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我比他知道的多得多，在开往布洛涅的火车上，在我们对事故的前因后果只略知一二的情况下，我颇为得意地就有关蒸汽发动机拖网渔船的有关知识给他上了小小的一课，这种船和卡特琳号一样，开往苏格兰附近的海域捕捞鲚鱼和鳙鲽。
这次事故可能既涉及到民法又涉及到刑法，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我们在布洛涅停留了三天，事故远未查清，乔治·法吕也就暂时有了人身自由。
“不是每天，只是在必要时。”
最后，每天，或者在必要时，报务员用无线电询问轮船所处的方位。
水手们之间是如何议论的？远在出事之前，船主的声誉就不怎么好。他是个小船主，只有这么一条船。
“您得到沉没卡特琳号船的命令吗？您执行了这一命令吗？您是否阻止报务员对您的揭发，阻止他说出真相，比如他曾指出您的航向是错误的？”
最后要做的是将事故的真相查清，这是船长、报务员和渔船老板们的事。
我还向他详细讲解了必不可少的如何在大海上行驶的知识。
他至少当时是否阻止日耳曼离开甲板上烟囱附近的工作台？
G·7静静地听我讲解。待我的长篇大论完毕，他只提了一个问题：“报务员由哪些人担任？”
两个月以前，这艘拖网渔船在离苏格兰不远的费尔岛触礁了。
“是法吕杀死了报务员！用手枪，用刀，也许干脆将他死死地关在报务室里……各种证据是肯定的……而且，营救的时候日尔曼·当布瓦不在场，因此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对此，甚至法吕本人也不否认！”
为了确切表达我的印象，我不得不说句不太得体的话。
“不会！而且，只有报务员才是报务室的主人。没有报务员的准许，任何人无权进入报务室。”
众所周知，在人人能逃则逃的情况下，最后坚守在船上的两个人是船长和报务员。
相对而言，无论经过哪条通道、都不困难。航海图明确标出海水深度大约在百米左右。
德西雷·范·梅肖朗对提问的回答也是如此。
“渔船出航的时候，一般在陆上已经停了多长时间？”
“这的确是一个疯狂的举动！但是像法吕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沉着冷静的水手，只有在狂怒而不可自制的情况下，才会做出疯狂的举动。您现在明白了吧？是他在指挥着卡特琳号船。船主偷偷地将希望把船沉没的想法告诉了他。船长已经三个月不出海了，他需要挣钱生活，他还是出海了。他知道没有人强迫他把船沉掉，在返航的路上，遇上了大雾。从此，他只能任凭报务员的摆布，听报务员指明自己的方位。法吕未起任何疑心。突然灾难发生了。他明白，他不由自主地成了故意使船失事的肇事者。而他什么也不能说，因为在出海前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船主的命令！他受骗了！他的名誉扫地！是他，他一个人，成为事故的责任人！您对海洋法了解得很清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刚才为什么如此愤怒吗？这难道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到现在他还一言不发吗？”
人们提供了对法吕有利的证据，说他已有二十五年的航海经历，他是一名信誉无可挑剔的人。
这是他第二次出航，渔民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关在那间有好多小说的工作间里。
拖网渔船很快沉没了，命令也执行了。这时报务员应该在他的工作间里发出SOS求救信号。
“那些和法吕一样的渔船老板们，有时是否长时间不出海作业？”
我问道：“你向法官谈了你的意见吗？”
人们都认为这套自我辩解站不住脚。因为，如果再问法吕，罗盘是否检验过，他只说反正罗盘的精确度很高，其他再不多说一个字。
几天之后，船员获救，报务员失踪。
恐怕当时他就预料到了。在法庭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乔治·法吕对着范·梅肖朗脑门开了一枪，然后自杀了。
最后，大副戈尔克来科，一个三十来岁的布列塔尼人，对事故也一无所知。任何人都是一问三不知。
险情在一分一分地，甚至一秒一秒地加大。
人们说是船长和船主一起故意将船沉没的。
因为我想的是法吕。
“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的船从来都是蹩脚货，迟早会出事。
在我看来，警方介入此事颇为不妥。
这次渔汛期收获更惨，整整损失了二十万法郎。
对于提出的所有问题，法吕船长都作同样的回答：“我最后一次叫人测水位的时候，我们的船在一个叫巴巴邦克的地方，此后我用罗盘掌握前进的方向。我们应从费尔岛以南十度通过……我没有故意将船沉没……我真给弄糊涂了！”
开始时我已说过，我们在布洛涅停了三天。时间不长，我却累得精疲力竭。我的头被各种相互矛盾的议论弄得都快炸了。
事故发生的那天有大雾，卡特琳号迷失了方向，船头的方向是北海，因此应该要么从费尔岛和奥尔卡德岛之间通过，要么从费尔岛和赦特琅岛之间通过。
人们主要使用的是罗盘和测深器——测深器用来测量海水的深度，然后将海水深度标在航海图上。
仅就这方面的问题，专家们的调查报告，附带文件，各种表格，估价单，船员们的责任等等，就不知有多少页。
救生艇驶出不远，还可看到卡特琳号的甲板。后来，众口一词，都说没有看到报务员。报务室的门关着。
他是否接受过其船主德西雷·范·梅肖朗的什么指示？
当卡特琳号在费尔岛南端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撞在一块暗礁上时，向海里投救生圈的命令就下达了。
“法吕会发报吗？”
一大群专家汇集在了一起，在这些航海行家里手、远洋轮船长、造船专家、船主、轮船建造者和机械师们面前，G·7的影响和威力相形见拙。
这就是全部经过。我认为自己没有遗漏任何东西。第三天，G·7平静地对我说：“我们在这里已无事可做了……剩下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而船长则应站在离发报室几米的地方，监视着救援行动。
他只肯定地说：“罗盘是好的！”
随后船长一个人上了小艇，脸绷得紧紧的，命令道：“松缆绳……”人们被惊呆了，但是法吕重复他的命令。危险越来越大，命令被执行了。
最后一只救生艇上的人惊讶地发现船长和报务员并未上救生艇。
他耸耸肩，甩出一句：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船完了。保险公司拒绝付给应该属于我的保险金。我没有命令法吕……我完了！”
渔船搁浅时大副没有值班。
我回忆起G·7所提的几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是否预料到一个月之后我们才知道的结局。
该船已经很陈旧，破烂不堪，很难适应渔汛期的大规模作业。
对了，我差点忘了G·7向船主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每天通过无线电报和您的船保持联系？”
乔治·法吕，即卡特琳号船长，是否故意将拖网船沉没了呢？
而对水手们盘问的结果很令人不安。
“既指他们，也指他！”G·7很不高兴地嘟嚷道。
海洋世界总给人一种严肃、庄重和深奥莫测的感觉，而陆地上的人又往往把这种感觉给予夸大。
至于报务员，人们几乎不认识他。他二十二岁，鲁昂人。
港口上沸沸扬扬的人群正在议论这件事故！应该听听海上人们的看法。
他是否把报务员日耳曼·当布瓦杀害了？
“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对不对？”
“而报务员……”
“会有这种情况。总有船停靠船坞错过了渔汛期。”
“三个月。他以前指挥的一艘四桅船正在拆卸。”
两个月以来，布洛涅地区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卡特琳号船上几个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每行动一步，每进一家咖啡馆，都会被无数的询问者包围，而所提的问题又往往成为引起争论、甚至吵骂和打架的导火线。
大副没有看到船长离开渔船，他指挥的第一艘小艇一下水就划远了。
我向他介绍说，这种船上一般包括二十五名到四十名船员，一名船长（船长从来不可能是远洋船长，他只有近海的执照），一名大副，一名水手长，一名报务员，一名机械师和几名必不可少的专家。
我承认，几乎到事件的结束，我仍然认为G·7在这里无事可做，甚至觉得他的在场很不合时宜。这说明，尽管我们自认为很难被某人某事所左右，但一旦遇到了对手，就会……然而，我从未见到过在一次事故中能集中如此多的能手，如果依照从前的规定，这次事故只能由海洋部门作特殊处理。
“是多数的他们，还是单数的他？”
“让海上的人自己去应付吧！”
几分钟之后，拖网渔船沉没了。
“大多是城里的年轻人，很少有水手担任，而且报务员和水手之间的关系一般都不好，尤其和官员关系很糟，上下级之间位置摆得不好，经常发生磨擦。”
这个说法看似简单，实际上很严重。因为既然罗盘没有问题，航位不错，向着巴巴邦克方向开，风力又不大，那怎么会搞错航向，直接驶向了费尔岛？这岂不是见鬼了吗？
救生艇上的人不敢再跳入水中找人，怕自己再也上不来。
果不其然，拖网渔船很少使用六分仪测方位，不少渔行老板可能都不会操作这种仪器。
更有甚者，在离开巴黎的时候，G·7竟毫不掩饰地向我承认，他的全部航海知识也就是赛艇和独木舟。
设想一下，如果一名机械师故意将自己的车头往墙上撞，人们会作何感想？
事故发生后的大约两周里，一切风平浪静。有一天风声四起，传闻保险公司开始找麻烦。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卡特琳号的沉没有可能使船主获赔可观的保险金。
其他消息也开始在港口附近的各咖啡馆里流传。传闻最终变成指责，指责越来越多，不幸的是，其指责内容大多有根有据。
“哪件事？”
“我没有得到过命令！我也没有执行什么命令！我没有将我的船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