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在冯的面前，从来没有一个像徐树铮那样能够左右他的意志的人。
一次，冯在和心腹谈到这些人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连个曹长（日文名称，相当于连司务长职务）都不够，还骄傲什么！”也正是由于冯对于日本“士官生”的一贯看法，所以，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就任第一军军统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第四镇统制王遇甲调到军司令部去当参议，而让第八协协统陈光远升任了这个镇的统制。
只有他对待复辟派的胡嗣瑗这件事，似乎是冯在利用胡嗣瑗，也就是说，在他准备利用胡的时候，就尽力拉拢胡，引为同调；一旦事过境迁，认为胡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把胡一脚踢开，再不和胡见面。
在待人方面，冯国璋非常宽厚。有人认为冯从来就是一个懒看公事的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冯对于明码的或是密码的来往电报，一般是件件过目。特别是关涉到政治大事的一些电稿，更是字斟句酌，绝不马虎。
李大嘴的一番话说得冯国璋眼珠骨碌碌直转。这天天一亮，冯国璋就带着保镖，偷偷地跟随在李大嘴身后四处踏穴了。
因此，冯对于这些人，都是能够“善全始终”的。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蓄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好！只是老朽学艺不精，当年没算出大总统会登九五之尊位啊！”李大嘴一句话把冯国璋的思绪一下子引到了20多年前的算卦上。
袁世凯爬上总统宝座，还嫌不过瘾，又产生了做皇帝的野心。当冯国璋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商量，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冯问：“外间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袁答：“华符，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鬓发尽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还说什么他已在英国伦敦买好了房子，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冯见袁世凯如此信誓旦旦，也就信以为真了。然而正当袁“指天誓日，力辩无其事”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右却正在积极筹备帝制。冯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鼓吹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李大嘴心知，在保定莲池书院读书的冯国璋因其父无钱供给学费，只好无奈回家耕田。为此，他常跟父亲争吵。“我观冯老弟的骨骼相貌，还真是个当兵吃粮、跨马当将军的料呢！”李大嘴笑呵呵地说。
酒足饭饱后的李大嘴说：“恕我直言，大总统！你当总统时间不长，关键是你家的祖茔不是宝地，如果……”
“大总统你看……”李大嘴指着城东七里外的黄龙湾，给冯国璋大讲特讲：此处有沙龙眠卧，得水而活，飞黄腾达……
1912年2月初，正当禁卫军的官兵议论纷纷的时候，冯国璋来到驻地并命令吹号集合，他要亲自向官兵们宣布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禁卫军的安置问题。吹号后，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操场的前面则摆着三张大方桌，其中一张叠在上面，并在旁边放了接脚的椅子，以临时搭一个高台，方便冯国璋向官兵们讲话。
在攻下汉口之后，冯国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凯请命，要求一举拿下汉阳和武昌，建立不世功勋。令他没想到的是，袁世凯此时却将他调回京城，出任禁卫军统领。
冯国璋知道，这是李大嘴在推托，第二天他便怀里揣着银子，又来到李大嘴的卦摊上，“还望李师傅指一条明路啊！”
冯国璋一看此人，连忙吩咐停轿。他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李大嘴。他说：“李先生好啊！”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这时，冯便手里拿着墨笔，由上差捧着墨盒，挨次地从前到后画上他那草书的符字。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地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8000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8000大洋。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也感叹地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难得了。
冯在待人方面，外界感觉是属于宽厚一路的。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绝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冯国璋背起包裹，由河北来到天津大沽口，投到了淮军聂士成手下。因其写得一手好字，便在军中做了一名专管文书案牍的幕僚。第二年，他便被聂士成选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跟随袁世凯打打杀杀十几年，还真的成了跨马征战的将军。1917年7月，冯国璋当上了中华民国代总统。可惜，不过一年多，冯国璋将总统的宝座才刚刚焐热，就被国务总理段祺瑞赶下了台。
“总督少爷”刘体乾，还有王克敏的胞兄秘书王克诚——他们同是咨议厅的，冯就不止一次地在恽宝惠面前说他们“真不行”，可是，也是一直等到他们自请辞职，方算了事。
冯国璋曾两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第一次是1895年4月，冯国璋作为武官随裕庚出使日本考察军事。裕庚是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师，很器重冯国璋。冯国璋在日本大开眼界，认识了几位日本的军事人才，向他们学习。还考察了日本的现代军事科学及训练方法和理论。回来后整理出版了好几本兵书。
据称，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确实是不稳的，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旗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
然而，当时对日作战的失败局势已是不可逆转了。在辽东半岛失守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月末，冯国璋随聂将军驻守山海关。这时冯国璋因对日作战勇敢有功，已从五品提升为聂军军械局督办。
清朝末年，冯国璋回到聂士成将军的部队，随聂将军扼守摩天岭三个月。在此期间，冯国璋随聂将军一起对日军打过一次胜仗。当时在摩天岭，聂将军带领的军队是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对敌作战。冯国璋利用所学军事知识，建议聂将军在多处插立清军旗帜，布下兵众将广的疑阵迷惑日军，又在险要处设重兵截击敌人，这是对兵法上的“虚实并举”、“声东击西”战术的运用，最后等到了援军打败了日寇。这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是唯一的一支战胜日军的队伍。为此聂将军立下了战功，冯国璋亦功不可没。经过甲午之战，冯国璋已成为聂将军的心腹爱将。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那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地收到20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冯国璋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并接受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去世后，留下遗产300万元，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做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这里有山，有水，好地方！”冯国璋不由赞叹起来。
在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并答应退位后，冯国璋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向禁卫军的官兵解释并加以安抚。禁卫军大都是满人，他们一是忠于清廷，二是担心清帝退位后军队会被解散，从而影响到自己及其家人的生计。因此，要是冯国璋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兵变，甚至影响到清帝退位的进程和京城的稳定与安全。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吧。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饭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复辟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展开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1896年末，清廷决定任用袁世凯去小站督练新军。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同学王士珍、段祺瑞等都到了小站，这使得冯国璋非常动心，但又感苦恼。这是因为冯国璋虽然很想去小站参练新军，但因聂将军对他有知遇之恩。尽管聂将军也很明白编练新军的道理，冯国璋不忍提出离开的要求。后来还是荫昌大力推荐，袁世凯也一再向聂将军要人，聂将军才把冯国璋送去了小站。临走时，两人是挥泪而别。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正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过了一会儿，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取消？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武昌起义后，冯国璋率军攻克汉口，由此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据说，冯国璋在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
所有在冯身旁工作过的人，几乎从来没有由于冯个人这一方面的原因，或是喻示某些个别的人中途辞职，或是直接就把他们撤换掉。
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驱逐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国军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冯在用人方面自有主见。他在军事方面用人，无论是在地域上，或是在学历上，都有着他自己的标准，一般要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堂（陆军大学的前身），而籍贯又是属于直、鲁两省的，才能在他的身旁工作，同时，也才能得到他的信任。他前后所用的一些军事幕僚，像张联棼、师景云、熊炳琦、陈调元等等，便都合乎他所要求的这个标准。同时，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冯国璋对于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人，却大多抱着轻视的态度。和他在前清练兵处、军咨处同事过的良弼、哈汉章、卢静远等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二期的学生，在当时，也都已经是“初露头角”的所谓军事人才，可是，冯却特别看不起他们。
至于冯国璋对于他所用的比较得力的少数心腹之人，那更是相当优厚。
刘虽是一个“士官生”，却是冯自己的外甥，那自然是“另当别论”了。
对于一般的文稿就有所不同了，如当冯在直隶都督任上的时候，他白天晚间都在忙于会客，这时，他没有时间看文稿。
有的人说冯懒看公事，大概就是指着上面的这种情况而言的吧！尽管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像段祺瑞那样，不但在公文上画行画阅的是徐树铮，就是动笔改稿的也是徐树铮。
这样画来画去，不一刻也就画完了。
这天，下野的冯国璋黯然回到自己的家乡——河北河间故里隐居。
办完这些，心想“沙龙”宝地定会荫及子孙的冯国璋，这天晚上在睡梦里都高兴地大笑不止。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冯国璋一醒来就打摆子中风了。
“冯大总统！嘿嘿！”八抬大轿将冯国璋抬到河间街道上时，身后传来一个人的高叫声。
当然，有些特别紧要的文稿，还是由胡嗣瑗和恽宝惠趁着他会客的间隙随时拿上去请示他过目画行，只有等他晚间会完了客，这才由主管给他送文稿的一位王芷瓶秘书把当天的文稿汇齐拿上去请他画行。
在冯国璋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情况下，袁世凯将他调任禁卫军统领既名正言顺，又具有“一石二鸟”之功效。所幸的是，原统领良弼在被排挤出禁卫军不久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也就顺利地通过冯国璋加强了对禁卫军的控制。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从此后，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领两支手枪，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他对于文稿，只是画而不是看。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做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3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36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作为甲午战争的亲历者，战败的教训使冯国璋早有改练新军的思想，所以到了日本，他特别注意考察现代军事。日本军队的训练、装备、战术等，都是他考察、学习的目标。冯国璋对裕庚说：如今是洋枪洋炮时代，大刀长矛怎么和人家打，所以甲午才打败仗。学生以为中国必须练新军，都得变，不变则亡。裕庚很同意冯国璋的想法，说朝廷里现在也有人有这个想法。第二次，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朝廷官员铁良、风山再次赴日考察军事。通过两次考察，冯国璋在现代军事科学上的认知都有很大提升。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擅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
冯国璋为感谢李大嘴的指点之恩，将他请到自己的宅院里，大摆酒宴款待。
到了小站，袁世凯亲切礼貌地接待了冯国璋。有记载说袁世凯视冯国璋的几册兵书为“鸿宝也”，并说“学界之子无逾公者”。冯国璋与袁世凯生于同年，并长袁数月(袁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擅礼贤下士，不久便对冯国璋以“四哥”相称，并把新军操练、营务等事完全放手交给了冯国璋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人。冯国璋在小站很努力，又和王士珍、段祺瑞合编了23册新的练兵教科书，这些兵书成为清末我国军事学校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三人在袁世凯手下做出了成绩，连德国教官都表示赞赏，后来这三人被称作“北洋三杰”。
1894年6月，冯国璋随聂将军入朝鲜御日，当时的清政府并未看清日本出兵朝鲜的真正目的是为入侵中国做准备，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武器落后，且寡不敌众，加上清军主帅叶志超懦弱无能，尽管聂士成将军身先士卒，冯国璋亦作战勇猛，淮军在装备先进的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前毫无抵抗之力，血战中的聂将军不得不带着士兵们节节败退。这是被打着跑、跑着打的一场惨烈战争。
“一定！”既然收了冯国璋的钱，就当回说客又有何妨？经李大嘴天花乱坠一说，冯父也心存奢望，便点头放儿子走了。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阵营取消独立，退出战区，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袁氏集团取消帝制，惩办复辟帝制罪魁，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唉”地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情势所逼，冯国璋当时的心情，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毕竟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在全镇官兵按照步、马、炮、工程、辎重营的顺序列队后，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了台，他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随后开始讲话：“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军饷也没有着落，外国人又不肯借给我们钱。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就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拼着性命去打，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
“还望先生给我父亲讲讲！”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翻看一下那文稿的事由，至于它的内容，就更不在话下了。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是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使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许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之后，冯国璋就出了高价1000两白银买下了这黄龙湾“宝地”，便将其祖父、父亲等统统从冯家老坟迁到黄龙湾新墓地。
但是，一个月区区20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立刻出现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地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据《年谱》记载：1895年10月，“冯国璋与其护兵阎升以一匹马强渡过江”。日本人多，兵器又好，清军战败了，冯国璋只得跟着往回跑。冯国璋和他的卫兵阎升一起往北跑到了鸭绿江边，正愁着没法过河，忽然从小树林里斜着跑过来一匹灰黄色的小马，这可救了两个人的命。冯国璋和阎升拽着马尾巴过了河。这匹马是匹母马，从此成了冯家的功臣，以后就由专人照看起来。
他的画行办法是这样：当那王秘书把当天的一些文稿拿到他面前的时候，就由他所用的上差把这些文稿鱼鳞似的摆在了一张可以容纳12个人围坐的大餐桌上，这一件文稿和那一件文稿之间，仅仅留下了印有“都督冯”三个字的一行空隙。
1884年初春的一天，穷困潦倒、辍学在家的冯国璋在河北河间街上闲逛，踱步来到当地有名的“李半仙”李大嘴的卦摊上，叹气道：“我……”李大嘴听了老半天，才听明白冯国璋想拜他为师学算卦，便笑了笑，撇嘴道：“你冯老弟天庭饱满，中年飞黄腾达，不是王侯就是将军，我怎敢收你为徒呢？”
可是，冯之所以把王调走，还不仅仅因为王是“士官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王不但是一个南方人，而且还是一个湖北人，这是不合乎冯的地域上的标准的，更何况当时正在武汉三镇作战，又怎么能保得住王不和革命军方面有所联系呢！那么，在冯身旁的军事幕僚当中，有没有超乎他这个标准的例外呢？只有一个，那便是一向做他参谋的刘宗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