时间来说，有十年之久，但是因为空屋无人居住，从“心理时间”的角度来看，它不过是短暂的瞬间而已。在第一部的末尾，夫人在餐桌上回忆起二十年前她与曼宁一家的友谊，这过去的景象如同静止而美丽的“梦幻世界”一般，保存在她的记忆之中，回想起来，“就像重新阅读一本好书。”在这个例子中，拉姆齐夫人的思绪飘流到往昔的岁月中去，它是清清楚楚地被包含在客观时间的框架之中的。但是，有时伍尔夫在描述人物的回忆或想象之时，并不用传统的方式来标明时间从当前客观时刻的转移。例如，第一部中塔斯莱陪拉姆齐夫人进城那一段，似乎是按照外部的客观时间在直接叙述。其实不然。塔斯莱坚持说第二天气候不佳，不能到灯塔去。拉姆齐夫人心中觉得他讨厌：“真的，他可说够了……她对着他瞧。他真是个丑八怪，孩子们说……”从孩子们的评语，夫人想到他的咬文嚼字和拘泥于事实。接着，夫人注意到，孩子们吃完午饭之后像小鹿一般溜走了。这使她想起，有一天当孩子们走后，塔斯莱跟着她进了餐厅，她感觉到他手足无措的窘态，就请他陪伴她进城。接下去的好几页，详细地描写这两个人物在进城途中的内心感受。
塔斯莱陪拉姆齐夫人进城，在出发时还充满着自卑感，归来时却感到十分自豪，其中曲折微妙的心理变化过程，也都写得丝丝入扣。这段插曲看来似乎是在写塔斯莱，实际上是通过他主观感觉的变化来烘托拉姆齐夫人的性格。伍尔夫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就像抽丝剥茧一样，一层又一层地向纵深挖掘。
第三个层次，是克拉丽莎的自我分析评价。“她觉得自己非常年轻，同时又是难以形容地衰老。她像一把刀一般插到一切事物中去，同时又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她什么也不懂，不懂语言，不懂历史，”但是她却“出于本能地了解人”。她希望当她走进客厅的时候，人们都因此而显得高兴，但是她又对自己的这种虚荣心感到有点内疚。她在镜子里看到的自我，是“直率的、急促的、肯定的”。但是，她知道，“这个脸庞，是她把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拼凑到一块儿的结果，而这些组成部分，是各不相同、互不一致的。”在这个层次中，我们开始把握到克拉丽莎充满矛盾、复杂多变的个性特征。
拉姆齐夫人生就一副菩萨心肠，她对周围的一切人都十分关切，特别是对于她的丈夫，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时常给他以安慰和爱抚，使他暴躁的情绪平静下来。伍尔夫把这种慈母胸怀比作化育万物的雨露、甘霖。拉姆齐先生是个自我中心的人物，他在学术上太过分的抱负难以实现，精神上受了挫折，就要到他的夫人那儿去求得庇护与安慰。因此伍尔夫把他比作拼命吮吸甘霖的鸟嘴。这两个“主导意象”在《到灯塔去》中反复不断地出现，成了这两个人物性格的象征。她又用另外一个意象来象征他们两人之间夫唱妇随的亲密关系：“就像同时奏出一高一低两个音符，让它们和谐地共鸣所产生的互相衬托的效果。”弗吉尼亚的姐姐文尼莎认为，《到灯塔去》一书中对于她父母性格的刻画，是非常成功的。
不论复杂多变的生活使拉姆齐先生感到多么痛苦，他从他的工作中得到安慰。那就是企图用理性和逻辑从混沌之中发现规律和秩序。他向人类理解力的极限进军，在朦胧之中辨认出一个思想的模式，而那一片混乱几乎将他压倒。他在解答了“Q”之谜以后，又向新的未知领域“R”挺进。他那种夸张的英雄主义，有时令人哑然失笑；但他自动承担探索真理的任务，又令人肃然起敬。
《到灯塔去》的情节极其简单：拉姆齐先生全家和朋友们到海滨别墅去度暑假。拉姆齐夫人答应六岁的小儿子詹姆斯，如果翌日天晴，可乘船去游览矗立在海中岩礁上的灯塔。由于气候不佳，詹姆斯到灯塔去的愿望在那年夏天始终没有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姆齐先生和子女、宾客重游故地，詹姆斯终于如愿以偿，和父亲、姊妹驾了一叶轻舟到灯塔去。但是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拉姆齐夫人早已溘然长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