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
《续韦蟾句》是唐代诗人韦蟾在宴席上集《楚辞》两句“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再由武昌妓续写两句“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而组成的一首七绝。这是一首送别诗，抒发了送行者对友人绵绵的惜别之情。全诗意脉连贯，以景切情，珠联璧合，天衣无缝，毫无生硬之感。
⑴韦蟾：晚唐诗人，大中（唐宣宗年号，847─860）年间登进士第，官至尚书左丞。
⑵“悲莫”句：语出《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生别离：难以再见的离别。
⑶“登山”句：《楚辞·九辩》：“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登山临水：登上高山，面临流水。谓在山水间盘桓。
⑷武昌：唐时武昌建置屡有因革，此当指武昌军节度使（方镇名），治所在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
⑸杨花：指柳絮。唐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武昌新栽了无数杨柳，却不见柳絮扑面乱飞。
最令人悲伤的是别离，登山临水送别友人归。
据《全唐诗》题注：“韦蟾廉问鄂州，及罢，宾僚祖饯。韦以笺书文选句，授坐客请续。有妓起，口占二句，无不嘉叹，蟾赠数十千纳之。”可知这是一篇赓续之作。韦蟾一次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察访，临走时当地的官员为他设宴饯行。席间韦蟾用笺书将《文选》中“悲莫悲兮生别离”（屈原《九歌·少司命》）、“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宋玉《九辩》）二句集成一首七绝的前半，请在座的宾僚续成完诗。一位歌妓见笺应声口占二句，首先续成，满座无不叫绝。按这首诗的本事，正确的拟题应是“续韦蟾集《文选》句”（今题“续韦蟾句”是后人所加）。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称此诗道：“上二句集得好。”熟读古典的人，触景生情时，往往会有古诗人名句来到心间，如同己出，此外再难找到更为理想的诗句来取代。但将不同出处的诗句，集成新作，很难浑成佳妙。而这两个集句却取用自然，于当筵情事极切合。“悲莫悲兮生别离”，在《九歌·少司命》原文中的本义是抒发离别之痛，因此放在此诗中十分符合当时的情境。“登山临水送将归”，接着上句，起承顺畅，可谓浑然天成。祖饯的宾僚那样重情，而将离者亦复依依不舍，都由这两个名句很好地表达出来。
其次，是取用中有创新。集句为联语一般取自近体诗，但诗人却远从楚辞借来两句。这两句原来并不整齐。“悲莫悲兮生别离”本非严格意义的七言句，因为“兮”字是句中语气词，很虚，用作七言则将虚字坐实。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共八字，集者随手删却一字，便成标准的七言诗句。这种“配套”法，不拘守现成，已含化用意味。再者，这两个古老的诗句一经拾掇，不但语气联贯，连平仄也大致协调（单论二四六字，上句为“仄平仄”，下句为“平仄平”）。既存古意，又居然新声，可谓语自天成，妙手偶得。
“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这是送行者的语气，自当由祖筵者来续之。但这二句出自屈宋大手笔，集在一起又是那样浑成；而送别情意，俱尽言中，续诗弄不好就成狗尾续貂。这里著不得任何才力，得全凭一点灵犀，所以一个慧心的歌女比十个饱学的文士更中用。
沈德潜又说此诗“下二句续得好”（《唐诗别裁》）。歌妓续诗的好处也首先表现在不刻意：集句抒当筵之情，续诗则咏目前之景。但集句是“赋”，续诗却出以“兴”语。“诗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诗镜总论》），“善诗者就景中写意”（《昭昧詹言》）。由于集句已具送别之情意，语似尽露。采用兴法以景结情，恰好是一种补救，使意与境珠完璧合。“武昌”、“新柳”、“杨花”，不仅点明时间、地点、环境，而且渲染气氛，引发读者即景体味当筵者的心情。这就使不尽之意，复见于言外。其次，它好在景象优美，句意深婉。以杨柳写离情，诗中通例；而“杨花扑面飞”，境界却独到，简直把景写活了。一向脍炙人口的宋词名句“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晏殊《踏莎行·小径红稀》）即脱胎于此。“新栽柳”尚飞花扑人，情意依依，座中故人不能无动于衷。同时杨花乱飞也有春归之意，“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难堪是加倍的。“（君）不见”、“无限”等字，对于加强唱叹之情，亦有点染之功。七绝短章，特重风神，这首诗在这方面表现得颇为突出。
此诗虽为两人合作，但珠联璧合，毫无生硬之感，达到如此浑融境界，确乎难能可贵。
宋代李昉等《太平广记》引《抒情诗》：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口写之：“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上二句集得好，下二句续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