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丝·华顿” 的 “名句” 列表

70年代初一个一月的晚上，克里斯廷-尼尔森在纽约音乐院演唱歌剧《浮士德》。虽然人们早就议论要在第40街以北的远郊兴建一座新的歌剧院，其造价与壮观将和欧洲那些著名首都的歌剧院媲美，然而上流社会却依然满足于每年冬天在这座历史悠久的音乐院红黄两色的旧包厢里进行社交聚会。保守派的人们欣赏它的窄小不便，这样可以把纽约社会开始惧怕但又为之吸引的“新人”拒之门外；多愁善感的人们因为它引起许多历史的联想而对它恋恋不舍；而音乐爱好者则留恋它精美的音响效果。在专为欣赏音乐而修建的厅堂中，音响效果向来都是个棘手的质量问题。

命运恰巧把一个人跟朋友们联系在一起，离开了朋友的个性，那么这个人还有什么个性可言呢？撇开我一生中两三例最伟大的友谊的影响，就谈不到我自己，因此，描述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就必须描述这些友谊的激励和启迪性的影响。青少年时代，我在智力的发展上完全与世隔绝——彻底隔绝到除了跟他人相处时，我慢慢感觉不到寂寞的程度——三十多岁时，我从这样一种青少年时代进入了一种最稀奇珍贵、最丰富多彩的心照神交的境界。

我扭转头去为的是不让他看到听见他被人叫白痴时我是怎样的伤心，即使是开玩笑——噢，至少是半开玩笑；可是我自己往往认为他就是个白痴。尽管我自己的牌很糟糕，我却深谙牌道，完全可以断定他的牌——趁他不留神时——充分说明他老婆如此冲动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她发火搞得我心烦意乱，我可不能说，也不可能说为什么在她的“最新搭档”小博尔顿·伯恩对她的话报以一声尖笑时，我真想给这小无赖一记耳光；也不可能说为什么海利，德莱恩（他总是一下子听不明白人家在取笑他，然而肯定慢慢会明白）最后发出他那表示欣赏的低沉丰厚的笑声——那么为什么我偏偏要从记忆中完全抹掉这一幕呢。为什么呢？

蒂娜-洛弗尔——现在是克莱门蒂娜-罗尔斯顿小姐——定于七月同兰宁-哈尔西结婚。婚约是到四月才宣布的；女眷们为之哗然，对订婚时间短促这种粗率做法表示抗议。当时纽约人一致同意：“应当给年轻人相互了解的机会”；虽然纽约社交界的多数夫妻都有过青梅竹马的经历，而且双方的老人都是多年的至交，然而，某些不可思议的礼俗仍要求把刚订婚看成刚相识。在南方各州，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轻率定婚，乃至私奔，在它们的历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然而那种轻率跟纽约呆滞的血液不够协调，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步伐跟荷兰人的小心谨慎是非常合拍的。

“她过去很坏……一向如此，他们常常在第五大道旅馆见面。”我母亲这么说，好像那一越轨的情景增加了她所提起的那对男女的罪过。她斜挎着眼镜，看着手里的编织活，声音厚重得嘶嘶作响，好像要烤焦她毫不倦怠的手指间编织的雪白童毯一样。（我母亲是一个典型的乐善好施的人，然而说出的话却尖酸刻薄，一点也不慈善。）

夏洛蒂-阿什比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停下了脚步。夜色涂抹着三月里这个明媚的下午，喧嚣的都市生活正达到高潮。她转身背对那一切，在老式大理石地面的门厅站了一会儿，然后将钥匙捅进了锁孔。里扇门窗垂挂着的吊帘使室内的光线变得很柔和，暖暖融融而又朦朦胧胧，让人看不清里面都有些什么。在刚嫁给肯尼斯-阿什比的那几个月里，她总是喜欢每天在这个时候回来，回到这所久已被商业和时尚遗忘而显得安静的屋子中来。纽约无情的喧嚣，遮天蔽地的灯火，拥塞的交通、房舍、生活及思想所带来的压抑同这所她称为家的避难所之间的对比，总能深深地打动她。她在飓风的正中心找到了一座小岛——至少她自己曾经这样以为。然而现在，就在最近几个月里，一切都变了，她总是在门阶上犹豫不决，而且总得强迫自己进去。

坐着心热而气短的“老爷车”在险象环生的小道上挣扎子两天，又雇了一匹烈马骑了两天，雅典美国考古学校的小伙子梅德福心里不由得纳罕，他古怪的英国朋友亨利-阿尔莫汉为什么要住在沙漠里呢。现在他明白了。他身子靠着那座半似基督徒的堡垒、半似阿拉伯人宫殿的古老建筑物的屋顶的墙上。这座建筑物成了阿尔莫汉的挡箭牌或者挡箭牌之一。下面，一个里院内，夕阳西下时，微风乍起，一簇棕榈像细雨似的飒飒，这给沙漠倦客们送来了凉意。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郁郁葱葱，盘结在一个刷白的井棚上，从似乎是墙内唯一的水源上吮这是吸着生命。四墙之外，四面八方延伸着沙的神秘。阳光普照时，沙粒闪烁着金色的希望之光，落日西沉后，黑压压一片，叫人望而生畏。

懒洋洋的七月天，空气中弥漫着干草、马鞭草和樨草的清香。阳台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淡黄色的碗杯，里面漂浮着几枚大草霉，在几片薄荷叶的衬托下显得那么鲜红。那是一个乔治王朝时代的老碗杯周围棱角很多，折射出错综复杂的亮光，雷西的两只手臂正好刻印到狮子的双头之间。先生们不时听到嗡的一声，接到这种凄厉的警告后，他们连忙啪地一下拍一拍他们的面颊、眉头或者光秃秃的脑门子；不过他们的这种举动尽量做得不露神色，因为他们坐的这个阳台的主人霍尔斯顿-雷西先生是不会承认“高岬”是有蚊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