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起身，跟着他走出清真寺，取回鞋子。天色越来越暗，我们绕着清真寺走，走近歌声的源头。
“D'accord（没错）！”艾哈迈德大笑，“正是！”
“命运轮盘已转了整整一圈。”他把手搭在我的上臂，附耳悄声对我说，“我们相见，你和我和盲人歌手，如今我们再度听到他们的歌声，就在我们要开始这项重要任务之时。”
天还没亮，纳吉尔就叫醒我，黎明第一道惺忪的阳光射进渐渐退去的夜色里，我们走出门。到了机场，下了出租车，我们看到哈德拜和哈雷德站在国内线航站大厦的入口附近，但我们没跟他们打招呼。哈德已安排好复杂的行程，会把我们从孟买送到巴基斯坦境内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奎达，途中我们会换四种交通工具。他指示我们时时刻刻要表现得像独行的旅人，而这样的旅人，绝不该向别人打招呼。我们要与他一同跨越三国边界，进行一二十项不法活动；要与他一同介入战争，介入阿富汗自由穆斯林游击战士与强大的苏联之间的战争。他打算完成他的使命，但也有失败的心理准备。他已打点妥当，我们之中若有人在任何阶段遇害或被俘，绝不会让人循线摸回孟买。
我们握手，以同样的坦率和亲切相互打量。要不是那个奇特的表情——眼睛眯成一条缝，脸颊浮现出微笑的线条——他那张坚毅的脸大概会叫人觉得严厉不可亲近。只要是处于专注、戒备的情况下，艾哈迈德·札德总会露出那种好像在一群陌生人里寻找朋友的表情。那是叫人卸下心防的表情，教我立刻就有好感的表情。
天气炎热，比平常暖和的11月天还热，不合时节的一场小雨使街上冒出蒸腾的热气，眼前一片雾蒙蒙。那时候卡拉奇是个紧绷而危险的城市。尽管情势如此紧绷，也正因为这样，卡拉奇才成为做生意的好地方。来自不下五十个国家的外国人涌入卡拉奇的咖啡馆和饭店，个个怀着犯罪、冒险之心。
我们聚精会神地聆听，听到清真寺外某处传来歌声和音乐声。
“你知道吗，我开始喜欢你了。”他悄声说。
“还有用来供应淡水的水坝、发电站——所有好事。他们做这些事来帮助阿富汗时，我支持他们。但他们入侵阿富汗，用武力改变这国家时，就抛弃了他们坚信的所有原则。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列宁信徒。苏联人是帝国主义者，我代表马克思、列宁和他们作战——”
“别让他说个没完，林。”哈雷德皱了皱眉，“艾哈迈德是个共产主义者，接下来他会用列宁痛击你。”
“并不完全一样。”
清真寺里面很凉爽，一尘不染。大理石和石砖片在有凹槽的柱子、饰有镶嵌画的券拱与大片的拼花地板上闪闪发亮。但凌驾在这一切之上，叫我们目眩神迷的，是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圆顶。那壮观的圆顶有一百步宽，镶有擦得发亮的小镜子。我站在那里，因它的美而目瞪口呆。就在这时，清真寺里头的电灯打开了，头顶上的大理石圆顶像照在万千山头和波光粼粼湖面上的阳光闪闪发亮。
这名新乘客叫马赫穆德·梅尔巴夫，三十岁的伊朗人。第一次瞥见他的脸——黑浓头发、高颧骨、如血红夕阳下沙丘颜色的眼珠，我就深深忆起死去的朋友阿布杜拉，身体不由得痛得缩了一下。但过了好一会儿，那相似就消失了：马赫穆德的眼睛有些外突，嘴唇没那么厚，下巴是尖的，好像是设计来留山羊胡的。事实上，那是一张和阿布杜拉完全不同的脸。
我们缓缓驶过一条又一条拥挤的街道，有时街上挤得水泄不通，如此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后，车子停下来接另一个男子，那人与我们合挤在后座。然后，出租车司机按照哈雷德的指示掉头，循着拥挤的来时路回去。
“他们在赚钱，”他耸耸肩，“那不是他们的战争。我本来就不期待他们关心。现实就是如此。”
“我想是三十个人左右，等我们全部到齐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在奎达，或边界附近的查曼。我们明天走，你、我、哈德拜、纳吉尔、艾哈迈德，还有一个人，马赫穆德。他是我朋友，我想你不认识他，几分钟后你会见到他。”
“那一晚你在场？”
“他们帮某些阿富汗人，但不是所有阿富汗人。我们准备要接济的那些人，靠近坎大哈的那些人，是马苏德的人。巴基斯坦讨厌他们，因为他们不接受希克马蒂亚尔或其他任何亲巴基斯坦的反抗军领袖。巴基斯坦和美国已选了希克马蒂亚尔，要他当阿富汗战后的首位统治者。但马苏德的人一听到他名字就吐口水。”
“代理人。”哈雷德小声说，压低的嗓音里突然跳出纽约腔，“嘿，你们听到了吗？”
“还有阿拉。”哈雷德咧嘴而笑。
“你安排盲人歌手到这里？”我问他，直视前方，口气很尖锐，“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安排好一切那样？”
为爱而参战，看似愚蠢，以当时来说是愚蠢的。他不是圣徒，不是英雄，这我知道。他甚至不是我父亲。但我知道，只为了他几秒钟关爱的眼神，我愿跟随他上战场，跟随他做任何事。那并不愚蠢，就和只为了恨而保住性命以便回去报仇一样，都不愚蠢。因为归根结底，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很爱他，爱到甘冒生命危险；我很恨她，恨到一心想活下来，回去报仇。我知道，只要挨过哈德的战争，我会去报那个仇，我会找到周夫人，要她的命。
我要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我已查出是谁，是哪个女人，向警察出卖你，害你入狱，被打得那么惨。那真是惨！直到现在我仍为你难过！哎，干这档子事的女人是周夫人，“皇宫”的老板。目前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即使不清楚她为什么要把你害得这么惨，根据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我还是要告诉你，这是真的。
“我们分头走。”哈雷德划了根火柴，用手护住，让我点烟，同时小声说道，“沿着那条路，往南一直走，几分钟后我会赶上。别说再见。”
他在解读我的心思，不知为什么，我断定他是刻意的，我认为他肯定完全了解他的话有多么蛊惑人心。我突然很生他的气，突然痛恨他，甚至痛恨他的手碰着我的手臂。
“那也是。如果我告诉你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相信吗？老实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接这任务。哈德要我当他的美国人，我照办，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Jihad（圣战）。”艾哈迈德说，他脸上的笑容严肃，几乎叫人害怕，“圣战，这是我们的神圣义务，抵抗俄国入侵者，解放穆斯林土地。”
“阿富汗很有价值，”哈雷德开口道，“没有庞大的石油矿藏、黄金或其他引人觊觎的东西，但仍然很有价值。苏联人要它，因为它与苏联接壤。他们曾试图透过外交手段，透过整套援助方案、纾困计划和所有类似行动，掌控阿富汗，然后扶植自己人在那里掌权，架空政府。因为冷战和刻意营造危急局势的边缘政策让美国人非常不满，他们转而支持那些对苏联傀儡不认同的人，就是伊斯兰宗教学者之类的，来推翻亲苏势力。那些留着长胡子的人无法忍受苏联人改变他们的国家——让女人出外工作、上大学、不穿罩住全身的长袍在外头四处晃荡。美国人主动表示愿意给他们枪支、炸弹、钱，让他们拿去攻击苏联人，他们欣然接受。一阵子之后，苏联人决定撕开伪装，派兵入侵。于是战争爆发。”
“而……你觉得……简直就是同流合污……简直就和他们一样？”哈雷德轻声问道，低头望进他的杯子。
“别这样，”他坚持，“说来听听。”
“四点半，”我重复道，“你要我在四点半到博赫里市集的法鲁达馆，跟某人见面？是不是这样？你要我跟谁见面？”
周夫人。为什么？就在我如此自问时，我知道了答案。我猛然想起一张带着莫名恨意盯着我的脸。那是周夫人的阉仆拉姜的脸。我想起淹大水的那一天，我们搭着维诺德的船将卡拉救出泰姬玛哈饭店时，我见到他盯着我瞧。我想起他看着我和卡拉，看着我坐襄图的出租车离去时，他眼中恶毒的恨意。就在那晚、夜更深的时候，警察逮捕了我，我的监狱折磨生涯开始了。周夫人惩罚了我，因为我挑战她，因为我大胆质疑她，因为我伪装成美国领事馆官员，因为我把她的莉萨·卡特带走，还有，或许因为我爱卡拉。
哈雷德立刻离去，他保证会尽快回来。艾哈迈德、马赫穆德和我走进可看到圆顶的凹室里，在擦得发亮的瓷砖地板上坐下。日落祈祷已结束了一段时间，坐出租车时，我已听到宣礼员召唤信徒礼拜的声音，但清真寺各处仍有许多男子在专注地做个人祷告。艾哈迈德确认我觉得自在之后，表示要利用这机会祷告一下。他欠身告辞，走到净身泉边，遵照仪式洗过脸、手、脚，回到圆顶下面的一小块空地，开始祈祷。
他祈祷完毕，开始往回走，就在这时候，哈雷德回来了，一脸苦恼。我们紧挨着坐在一块，彼此的头几乎要相碰。
“是完全一样，差不多一样。哈德付钱给我，所以我和他们一样在发战争财，而且我把新东西偷偷带进一场狗屁战争里，这一点和他们没啥两样。”
“我把其他东西全留在那里了，”我继续说，“不多。衣服、盥洗用品、几本书，就这样。但票，我买的机票和火车票，都留在随身包里。那是唯一有名字的东西，我很确定。”
“会有多少人一起越过边界？”
“放轻松，纳吉尔。瞧你一副紧张兮兮的模样，这让我很不安，兄弟。”
“政治警察，”哈雷德答道，“ISI，三军情报局。”
“去一座清真寺。”哈雷德答，带着那哀伤的浅笑，“我们要先去接个朋友，然后去见哈德和其他一些跟我们一起越过边界的人。”
“警察？”
在某种意义上，我和他们是同类，和他们一样前来劫掠，和他们一样要从阿富汗的战争中牟利。但与他们为伍教我不舒服。三个小时里，我从某餐厅来到某饭店，再换到某茶馆，坐在想大发横财的成群外国人附近或当中。他们的谈话围着自己的利害打转，令人心寒。其中大部分人开心地推断，阿富汗战争还有好些年才会结束。
“没事。”我叹口气，回以微笑。
“什么社会主义者？”他反驳道，眯起眼睛，更为火大，“什么共产主义者？请别误解我，苏联人在阿富汗也做了一些好事——”
我望着他那坦率、没有心机的带疤脸庞，顿时想起哈雷德了解我更胜于我了解他。我在想，如果我们两人角色互换，换成他如此心事重重地进入法鲁达馆，我会注意、明白他碰上了多大的麻烦吗？大概不会。哈雷德常常一脸阴郁，我大概不会特别注意到他的心烦。
“这位是艾哈迈德·札德，”出租车驶离时，哈雷德介绍道，“艾哈迈德，这位是林。”
期盼早日收到你的回音。
“你比较喜欢别人说你坏话？”
“我……我听过这歌声。”我们边走，我边向哈雷德说。
我转身朝反方向走去。几分钟后，在市集边缘，一辆出租车急驶到我的身边停下。车后门打开，我跳进去，坐在哈雷德旁边。副驾驶座坐着一名男子，三十出头，深褐色短发从高而宽的额头往后梳。深凹的眼睛是暗褐色，暗到近似黑色，直到直射的阳光穿过他的虹膜，才让人看出眼眶里转动的土褐色。他的眼睛直视前方，透着睿智，两道黑眉几乎要在中央相接。鼻子挺直，往下是短短的上唇、坚定刚毅的嘴、浑圆的下巴。那人显然那天刮了胡子，而且大概是不久前刮的，下巴上有着整齐分明的蓝黑色胡楂儿轮廓，让脸的下半部看起来很暗。那是张方正、对称、坚定的脸，在坚毅上，乃至比例上，都令人激赏，甚至每个突出的部位都令人激赏。
“对，还有阿拉。”艾哈迈德也认同，露出白齿对我们微笑，用手掌拍打椅背。
“对我来说太甜了。”我回应他，但还是喝了这饮料。
我收下折起的信封，迅速塞入衬衫口袋，打算独处时再看。
“你，还有我们所有人，我们已经被盯上了。他们也突袭了哈德的房子，你们两个很走运。他不在屋子里，没让他们逮到。你离开饭店时带了什么在身上？把什么留在了那里？”
哈雷德和我看见数百名男子盘腿坐在清真寺旁开阔前庭的瓷砖地板上。盲人歌手唱完一首歌，众人鼓掌，大叫“阿拉！阿拉！荣耀归阿拉！”哈雷德带我们穿过人群，来到一个稍显隐蔽的凹室，哈德和纳吉尔几个人都坐在那里。
我苦恼、沮丧，很想大叫发泄，便走进博赫里市集的法鲁达馆，点了一杯颜色鲜艳的甜饮，名字就叫法鲁达甜饮。这饮料甜得叫人发腻，由白面条、牛奶、玫瑰花香料和其他几种糖浆调制而成。孟买董里区哈德拜家附近的费尔尼馆同样以美味的法鲁达饮品而闻名，但比起卡拉奇法鲁达馆供应的这款著名甜饮就逊色多了。有人把高高一杯透着粉红、红、白颜色的甜奶端到我右手旁，我以为那是侍者，抬起头想致谢，结果发现是哈雷德·安萨里，他捧着两杯饮料。
“嘿，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哈雷德插话，手在几个口袋里翻找，最后找出一个折起的信封。
“从现在起，你跟我们一起，”他悄声说，盯着我的眼睛，“你不能回饭店。警方已经掌握了你的形貌，他们会继续找。这是我的错，我得向你道歉。我们身边有人出卖了我们。我们没被抓，是我们运气好，他运气不好。他会受到惩罚。他的失手使他露出马脚。我们已经知道他是谁，知道该怎么处置他，但得等我们完成任务回来后再处理。明天我们去奎达，我们得留在那里一段时间。等时机成熟，我们就跨过边境进入阿富汗。而从那一天起，只要待在阿富汗，你就会是被悬赏缉拿的对象。苏联人以高额赏金鼓励人捉拿协助穆斯林游击战士的外国人。我们在巴基斯坦这里没什么朋友，我想我们得替你弄来一些本地衣服。我们会把你打扮成我村子里的年轻男子，像我这样的普什图人。就用顶帽子盖住你的白发，用条帕图，也就是披巾，披在你宽厚的肩膀和胸膛上。我们会要你假扮成，或许，我的蓝眼儿子。你觉得怎么样？”
我望着他，对他与真主沟通时的安然自在感到些许嫉妒。我没想要加入他，但他默念的真诚不知为何让我孤单无依的心更觉落寞。
尽管他不完全理解这些话，他还是看出了我微笑背后的傲慢。他紧咬牙关，露出莫名的决心，皱起眉头，狠狠地看着我。这时我们已是朋友，纳吉尔和我。他已向我敞开心胸。但对他而言，友谊表现在为朋友所做、所忍受的事情上，而不是在朋友共享、喜爱的东西上。面对他的认真严肃，我几乎都是回以戏谑和不在意，因而使他感到不解，甚至难过。讽刺的是，我们其实是差不多阴郁、严肃的人，但他的阴郁严肃太过鲜明，鲜明到让我把自己从严肃中唤醒，激起我恶作剧的念头，并做出挖苦他的幼稚举动。
艾哈迈德对我咧嘴而笑。
而因为那些军方将领的关系，巴基斯坦站在美国这一边，美国也帮他们。美国人如今在巴基斯坦各地的伊斯兰神学院，即马德拉沙训练人，训练战士，那些战士叫塔里布。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后，他们会进入阿富汗。我们会打赢这场战争，林。但下一场战争，我不知道……”
这个军阀有中情局注入大笔资金，又不惜高价买进物资，对卡拉奇的外籍机会主义者而言，代表了一个新商机。得知这个新商机后，他们个个摩拳擦掌，想进场大赚投机钱。那个下午，关于那个大胆的德国人和他那一卡车高山制服的故事，我就听到了大同小异的三个版本。那些外国人替一批批罐头食品、一包包拉绒羊毛、一货柜又一货柜的引擎零件、整仓库满满的二手酒精炉、一批批从刺刀到榴弹发射器的各式武器寻找买家，敲定买卖后，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转述这故事，就像着了魔，近乎对淘金的狂热。每个地方，每个聊天场合，我都听到那恶毒而令人愤慨的话，如口头禅般挂在每张嘴上的话：只要这战争再打上一年，我们肯定会发大财……
我们喝完饮料，走进傍晚的阳光，在门外停下来点烟。
“在这点上没错，”哈雷德打断他的话，“他们建造了一些桥梁、所有干道、一些学校和大学。”
“巴基斯坦人希望在阿富汗人打赢这场战争之后，由他们来赢得和平。”艾哈迈德替他接话道，“不管是谁替他们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希望战后由他们掌控和平局势。如果他们办得到，他们会把我们所有的武器、药物、其他补给品全拿走，交给他们自己的……”
“他们开始了。”哈雷德说，利落地站起身，“该走了。”
“对，我们都在。艾哈迈德、马赫穆德，你还没见过的悉迪奇，还有一些要跟我们一起跑这趟的人，那一晚全都在场。那是为这个前往阿富汗的任务所举行的第一场大型聚会。那是那时候我们聚在一块的原因，那是那场聚会的目的。你不知道？”
他们谈到“经济作物”——违禁品和黑市商品的暗语。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整条边界上，这类货物需求很大。香烟，特别是混合烟丝的美国烟，在开伯尔山口的卖价比已然高涨的卡拉奇烟高了十五倍。各种药物的贩卖利润也逐月递增，雪衣奇货可居。有个胆子很大的德国盗匪从慕尼黑开了一辆奔驰卡车来到白沙瓦，车上载满了德国陆军多出来的高山制服，还搭配着整套保暖内衣裤。他卖掉了那批货，包括那辆卡车，获利四倍。买家是个受西方诸强权和机构（包括美国中情局）支持的阿富汗军阀。那批厚重的冬衣从德国经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朗，千里迢迢运到巴基斯坦，最后却没发给在冰天雪地的阿富汗山区作战的穆斯林游击战士，反倒存放在那位军阀位于白沙瓦的仓库里，打算等战争结束后再使用。这个叛教徒和他的小股部队待在安全要塞里保存实力，盘算着别的部队击退苏联军队之后再出动部队夺权，坐收战争的果实。
我在心里紧握着那个念头，就像紧握着刀鞘般。盲人歌手唱出他们从对真主的热爱中感受到的欢喜与痛苦。我身边的人，我四周的人，情绪跟着亢奋。哈德拜转头迎上我的目光，缓缓点了点头。我对着他金黄色的眼睛微笑，那对眼里填满了摇曳的小小灯光、秘密、来自歌唱的圣喜。主助我，我满足，无畏，近乎快乐。
“好吃！”哈雷德说着用长匙从杯里舀起面条，放进嘴巴。
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杂乱且仓促兴建的郊区。为了安置大量往卡拉奇迁移的乡村居民，郊外住宅区在这个急速扩张的城市里陆续冒出。往大马路两边的街巷望去，可以看到同样简陋的房子，彼此大同小异的房子一直绵延到视力所及的尽头。
他不吭声，最后我转头面对他。我与他目光相遇时，感觉到不由自主流出的眼泪刺痛了我，我咬紧牙关，不让眼泪流出。这么做很有用，我灼痛的眼睛保持着干燥，但我的心一团混乱。这个有着肉桂褐肤色和整齐白胡子的男子，利用、操控我和他认识的每个人，把我们都当成他上了锁链的奴隶。但他金黄色的眼睛里有着爱，有着我内心最深处始终渴望的那份完整的爱。他浅浅微笑而深深忧心的眼里的那份爱，是父爱，是我这辈子唯一感受到的父爱。
“哎，只是小小地反省自己而已。我出外查看了一番，到你告诉我的部分茶馆、餐厅，到黑市贩子和佣兵常出没的某些地方，了解了一下。结果很让我沮丧。这里有许多人希望这场战争永远打下去，根本不在乎谁会丢掉性命或谁在杀人。”
他边问边笑，口气率直真诚，一如既往，但那几个字仍刺痛我的心。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然后我想起口袋里的那封信，两个小时前哈雷德在出租车里交给我的狄迪耶来信。我深陷在人生无常、历史会自行重演的迷信心情中，突然急着想知道信中的内容。我从口袋里迅速抽出信，就着顶上高处灯泡射下的琥珀色灯光，凑在眼前细读。
在与图巴清真寺相隔一条街的地方，我们下了车，排成一列，彼此相隔二十米，陆续抵达清真寺，脱下鞋子。一名上了年纪的哈吉负责看鞋子，嘴里轻声念着赞颂真主的词句。哈雷德把一张折起的纸钞塞进那人长茧又患有关节炎的手里。我走进清真寺，抬头一望，倒抽了一口气，又惊又喜。
“苏联间谍？”我问，“在卡拉奇……”
我把信撕碎，放回口袋。我很平静，恐惧已消失。在卡拉奇那漫长的一天结束时，我知道自己为何投入哈德的战争，知道自己为何愿意回来。我去，是因为我渴望得到哈德拜的爱，得到从他眼中所流出的爱，那能填满我生命中缺乏父爱的遗憾。当其他许多爱陆续消失，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普拉巴克、阿布杜拉，乃至卡拉，哈德眼里的那份爱，对我而言，就是生命的全部。
他露出淡淡的苦笑，然后打开门，迅速瞥一眼走廊，随即闪到门外，就像他进来时那般迅速、无声。我看手表，一点钟。我还有三个小时可消磨。先前为了走私护照，埃杜尔·迦尼给了我一条他独创的藏钱带。那带子以坚韧、防水的乙烯基塑料制成，比一般藏钱带宽了几倍，贴着肚子缠在腰上，最多可放十本护照和大笔现金。到卡拉奇的第一天，那带子里装了四本我的护照。第一本是英国护照，用来购买机票、火车票，还有应付住房登记；第二本是全新的美国护照，哈德拜要我用它进入阿富汗执行任务；另外两本是瑞士、加拿大护照，以防万一用得上。里头还有一万美元的应急现金，也是我接下这趟危险任务的部分酬金。我把这条厚厚的藏钱带系在腰上，用衬衫盖住，将弹簧小折刀插进裤子后面的刀鞘，出门去熟悉这城市。
我与哈德拜眼神相遇时，哈德拜举起手，示意我过去。我走到他旁边时，他抓住我的手，拉我坐在他旁边。一些人转头看我们。我忐忑不安，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在心中翻腾。一则害怕，害怕自己和哈德汗的密切交情如此公然呈现；二则骄傲，骄傲于他在众人之中单独把我拉到他身旁坐下。
“我们有麻烦了，”他悄声说，“警察去过你的饭店。”
“看起来你似乎需要比这还烈的东西，老哥。”他说，面带微笑，浅浅而哀伤的微笑，然后在我旁边坐下，“怎么回事？出了什么问题吗？”
“警察破门而入的一分钟前，纳吉尔拿着你的随身包离开那里了。”哈雷德说，并朝我点头，要我放心，“但他只来得及拿走那包东西。经理是我们的人，他暗中向纳吉尔报信。最严重的问题是，谁把我们的行踪告诉了警察？必定是哈德身边的人，非常靠近核心的自己人。这很糟。”
“他们想要什么？”我问。
“我知道，我知道，不是钱的问题。”我皱起眉头，寻找合适的语句，而非寻找教我说出那些语句的情绪，“只是，如果你想界定什么是病态、真正病态的人，你做出的事可能比那些希望战争打得更久的人还糟糕。”
“我们是小型联合国，non（对不对）？”艾哈迈德问，语气里已表示了肯定的答案，“阿布德尔·哈德汗来自阿富汗，哈雷德来自巴勒斯坦，马赫穆德来自伊朗，你来自新西兰，噢，对不起，你现在是我们的美国人，而我来自阿尔及利亚。”
他转身走开，走到马路边缘，走进人行道与汽车之间行色匆匆的人潮里。
“我差点儿忘了，我们离开之前的那晚，我遇见了狄迪耶。他在找你。我不能告诉他你在哪里，所以他要我转交这封信给你。”
但就在阿布杜拉·塔赫里的影像清楚浮现在脑海，因想念他而心痛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为何跟着哈雷德等人千里迢迢投入别人的战争。我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接下哈德的任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心中仍未消去的愧疚，愧疚于让阿布杜拉在乱枪之中孤单死去。我要把自己放进最接近的情境，让自己陷入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一想到这里，一将那未说出口的话——一心求死——涂在自己灰扑扑的心墙上，我立即将之摒除，全身上下一阵颤抖。打从同意替阿布德尔·哈德汗执行这项任务的几个月来，我首次感到害怕。当下，我知道自己的性命无异于我紧握在拳头里的沙子。
“俄罗斯人……每个地方。”他说得很轻，但鼻息粗重，显得很激动，“俄罗斯人……什么都知道……知道每个人……花钱查探所有动静。”
“我听说过许多你的事。”他说，放开我的手，把手臂靠在出租车的前座上。他的英语说得不流利但很清晰，腔调是混合了法语、阿拉伯语的动听北非腔。
“或许是，我不知道。你知道的，如果我在别的地方听到别人这样说，我连想都不愿意想。我如果不在场，如果不是自己正在做同样的事，我不会心烦。”
我觉得怎么样？盲人歌手在大声清嗓子，乐队以簧风琴如泣如诉的琴声和塔布拉鼓令人热血偾张的鼓声，奏出新歌的前奏。我望着鼓手修长的手指拍击、轻抚震颤的鼓面，觉得自己的脑子跟着那催眠似的拍击声和流泻出来的乐音渐渐空掉。在澳大利亚，我的国家政府悬赏捉拿我，凡通报我的行踪使我被捕的人都可领到奖赏；在这里，跨过大半个地球，我又成为被悬赏捉拿的对象。盲人歌手的大悲与狂喜再度打动听众的心坎，群众的眼睛再度燃起出神的热情，我则再度感叹命运的捉弄，觉得自己，自己的一生，都跟着命运之轮在打转。
“谢了。”我低声道，“怎么样？我们要去哪里？”
“有些东西本来就应该太甜。”他答道，边吸吸管边向我眨了下眼，“法鲁达如果不是太甜，我们就不会喝了。”
“在巴基斯坦的每个地方。”他点头，侧头往地板上啐了一口唾沫。我不清楚这动作是表示不屑，还是祈求好运。“太危险了！不要跟任何人讲话！你去……法鲁达馆……博赫里市集……今天……saade char baje。”
“这是场可笑的战争，”马赫穆德以粗哑的嗓音悄声补充道，“阿富汗人互相打来打去，打了这么久，打了几千年。只有一件事比自相残杀更好，就是抵抗……你们怎么说来着……入侵。他们肯定会打败苏联人，但他们也会继续打下去。”
狄迪耶
你的好朋友
我转头朝向窗子，那两个男子像是把这当作信号，开始用阿拉伯语讲话。我聆听那流畅迅疾的音节，让思绪随着那发出咝咝声的美妙音乐流动。窗外，街头变得乱起来，建筑也变得更加破旧脏乱。用泥砖、砂岩建成的房子有许多是平房，明显住了一家人，但房子似乎还没盖完——才勉强盖成空壳子，就有人住进去，充当栖身之所。
“我不懂，”我悄声说，“警察为什么会对我们有兴趣？巴基斯坦在这场战争中支持阿富汗，照理他们应该希望我们走私东西给穆斯林游击战士，应该会帮我们这么做。”
“而你或许已开始问自己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你知道盲人歌手？”他问，“啊，你当然知道。在孟买，他们唱给我们听时，你和阿布德尔·哈德在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这个问题哈雷德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他答，推了推这位打过几场战争的巴勒斯坦老兵出来代答。
“我带了护照、钱和小刀。”我答道。
亲爱的林：
我们沉默片刻，在生意兴隆的法鲁达馆里各自啜饮冷饮，聆听周遭的喧哗声和叽叽喳喳的谈话声。有台手提大收音机正在播放乌尔都语的浪漫情歌。我听到附近顾客的交谈，用到三或四种语言。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甚至也无法听出他们在用哪种语言交谈：俾路支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法尔西语……
“你不觉得有点……违背个人原则？”我问，冒着触怒他的风险，“去对抗社会主义军队？”
“我想不全是好事。”我大笑道。
原来在那么久以前哈德就在计划这趟行程，我心想，在我遇见他的第一个晚上。我清清楚楚地想起那个烟气缭绕的大房间，盲人歌手为他们私人献唱的那个房间；我想起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吸的大麻胶；我想起那一晚我认出的少数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全参与了这项任务？我想起那个毕恭毕敬向哈德拜致意的年轻阿富汗人，身子弯低，露出他放在披巾折层里的手枪。
“我不知道。我朋友狄迪耶说，在背后赞美人很不可取，因为你无法替自己辩解的事，就是别人对你的赞美。”
那是趟漫漫长路，在缄默之中展开。纳吉尔一如既往恪守哈德拜的指示，从孟买到卡拉奇的第一段行程中一言不发。但当我们各自住进昌德尼饭店的房间后，过了一个小时，我听到轻轻的敲门声。门开不到一半，他就闪身进来，身子往后一顶，关上门。他十分激动，眼睛睁得老大，神色焦虑，近乎狂躁。他表现出来的害怕使我不安，又有些厌恶，我伸手搭在他一边的肩膀上。
“他们为什么要入侵？”我问他。
“不只，”哈雷德补充道，“我们有个人来自摩洛哥，有个人来自波斯湾，有个人来自突尼斯，两个人来自巴基斯坦，一个人来自伊拉克。其他全是阿富汗人，但是来自阿富汗的不同地区，各属不同的少数民族。”
